1908年11月14日、15日，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先后殒命。在皇权专制制度下，最高统治者的轮换交替，直接决定着臣属的宦海仕途，何况此时的大清帝国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所谓的一朝天子一朝臣模式，在这种历史大变动中，更加具有深不可测的变数。时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的袁世凯便亲身体验了这一无法跳出的历史周期律。
　　皇帝和太后的丧葬仪式还未履行完毕，急于掌握军权的亲贵们便开始商议除掉权倾一时的袁世凯。袁世凯嫡孙袁家宾提供的材料说：“隆裕太后将光绪生前写好、压在砚台下面的朱笔亲书‘必杀袁世凯’五字御批亲交载沣。”不过，当摄政王载沣密召张之洞商议此事时，得到的回答却是：“国家遭逢大故，不宜诛戮旧臣。”载沣又以军机处名义密电北洋六镇征求意见，六镇回奏：“请将臣等先行革职，以免士卒有变，辜负天恩。”一向摇摆不定、缺少政治洞见的载沣一时没了主意。
　　此时，袁世凯事先已經得到首席军机大臣奕劻的密告，遂求救于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朱尔典全力协助袁世凯以一身英国商人的打扮连夜逃亡天津，入住利顺德大饭店三楼躲藏。《天津史研究》1986年第1期有篇文章对此描述说：“袁世凯在慈禧太后死后，感到形势对己不利，乔装打扮，潜来天津，住在英租界利顺德饭店避风，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指令英工部局派专人加以保护，并立即向清廷为之疏通，最后得以平安无事。”袁世凯选择利顺德大饭店作为避险地，并非一时的仓皇选择，而是有着颇深的渊源。
　　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练兵时，便与利顺德大饭店股东之一德国人汉纳根建立了友谊，并进一步与利顺德其他股东相识。之后，袁世凯仕途发达，先后升任直隶按察使、工部右侍郎、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等，成为中外人士眼中的“李鸿章第二”，与利顺德的关系也更加密切。在其出任直隶总督期间，每逢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生日，总督衙门均按例举行一定规模的庆贺招待宴会，中外宾客共享利顺德精美的西式餐饮。1904年1月，身为直隶总督的袁世凯和各国驻津官员还共同受邀参加了在利顺德举行的庆祝德皇生日的宴会。
　　正因为有这样深厚的关系，利顺德的股东安德逊毅然为袁世凯提供政治避难。在此后一个多月时间里，利顺德的股东们与徐世昌、杨士奇、杨度等人一起为袁世凯奔走，与清廷沟通、斡旋。最终在朱尔典保证其生命安全的前提下，袁世凯回到北京，接受“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职任”，“开缺回籍养疴”的命运。
　　袁世凯虽然保住性命，但只能退隐。当然，自以为权柄在手的载沣，预测不到三年后会发生什么，更无法设想昔日被自己流放的臣属会韬光养晦，在武昌首义这一历史契机到来之际，开始放弃忠君思想的儒家士子老路，并主动驾驭起清廷与南方革命军的南北和谈。
　　作为近代中国舞台上的一个主角，很多场大戏袁世凯都曾参与其间，并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走向。避险于利顺德大饭店这一走麦城的经历，史家们似乎并不怎么关心，但是，正是这一次落难与脱险，成为袁世凯改写历史的拐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