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要相信父母的爱、师长的正直，父母不见得会不分青红皂白责备你，老师还是有可能主持公道的。
　　初二那年，我遭到了校园霸凌。
　　当时，我随父母的工作调动而转学。在新学校，像在动物园里长大的雏兽，从不知什么是生死搏斗，却突然间被丢到了大森林，一派天真，没有半点弱肉强食的本能，我立刻成为了霸凌的受害者。
　　没来得及融入女生的圈子，男生们已给我起了很难听的绰号，在每一个我出现的地方：教室内外、走廊上下，都会蓦然喊叫起来。我又羞又恼还要假装若无其事，他们看到了我的窘况，像抓娃娃机一抓必中，得意非凡，叫得更欢了。
　　然后，不断地丢东西、丢钱，书包被扔到树梢上，课本文具盒散了一地。是午饭时间，我边哭边蹲在树下捡，人流从我身边浩浩荡荡过去，没有一个人停下来问我一句，只是踩了我好多次。钢笔被摔得四分五裂，圆规也不能用了，要怎么样跟家人说谎，让他们给我买新的，我绝望得想去死。
　　新学校的进度比我原来学校的进度快很多，英语课我一个字都听不懂。我第一次尝到后进生的滋味，也第一次知道在人群中被孤立是多么可怕的事儿。那一两年，每天早上快到校门口时，我就腹痛如绞，必须马上冲到厕所。
　　内忧外困到这种程度，为什么，我跟家人一个字也没提起？宁愿一晚一晚，在黑暗里饮泣。我为什么不曾反抗？恰恰相反，我上课时缩在座位上一声不吭，下课铃一响我第一个冲出教室，在操场上疯跑，午休时分为了不在教室里待着，我开发了校园里所有人迹罕至的角落：苗圃、化学实验室、天文实验室……每次遇到欺负我的坏男生，我都垂下眼眉，心跳加快，他们就会恣意嘲笑我。那时我还不知道一句话：看到怂人就压不住火。是的，人一怂，就等于是在告诸天下，你们可以欺负我，而我逆来顺受，毫无还手之力。
　　后来读到一位女主持人的文章，说到中学时被小流氓欺负的事：“……我起来边哭边走，都没有去拍牛仔服上的土。我没有跟任何人说这件事，最难受的不是头上和胳膊上的擦伤，也不是愤怒和委屈，是自憎的感觉——厄运中的人多有一种对自己的怨憎，认为是自我的某种残破才招致了某种命运。”
　　和她一样，霸凌极大地打击了我的自信心：一定是因为我成绩不够好，因为我是转学生，因为我又胖又矮又丑还戴了眼镜。听得滥俗的一句话“可怜之人必有可嫌之处”，像密麻麻的毒箭，铺天盖地射得我无处遁逃：是的，我是一个可嫌的人。一下子，在我自己心目中，我满身都是缺点，没有优点了。
　　升入高中后，同学里有很多从外校考过来的，当年欺负过我的男生，有些去了别的学校。地界还是这个地界，但已经换过新血，我渐渐能在校园里大声说话、扬头走路了。
　　会跟人提起一件事，是我大学毕业后。曾经霸凌过我的一个男生，发生了意外。他妈妈神通广大，居然联系到了他的中学同学们，希望能看望一下他，唤起他的记忆——不去，绝对不去。
　　家人诧异于我的强硬姿态。而当我讲完，我看见我妈妈——她哭了。她哭着反反复复对我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我要是知道，我一定去找学校，去找他们的家长。换学校也行，我陪你上学也行。”
　　我吃惊极了，我以为她会像我小时候跟同学发生矛盾时候一样，说：为什么他们不欺负别人只欺负你，你要反省自己。这是第一次有人，有我至爱的人，以最坚定的方式在说：这一切不是你的错。
　　我到最后也没有去看望那位同学。而我的家人，也从来没有劝过我，叫我放下，叫我原谅。某种意义上，原谅就等于否定了我年少的痛，而放下，需要时间与阅历。都不可强求，也不是一种道德义务。
　　霸凌恐怕是不会消失的。小孩就是小动物，长大的过程就是慢慢长成人。青春期是半獸半人的混合，有些是追逐撕咬者，就一定有些是猎物。我曾历经的事，有许多人也曾历经过，也许，你们也会历经。校园成为立体地狱，在最美、最娇嫩的年纪，你们的心与自尊，被人搓来揉去。
　　如果让我给出建议——就像给当年的我——我会说：
　　首先是，活下去。不要一时冲动就上楼顶。别妄想用血警醒什么人，说不定大家领悟力都很差，恐怕不会想到这些事跟自己有关。
　　其次，不要因为被霸凌就小看了自己。也许你青春期肥胖，也许你长了一脸的痘，也许你成绩不好被嫌弃，也许你只是和当年的我一样，看多了《红楼梦》，说起话来酸文假醋，但这一切，都不是你被霸凌的理由。
　　然后，要相信父母的爱、师长的正直，父母不见得会不分青红皂白责备你，老师还是有可能主持公道的。就像前一段时间的中关村二小事件，被霸凌的少年，他的母亲冲出来和他一起对抗全世界。即使对抗不成，那种“有人挺我”的温暖会支持你的一生。
　　有时候，你也可以给父母一个机会，让他们能够证明一下，他们有多爱你。
　　卢梭说过：人不必吃了苦才能当诗人，青春期的苦已经足够了。而捱过这苦，像大白菜捱过初霜，才有可能抽出又甜又嫩皎白的心。
　　方宏英摘自《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