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1975年，我出生在福州的一个小镇上。彼时母亲已41岁，生完我后，她的身体越发弱下去，常年药不离口。记得幼时我向她撒娇索抱，总被父亲一把拽开。
　　母亲性格温柔谦和，是典型的江南女子，也是虔诚的基督徒，严格遵照基督教教义行事为人。我是老幺，上面还有三个姐姐和两个哥哥。孩子多了，拌嘴打闹的事常有，可母亲从未责骂过我们，更别说动手打。父亲则性急，不善言辞，没说几句话就脸红脖子粗，再解释就说全是在部队养成的习惯。
　　不过，性急的父亲对母亲却极有耐心。打我记事起，父亲已是镇上一家中学食堂的主厨了，平日还会帮十里八乡的大户人家操办红白喜事。即便常年忙忙碌碌，他却几乎包揽了所有的家务活：做饭、洗衣、搞卫生，甚至包括一大早起床倒马桶——这在当时大男子主义盛行的福州，简直算是异类。镇上女人们常夸母亲好命，嫁了个好丈夫。母亲就红着脸，低声应承。
　　在我识字后，父亲便拿出珍藏的菜谱让我念着玩。偶尔他在家时，我便搬一把小竹椅坐在他身边，问：“这个字怎么念？”“什么是海米？勾芡是什么意思？”……冬去春来，一本菜谱几百道菜，我挨着念了几个来回。偶尔念到一道菜，父亲让我停下来再念一遍。起初，我以为是哪儿出错了，后来才发现是父亲想听得仔细点，以便买材料来照着做。
　　“爸，这个菜你没做过吗？”
　　“怎么没做过，当年在部队炊事班，我把南北菜系做了个遍。”
　　“那为什么在家里还做这些菜？多费钱啊。”
　　父亲把刀往菜板上一砍，刀稳稳地立在案板上，他说：“阿红啊，你得记着，人生就像做菜，菜谱是死的，人是活的。该讲传统的就得讲传统，但不能死讲传统，要懂得因地制宜……”
　　在那个缺衣少食的年代，我家伙食一直是好得出了名，顿顿三菜一汤，就算只有番薯、南瓜，也能被父亲侍弄出别样的滋味。
　　第二年冬至前后，父亲又摸出本《闽菜大全》让我念。当我念到“八宝红鲟饭”时，见图片上的大红鲟挥舞着两只大螯，配上油光发亮的八宝糯米饭，实在诱人，我咽着口水问：“这不就是螃蟹吗，为什么又叫红鲟？”
　　父亲给我解释了红鲟与螃蟹的区别，随后又补了一句：“反正煮到最后都是红红的，吃起来每一口都鲜得不行。”我急不可耐了：“爸，我想吃红鲟饭，明天你给我做一顿嘛。”
　　在一旁做针线活的母亲听了笑着说：“傻丫头，红鲟可是稀罕物，我也只在小时候大年三十晚上才能吃到。每次我爸边开鲟盖边说吉利话，然后把大螯夹给我吃。那味道香到骨子里，到现在我还记得呢！”
　　原本在躺椅上悠悠然的父亲一下子坐起来，双眼发亮地看着母亲。我没想那么多，不管不顾地嚷起来：“那我今年大年三十晚上也要吃红鲟饭。”
　　“一只红鲟得花你爸半个多月工资呢！咱家前几年盖房欠的债还没有还完，可吃不起。等还完债了让你爸弄一盘。”母亲这么一说，我赶紧闭了嘴。父亲摸了摸我的头，没有吭声。

2

　　日子一晃到了年底。那一年，父亲一直忙到腊月二十九。大年三十一大早，父亲便喊我起床。父亲骑着二八自行车，我斜坐在前梁上，一路“叮铃铃”地往街上去。从镇尾到镇头，都是賣春联、鞭炮、年糕、水果、花生、瓜子、蜜饯等年货的摊子，浓浓的年味漾满了整条街。回去时，父亲推着自行车在前，我拎着大袋小袋跟在后，看着父亲宽厚的肩膀，耳边响着“叮铃铃”的自行车铃声，心里的欢喜都快要溢出来了。
　　到了傍晚，父亲开始喊姐姐们帮着端菜，我争着要摆筷子放碗，母亲坐在一旁紧着吩咐：“一定要小心，大年三十不能打碎碗。”转眼间，八仙桌上已摆了九道菜，最后父亲端上一个盖得严严实实的大圆盘放在中间，一丝若有若无的异香迎面袭来。我使劲地吸了吸鼻子，伸手要去掀盖，被父亲瞪了一眼。
　　母亲带领我们做完饭前谢恩祷告（基督徒饭前仪式）后，父亲掀起锅盖，一只大大的红鲟趴在盘子中间，我大喊一声：“八宝红鲟饭！”
　　母亲横了父亲一眼，父亲却嬉皮笑脸：“来，全家妈妈最大，有请妈妈来开盖。”
　　原来，饭当中的那只红鲟盖，应由长者打开，打开之后，年夜饭正式开始。母亲用筷子夹起红鲟盖的瞬间，隔着满桌的香气，透过隐隐的蒸汽，我似乎看到母亲眼角的泪痕。待我再仔细瞧过去，却见母亲如孩童般欢呼起来：“阿端，是这个味儿，是我小时候吃的味儿！”
　　父亲给我们一人盛了一碗：“今晚红鲟饭个个都得吃。吃了来年我们家能蒸蒸日上，十全十美，日子越来越红火，越来越好，发大财！”
　　“好咧！”那年的年夜饭，深深地烙在我记忆深处：明亮的灯火，扑面的热气，满屋的饭菜香，间或夹杂着水仙的冷香。屋外的鞭炮响彻天，却怎么也盖不过满屋的欢声笑语。
　　吃过饭后，一家人围在父母亲的卧室里“坐三十暝晡”（俗语，即守岁），发完压岁钱，我们围铺（坐在床上，盖着被子取暖）的围铺，打麻将的打麻将，我趴在母亲的腿上，睡意蒙眬间，母亲却一反常态地讲起了她小时候的事。
　　曾外公家当年是我们县远近闻名的大户人家，家产颇丰，曾模仿山西的王家大院，在镇北边盖了108间房子，房连房、院连院，巷道纵横，下雨天不打伞挨家走遍都不会淋湿，那座院落在我们当地数一数二。曾外公当时说：“这些房子让子孙住个十代八代都没问题。”
　　几次土地改革后，外公的田地和家产悉数上交国家或被分给贫农，一家人连老带小十多口人窝在早先给长工预备的一间小耳房里。
　　1961年秋天，父亲从部队回家探亲。镇北的六姑婆见父亲人将30岁仍孑然一身，就做媒把母亲介绍与父亲。父亲对母亲一见钟情，私下对媒人说：“看她第一眼时，我就知道这辈子做我老婆的只能是她了。”之后，父亲不顾上级阻拦提前转业回到地方，进入县公安局工作。第二年，又不顾领导和家人的反对娶了家庭成分不好的母亲。 　　没几年，“文革”开始了。
　　一天，县领导找父亲谈话，让他在母亲和公安局局长的职位间做出选择。父亲毫不犹豫地选了前者，随即离职回镇上当了一名中学食堂的厨师。父亲哄母亲说：“食堂伙食好，回镇上还能方便照顾家里。”
　　“文革”结束后，父亲为给外公平反的事四处奔走，费尽心思才拿回一处房子，让舅舅们有了住所。这时，母亲才知道父亲为她放弃局长职位一事，为此狠狠哭了一场，说自己不值得父亲那么做。父亲却说：“这世上啥也不如一家子平安齐整来得舒坦。”
　　在那个除夕前，我从未听过这些往事，就连哥哥姐姐们也不甚了了。或许是一碗红鲟饭，勾起了母亲的回忆。夜里人群散去，我睡意蒙眬时，隐约听见母亲嗔怪父亲：“你看你，花那么多钱买红鲟，太浪费了。咱家还欠着债呢！那么多钱吃一顿就没了，太可惜了。”
　　“报告领导，本人准备过完年就做包子赚大钱，请领导批准！”父亲哄着母亲说。
　　母亲掐了父亲一把，笑起来。我实在熬不住，合上眼睡了。

3

　　年后，父母亲真的开始每天早起蒸馒头、包子，炸油条、麻花，偶尔也让我和三姐拎出去卖，我们家的日子也越来越红火。那之后，父亲也常常会拎回一只红鲟清蒸，说要给母亲补身子，其实大多都进了我的肚子。但唯独八宝红鲟饭，父亲只在年三十才做。
　　1985年春节后，母亲的身体愈发不好，经常头疼、胸闷，夜里很难睡个囫囵觉。上医院检查，医生说母亲因多年忧思和劳累，导致心脏不好，不能干重活。父亲便让母亲辞去竹器厂的工作，专心在家休息。
　　听闻猪心对母亲有益，父亲几乎寻遍镇上所有的屠夫，拜托他们有了猪心便留给我家。父亲还经常挖柳树根，上山采草药——但凡别人告诉他治疗母亲身体的偏方，他都要找来试试。
　　然而，这年5月后，母亲的病愈发重了。一番犹豫后，父亲将母亲送去二姐工作的医院调养。每隔一两天，父亲就搭一个多小时的车去陪母亲住一晚上，等第二天中午才回来。若逢周末，他便一早去市场买回带鱼，煎炸得微黄喷香，装入保温盒，再带上些自制的油饼、麻花等，带着我一起去医院看母亲。
　　端午前，父亲接回母亲，说等节后再去医院调养。那天晚上，父亲连做了好几个菜。左邻右舍都来看母亲，热热闹闹地坐满了大厅。父亲嘴拙，没说什么话，就挨个儿倒茶，脸上是抑制不住的笑容。次日，父亲刚蒸好母亲爱吃的紫菜包子，便给我念叨：“明天是初三，要煎面饼（春卷）给你母亲吃。”（我们这边过端午，素来说初三煎面饼，初四做节仔，似乎比初五更隆重。）
　　我捧着包子啃得像狗，对父亲提要求：“那春卷里蛏要少一点，瘦肉、豆芽多一点。”母亲则坐在门前给父亲缝衣服，望着我笑。
　　我原以为，第二天的春饼能如我所愿，却没想到那以后春饼成了我最不愿触碰的东西。
　　1985年6月20日，农历五月初三。
　　从那一天起，我的人生没有童年了，父亲则一蹶不振，反复说是因为他把母亲接回来过节，才让母亲心脏病突发时无人照顾……
　　这年年底，入腊月许久，我家仍冷冷清清，什么也没准备，父亲闭口不言，最终还是二姐、三姐简单买了些年货。可到了年三十那天，父亲却又一大早出门，拎回来许多东西，一只大红鲟赫然在内。摆桌时，八宝红鲟饭照例卧在饭桌中央。大哥放完鞭炮后，父亲拿起筷子掀开鲟盖：“来，来，来，大年三十团团……”他哽咽了一下，“大年三十红鲟饭，来年蒸蒸日上，十全十美，大家多吃点。”
　　我颤颤巍巍地夹起红鲟的大螯，将到碗里时，不小心抖了下筷子，大螯滑掉在桌上。大哥起哄：“噢噢，小妹今年得一整年吃饭掉饭粒啦！”我突然想，若是母亲在，肯定不许大哥这样奚落我，泪水忍不住涌上来。怕他们看见，我低头偷偷憋了回去。而那碗盼了一整年的八宝红鲟饭，因为母亲不在了，也仿佛失去了香味。
　　我突然想起第一次吃的红鲟八宝饭，那其实是父亲为母亲特意做的。父亲对母亲的爱，比我想象的还要深，父亲有着中年男人被生活压力摧残导致的粗糙，却始终对母亲怜爱有加。

4

　　1988年，母亲去世3年了。一个夏日午后，三嬷领着一个身材瘦削的女人走进我家，说：“阿红，你爸呢？”父亲闻声而出，看到三嬷和那个女人，脸瞬间变了色，扭头对我说：“阿红，你先上楼写作业。”
　　大姐后来提起，三嬷诚心诚意地要给父亲做媒，也特意招呼她们回来商量，她们倒没意见。父亲却不同意，还说，往后谁提再娶的事儿，别怪他没好脸色。
　　第二年，大哥考上大学，二哥去参军，三姐初中毕业便闹着出去打工，而二姐也按照母亲的遗嘱嫁给了二姐夫，家里一下子空下来，就只剩父亲和我了。
　　时光如水，一晃3年过去了，我毕业参加工作。父亲因长期操劳和思念母亲，身体也垮了。这年，大哥大嫂在外地过年没回家，二哥在部队，三姐也嫁人了，家里就剩下我和父亲过年。
　　年三十那天下午，父亲招呼我进厨房，说要把八宝红鲟饭的“秘法”教给我。
　　父亲搬了条板凳坐在灶边，一边看我操作一边指点。我细细地按着父亲说的做，待我把码好的红鲟饭放入蒸笼的那一瞬间，突然有种朝圣般的心情涌上心头。
　　那一刻，我才真切地感受到多年前父亲为母亲做这一道菜的心思——不善言辞的他，把对母亲的那份拳拳爱意，一点一滴地融入日常饭蔬里。
　　晚饭前，父亲拿出一挂长长的鞭炮，让我和他去门前一起放。在鞭炮声中，透过微微的火光，我看到父亲一动不动地凝视着地上的鞭炮，四方脸庞在火光中忽明忽暗，神色莫辨。虽只是两个人的年夜饭，我们的仪式却一点儿都没有删减……
　　自母亲去世后就变得少言寡语的父亲，那天却对我说了很多话，话多到仿佛他已经预料到这将是他和我吃的最后一次年夜饭。

5

　　转年的初冬，父亲便因心梗突发过世了。
　　起初，我还没觉出异样，总觉得父亲只是出趟门，过段时间就能见到。可一天又一天过去，熟悉的家、熟悉的场景，往往一句“爸爸”出口，才惊觉再无回应。那以后，我过了好几年一人洗锅做饭的日子。每逢年三十，我便轮流到哥哥姐姐家过，仪式越来越简单，年夜饭只是在家简单炒几个菜。
　　2003年我结婚，老公是我们当地人，公司却在东北，我们也在那儿连过了几个春节。大年三十，多半是找个饭店吃顿年夜饭，方便省事，但我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偶尔在市场看到红鲟，恍然觉得，自父亲去世后，我再也没有在年三十晚上吃过八宝红鲟饭。
　　儿子出生后，我开始带着他回老家过年。那时候开始兴起年夜饭吃火锅，2017年春节，我们从除夕晚上到初三中午，其间和亲朋聚会几乎顿顿吃火锅。当晚回到婆婆家，见又是火锅，儿子噘着嘴死活不吃：“这哪是过年？这是过火锅年！”
　　我忽然想起在那个贫瘠的年代，父亲为我们费时费力做的那道八宝红鲟饭，那是父母留给我最温暖的回忆，是我每一年的期盼和惦念，也是属于我家的那份独一无二的过年仪式。时隔多年，它总是让我想起自己曾如此有幸成为父母的女儿，生活在他们用爱营造的家庭里，這让我面对人世艰难时总比旁人多一些勇气和笃定。那一刻，我知道父亲为何要让我学会做“八宝红鲟饭”了。
　　第二天，我开始在厨房里折腾起来，蒸面点、炸年糕、炸鱼、炸肉……没等我做完，儿子就开始探头探脑，偶尔跑进来偷偷摸摸地拿一小块塞进嘴里，说：“妈妈，好香啊，这是在过年吗？”我不禁哑然失笑，果然是孩子啊。我一下又想起了父亲和母亲。
　　（水云间摘自微信公众号“人间theLivings”，本刊节选，黄思思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