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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再次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中国的改革开放随之进入到了一个新阶段。为此，本刊编辑部专门撰写此文，纪念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20周年。
2012年注定要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年。1992年初春，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发表著名的南方谈话，再推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20年匆匆而过，如今中国的改革开放已进入攻坚克难的关键时期，何去何从，备受关注。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今年下半年，中国共产党将召开党的十八大，谋划部署今后一段时期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大业。此时此刻，纪念和重温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领略伟人风采，汲取改革的智慧和力量，勇破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各种困难和问题，蔚然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模式，无疑别有一番意义。
一、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治理方式的两次根本转变
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凡一百余年，中国社会在剧烈动荡中经历了封建专制王朝、名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和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三大历史阶段。与此相对应，中国的社会治理方式也发生了两次根本性转变。
（一）第一次转变是从清王朝的封建专制制度过渡到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共和政体即中华民国。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沦陷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内忧外患之下，清朝统治集团被迫进行了洋务运动、百日维新和预备立宪三次自救改革，但它奉行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改革思路和顽固坚持封建专制体制的立场，最终没有逃脱历史的惩罚。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统治迅速土崩瓦解。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正式宣告建立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其后，中华民国虽然经历了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的闹剧，但无论是混乱的北洋军阀统治，还是蒋介石推行的国民党一党专政，在名义上它仍然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共和国，尤其是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的建立，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开启了中国社会治理由皇权专制走向民主法治的先河。
（二）第二次转变是从国民党蒋介石的独裁统治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人民民主政权即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10月，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经过28年浴血奋战，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结束了国民党在大陆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实现了千百年来中国社会由少数剥削阶级统治人民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的大转变。但是，由于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是一个全新的事物，加上当时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发生了严重挫折，特别是十年“文化大革命”给国家和人民生活带来了深重灾难。1978年12月，在邓小平同志的领导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果断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的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继而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的新时期，中国的社会治理由此进入到一个以民主法治为追求的新阶段。
二、改革开放条件下中国社会治理的巨大挑战
国家意义上的社会治理包括政治统治和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两大方面，但是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社会治理的内容、方式和效果往往有着很大的不同。当前，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经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也取得了重要进展，与此同时，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和多元社会环境的形成，对中国新时期的社会治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与挑战，突出表现为五大矛盾：
一是维持超大规模社会稳定与增强社会活力的矛盾。中国是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超大规模社会，从稳定的角度看，超大规模社会治理最省力的方法是保持高度的社会控制和自我封闭，但致命的缺陷是容易导致人们思想的僵化和社会发展的停滞，而这与社会主义本质和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不相符合。如何实现两者的兼顾平衡是对我国现行社会治理方式和理念的重大考验。
二是调节收入分配、实现共同富裕与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矛盾。资料显示，根据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收入分配状况的基尼系数测算，目前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0.4的国际警戒线。如何通过经济、社会等手段，加大收入调节力度，缩小贫富差距，扩大中等收入者比例，日益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重大问题。
三是维护市场主体的平等地位和公平竞争环境与资本所有者强势和国企垄断的矛盾。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客观上要求不同所有制经济在市场环境中公平竞争，但是正如不少经济学者所指出的，近年来一些国有企业利用自身的垄断地位和资源优势挤压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削弱了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基础作用。同时，企业经营者对员工和消费者设置的诸多“霸王条款”也损害着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的基本原则。
四是反腐败力度不断加大与权力腐败居高不下的矛盾。腐败问题事关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中央对腐败现象始终保持高压态势，但是形势依然十分严峻。胡锦涛同志在去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把“消极腐败的危险”列为党面临的四大危险之一，凸显了现阶段反腐败斗争的艰巨复杂。
五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与某些领域思想道德滑坡的矛盾。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关于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有关决定指出，当前“一些领域道德失范、诚信缺失，一些社会成员人生观、价值观扭曲”，可谓切中时弊，既反映了中央对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面临形势的清醒认识，也为在开放、包容氛围中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提供了现实依据。
三、通往中国善治社会的观念与政策选择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济复苏延缓与国内经济社会转型交叉叠加，对我国深层改革开放的呼唤更加迫切。改革开放不仅是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也是加快实现我国社会善治目标的必然途径。
（一）中国社会的善治应当是民主之治、法治之治。市场经济和多元社会对民主、法治有一种内在的需要。中国社会的善治必须更多地在民主、法治基础上形成社会的共识，在社会共识的基础上制定科学有效的法律和政策。这里有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要确立民主、法治程序所产生结果的权威性，防止权力和行政手段对民主、法治结果的随意更改。也就是说，民主、法治的结果只能通过民主、法治的途径加以改变，其他任何手段的非法更改都应受到制止和处罚。事实表明，在现代市场经济和多元社会条件下，没有民主和法治的权威，没有对权力的有效防范和制约，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法治社会的建立将永远遥遥无期。
（二）中国社会的善治应当是思想之治、德治之治。所谓思想之治，就是要善于从社会生活中总结提炼科学合理的思想观点，重视并发挥科学先进的思想理论对实践的指导和预见作用，从而把科学合理的思想理论及时变成正确合适的法律政策和实际行动。所谓德治之治，就是要发挥道德规则对法律规则的延伸和补充作用，夯实法律规则的道德基础，共同构筑善治社会的法治大厦，尤其是反映人类政治文明成果的自由、民主、平等、正义等政治道德观念，更是直接构成现代法治社会不可或缺的基石。
（三）中国社会的善治应当是成熟之治、有效之治。善治不是一种偶然的行为，也不是一种朝令夕改的社会治理手段，而是一系列相对稳定、成型的社会治理方式的有效组合。当前，我国宪法规定的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从根本上设计了当代中国社会治理的制度安排。可以预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不断发展，我国的社会治理必将在现有基础上产生真正具有国际影响的社会善治模式。l
2012年注定要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年。1992年初春，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发表著名的南方谈话，再推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20年匆匆而过，如今中国的改革开放已进入攻坚克难的关键时期，何去何从，备受关注。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今年下半年，中国共产党将召开党的十八大，谋划部署今后一段时期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大业。此时此刻，纪念和重温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领略伟人风采，汲取改革的智慧和力量，勇破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各种困难和问题，蔚然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模式，无疑别有一番意义。
一、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治理方式的两次根本转变
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凡一百余年，中国社会在剧烈动荡中经历了封建专制王朝、名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和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三大历史阶段。与此相对应，中国的社会治理方式也发生了两次根本性转变。
（一）第一次转变是从清王朝的封建专制制度过渡到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共和政体即中华民国。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沦陷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内忧外患之下，清朝统治集团被迫进行了洋务运动、百日维新和预备立宪三次自救改革，但它奉行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改革思路和顽固坚持封建专制体制的立场，最终没有逃脱历史的惩罚。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统治迅速土崩瓦解。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正式宣告建立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其后，中华民国虽然经历了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的闹剧，但无论是混乱的北洋军阀统治，还是蒋介石推行的国民党一党专政，在名义上它仍然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共和国，尤其是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的建立，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开启了中国社会治理由皇权专制走向民主法治的先河。
（二）第二次转变是从国民党蒋介石的独裁统治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人民民主政权即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10月，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经过28年浴血奋战，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结束了国民党在大陆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实现了千百年来中国社会由少数剥削阶级统治人民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的大转变。但是，由于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是一个全新的事物，加上当时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发生了严重挫折，特别是十年“文化大革命”给国家和人民生活带来了深重灾难。1978年12月，在邓小平同志的领导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果断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的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继而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的新时期，中国的社会治理由此进入到一个以民主法治为追求的新阶段。
二、改革开放条件下中国社会治理的巨大挑战
国家意义上的社会治理包括政治统治和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两大方面，但是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社会治理的内容、方式和效果往往有着很大的不同。当前，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经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也取得了重要进展，与此同时，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和多元社会环境的形成，对中国新时期的社会治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与挑战，突出表现为五大矛盾：
一是维持超大规模社会稳定与增强社会活力的矛盾。中国是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超大规模社会，从稳定的角度看，超大规模社会治理最省力的方法是保持高度的社会控制和自我封闭，但致命的缺陷是容易导致人们思想的僵化和社会发展的停滞，而这与社会主义本质和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不相符合。如何实现两者的兼顾平衡是对我国现行社会治理方式和理念的重大考验。
二是调节收入分配、实现共同富裕与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矛盾。资料显示，根据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收入分配状况的基尼系数测算，目前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0.4的国际警戒线。如何通过经济、社会等手段，加大收入调节力度，缩小贫富差距，扩大中等收入者比例，日益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重大问题。
三是维护市场主体的平等地位和公平竞争环境与资本所有者强势和国企垄断的矛盾。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客观上要求不同所有制经济在市场环境中公平竞争，但是正如不少经济学者所指出的，近年来一些国有企业利用自身的垄断地位和资源优势挤压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削弱了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基础作用。同时，企业经营者对员工和消费者设置的诸多“霸王条款”也损害着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的基本原则。
四是反腐败力度不断加大与权力腐败居高不下的矛盾。腐败问题事关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中央对腐败现象始终保持高压态势，但是形势依然十分严峻。胡锦涛同志在去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把“消极腐败的危险”列为党面临的四大危险之一，凸显了现阶段反腐败斗争的艰巨复杂。
五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与某些领域思想道德滑坡的矛盾。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关于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有关决定指出，当前“一些领域道德失范、诚信缺失，一些社会成员人生观、价值观扭曲”，可谓切中时弊，既反映了中央对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面临形势的清醒认识，也为在开放、包容氛围中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提供了现实依据。
三、通往中国善治社会的观念与政策选择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济复苏延缓与国内经济社会转型交叉叠加，对我国深层改革开放的呼唤更加迫切。改革开放不仅是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也是加快实现我国社会善治目标的必然途径。
（一）中国社会的善治应当是民主之治、法治之治。市场经济和多元社会对民主、法治有一种内在的需要。中国社会的善治必须更多地在民主、法治基础上形成社会的共识，在社会共识的基础上制定科学有效的法律和政策。这里有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要确立民主、法治程序所产生结果的权威性，防止权力和行政手段对民主、法治结果的随意更改。也就是说，民主、法治的结果只能通过民主、法治的途径加以改变，其他任何手段的非法更改都应受到制止和处罚。事实表明，在现代市场经济和多元社会条件下，没有民主和法治的权威，没有对权力的有效防范和制约，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法治社会的建立将永远遥遥无期。
（二）中国社会的善治应当是思想之治、德治之治。所谓思想之治，就是要善于从社会生活中总结提炼科学合理的思想观点，重视并发挥科学先进的思想理论对实践的指导和预见作用，从而把科学合理的思想理论及时变成正确合适的法律政策和实际行动。所谓德治之治，就是要发挥道德规则对法律规则的延伸和补充作用，夯实法律规则的道德基础，共同构筑善治社会的法治大厦，尤其是反映人类政治文明成果的自由、民主、平等、正义等政治道德观念，更是直接构成现代法治社会不可或缺的基石。
（三）中国社会的善治应当是成熟之治、有效之治。善治不是一种偶然的行为，也不是一种朝令夕改的社会治理手段，而是一系列相对稳定、成型的社会治理方式的有效组合。当前，我国宪法规定的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从根本上设计了当代中国社会治理的制度安排。可以预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不断发展，我国的社会治理必将在现有基础上产生真正具有国际影响的社会善治模式。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