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36岁的褚红轩从事博物馆工作的第10年，至今他接触的文物数不胜数。但让他从接触过的文物中，挑选出最让自己怦然心动的，那就是这套清雍正年间的黄地彩绘缠枝牡丹纹铜胎画珐琅五供（以下简称“黄地画珐琅五供”）。
　　2018年11月，新建成的孔子博物馆即将试运行，在做“大哉孔子基本陈列展”時，工作人员需要将这套黄地画珐琅五供从原孔府文物档案馆运来。褚红轩和其他几个同事一起负责这项工作。虽然以前也见过这套文物，但真正用手触摸到它，那一刻仿佛一道电流穿过心脏，真有一种一见钟情的感觉。现在提起这个时刻，褚红轩的眼睛依然亮闪闪的。
　　流光溢彩，灼灼其华
　　“它那么大，那么沉，那么辉煌灿烂！华美绝伦！你都想象不到原来有这么沉！”褚红轩说。虽然这套五供的尺寸他早已铭记在心（香炉口径36厘米，通高70厘米;尊口径23.7厘米，底径27.3厘米，通高70.5 厘米;烛台底径29.3厘米，通高73厘米），但用手摸到它的那一刻，褚红轩还是十分惊叹。
　　这套黄地画珐琅五供颁赐于雍正十年（1732）的三月，并于同年五月由第六十九代衍圣公孔广棨恭迎回孔庙。《孔府档案》载：“雍正十年三月十八日赍送钦颁匾对供器等件，五月初五日至济宁州。袭封衍圣公孔广棨率庙庭执事官及各博士赴济宁州舟次恭迎，于十一日进庙。大成殿匾一面……珐琅香炉一件、珐琅烛台二件、珐琅花瓶二件、珐琅松竹梅花二树、珐琅香盒一件、退光金漆香几五件。”
　　“这是国内已知现存最大的黄地画珐琅五供。”褚红轩查询了相关文献，并于2020年发表了论文《孔子博物馆藏清代御赐祭孔礼乐器初探》。“黄地画珐琅”体现了巍巍皇权，而雍正将如此至高规格的礼器赐给孔庙，也代表了当时封建帝王对于孔子的至高推崇。
　　制作程序复杂、技艺高超也是这套黄地画珐琅五供的特色之一。因为体量巨大、造型复杂，所以需要分体制作然后再组合而成。分体制作需要先根据设计做好铜胎，然后在铜胎上施白色釉料，入窑烧结磨光后，再根据画样施黄色地并以彩色珐琅绘制缠枝牡丹纹。绘制完成后再次入窑烧制并磨光、鎏金，最终呈现出流光溢彩的视觉效果。值得一提的是，在整个孔子博物馆馆藏的珐琅祭孔礼器中，只有这一套上面是牡丹纹。
　　“辉煌灿烂”是任何见到这套文物的人都会从内心发出的感慨。虽然它的鎏金已有些斑驳，但是依然难掩它的风采。
　　台湾知名学者陈芳妹曾经专程来看这套黄地画珐琅五供。而为了详细了解，来之前，她还先去北京的第一历史档案馆查阅了相关资料。
　　而这套黄地画珐琅五供也被孔子博物馆格外小心翼翼地珍藏，自新馆建成后，只在2019年底于国家博物馆举行的“高山景行——孔子文化展”时外借过一次。
　　在儒生心中点亮了一盏明灯
　　在展陈面积达1.7万平方米的孔子博物馆，这套黄地画珐琅五供被放在“孔子与中华文明”展厅。与它并列在一起的就是赫赫有名的“商周十供”，即1771年，由乾隆皇帝御赐给孔庙的十件商周时代的礼器。乾隆一生曾8次前往曲阜祭孔，其中第5次拜谒孔子的时候，认为现有的礼器不能匹配圣人的德行，于是从故宫旧藏中挑选了这十件商周时期的青铜器精品颁赐给孔庙。
　　孔子是最讲究礼的，礼的内涵就包括“礼仪和规制”。在《论语·为政》中有如下记载：“殷因于夏礼，所指益可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论语·八佾》中有记载：“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中华文明自古就是礼仪之邦，自孔子以后，礼仪制度开始日益规范并严格。从西汉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孔子的思想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祭祀孔子的礼器规格也越来越高。
　　孔子逝世后，历代帝王屡上尊号，地位尊崇，因此孔庙祭祀器服除了本庙自造、地方助造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来源于朝廷的颁赐。据褚红轩考证，自汉章帝至清乾隆帝，对孔庙有明确记载的朝廷颁赐行为共17次，其中清代颁赐次数最多，共8次，所颁赐的器服品级也最高。而商周十供和黄地画珐琅五供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代表。
　　礼器放在孔庙中，就像是在儒生心中点亮了一盏明灯。指引、督导着儒生恪守信念，这正是礼器的经世致用。
　　初春的三月，阳光明媚有微风。站在由两院院士吴良镛设计的孔子博物馆前的宽阔广场上，面对着的正是7.2米高的孔子塑像，再往前看就是整个曲阜城中轴线。仿佛一股雄儒之风历经千年，直抵心间。可以说，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这里，离孔子如此之近。
　　雍正皇帝用一套礼器来祭祀孔子，指导儒生恪守信念。而在今日时空下，对于褚红轩来说，儒家文化对他的指导就是，“将内心都净化了。虽然外面的世事纷杂喧嚣，但是当我开始从事日复一日整理文物的工作时，整个内心都是纯净的。”从他清亮的眼神中，我们明白了他所言不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