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 密切联系广大人民群众，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一个基本观点，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的经验。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是当时中国的“首善之区”。总结和借鉴党在这一时期处理党群关系的历史经验，对搞好当前的党群关系及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仍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关键词］ 党群关系 群众利益 党的先进性建设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群众工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进程中，形成了与人民群众鱼水相依的密切关系。在延安时期，不仅经济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而且党的自身建设也得到了加强。研究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和谐融洽的党群关系，对今天党的先进性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一、延安时期和谐的党群关系兴起的历史背景及发展条件
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于1937年9月6日，横跨西北三省，包括陕西北部、甘肃东部和宁夏东南部，地处黄土高原的中北部，自然条件恶劣，有“十年九灾”之说。边区少数民族众多，宗教众多，信教群众数万人。边区的经济文化十分落后，“反映在文化教育上，就是封建、文盲、迷信和不卫生。”[1][566]虽然一些县曾办起了一些新式小学，但因战争或无钱停办，多数县则一所学校也没有，成了文盲区域。整个地区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农业生产水平低，处于封闭落后状态。边区是隶属于南京国民政府的一个特别行政区，既取得了合法地位，同时又保持边区的独立自主，是中共新国家建设的“试验区”。
1937年7月7日日军全面侵华，在中华民族和中国革命处于危难时刻,国民党政府专制独裁，压制全国民众的抗日热情，相反，共产党主张全民抗战。在说服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后，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群众配合国民党的正面战场，实行敌后抗日。
由于日本的侵略政策对蒋介石政府由军事进攻变为政治诱降为主，蒋政府就用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制造反共摩擦及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军事经济制裁，使得边区面临生存问题。但中共并没有坐以待毙，而是充分依靠边区人民群众，在抗日反蒋的同时建立民主政权，发动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实行精兵简政，在经济上克服难关，在政治上实行“三三制”，并于1941年5月1日通过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五一施政纲领），“以达坚持长期抗战增进人民福利之目的”。1942年1月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获得了广大群众的拥护，团结了各阶层的人民，支持了敌后的抗战。边区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政策，加强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发挥了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保持了党的始终代表人民利益、代表新的生产关系的先进性特征。
二、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处理党群关系的历史经验
延安时期，中国内忧外患，在反蒋抗日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尝试在陕甘宁边区建立新型的不同于国民党的民主政权，并在此基础上积累了一定的政权建设和改善党群关系的经验：
第一，建立民主政权，保障人民民主自由，让人民参政议政，当家作主。陕甘宁边区政府通过制定一系列的民主制度，建立民主政权，加强党建，进行精兵简政，反官僚主义，保护广大爱国抗日人士的利益，开创了新的活泼的民主政治氛围，与国民党的独裁政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陕甘宁边区政府从建立时起就遵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成立各级参议会与民主政府，建立民主政权和民主制度，让人民群众在政治上充分享受平等参政议政的权利，体现了中共广泛的代表性。1940年3月边区实行了“三三制”，主张一切不反对抗日的中国人，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小资产阶级等，都有同等的人权，以及言论、集会、出版、结社、思想信仰的自由权，使边区各级政权具有了广泛的代表性。与此同时，在政权建设方面，在政府机构中贯彻了廉洁政治、节约效能、反官僚主义及坚持民主集中制和统一领导的原则。在当时的困难条件下，边区府特别强调“不急之务不举，不急之钱不用”［2］［557］。1943年前后，边区政府系统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及其它各方面的工作都有很大的进步。这样，人民参政议政，人们政权又受人民监督，形成了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边区政权随着自身的逐步完善，为了“避免入不敷出，经济紊乱之现象”，1941年11月中共中央随即发出了《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后抗日根据地工作的指示》，要求各地“精兵简政”，“节省民力”。从1941年12月开始，到1944年1月结束，边区政权连续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精兵简政。兵精了，由于加强了军政训练，部队的战斗力反而提高了；政简了，政府机关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官僚主义严重的问题得到有效克服，办事效率有了很大提高，融洽了政府与民众的关系
第二，从人民群众利益出发，关心人民疾苦，切实解决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问题。“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3][467]边区政府通过一系列充满活力的新政策，改善了人民的生活，调动了各阶层人民的积极性，使他们团结起来一致对日。
国民党的封锁、农业生产的落后并没有使边区政府坐以待毙，在中共的领导下，边区政府带领广大军民自力更生，发展经济，支持抗战，改善人民生活。在解决公私关系军民关系上，确定了“公私兼顾、军民兼顾”[4][894－895]的原则；为了减轻农民负担，党政军带头开展大生产运动；在阶级关系上，边区政府由过去只代表和维护工农利益转变为代表和维护各抗日阶级的利益，“在劳资关系上，我们一方面扶助工人，使工人有工做，有饭吃；另一方面又实行发展事业的政策，使资本家也有利可图。”［5］［P766］人民负担大幅度降低，迅速消除了由于民众负担过重而产生的对政府的怨恨，受到损坏的军民关系、政民关系和军政关系都得到了修补，改善了边区政权的形象，提高了共产党的威信。
第三，大力宣传共产主义信念，使人们对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有了更深的理解，并形成了社会共识。通过大办教育、组织大生产运动和整风运动、加强党风政风建设，极大地推动了边区的精神文明建设，边区人民的精神面貌和社会风气有了很大的改变。
大办教育的特点是把政治思想教育放在首位。教育的空前普及以及对于政治教育的高度重视，不仅使党的各级干部，而且使民众在接受科学文化知识教育的同时接受了理想信念的教育。其结果是，“打倒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成为从娃娃到青年到中年到老年的多数社会成员的共同理想和信念，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一种社会共识。而大生产运动造就了为实现崇高理想而艰苦奋斗的精神。1939年4月颁布的《陕甘宁边区人民生产奖励条例》，使“劳动光荣，不劳动可耻”，“艰苦奋斗光荣，怕苦怕累可耻”的观念，成了人们普遍奉行的行为准则。
在公职人员的道德建设方面，边区政府强调其“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以民众为服务对象，倡廉防腐，强调提高公务人员的精神境界和完善人格。公务人员道德建设对于整个社会的道德建设影响很大，边区政府的清廉与国民党的腐败形成鲜明的对比。
在社会规范方面，边区政权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清扫旧社会的封建礼教、封建迷信及愚昧落后的种种陈规陋习，移风易俗，使人们的精神面貌和社会风气为之一新。
第四，整风运动找到了一种创造党内和谐与社会和谐的正确方法。在整风运动中，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既弄清思想，分清路线是非，又团结同志的目的。
整风运动通过“团结——批评与自我批评——团结”，解决和消除内部矛盾，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达到了空前的统一，党内的风气、面貌为之一新，党与军政民之间的关系和军队同政府及人民的关系得到改善。人们以干部为榜样，积极响应政府的各项号召，投身到边区的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中去。毛泽东说：“只要我们党的作风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党外有这种不良风气的人，只要他们是善良的，就会跟我们学，改正他们的错误，这样就会影响全民族。”［6］[812]
通过发展经济、大办教育、大生产运动、整风运动及通过建设一个好的党风、政风，来影响和带动整个社会风气，卓有成效地推进了边区社会的政治、经济和精神文明建设，建立起了鱼水相依的军民关系。
三、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处理党群关系的历史经验和启示
七十多年前开始的边区政权建设所创造的实践虽然早已成为历史，但其密切联系群众，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精神，仍对今天中国共产党保持其先进性和密切联系广大群众有重大启示作用：
启示一：密切党群关系，必须加强政治体制改革力度,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扩大民主，加强法制，以党内民主推动全社会的民主，切实保障人民的各种民主自由权利；要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建立一系列能使党的各级领导与人民群众直接对话、相互联系的制度，调动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热情,拓宽人民群众政治诉求的渠道，这是促进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和谐发展的必由路径。
延安时期的“三三制”，充分体现了民主政治，它“保证了一切抗日人民（地主、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小资产阶级、农民、工人等）的人权、政权、财权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徙之自由权”［7］［P90］；在民众参与上，“许多共产党以外的人士有在政府中说话做事的机会，加强了边区内部各阶层的抗日团结”，“一切负担动员均经过参议会的讨论，做到了人民敢于说话，政权联系民众，发扬民众的积极性”；“改造了许多脱离民众的原有乡政权人员，而代以新由民众推出来的积极分子，因而更加密切了乡政权同民众的联系，活跃了乡政府工作”，“由于一部分开明能干的人士选进政府，各级政府机关都有机会听取许多有益的意见，以改进自己的工作”［8］［556］。
启示二：密切联系群众，必须关注人民群众的经济利益，带领人民走上富裕之路，丰富人民的文化生活；要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加快经济发展，努力改善人民生活，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切实为民办实事，下基层做各种调查，了解人民所需所缺，帮助人民群众解决各种实际困难。
陕甘宁边区人民在几乎完全封闭的情况下，在中共领导下，开展大生产运动，大力发展经济，不仅解决了财政、供给困难，而且改善了军民关系，提高了党的威信。所以，发展经济意义不仅在于能够为解决党群矛盾提供必要而坚实的物质基础，而且在于能够使人们增强对党的信任和信心，起到凝聚人心、稳定社会的作用。这也是密切党群关系最重要和最深厚的基础,也是构建密切的党群关系最简单而又最深刻的要求。
启示三：密切党群关系，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各种复杂的利益关系，兼顾不同阶级、不同阶层、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维护他们的正当权益和合理要求。
陕甘宁边区政府兼顾了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农民和工人等一切抗日爱国人士的利益，并且制定了“公私兼顾，军民兼顾”的政策，极大地调动了民众发展经济和抗日的积极性。所以在当前，协调各阶层的利益关系，满足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是密切党群关系的关键。
启示四：密切党群关系，必须实行廉洁政治，反官僚主义，杜绝或减少腐败现象；要严守党的群众纪律，培养与人民群众的感情，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要把维护人民利益与党的作风建设统一起来，坚决克服一切不符合人民利益的不良风气。
当年陕甘宁边区的廉洁政府至今仍是学习的榜样，其节约效能、反官僚、反贪污腐败的成效至今仍不失为楷模。
启示五：密切党群关系，要对全民进行理想信念及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尤其要使广大党员干部树立起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地位和坚持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信念，以国家人民利益为重，而且要带动广大人民以此信念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德典范，为密切党群关系提供思想保证。在这方面，陕甘宁边区政府开展的共产主义信念教育就是一个成功的范例。
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实践证明，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的和谐是党的事业顺利发展的保障。在今天，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极其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下进行执政的，更要求党必须进一步密切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保持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的和谐。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共产党的先进性和广泛性，才能完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历史任务。
参考文献：
［1］李维汉.回忆与研究［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5.
［3］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二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7］［8］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三册（1941—1942）［Z］.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5］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6］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责任编辑 钟海连
［关键词］ 党群关系 群众利益 党的先进性建设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群众工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进程中，形成了与人民群众鱼水相依的密切关系。在延安时期，不仅经济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而且党的自身建设也得到了加强。研究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和谐融洽的党群关系，对今天党的先进性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一、延安时期和谐的党群关系兴起的历史背景及发展条件
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于1937年9月6日，横跨西北三省，包括陕西北部、甘肃东部和宁夏东南部，地处黄土高原的中北部，自然条件恶劣，有“十年九灾”之说。边区少数民族众多，宗教众多，信教群众数万人。边区的经济文化十分落后，“反映在文化教育上，就是封建、文盲、迷信和不卫生。”[1][566]虽然一些县曾办起了一些新式小学，但因战争或无钱停办，多数县则一所学校也没有，成了文盲区域。整个地区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农业生产水平低，处于封闭落后状态。边区是隶属于南京国民政府的一个特别行政区，既取得了合法地位，同时又保持边区的独立自主，是中共新国家建设的“试验区”。
1937年7月7日日军全面侵华，在中华民族和中国革命处于危难时刻,国民党政府专制独裁，压制全国民众的抗日热情，相反，共产党主张全民抗战。在说服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后，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群众配合国民党的正面战场，实行敌后抗日。
由于日本的侵略政策对蒋介石政府由军事进攻变为政治诱降为主，蒋政府就用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制造反共摩擦及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军事经济制裁，使得边区面临生存问题。但中共并没有坐以待毙，而是充分依靠边区人民群众，在抗日反蒋的同时建立民主政权，发动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实行精兵简政，在经济上克服难关，在政治上实行“三三制”，并于1941年5月1日通过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五一施政纲领），“以达坚持长期抗战增进人民福利之目的”。1942年1月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获得了广大群众的拥护，团结了各阶层的人民，支持了敌后的抗战。边区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政策，加强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发挥了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保持了党的始终代表人民利益、代表新的生产关系的先进性特征。
二、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处理党群关系的历史经验
延安时期，中国内忧外患，在反蒋抗日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尝试在陕甘宁边区建立新型的不同于国民党的民主政权，并在此基础上积累了一定的政权建设和改善党群关系的经验：
第一，建立民主政权，保障人民民主自由，让人民参政议政，当家作主。陕甘宁边区政府通过制定一系列的民主制度，建立民主政权，加强党建，进行精兵简政，反官僚主义，保护广大爱国抗日人士的利益，开创了新的活泼的民主政治氛围，与国民党的独裁政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陕甘宁边区政府从建立时起就遵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成立各级参议会与民主政府，建立民主政权和民主制度，让人民群众在政治上充分享受平等参政议政的权利，体现了中共广泛的代表性。1940年3月边区实行了“三三制”，主张一切不反对抗日的中国人，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小资产阶级等，都有同等的人权，以及言论、集会、出版、结社、思想信仰的自由权，使边区各级政权具有了广泛的代表性。与此同时，在政权建设方面，在政府机构中贯彻了廉洁政治、节约效能、反官僚主义及坚持民主集中制和统一领导的原则。在当时的困难条件下，边区府特别强调“不急之务不举，不急之钱不用”［2］［557］。1943年前后，边区政府系统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及其它各方面的工作都有很大的进步。这样，人民参政议政，人们政权又受人民监督，形成了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边区政权随着自身的逐步完善，为了“避免入不敷出，经济紊乱之现象”，1941年11月中共中央随即发出了《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后抗日根据地工作的指示》，要求各地“精兵简政”，“节省民力”。从1941年12月开始，到1944年1月结束，边区政权连续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精兵简政。兵精了，由于加强了军政训练，部队的战斗力反而提高了；政简了，政府机关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官僚主义严重的问题得到有效克服，办事效率有了很大提高，融洽了政府与民众的关系
第二，从人民群众利益出发，关心人民疾苦，切实解决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问题。“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3][467]边区政府通过一系列充满活力的新政策，改善了人民的生活，调动了各阶层人民的积极性，使他们团结起来一致对日。
国民党的封锁、农业生产的落后并没有使边区政府坐以待毙，在中共的领导下，边区政府带领广大军民自力更生，发展经济，支持抗战，改善人民生活。在解决公私关系军民关系上，确定了“公私兼顾、军民兼顾”[4][894－895]的原则；为了减轻农民负担，党政军带头开展大生产运动；在阶级关系上，边区政府由过去只代表和维护工农利益转变为代表和维护各抗日阶级的利益，“在劳资关系上，我们一方面扶助工人，使工人有工做，有饭吃；另一方面又实行发展事业的政策，使资本家也有利可图。”［5］［P766］人民负担大幅度降低，迅速消除了由于民众负担过重而产生的对政府的怨恨，受到损坏的军民关系、政民关系和军政关系都得到了修补，改善了边区政权的形象，提高了共产党的威信。
第三，大力宣传共产主义信念，使人们对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有了更深的理解，并形成了社会共识。通过大办教育、组织大生产运动和整风运动、加强党风政风建设，极大地推动了边区的精神文明建设，边区人民的精神面貌和社会风气有了很大的改变。
大办教育的特点是把政治思想教育放在首位。教育的空前普及以及对于政治教育的高度重视，不仅使党的各级干部，而且使民众在接受科学文化知识教育的同时接受了理想信念的教育。其结果是，“打倒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成为从娃娃到青年到中年到老年的多数社会成员的共同理想和信念，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一种社会共识。而大生产运动造就了为实现崇高理想而艰苦奋斗的精神。1939年4月颁布的《陕甘宁边区人民生产奖励条例》，使“劳动光荣，不劳动可耻”，“艰苦奋斗光荣，怕苦怕累可耻”的观念，成了人们普遍奉行的行为准则。
在公职人员的道德建设方面，边区政府强调其“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以民众为服务对象，倡廉防腐，强调提高公务人员的精神境界和完善人格。公务人员道德建设对于整个社会的道德建设影响很大，边区政府的清廉与国民党的腐败形成鲜明的对比。
在社会规范方面，边区政权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清扫旧社会的封建礼教、封建迷信及愚昧落后的种种陈规陋习，移风易俗，使人们的精神面貌和社会风气为之一新。
第四，整风运动找到了一种创造党内和谐与社会和谐的正确方法。在整风运动中，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既弄清思想，分清路线是非，又团结同志的目的。
整风运动通过“团结——批评与自我批评——团结”，解决和消除内部矛盾，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达到了空前的统一，党内的风气、面貌为之一新，党与军政民之间的关系和军队同政府及人民的关系得到改善。人们以干部为榜样，积极响应政府的各项号召，投身到边区的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中去。毛泽东说：“只要我们党的作风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党外有这种不良风气的人，只要他们是善良的，就会跟我们学，改正他们的错误，这样就会影响全民族。”［6］[812]
通过发展经济、大办教育、大生产运动、整风运动及通过建设一个好的党风、政风，来影响和带动整个社会风气，卓有成效地推进了边区社会的政治、经济和精神文明建设，建立起了鱼水相依的军民关系。
三、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处理党群关系的历史经验和启示
七十多年前开始的边区政权建设所创造的实践虽然早已成为历史，但其密切联系群众，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精神，仍对今天中国共产党保持其先进性和密切联系广大群众有重大启示作用：
启示一：密切党群关系，必须加强政治体制改革力度,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扩大民主，加强法制，以党内民主推动全社会的民主，切实保障人民的各种民主自由权利；要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建立一系列能使党的各级领导与人民群众直接对话、相互联系的制度，调动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热情,拓宽人民群众政治诉求的渠道，这是促进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和谐发展的必由路径。
延安时期的“三三制”，充分体现了民主政治，它“保证了一切抗日人民（地主、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小资产阶级、农民、工人等）的人权、政权、财权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徙之自由权”［7］［P90］；在民众参与上，“许多共产党以外的人士有在政府中说话做事的机会，加强了边区内部各阶层的抗日团结”，“一切负担动员均经过参议会的讨论，做到了人民敢于说话，政权联系民众，发扬民众的积极性”；“改造了许多脱离民众的原有乡政权人员，而代以新由民众推出来的积极分子，因而更加密切了乡政权同民众的联系，活跃了乡政府工作”，“由于一部分开明能干的人士选进政府，各级政府机关都有机会听取许多有益的意见，以改进自己的工作”［8］［556］。
启示二：密切联系群众，必须关注人民群众的经济利益，带领人民走上富裕之路，丰富人民的文化生活；要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加快经济发展，努力改善人民生活，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切实为民办实事，下基层做各种调查，了解人民所需所缺，帮助人民群众解决各种实际困难。
陕甘宁边区人民在几乎完全封闭的情况下，在中共领导下，开展大生产运动，大力发展经济，不仅解决了财政、供给困难，而且改善了军民关系，提高了党的威信。所以，发展经济意义不仅在于能够为解决党群矛盾提供必要而坚实的物质基础，而且在于能够使人们增强对党的信任和信心，起到凝聚人心、稳定社会的作用。这也是密切党群关系最重要和最深厚的基础,也是构建密切的党群关系最简单而又最深刻的要求。
启示三：密切党群关系，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各种复杂的利益关系，兼顾不同阶级、不同阶层、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维护他们的正当权益和合理要求。
陕甘宁边区政府兼顾了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农民和工人等一切抗日爱国人士的利益，并且制定了“公私兼顾，军民兼顾”的政策，极大地调动了民众发展经济和抗日的积极性。所以在当前，协调各阶层的利益关系，满足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是密切党群关系的关键。
启示四：密切党群关系，必须实行廉洁政治，反官僚主义，杜绝或减少腐败现象；要严守党的群众纪律，培养与人民群众的感情，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要把维护人民利益与党的作风建设统一起来，坚决克服一切不符合人民利益的不良风气。
当年陕甘宁边区的廉洁政府至今仍是学习的榜样，其节约效能、反官僚、反贪污腐败的成效至今仍不失为楷模。
启示五：密切党群关系，要对全民进行理想信念及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尤其要使广大党员干部树立起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地位和坚持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信念，以国家人民利益为重，而且要带动广大人民以此信念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德典范，为密切党群关系提供思想保证。在这方面，陕甘宁边区政府开展的共产主义信念教育就是一个成功的范例。
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实践证明，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的和谐是党的事业顺利发展的保障。在今天，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极其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下进行执政的，更要求党必须进一步密切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保持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的和谐。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共产党的先进性和广泛性，才能完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历史任务。
参考文献：
［1］李维汉.回忆与研究［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5.
［3］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二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7］［8］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三册（1941—1942）［Z］.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5］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6］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责任编辑 钟海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