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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减税成为主题，扩大赤字、明晰中央和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全面推开“营改增”，2016年的财税改革已经启幕。
从“保持宏观税负基本稳定的前提下的结构性减税”转变为“实行减税政策”，在2015年底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我国首次明确提出实行减税政策。减税，将会成为2016年深化财税改革的主题。
3%赤字率红线可考虑突破
地方债券的发行和置换，如果说刚刚过去的2015年国家财政政策中有哪一举动给人们的印象最为深刻，应当莫过于此。
在2015年以前的《预算法》是禁止地方政府预算列赤字的，也就是禁止地方政府自行举借债务。
而2015年实施的新《预算法》中，对地方政府的举债行为作出新的部署：允许省级政府在特定条件下公开发行债券，但条件是必须封锁其他渠道的举债行为。
地方政府开始经过专业机构进行信用评级，公开在市场发行债券，由市场投资者进行购买。据财政部公开数据显示，2015年地方政府发行了一般债券5000亿元和专项债券1000亿元，总共6000亿元。随之，从2015年3月起，地方债券置换也分次进行。全年共置换3.2万亿元。自此，地方政府的举债行为得以进一步约束和规范。
当下中国经济形势紧张，实施扩张赤字率的财政政策成为2016年的必然之举。2015年赤字率为2.3%，相较于3%的赤字率红线仍有较大空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杨志勇看来，甚至可以考虑突破3%。
“扩大赤字，以举债来弥补由于减税而带来的收入缺口，是2016年推进财税改革的必然选择。”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赵锡军接受《中国经济信息》记者采访时说。但他也承认，此举可能将加大地方债风险。
尽管预算法修正案已于2014年8月31日通过，但新的实施条例迄今仍未出台，这无疑反映了预算改革之难。
“预算改革需权衡的利益之争会令改革更复杂，改革战略的选择应注意借助财政透明度的加强来推进改革。”杨志勇指出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已经被反复强调，但预算编制的基础——公共部门财务管理制度被忽略了。
加快预算执行进度，盘活财政存量资金，都与财务管理制度息息相关。如果财务管理制度不够严谨规范，甚至可能出现盘活后的财政资金需要再度盘活的重复工作。因此，杨志勇认为，预算改革应当从制度上“治本”。
多位专家及业内人士纷纷向《中国经济信息》记者表示，2016年市场期待一个更加公开透明的预算环境。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剑文认为，预算就是要规范政府的收支行为，比如地方债问题、财政转移支付资金问题。
“预算的公开程度仍然有待进一步提高，预算的人大监督力度有待进一步加强，预算的社会舆论监督还需要更加适宜的环境。”杨志勇说。
目前，财政部已经发布了《财政总预算会计制度》和《政府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其中明确要求，总会计核算目标既要准确反映预算执行情况，也要全面反映资产负债等财务状况。
而预算公开、债务预算、盘活存量资金、资金统筹整合等一系列改革文件也将陆续出台，规范完整、公开透明的现代预算制度体系初步形成。
中央政府事权与支出责任比重将提高
“事权划分缺乏法律规范，诸多事权划分不清晰，部分事权划分不合理，一些事权执行不规范，中央事权明显不足等。” 财政部部长楼继伟罗列了中央和地方事权支出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
从2016年1月1日起，将证券交易印花税由现行按中央97%、地方3%比例分享全部调整为中央收入。业内普遍将此视为，中央和地方的税收收入划分工作正式拉开帷幕。这同时也意味着中央与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将成为2016年财税改革的重点。
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基本框架在1994年确定后，如今需要得到坚持和进一步改进。尤其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地情况差异大。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都应得到充分发挥。推动各级政府事权及支出责任与财力、财权匹配适应改革就是关键之一。
杨志勇对于理顺中央和地方的事权支出提出了改革新思维：“各级政府做什么，有哪些事权，应该更多地从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有效提供着手。只要哪级政府能够更有效地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就应该将相应的职责配置给哪一级政府。”。
结合十八届四中全会的讨论，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郭春丽预计2016年中央政府事权与支出责任比重将逐步提高，上移基本公共服务支出责任重心。
赵锡军则提醒，为避免中央政府负担过重，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明确分工任务中，还需要处理好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关系。目前，中国政府的职能转变尚未完全到位，政府还承担着一些本该由市场和社会来承担的职责。
而在理顺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税收收入方面，楼继伟强调遵循公平、便利、效率等原则。考虑税种属性和功能，将收入波动较大、具有较强再分配作用、税基分布不均衡、税基流动性较大的税种划为中央税，或中央分成比例多一些。
将地方掌握信息比较充分、对本地资源配置影响较大、税基相对稳定的税种，划为地方税，或地方分成比例多一些。收入划分调整后，地方形成的财力缺口由中央财政通过税收返还方式解决。
“营改增”将带来九千亿元减税效应
减税是面对当下经济疲软的共识，但2016年的实际实施中，减税力度到底多大，还无从巨细。“营改增”改革并未在2015年如期完成，房地产业、建筑业、金融业与生活服务业四个领域尚未纳入，已经延迟了中央财税改革的时间推进表。但决策层的态度变化微妙，从“力争完成”，变为“适时推出”。
目前17%的增值税仍有些偏高。2016年全面推开“营改增”，可能会带来九千亿元的减税效应，与营改增期间GDP比值约为0.4%。
杨志勇分析了尚待“营改增”攻坚的行业难点：“房地产企业税收由于行业特点，改征增值税之后，进项税额抵扣时可能不容易取得发票，可能影响试点的进行。金融业则涉及方案选择问题。金融业务免税与否以及如何征税都有不小争议。”
业内普遍担心的是“营改增”后地方财政处于更为被动的地位。郭春丽表示，应按照减少共享税种、规范税种划分的思路深化分税制改革。
“将增值税作为中央与地方特殊共享税，将归中央财政的增值税的75%全部用于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同时联动推进企业所得税划归中央税改革，将地方财政所属企业所得税的 40% 上交中央。”郭春丽认为，这样既可以解决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作为共享税对地方的不当激励问题，也能为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提供稳定、可预期的资金来源。
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梁红接受《中国经济信息》记者采访时指出，全面完成营改增，除了进一步减税外，还有一个更长远的意义：促进产业的专业化分工。改革完成后，增值税仍有改善空间。
从“保持宏观税负基本稳定的前提下的结构性减税”转变为“实行减税政策”，在2015年底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我国首次明确提出实行减税政策。减税，将会成为2016年深化财税改革的主题。
3%赤字率红线可考虑突破
地方债券的发行和置换，如果说刚刚过去的2015年国家财政政策中有哪一举动给人们的印象最为深刻，应当莫过于此。
在2015年以前的《预算法》是禁止地方政府预算列赤字的，也就是禁止地方政府自行举借债务。
而2015年实施的新《预算法》中，对地方政府的举债行为作出新的部署：允许省级政府在特定条件下公开发行债券，但条件是必须封锁其他渠道的举债行为。
地方政府开始经过专业机构进行信用评级，公开在市场发行债券，由市场投资者进行购买。据财政部公开数据显示，2015年地方政府发行了一般债券5000亿元和专项债券1000亿元，总共6000亿元。随之，从2015年3月起，地方债券置换也分次进行。全年共置换3.2万亿元。自此，地方政府的举债行为得以进一步约束和规范。
当下中国经济形势紧张，实施扩张赤字率的财政政策成为2016年的必然之举。2015年赤字率为2.3%，相较于3%的赤字率红线仍有较大空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杨志勇看来，甚至可以考虑突破3%。
“扩大赤字，以举债来弥补由于减税而带来的收入缺口，是2016年推进财税改革的必然选择。”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赵锡军接受《中国经济信息》记者采访时说。但他也承认，此举可能将加大地方债风险。
尽管预算法修正案已于2014年8月31日通过，但新的实施条例迄今仍未出台，这无疑反映了预算改革之难。
“预算改革需权衡的利益之争会令改革更复杂，改革战略的选择应注意借助财政透明度的加强来推进改革。”杨志勇指出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已经被反复强调，但预算编制的基础——公共部门财务管理制度被忽略了。
加快预算执行进度，盘活财政存量资金，都与财务管理制度息息相关。如果财务管理制度不够严谨规范，甚至可能出现盘活后的财政资金需要再度盘活的重复工作。因此，杨志勇认为，预算改革应当从制度上“治本”。
多位专家及业内人士纷纷向《中国经济信息》记者表示，2016年市场期待一个更加公开透明的预算环境。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剑文认为，预算就是要规范政府的收支行为，比如地方债问题、财政转移支付资金问题。
“预算的公开程度仍然有待进一步提高，预算的人大监督力度有待进一步加强，预算的社会舆论监督还需要更加适宜的环境。”杨志勇说。
目前，财政部已经发布了《财政总预算会计制度》和《政府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其中明确要求，总会计核算目标既要准确反映预算执行情况，也要全面反映资产负债等财务状况。
而预算公开、债务预算、盘活存量资金、资金统筹整合等一系列改革文件也将陆续出台，规范完整、公开透明的现代预算制度体系初步形成。
中央政府事权与支出责任比重将提高
“事权划分缺乏法律规范，诸多事权划分不清晰，部分事权划分不合理，一些事权执行不规范，中央事权明显不足等。” 财政部部长楼继伟罗列了中央和地方事权支出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
从2016年1月1日起，将证券交易印花税由现行按中央97%、地方3%比例分享全部调整为中央收入。业内普遍将此视为，中央和地方的税收收入划分工作正式拉开帷幕。这同时也意味着中央与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将成为2016年财税改革的重点。
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基本框架在1994年确定后，如今需要得到坚持和进一步改进。尤其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地情况差异大。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都应得到充分发挥。推动各级政府事权及支出责任与财力、财权匹配适应改革就是关键之一。
杨志勇对于理顺中央和地方的事权支出提出了改革新思维：“各级政府做什么，有哪些事权，应该更多地从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有效提供着手。只要哪级政府能够更有效地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就应该将相应的职责配置给哪一级政府。”。
结合十八届四中全会的讨论，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郭春丽预计2016年中央政府事权与支出责任比重将逐步提高，上移基本公共服务支出责任重心。
赵锡军则提醒，为避免中央政府负担过重，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明确分工任务中，还需要处理好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关系。目前，中国政府的职能转变尚未完全到位，政府还承担着一些本该由市场和社会来承担的职责。
而在理顺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税收收入方面，楼继伟强调遵循公平、便利、效率等原则。考虑税种属性和功能，将收入波动较大、具有较强再分配作用、税基分布不均衡、税基流动性较大的税种划为中央税，或中央分成比例多一些。
将地方掌握信息比较充分、对本地资源配置影响较大、税基相对稳定的税种，划为地方税，或地方分成比例多一些。收入划分调整后，地方形成的财力缺口由中央财政通过税收返还方式解决。
“营改增”将带来九千亿元减税效应
减税是面对当下经济疲软的共识，但2016年的实际实施中，减税力度到底多大，还无从巨细。“营改增”改革并未在2015年如期完成，房地产业、建筑业、金融业与生活服务业四个领域尚未纳入，已经延迟了中央财税改革的时间推进表。但决策层的态度变化微妙，从“力争完成”，变为“适时推出”。
目前17%的增值税仍有些偏高。2016年全面推开“营改增”，可能会带来九千亿元的减税效应，与营改增期间GDP比值约为0.4%。
杨志勇分析了尚待“营改增”攻坚的行业难点：“房地产企业税收由于行业特点，改征增值税之后，进项税额抵扣时可能不容易取得发票，可能影响试点的进行。金融业则涉及方案选择问题。金融业务免税与否以及如何征税都有不小争议。”
业内普遍担心的是“营改增”后地方财政处于更为被动的地位。郭春丽表示，应按照减少共享税种、规范税种划分的思路深化分税制改革。
“将增值税作为中央与地方特殊共享税，将归中央财政的增值税的75%全部用于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同时联动推进企业所得税划归中央税改革，将地方财政所属企业所得税的 40% 上交中央。”郭春丽认为，这样既可以解决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作为共享税对地方的不当激励问题，也能为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提供稳定、可预期的资金来源。
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梁红接受《中国经济信息》记者采访时指出，全面完成营改增，除了进一步减税外，还有一个更长远的意义：促进产业的专业化分工。改革完成后，增值税仍有改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