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那个冬夜是怎样地让人寒心彻骨。
　　1987年的除夕前夜，母亲和我们兄弟俩围着炉火在等父亲回来。父亲那时有些经济头脑，从两年前就一直在外跑生意。敲门声响起，却是常和父亲一起跑生意的隔壁四伯。四伯把母亲拉到屋外，嘀咕一阵后，母亲一脸惨白地回到屋内，泪水从她的眼角不住地往下流。原来父亲在外面有了女人，那女人是个寡妇，拖着一个孩子，父亲和她已经有一年多的来往了。
　　我们仿佛一下子掉进了冰窖。
　　那一年，我17岁，正在县一中读高一，而弟弟在一所乡村中学读初三。
　　父亲从此再也没有回来过。为了供我们兄弟俩读书，母亲开始了长年劳累的艰苦生活。
　　我高中毕业后，按成绩完全可以上一个好一点的大学。但在填报志愿时，我几乎毫不犹豫地在三个志愿栏里全都填上了本地的一所师专。因为当时师范类院校不收费，而且每月还有生活补贴。
　　弟弟后来也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清华。我们兄弟俩啃着冷馒头好不容易念完了大学。
　　我被破格从师范类毕业生改派分到了一家电视台。
　　弟弟分到深圳后，把头三个月的工资近万元全部寄回家，并给母亲写了一封长达十几页的浸着泪迹的信。
　　生活原本可以在我们固想的方式里运行，但有时它却在我们不愿意的地方拐了弯。
　　1996年春节前，弟弟从深圳回来，我们在乡下那间破旧的小木屋里忙碌着，一家人沉浸在团团圆圆的欢乐之中。
　　这个时候父亲突然回来了。
　　父亲站在门口一动也不动，我们不知道他已经站了多久。最先发现他的是母亲，母亲一言不发，突然她“哇”地一声哭了起来。父亲有些惊慌，显得不知所措，他看上去苍老了许多，衣服也很破旧，我愤怒地斥问父亲：“你还回来干什么，你不是不要这个家了吗?”父亲的回答有些木讷，他只是反复说：“我对不住你们三个，我错了。”
　　喜悦的气氛刹那间被父亲的回来冲得烟消云散。良久母亲说：“回来了好，以后安安心心过日子吧。”我和弟弟几乎异口同声地反对：“不可能，我们家没这个人!”
　　团圆饭是在沉默中吃的，原来准备放的鞭炮被我一气之下扔进了水塘。正月初二，弟弟就启程去了深圳。弟弟前脚刚走，我后脚就回到了单位。
　　原来，那个女人花光了父亲做生意时所有的积蓄，就把父亲赶了出来。我能够理解母亲接纳父亲的善良和宽容，但我不能接受。我以前在母亲面前大气都不敢出，但为这事却向母亲发了好几次火。母亲只是说：“有些事你还不懂，藕断了丝还连着呢。”
　　我结婚时，父亲显得异常高兴，忙着帮我招呼客人，跑东跑西，客人渐渐去后，在我那间简陋的新房里，父亲摸着彩电、冰箱和家具，一遍遍地说：“好，好，我的儿子也能有些好东西了。”我听了后，狠狠地回了他一句：“谁是你的儿子，做梦!”父亲顿时像挨了当头一棒，眼角就有泪水在蠕动。他在客人们惊诧的目光中默默走出房间。
　　我的怨恨一直持续到父亲离开人世。
　　1998年暑期，我抽了一个双休日赶回乡下，帮母亲忙“双抢”。
　　等我们从田里回来，已是月朗星稀了。
　　没走多远，我突然觉得小腿一阵钻心地痛，借着月光，我隐隐约约看见一条细长的蛇游过。
　　父亲听到我的叫声，几步赶过来，脱下衬衣撕了一截绑住我伤口上方的腿腹，意识到问题严重，背着我就往家跑。
　　到家后，父亲把我放在椅上，匆匆从碗柜里端出茶油，含了一口，俯下身就抱住我的腿在伤口上吮了起来，父亲身上的汗味很浓，一股酸臭味强烈地刺激着我的鼻腔。这些年来，他的种种殷勤一直被我鄙夷地视为讨好，油然而生的厌恶感让我猛地一掌推开他：“走开，不要你管!”
　　悲剧就在这瞬间发生了。
　　那一刻父亲已将我腿上的蛇毒吮出大半，因为我猛地一掌，父亲来不及将含在嘴里的蛇毒吐出，情急之下竟吞进了肚里!
　　母亲顿时就哭了起来。深重的愧疚感像从四面飞速而来的巨石，不断地猛打着我的内心。我连忙扶起跌坐在地上的父亲，顾不得自己的伤，背起他就往外跑。
　　在那个小山村里，医院离我家有近二十华里，而且全是山中羊肠小道。
　　赶到医院时，父亲开始出现了短暂昏迷、身体浮肿的症状。他躺在病床上一阵阵抽搐着，牙关紧咬，脸色苍白。乡村医院的条件很差，没有抗毒血清，只好给父亲大量灌水，希望能稀释他胃中的蛇毒，但情况越来越糟，父亲全身的浮肿不断加剧。
　　在父亲的床头，我长跪不起，泣不成声地喊他“爸!”泪眼中，我看见父亲的眼角缓缓流出一颗泪。多少年了，我一直以为这个称呼已从我生命中消失了，但那种久违的感觉却给我带来的是呼啸而至的痛楚和悔恨，是那种尖利的、让人颤抖的痛悔。
　　父亲临终之前，把我叫到身边，断断续续地对我说：“有些事我……错了，你要原……谅我。我还有三万多……块钱，在你娘……手里，是我为你集资……买房子攒的……”那一刻，我已泪倾如雨。
　　我的蛇伤最终治好了，但父亲的生命在我的一掌之后青烟般逝去，成为我生命里一道永远也不可能愈合的伤口。
　　
　　（刘昭然摘自《水母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