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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汉语中性别标记不对称的现象
（一）在称呼词上的体现
性别标记的不对称首先表现在对对方身份的称呼上。在我国封建社会，女子长期没有地位，出生后也没有名字，出嫁前随父姓被称为“氏”，嫁后再加上夫姓称为“ × 氏”，或者直接冠上夫姓称为“×夫人”或“×太太”。在社会化程度较低的地方，则被冠上夫名称为“嫂”或“家的”，甚至其夫去世之后，这种称呼仍不会变。直到现在“李小姐”“李夫人”“张太太”的称呼仍很普遍，但相对应的“李公子”只有戏称时才用，而“李丈夫”“张相公”则是从古到今都未曾闻。这种称呼上的不对称直接导致男女性别词使用频率的不对称。
其次，这种不对称还表现在对职位、职称、学历的称呼上。一些被认为需要高智商、高技能的工作，理所当然被认为是男性的世界，如果女性一旦涉足了这个世界，便要给加上“标记”。比如：教授——女教授；总统——女总统；警察——女警察；党员——女党员；战士——女战士等等。这其中的无标记项理所当然被认为是男性。甚至在一些比较正规的会议上公布名单时都要在女性成员名字前加“女”以示区别，当名单以书面形式出现时则更是要在其后的括号内特注“女”以引起注意。在前几年，大学生——女大学生这一不对称称呼还很普遍，但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女大学生”的说法除了在偏远的农村已不太多见了。也就是说,一旦“大学生”不再意味着太高的智商，那么女性的涉足也就不需要作标记了。但是“女研究生”“女博士”的说法不仅存在而且还要重读“女”字。这种职位或学历上的不对称特别能揭示其背后所隐藏的性别歧视现象。当然，反过来，如果男性从事一些比较卑微的、不起眼的职业，也是会给他加上“标记”的。例如：保姆——男保姆，护士——男护士，秘书——男秘书，妓——男妓等，女性在这些领域里则以无标记形式出现。
再次，在亲戚称谓上也体现出不平等。子女对父辈男性亲属的称呼有“伯”和“叔”之分，而女性则合称“姑”；对母亲家的亲属不管男女都不分称，与母亲同辈的男子不论大小都称“舅舅”。晚辈称长辈为“父辈”，而没有相应的“母辈”。统称长辈和平辈为“父老兄弟”而没有相应的“母老姐妹”，这些时候如果想指称女性是必须用别的词来表现的。
（二）在语义褒贬上的体现
语义褒贬在表示两性词的词语里也是不对称的。这首先体现在造字上。“女”字在造字之初就表示对女性的歧视。“女”字在甲骨文中像一个面朝左跪着的人，上身直立，两手环抱胸前。甲骨文产生于殷商，也就是说女性早在殷商时代其社会地位就已经相当低下了。而“女”部字则更是很多与卑微、低贱有关。例如：奴、妾、婪、婊、妓、妒、娼、姘等。即使“女”字部的字呈现中性甚至是褒义，也多是含有“色美、顺从”之义的。比如：妇、如、媚、妻等。另外，一些明显带有女性标记的贬义词却没有与之相对应的带有男性标记的词。例如：黄脸婆——黄脸公、母老虎——公老虎、母夜叉——公夜叉。特别是在一些粗话中，女性便成了发泄对象，如：他妈的、娘的、奶奶的、婊子等。就是代表女性的“阴”与代表男性的“阳”字在构词时其褒贬色彩也呈现出明显的不对称。在汉语文化里，“阴”字已经有了较深的贬义色彩。例如：阴险、阴间、阴冷、阴森森、阴谋诡计、阴魂不散等等，而“阳”字就不同了：阳间﹑阳刚﹑阳光﹑阳春三月等词明显表现出生命力的十足。这些古已有之的字词反映了在男性支配的社会中对女性的歧视。
其次表现在词义的演变上。许多带有女性标记的词语在开始使用时用于中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结果往往是向贬义方向发展，而相对应的带有男性标记的词，其褒贬色彩不变或是向褒义方向发展。例如：古时，“千斤”“小姐”指的是富贵人家的女儿，后来泛指任何青年女子，现在几乎是从事肉体交易的女子的代名词，而与之相应的“少爷”“公子”，词义变化不大，仍保持着以往尊重的含义。显而易见，词义降格也表现出人们的思维观念中某种程度上的性别歧视。
最后，褒贬还体现在男女两性修饰词的使用上。我们看到修饰男性时常用的词为：魁梧﹑高大﹑英俊﹑挺拔﹑大将之风﹑浓眉大眼等，而修饰女性的词常为：娇媚﹑窈窕﹑温柔﹑文静﹑秀丽等等，让人一看便可以感觉到男人是女人的靠山、保护伞，女人要依靠男人而存在，无形中体现了一种性别歧视。我们还注意到这两组词中，修饰男性以表现其力量为优点，而女性以表现其美色为长处，突出了在那个社会中女性以美色侍人的特点。
（三）在分布范围上的体现
虽然在社会中男女两性各占一半，但作为男性标记的“他”和作为女性标记的“她”的使用频率可就大不相同了。这表现为，在男女共存的群体里，人称代词用“他们”而不用“她们”，比如“他们赢得了五星红旗的一次又一次升起（体育健儿）”，“他们不惧病魔，冲锋在前（非典时战斗在一线的医生和护士）”。这种表达方式已经普遍被人们接受而觉不出有任何异常。还有，在性别不明的情况下用“他”不用“她” 。更让人费解的是，女同学会在自己宿舍的门上赫然贴着：请勿打扰他人午休，谢谢！可见，在长期的使用中，“他”字已经作为“她”字的上位词出现了。如果某位执笔者心中不平，以“她”代“他”的话，反而会让读者感到迷惑。
（四）在分布顺序上的体现
分布标记是指有无标记项的使用和分布情况。带有性别标记的词同时出现时，其先后分布顺序也可以反映人们对性别的不公正待遇。正如H.weil(1887）指出的：“思想彼此间的关系会明显影响句中词语语序的安排。”
无论在日常谈话中还是在书报文摘中，我们注意到，男女两性的词同时出现时，带有男性标记的词一般情况下都会出现在带有女性标记词的前面。例如：爷爷奶奶﹑男左女右﹑郎才女貌﹑男耕女织﹑兄弟姐妹等等。如果我们硬是要把女性标记词置于男性标记词前，反而会觉得拗口，听话的人也会感到相当别扭。
二、性别标记不对称现象形成的原因
（一）经济因素
男女两性的不平等首先来自男女两性的分工不同。恩格斯说过：当生产力发展到畜牧业、制造和使用金属、纺织，乃至最后耕种农业出现的阶段，产品有了剩余，新的性别劳动分工便产生了，男人此时在生产中扮演的角色使得他们相对控制了较多的资源。
男人由于生理上的特点而承担了较多的体力劳动，而在当时以农业或是畜牧业为主的社会里，就等于他们是家庭中的主要劳动者，从而在经济上处于主导地位，进而，便会在经济﹑文化及政治上也居于支配地位。而女性则由于生理条件的限制，不能胜任需要较大体力的劳动，只能退居家中从事轻体力劳动。比如洗衣做饭、相夫教子，因而在经济上只能依靠男人。于是就有了延续几千年的外与内、国与家、公与私的两性分工，而这种分工基本上否定了男女两性的平等。
（二）民俗教化
儒家思想在汉初被确立为正统的国家理念，并且从那时起到最近为止一直得以作为正统的政治理念而存在。而儒家的开山鼻祖早在两千多年前就下过“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的定论。早在先秦时代“三从四德”的观念就深入人心，这就造成了在中国古代的婚姻家庭中，男人是家庭的主宰者，拥有绝对权威，而女人只是男人的附庸，处于从属地位，没有完整的人格，被看成是男人的私有财产。这体现在文化领域就是“女子无才便是德”“颂读非女子事也”。历史上普通女性几乎全是文盲，即使是官宦世家，女子也只是接受一点启蒙教育。“贤妻良母”成了女性的理想职业。于是男尊女卑的观念几乎根深蒂固，直到几千年后的现在，这一局面仍未得到根本改善。
21世纪的今天，对绝大多数女性来说，其理想职业就是做一个贤内助，做一个为支持丈夫的事业而默默无闻的奉献者。对于公共事业的参与只是边缘性的，即使是职业妇女，他们的工作范围也仅限于秘书、护士、教师、服务员等职业。
（三）宗教文化
千百年来，三大宗教的教规教义无不在体现性别差异的同时贬低女性的价值。基督教认为女人是万恶之源，是男人的附庸。佛教同样视女人为“祸水”，女人是不洁的，因此要远离女人。只有做到无欲才能皈依“佛门”。而在古代，中国是一个崇尚神灵的社会，女人本身又是宗教活动的热衷者，所以她们会心甘情愿地接受神灵的裁决。
三、结语
本文用标记理论分析了汉语中带有男女两性标记的词在使用上的不对称现象，并揭示了存在这一不对称现象背后的诸多社会原因。通过这一分析，笔者旨在能引起广大语言工作者注意汉语言中存在的这一消极现象，正视语言中的性别歧视问题，并能在一定程度上对它进行改革或消除。当然，这一任务不是光靠语言工作者就可以完成的。语言是社会的产物，要清除语言中的性别歧视，必须根除人们思想深处的性别歧视观念，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所以完成这一任务，需要全社会的参与。
参考文献：
[1]杜芳琴.女性观念的演变[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
[2]沈锡伦.中国传统文化和语言[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
[3]孙汝建.性别与语言[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
[4]沈家煊.不对称和标记论[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5.
[5]张抗私.性别歧视的历史文化背景考析[J].学习与探索，2004，（4）.
[6]肖建安.论英汉性别标记言语的象似性[J].外语教学， 2003，（3）.
[7]钱进.姓名用字的性别差异统计分析[J].常州工学院学报，2004，（5）.
（郭翠萍，上海师范大学语言研究所）
（一）在称呼词上的体现
性别标记的不对称首先表现在对对方身份的称呼上。在我国封建社会，女子长期没有地位，出生后也没有名字，出嫁前随父姓被称为“氏”，嫁后再加上夫姓称为“ × 氏”，或者直接冠上夫姓称为“×夫人”或“×太太”。在社会化程度较低的地方，则被冠上夫名称为“嫂”或“家的”，甚至其夫去世之后，这种称呼仍不会变。直到现在“李小姐”“李夫人”“张太太”的称呼仍很普遍，但相对应的“李公子”只有戏称时才用，而“李丈夫”“张相公”则是从古到今都未曾闻。这种称呼上的不对称直接导致男女性别词使用频率的不对称。
其次，这种不对称还表现在对职位、职称、学历的称呼上。一些被认为需要高智商、高技能的工作，理所当然被认为是男性的世界，如果女性一旦涉足了这个世界，便要给加上“标记”。比如：教授——女教授；总统——女总统；警察——女警察；党员——女党员；战士——女战士等等。这其中的无标记项理所当然被认为是男性。甚至在一些比较正规的会议上公布名单时都要在女性成员名字前加“女”以示区别，当名单以书面形式出现时则更是要在其后的括号内特注“女”以引起注意。在前几年，大学生——女大学生这一不对称称呼还很普遍，但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女大学生”的说法除了在偏远的农村已不太多见了。也就是说,一旦“大学生”不再意味着太高的智商，那么女性的涉足也就不需要作标记了。但是“女研究生”“女博士”的说法不仅存在而且还要重读“女”字。这种职位或学历上的不对称特别能揭示其背后所隐藏的性别歧视现象。当然，反过来，如果男性从事一些比较卑微的、不起眼的职业，也是会给他加上“标记”的。例如：保姆——男保姆，护士——男护士，秘书——男秘书，妓——男妓等，女性在这些领域里则以无标记形式出现。
再次，在亲戚称谓上也体现出不平等。子女对父辈男性亲属的称呼有“伯”和“叔”之分，而女性则合称“姑”；对母亲家的亲属不管男女都不分称，与母亲同辈的男子不论大小都称“舅舅”。晚辈称长辈为“父辈”，而没有相应的“母辈”。统称长辈和平辈为“父老兄弟”而没有相应的“母老姐妹”，这些时候如果想指称女性是必须用别的词来表现的。
（二）在语义褒贬上的体现
语义褒贬在表示两性词的词语里也是不对称的。这首先体现在造字上。“女”字在造字之初就表示对女性的歧视。“女”字在甲骨文中像一个面朝左跪着的人，上身直立，两手环抱胸前。甲骨文产生于殷商，也就是说女性早在殷商时代其社会地位就已经相当低下了。而“女”部字则更是很多与卑微、低贱有关。例如：奴、妾、婪、婊、妓、妒、娼、姘等。即使“女”字部的字呈现中性甚至是褒义，也多是含有“色美、顺从”之义的。比如：妇、如、媚、妻等。另外，一些明显带有女性标记的贬义词却没有与之相对应的带有男性标记的词。例如：黄脸婆——黄脸公、母老虎——公老虎、母夜叉——公夜叉。特别是在一些粗话中，女性便成了发泄对象，如：他妈的、娘的、奶奶的、婊子等。就是代表女性的“阴”与代表男性的“阳”字在构词时其褒贬色彩也呈现出明显的不对称。在汉语文化里，“阴”字已经有了较深的贬义色彩。例如：阴险、阴间、阴冷、阴森森、阴谋诡计、阴魂不散等等，而“阳”字就不同了：阳间﹑阳刚﹑阳光﹑阳春三月等词明显表现出生命力的十足。这些古已有之的字词反映了在男性支配的社会中对女性的歧视。
其次表现在词义的演变上。许多带有女性标记的词语在开始使用时用于中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结果往往是向贬义方向发展，而相对应的带有男性标记的词，其褒贬色彩不变或是向褒义方向发展。例如：古时，“千斤”“小姐”指的是富贵人家的女儿，后来泛指任何青年女子，现在几乎是从事肉体交易的女子的代名词，而与之相应的“少爷”“公子”，词义变化不大，仍保持着以往尊重的含义。显而易见，词义降格也表现出人们的思维观念中某种程度上的性别歧视。
最后，褒贬还体现在男女两性修饰词的使用上。我们看到修饰男性时常用的词为：魁梧﹑高大﹑英俊﹑挺拔﹑大将之风﹑浓眉大眼等，而修饰女性的词常为：娇媚﹑窈窕﹑温柔﹑文静﹑秀丽等等，让人一看便可以感觉到男人是女人的靠山、保护伞，女人要依靠男人而存在，无形中体现了一种性别歧视。我们还注意到这两组词中，修饰男性以表现其力量为优点，而女性以表现其美色为长处，突出了在那个社会中女性以美色侍人的特点。
（三）在分布范围上的体现
虽然在社会中男女两性各占一半，但作为男性标记的“他”和作为女性标记的“她”的使用频率可就大不相同了。这表现为，在男女共存的群体里，人称代词用“他们”而不用“她们”，比如“他们赢得了五星红旗的一次又一次升起（体育健儿）”，“他们不惧病魔，冲锋在前（非典时战斗在一线的医生和护士）”。这种表达方式已经普遍被人们接受而觉不出有任何异常。还有，在性别不明的情况下用“他”不用“她” 。更让人费解的是，女同学会在自己宿舍的门上赫然贴着：请勿打扰他人午休，谢谢！可见，在长期的使用中，“他”字已经作为“她”字的上位词出现了。如果某位执笔者心中不平，以“她”代“他”的话，反而会让读者感到迷惑。
（四）在分布顺序上的体现
分布标记是指有无标记项的使用和分布情况。带有性别标记的词同时出现时，其先后分布顺序也可以反映人们对性别的不公正待遇。正如H.weil(1887）指出的：“思想彼此间的关系会明显影响句中词语语序的安排。”
无论在日常谈话中还是在书报文摘中，我们注意到，男女两性的词同时出现时，带有男性标记的词一般情况下都会出现在带有女性标记词的前面。例如：爷爷奶奶﹑男左女右﹑郎才女貌﹑男耕女织﹑兄弟姐妹等等。如果我们硬是要把女性标记词置于男性标记词前，反而会觉得拗口，听话的人也会感到相当别扭。
二、性别标记不对称现象形成的原因
（一）经济因素
男女两性的不平等首先来自男女两性的分工不同。恩格斯说过：当生产力发展到畜牧业、制造和使用金属、纺织，乃至最后耕种农业出现的阶段，产品有了剩余，新的性别劳动分工便产生了，男人此时在生产中扮演的角色使得他们相对控制了较多的资源。
男人由于生理上的特点而承担了较多的体力劳动，而在当时以农业或是畜牧业为主的社会里，就等于他们是家庭中的主要劳动者，从而在经济上处于主导地位，进而，便会在经济﹑文化及政治上也居于支配地位。而女性则由于生理条件的限制，不能胜任需要较大体力的劳动，只能退居家中从事轻体力劳动。比如洗衣做饭、相夫教子，因而在经济上只能依靠男人。于是就有了延续几千年的外与内、国与家、公与私的两性分工，而这种分工基本上否定了男女两性的平等。
（二）民俗教化
儒家思想在汉初被确立为正统的国家理念，并且从那时起到最近为止一直得以作为正统的政治理念而存在。而儒家的开山鼻祖早在两千多年前就下过“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的定论。早在先秦时代“三从四德”的观念就深入人心，这就造成了在中国古代的婚姻家庭中，男人是家庭的主宰者，拥有绝对权威，而女人只是男人的附庸，处于从属地位，没有完整的人格，被看成是男人的私有财产。这体现在文化领域就是“女子无才便是德”“颂读非女子事也”。历史上普通女性几乎全是文盲，即使是官宦世家，女子也只是接受一点启蒙教育。“贤妻良母”成了女性的理想职业。于是男尊女卑的观念几乎根深蒂固，直到几千年后的现在，这一局面仍未得到根本改善。
21世纪的今天，对绝大多数女性来说，其理想职业就是做一个贤内助，做一个为支持丈夫的事业而默默无闻的奉献者。对于公共事业的参与只是边缘性的，即使是职业妇女，他们的工作范围也仅限于秘书、护士、教师、服务员等职业。
（三）宗教文化
千百年来，三大宗教的教规教义无不在体现性别差异的同时贬低女性的价值。基督教认为女人是万恶之源，是男人的附庸。佛教同样视女人为“祸水”，女人是不洁的，因此要远离女人。只有做到无欲才能皈依“佛门”。而在古代，中国是一个崇尚神灵的社会，女人本身又是宗教活动的热衷者，所以她们会心甘情愿地接受神灵的裁决。
三、结语
本文用标记理论分析了汉语中带有男女两性标记的词在使用上的不对称现象，并揭示了存在这一不对称现象背后的诸多社会原因。通过这一分析，笔者旨在能引起广大语言工作者注意汉语言中存在的这一消极现象，正视语言中的性别歧视问题，并能在一定程度上对它进行改革或消除。当然，这一任务不是光靠语言工作者就可以完成的。语言是社会的产物，要清除语言中的性别歧视，必须根除人们思想深处的性别歧视观念，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所以完成这一任务，需要全社会的参与。
参考文献：
[1]杜芳琴.女性观念的演变[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
[2]沈锡伦.中国传统文化和语言[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
[3]孙汝建.性别与语言[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
[4]沈家煊.不对称和标记论[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5.
[5]张抗私.性别歧视的历史文化背景考析[J].学习与探索，2004，（4）.
[6]肖建安.论英汉性别标记言语的象似性[J].外语教学， 2003，（3）.
[7]钱进.姓名用字的性别差异统计分析[J].常州工学院学报，2004，（5）.
（郭翠萍，上海师范大学语言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