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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请来了“土匪”
卢氏位于豫西伏牛山区,地处豫、陕两省交界地带,洛河穿境而过。在军事上这里是西进长安,东下洛阳,进退两便的战略要地,历来是屯兵、养兵的理想场所。
进入民国以后,军阀混战,土匪四起,东来西往的各路军阀、散匪乱兵无不在卢氏骚扰蹂躏,把卢氏山区闹得鸡犬不宁,民不聊生。
1922年,匪害使卢氏社会各界都无法忍受,统治河南的直系军阀吴佩孚忙于军阀混战,无暇顾及,卢氏地方士绅通过时任陕西省财政厅长的卢氏人陈士凯,联名转电陕西督军刘镇华,请求派军来卢氏防匪,保境安民。
于是,陕军第一混成旅高峻所部第一混成团赵树勋部三个营又两个连,巡防第二路统领郭金榜部五个营,共2600余人,先后开到卢氏驻防。赵团驻县城中,郭部驻城郊李家坪。
赵树勋团原系陕西白水县土匪,后被刘镇华收编,军纪败坏,匪性难移。来卢氏后不仅不剿匪,反而通匪、收匪、放匪,到处绑票抓人,抢劫掳掠,为所欲为。赵团经常向县府要妇女供他们蹂躏玩耍,平时常在大街上强抓民女,搞得家家户户提心吊胆。
赵团还暗中勾结土匪,到处“拉票子”,坐地分赃;开赌场,设烟馆,搜刮民财,激起了民众的极端愤恨。
赵团和郭部的所有粮草、军饷及一切杂费都统统摊在卢氏人民头上,两部人马每月军饷,赵团银币1.4万元,郭部1.5万元,粮草杂项均不在内。另有蔬菜、油烛种种公费以及长官私室各项生活铺陈等,也由县署科派,百姓乡民供奉。
县署虽明令由各里长、村正查明各户不动产业,每值洋100元者月交银5元;产值5000元者月交银50元。但豪绅大户多贿通官衙,有钱不出,实际负担又都嫁到平民百姓身上。
卢氏人民如何负担得起。县民凡交款稍迟即拘县押狱,狱中关押常有百数十人。县知事、帮审员及赵、郭部之军法官,日夜坐堂,严刑追逼,号哭之声惨不忍闻,更有甚者被打得血肉横飞,因之毙命。
1923年夏秋大灾,庄稼欠收,民力已竭,两相交加,驱赵、郭之火,一触即燃。1923年秋,卢氏农民揭竿而起,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武装围城斗争。
二、官逼民反,农民围了城
卢氏农民武装围城斗争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人是45岁的李庶琨(字仲美)。
李庶琨祖居卢氏县城东郊西湾村,出身于封建望族世家,思想比较开明进步,对晚清政府的腐败和民国初年的军阀混战极为不满,虽博学多才,但厌恶官场,立志终身学而不仕,自洁其身。
“五四”运动前后,他的几个侄子、侄女在北京读书,经常给他介绍俄国十月革命、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以及陈独秀、李大钊的革命活动,给了他极大的影响。他对贫苦农民十分同情,1920年当地遭受旱、雹灾害,粮食大歉,农民多以树皮、白土充饥。李带头开仓放粮、赈济灾民,并发动其他富户一起放赈。他精通医道,经常舍药行医,许多重病号他不请自到,主动登门诊治,深得民心,享有较高的威望。也正因如此,大家一致推举李庶琨担任首领。
李庶琨做了大量的组织准备工作。
李庶琨紧密地团结了几个在当地有一定威望、具有一定组织能力、同情民众疾苦的开明乡绅和退归故里的官员常世杰(字汉三)、海青田、陈大帅(即陈继舜)等,形成了一个比较得力的领导核心。人称:“李仲美望族世家,常汉三笔下生花,海青田口若悬河,陈大帅精通兵法。”常世杰等人用通俗易懂的顺口溜形式,编写了一首《讨赵歌》,历数陕军害民暴政的十大罪状,成为讨伐陕军的战斗檄文,起到了重要的宣传动员作用。
李庶琨等人四处奔走,经过联络,邻县的民团乡勇纷至沓来。
经过李庶琨等人的积极组织和周密部署,轰轰烈烈的卢氏农民武装围城斗争终于爆发了。
1923年8月,卢氏严重干旱,秋收大歉,粮价飞涨,陕军狂征暴敛,民怨沸腾。李庶琨等人一经联络发动,全县民众立即响应。红枪会、保卫团、硬肚队、守望社等带有一定封建迷信色彩的民间组织也应邀参加,总计近10万人手持刀枪,从四面八方集结到卢氏城郊,各立大小各色旗帜,将县城团团包围,一致要求驱逐陕军出境。
围城农民武装在李庶琨的领导下,同心协力,分兵把守,采取“围而不打”的策略,把赵树勋团严严实实地围困在城内,以断其粮草,乱其军心。
同时派人做通驻防城外的郭金榜部的工作,不让郭部支援城内的赵团,以孤立赵团。
围城民众不断向城墙上的守城士兵喊话,让他们滚出卢氏去。
赵树勋的弟弟赵子强是个营长,他主张与围城群众和民团决一死战。赵树勋指着四周各山头的旗帜和围城的人马,说:“咱们是外来人,不能与当地民众为敌。现在我们好赖还算是兵,一打就变成了匪,千万打不得。”
陕军一面紧闭城门,一面派人潜出县城,向西安求救。
陕西督军刘镇华、豫西镇守使丁香玲等慑于民威,不敢贸然派兵镇压,派代表到卢氏调和。经过双方多次谈判,议定三条:一、将郭金榜部五个营全部调走;二、将赵树勋团军饷杂支减去一半,每月供银币7000元;三、以后不准派军队随便下乡催款捕人。
至此,卢氏农民的第一次武装围城斗争取得了胜利。
三、赵团变本加厉坑害百姓,农民二次围城
第二次围城斗争,发生在1924年农历正月。导火线是赵团违背谈判议定的条款,仍然坚持派兵下乡催款捕人,对无力交款者严刑拷打直至惨死,且公开奸淫绑票,变本加厉坑害百姓,激起了更大的民愤。
刚过春节不久,在李庶琨的号召下,四乡农民又打出驱赵旗帜,浩浩荡荡再次集结到县城周围,围困赵团。
民众发表宣言,通电陕、豫当局,强烈要求驱逐赵团出境。
是时,赵树勋团巳编入镇嵩军张治公之第二师管辖。张治公也不敢派兵镇压,再次派人到卢氏谈判议和,结果议定卢氏四乡农民不再交纳赵团军饷。卢氏农民的第二次武装围城斗争又取得了胜利。
四、赵团改欺市民,农民伸出援手
第二次围城议和后,卢氏四乡农民虽不再供给赵团军饷,赵团却将军饷全部转嫁给城内居民。
事实上,自陕军驻卢氏以来,特别是经过前两次围城,城内的富商大贾早已远遁城外躲避骚扰,留在城内的亦多为平民百姓,根本无力负担各项摊派,而赵团此时又扩军增饷,并强占土地,大兴土木,修建营房、花园、公馆、演武厅等,索钱拉夫较前更甚,连挑柴卖药的过路行人也难以幸免。
1924年4月初,忍无可忍的城内居民向四乡农民求救,并召开求救大会,多人登台讲演,慷慨陈词,历数赵团新的罪行,号召全县民众继续团结奋斗,驱逐军阀。
旋经李庶琨联络和组织筹划,城郊大小村庄、各沟小岔、田间道上,成群结队的农民和民团,象洪水一样涌向县城,呼喊声震天动地。5万余怒不可遏的民众将县城围得水泄不通,洛宁、嵩县、灵宝、洛南等周边县的农民武装4000多人也赶来援助。各路人马通力合作,听从李庶琨的统一调遣,军纪严明,军令畅通,将赵团围在城内长达月余,赵团粮草殆尽,军心开始动摇。
吴佩孚、张福来(河南督军)、李济臣(河南省长)、刘镇华等直系大小军阀头子闻讯后纷纷派员赴卢氏调停,结果也被围在城中,只能进不能出。
他们企图经过谈判,再次议和。但卢氏农民有了前两次围城斗争的经验教训,利诱不上当,威胁不低头,决心彻底驱逐赵团,以绝后患。
面对民众的强大力量,吴佩孚无奈,只好面谕河洛道委员吴仲文到卢氏劝导,议定赵团移防,一切开拔费用悉请官方发给。双方各具保证书,以坚信守。
为达到驱赵目的,围城农民调整部署,分别把守县城东、南、北三面,唯留西面大路放赵军撤退。赵树勋团撤出卢氏县境。
卢氏农民经过三次武装围城斗争,终于将陕军郭金榜、赵树勋两部人马全部驱逐出境,取得了这场斗争的最后胜利。
卢氏农民的武装围城斗争,直接冲击着直系军阀的统治,震惊了豫、陕两省的军阀统治者,影响波及全国。■
卢氏位于豫西伏牛山区,地处豫、陕两省交界地带,洛河穿境而过。在军事上这里是西进长安,东下洛阳,进退两便的战略要地,历来是屯兵、养兵的理想场所。
进入民国以后,军阀混战,土匪四起,东来西往的各路军阀、散匪乱兵无不在卢氏骚扰蹂躏,把卢氏山区闹得鸡犬不宁,民不聊生。
1922年,匪害使卢氏社会各界都无法忍受,统治河南的直系军阀吴佩孚忙于军阀混战,无暇顾及,卢氏地方士绅通过时任陕西省财政厅长的卢氏人陈士凯,联名转电陕西督军刘镇华,请求派军来卢氏防匪,保境安民。
于是,陕军第一混成旅高峻所部第一混成团赵树勋部三个营又两个连,巡防第二路统领郭金榜部五个营,共2600余人,先后开到卢氏驻防。赵团驻县城中,郭部驻城郊李家坪。
赵树勋团原系陕西白水县土匪,后被刘镇华收编,军纪败坏,匪性难移。来卢氏后不仅不剿匪,反而通匪、收匪、放匪,到处绑票抓人,抢劫掳掠,为所欲为。赵团经常向县府要妇女供他们蹂躏玩耍,平时常在大街上强抓民女,搞得家家户户提心吊胆。
赵团还暗中勾结土匪,到处“拉票子”,坐地分赃;开赌场,设烟馆,搜刮民财,激起了民众的极端愤恨。
赵团和郭部的所有粮草、军饷及一切杂费都统统摊在卢氏人民头上,两部人马每月军饷,赵团银币1.4万元,郭部1.5万元,粮草杂项均不在内。另有蔬菜、油烛种种公费以及长官私室各项生活铺陈等,也由县署科派,百姓乡民供奉。
县署虽明令由各里长、村正查明各户不动产业,每值洋100元者月交银5元;产值5000元者月交银50元。但豪绅大户多贿通官衙,有钱不出,实际负担又都嫁到平民百姓身上。
卢氏人民如何负担得起。县民凡交款稍迟即拘县押狱,狱中关押常有百数十人。县知事、帮审员及赵、郭部之军法官,日夜坐堂,严刑追逼,号哭之声惨不忍闻,更有甚者被打得血肉横飞,因之毙命。
1923年夏秋大灾,庄稼欠收,民力已竭,两相交加,驱赵、郭之火,一触即燃。1923年秋,卢氏农民揭竿而起,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武装围城斗争。
二、官逼民反,农民围了城
卢氏农民武装围城斗争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人是45岁的李庶琨(字仲美)。
李庶琨祖居卢氏县城东郊西湾村,出身于封建望族世家,思想比较开明进步,对晚清政府的腐败和民国初年的军阀混战极为不满,虽博学多才,但厌恶官场,立志终身学而不仕,自洁其身。
“五四”运动前后,他的几个侄子、侄女在北京读书,经常给他介绍俄国十月革命、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以及陈独秀、李大钊的革命活动,给了他极大的影响。他对贫苦农民十分同情,1920年当地遭受旱、雹灾害,粮食大歉,农民多以树皮、白土充饥。李带头开仓放粮、赈济灾民,并发动其他富户一起放赈。他精通医道,经常舍药行医,许多重病号他不请自到,主动登门诊治,深得民心,享有较高的威望。也正因如此,大家一致推举李庶琨担任首领。
李庶琨做了大量的组织准备工作。
李庶琨紧密地团结了几个在当地有一定威望、具有一定组织能力、同情民众疾苦的开明乡绅和退归故里的官员常世杰(字汉三)、海青田、陈大帅(即陈继舜)等,形成了一个比较得力的领导核心。人称:“李仲美望族世家,常汉三笔下生花,海青田口若悬河,陈大帅精通兵法。”常世杰等人用通俗易懂的顺口溜形式,编写了一首《讨赵歌》,历数陕军害民暴政的十大罪状,成为讨伐陕军的战斗檄文,起到了重要的宣传动员作用。
李庶琨等人四处奔走,经过联络,邻县的民团乡勇纷至沓来。
经过李庶琨等人的积极组织和周密部署,轰轰烈烈的卢氏农民武装围城斗争终于爆发了。
1923年8月,卢氏严重干旱,秋收大歉,粮价飞涨,陕军狂征暴敛,民怨沸腾。李庶琨等人一经联络发动,全县民众立即响应。红枪会、保卫团、硬肚队、守望社等带有一定封建迷信色彩的民间组织也应邀参加,总计近10万人手持刀枪,从四面八方集结到卢氏城郊,各立大小各色旗帜,将县城团团包围,一致要求驱逐陕军出境。
围城农民武装在李庶琨的领导下,同心协力,分兵把守,采取“围而不打”的策略,把赵树勋团严严实实地围困在城内,以断其粮草,乱其军心。
同时派人做通驻防城外的郭金榜部的工作,不让郭部支援城内的赵团,以孤立赵团。
围城民众不断向城墙上的守城士兵喊话,让他们滚出卢氏去。
赵树勋的弟弟赵子强是个营长,他主张与围城群众和民团决一死战。赵树勋指着四周各山头的旗帜和围城的人马,说:“咱们是外来人,不能与当地民众为敌。现在我们好赖还算是兵,一打就变成了匪,千万打不得。”
陕军一面紧闭城门,一面派人潜出县城,向西安求救。
陕西督军刘镇华、豫西镇守使丁香玲等慑于民威,不敢贸然派兵镇压,派代表到卢氏调和。经过双方多次谈判,议定三条:一、将郭金榜部五个营全部调走;二、将赵树勋团军饷杂支减去一半,每月供银币7000元;三、以后不准派军队随便下乡催款捕人。
至此,卢氏农民的第一次武装围城斗争取得了胜利。
三、赵团变本加厉坑害百姓,农民二次围城
第二次围城斗争,发生在1924年农历正月。导火线是赵团违背谈判议定的条款,仍然坚持派兵下乡催款捕人,对无力交款者严刑拷打直至惨死,且公开奸淫绑票,变本加厉坑害百姓,激起了更大的民愤。
刚过春节不久,在李庶琨的号召下,四乡农民又打出驱赵旗帜,浩浩荡荡再次集结到县城周围,围困赵团。
民众发表宣言,通电陕、豫当局,强烈要求驱逐赵团出境。
是时,赵树勋团巳编入镇嵩军张治公之第二师管辖。张治公也不敢派兵镇压,再次派人到卢氏谈判议和,结果议定卢氏四乡农民不再交纳赵团军饷。卢氏农民的第二次武装围城斗争又取得了胜利。
四、赵团改欺市民,农民伸出援手
第二次围城议和后,卢氏四乡农民虽不再供给赵团军饷,赵团却将军饷全部转嫁给城内居民。
事实上,自陕军驻卢氏以来,特别是经过前两次围城,城内的富商大贾早已远遁城外躲避骚扰,留在城内的亦多为平民百姓,根本无力负担各项摊派,而赵团此时又扩军增饷,并强占土地,大兴土木,修建营房、花园、公馆、演武厅等,索钱拉夫较前更甚,连挑柴卖药的过路行人也难以幸免。
1924年4月初,忍无可忍的城内居民向四乡农民求救,并召开求救大会,多人登台讲演,慷慨陈词,历数赵团新的罪行,号召全县民众继续团结奋斗,驱逐军阀。
旋经李庶琨联络和组织筹划,城郊大小村庄、各沟小岔、田间道上,成群结队的农民和民团,象洪水一样涌向县城,呼喊声震天动地。5万余怒不可遏的民众将县城围得水泄不通,洛宁、嵩县、灵宝、洛南等周边县的农民武装4000多人也赶来援助。各路人马通力合作,听从李庶琨的统一调遣,军纪严明,军令畅通,将赵团围在城内长达月余,赵团粮草殆尽,军心开始动摇。
吴佩孚、张福来(河南督军)、李济臣(河南省长)、刘镇华等直系大小军阀头子闻讯后纷纷派员赴卢氏调停,结果也被围在城中,只能进不能出。
他们企图经过谈判,再次议和。但卢氏农民有了前两次围城斗争的经验教训,利诱不上当,威胁不低头,决心彻底驱逐赵团,以绝后患。
面对民众的强大力量,吴佩孚无奈,只好面谕河洛道委员吴仲文到卢氏劝导,议定赵团移防,一切开拔费用悉请官方发给。双方各具保证书,以坚信守。
为达到驱赵目的,围城农民调整部署,分别把守县城东、南、北三面,唯留西面大路放赵军撤退。赵树勋团撤出卢氏县境。
卢氏农民经过三次武装围城斗争,终于将陕军郭金榜、赵树勋两部人马全部驱逐出境,取得了这场斗争的最后胜利。
卢氏农民的武装围城斗争,直接冲击着直系军阀的统治,震惊了豫、陕两省的军阀统治者,影响波及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