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美国次贷膨胀和中国房产私有化的刺激让中国经济获得快速增长。现在这个过程要逆转了——美国金融危机对应的是中国实体经济危机
　　
　　像一年前那样，朱小平依然骑着自行车到访谈地点，依然清瘦、矍铄。讲到一些关节，他又拿出纸和笔来：“经济学，是一定要画图的。”
　　“人民币会成为世界货币吗”，“美国次贷危机会触底吗”……这些问题一个个抛过去，朱小平要习惯性地用笔画两下：“画个图，说起来就清楚了。”他是百度、谷歌上没有篇幅的人，20年来他的身份是“独立研究人”。
　　
　　2008年春天第一次见到他是在一个小范围的新书发布会上。那一次，黑板上全是数学公式。
　　他的《实对称矩阵的拟特征值理论与应用》刚刚出版，数学界、经济学界的一些专家前来品评。这是他研究经济问题的副产品——2006年，他告诉朋友严搏非他的经济学研究已经找不到数学工具了；又过两周，他宣布“开始自己造工具”——数学模型“拟特征值”即是他造了两年的工具。面对1000多页的大书，非专业人士除了前言和后记没什么可看。
　　在那次会上，《顾准传》作者高建国说，顾准最早以“绛风”为笔名，翻译了熊彼特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與民主》。而熊彼特，这位生于马克思逝世之年，在哈佛大学带过400多位研究生，其中数位摘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匈牙利籍犹太学者，是朱小平的“神”。当年，就是研读熊彼特，使得他对经济学的认识跨越性地提升。
　　2008年9月，在家埋头写另一部经济学专著的朱小平被华尔街的事态惊动，花了3个多月收集最新资料，又用两个月写完了一本系统分析此次金融危机的专著——即将出版的《金融危机中的美国、中国与世界》。
　　他在书中运用的，就是熊彼特的范式。
　　
　　在油灯下摆弄国家棋局
　　
　　朱小平的童年、少年，在上海一个历史感很强的住宅区东庙二村度过。
　　1958年，时任市委书记柯庆施提出“干部和工人打成一片”，于是在西南近郊（今中山南二路、宛平路一带）建起一个试点。西面是东庙一村，住的全是工人。两个新村之间没筑高墙，也没设门房，工人们都知道邻居是华东局、上海市委的高级干部们。
　　柯家在那里只住了一年，因为“市委办公厅存在不便之处”。但朱小平家长久居留在了那里。
　　他孩提时代的朋友高全建1960年随全家从北京迁入上海，搬进了东庙二村，他俩跟如今分布在上海政界学界商界的俊杰们，如陈乐波、高建国、姚海同、樊毅生等人，一起在那个“大院”成长。
　　1957年“反右”，朱小平的父亲因为牵涉钟惦—’（因《电影的锣鼓》被打成右派）一案被“打下去了”，此后至“文革”期间，院子里许多人的父母都被关了起来，但孩子们却仍然是快乐的。
　　高全建家有一台凯歌牌两用电唱机。少年们从各种渠道搜集来经典唱片，关好门，拉上窗帘，偷听《梁祝》、《天鹅湖》，传唱《外国民歌200首》。朱小平三姐朱小强天生一副明亮的嗓子，从上海唱到安徽插队的村子里，“文革”后唱回上海音乐学院，又唱到香港，最后唱到美国大都会歌剧院。前不久，“旅美华裔抒情花腔女高音朱小强”还举办了个人演唱会。
　　高全建说，朱小平当时已表现出广博的兴趣、开阔的知识面、惊人的阅读速度和记忆力。他在做弹弓的同时阅读文学、科技读物，并很早跟父亲有思想上的交流。有天高全建去串门，朱小平满脸通红地拿起几个酒瓶——他已经能陪父亲喝酒了。
　　1970年，69届毕业生朱小平、樊毅生、黄河清去江西安远插队落户；稍后，高全建去南京当兵。樊毅生告诉记者，他们3人合住一个集体户，朱小平带了大量政治经济学书籍。他继承了父亲的文才，学作格律诗，偶尔还作曲。其间朱小平与高全建多有书信往来，畅谈苏联革命、中国革命，朱小平习惯在落款处写上“致布礼”，布，即布尔什维克。
　　1972年，二人各自回沪探亲。高全建记得，朱小平当时在看《红楼梦》、《拿破仑传》和马列著作。此时的话题已转向对“文革”的暗暗反省——这注定是政治早熟的一群。陈丹青在《幸亏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