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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是手工业，带着强烈的个人色彩。同一个选题，同一本书，不同的人做出来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即使像张维军和陈子慕（圈中人称她小齐）这样亲密的关系——夫妻，大学时是同班同学，在出版上，两人有各自的坚持和发展，并在此基础上，慢慢摸索出能够一起合作的方式。
由版权部主任到专职编辑
2008年，全彩铜版纸印刷的精装本《美的历史》在国内出版，这本定价不菲的图文书，很快在读者中获得好口碑，销售表现也相当惊人。各大图书网站上，每天销售六七十本；三四个月的时间，当当、卓越的销售成绩就有五六千册；没到一年就加印，这让这本书的编辑张维军十分意外。
彼时，张维军是中央编译出版社的版权部主任。2003年从北京印刷学院外语系版权贸易专业毕业后，他就在这家出版社从事专业对口的版权贸易工作。版权工作，就是把国外出版社出版的好书推荐给社里的编辑，并帮他们解决版权问题。从2007年下决定引进《美的历史》一书的版权，并由自己亲手操刀编辑这本书，张维军见证了许多引进版权书成功和失败的例子。他发现，自己推荐给编辑的版权书极少被编辑采用，而时间实践也证明，编辑们的选择未必都正确，好多在他看来是好选题的书怎么都推荐不出去。其中就有这本他非常喜欢的《美的历史》。
《美的历史》于2004年在意大利出版后，他几次推荐给社里的编辑，编辑们私下都喜欢这书，但都不看好这本书在国内的销售——书本身的制作成本很高，《美的历史》的版权方意大利的RCS Libri S.p.A.出版社又要求一定要在意大利印刷，在意大利印刷的成本差不多是在国内印刷的三倍。就这样，样书一直在张维军的手里放了两三年，此书陆陆续续在不同国家出了近三十个版本。2006年的BIBF上，台湾的联经出版社展台上，甫出版的《美的历史》繁体版，吸引了许多大陆出版人的注意。“当时有好多人在联经的展位上翻这本书，这本书在大陆出肯定会有市场的。只是出版社坚持要在意大利印刷这个要求对我们来说太难了。联经版的定价是1200台币，他们也是在意大利印刷，印了一万册才把书价压到这个价格，如果我们也在意大利印刷，也是印1万册，定价差不多要300多人民币，这跟台版的价格相差不多，我们又迟了一两年，这样的条件在大陆要出这本书确实是不可能的。”
虽然大家都觉得这是一本不可能在大陆按照同等装帧印刷规格出版的书，但张维军仍抱着一线希望。BIBF结束后，他再次写信给RCS Libri S.p.A.出版社。此前的几年时间里，他隔一段时间就写信向出版社询问该书的中国大陆版版权情况并试图说服出版社放弃在意大利印刷。BIBF之后，除了张维军之外，其他许多对这本书动心的出版人也给意大利出版社写信，说明了同样的理由，最后RCS Libri S.p.A.被说服了，放弃非要在意大利印刷的要求，改为委托深圳的当钠利——世界最好的印刷厂之一印刷。
紧接着，意大利出版社要求有意购买此书版权的出版社开始报价，张维军报价的条件很平常：首印1万册，定价198元，7%版税。当时中央编译出版社的社长出差在外，张维军拿着报价单询问社里的其他领导的意见，他们都不敢拍板，除了版税，制作、印刷，这本书的总成本高达70万，相比一般书几万块的成本，这是大制作、大手笔的投入。在给远在美国的社长简要地说明了情况之后，张维军收到社长的短信回复：“如果你们觉得可以做，那就做吧。”就这样，张维军开始编辑自己的第一本书。
“想做这本书确实是观察了很长时间，觉得有市场才做的。不过也有运气的成分，如果社长当时在国内，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同意，而且报价居然也被对方通过了。开始做的过程很快，九月底买的版权，第二年二月份印刷，三月份就出来了。其实当时做这本书风险很大，但是非常巧，那年三月份的时候作者艾柯来中国，媒体的曝光特别多，《美的历史》正好赶上这个时间上市，出乎意料的成功。”
让书成为最精美的礼物
《美的历史》有了好成绩之后，张维军隐约觉得图文书或许是条可行的路，只是读者对这么高的价格的接受度，始终是他没有把握的地方。因为不是专职编辑，没有出版压力，也因为这类图文书的每一次投入都很大，所以他谨慎选择接下来要出版的题材。许多样书，在手上放了两三年，不断考虑“这本书有没有市场”，并到书店观察同类书出版的情况。隔年，社里同事离职前留下《圣经的历史》的书稿，张维军觉得可以按照《美的历史》的体例、制作方法来完成这本书。这本书的出版，也同样获得口碑和好效益。
前兩本书的成功，让张维军开始思考将“图文馆”策划成丛书，并促使他重新考虑以前“要降低成本做物美价廉图书”的思路，转而“不惜成本打造物美价不廉的图书”。但事实上，在此后的执行过程中，“降低成本”的想法还是不断地蹦出来，他也真做了“降低成本”的书，这就是他的第三本书《阅读的女人》。做《阅读的女人》的时候，张维军拼命想把这本书的成本压低下来。第一版的《阅读的女人》铜版平装本，定价39.8元，第二版时把书名改成《阅读的女人危险》，换成胶版纸，价格压到29.8元。“《阅读的女人》的尝试可以说是失败的，虽然降低了书价，却未能赢得市场，可惜了好内容。”通过这本书，张维军也更加坚定了对“图文馆”的定位——“让书成为最精美的礼物”。在后来“图文馆”制作的图书中，无论是“1001”系列、钟芳玲的“书店系列”，亦或是日本设计师松田行正的《零ZERO：世界符号大全》、《圆与方》，他都坚持对图书装帧设计完全沿用原版复杂的设计要求，绝对不在书籍装帧、印刷制作上打折扣，也不为了压低价格做任何的让步。
2010年，张维军正式转做图书编辑，并成为中央编译出版社“梦想家”分社的社长，专心耕耘“图文馆”系列。“图文馆投入很高，但是这么些年做下来，成绩也很不错，平均的销量都能多万。更重要的是，这类书可以带来品牌价值，会带动社里其他一些书的销售。图文馆算是开拓了一个新的图书领域，现在有不少出版社在做这类书，但大部分出版社还是尽量想向低端市场靠拢。图文馆书除了平装本（编注：图文馆的一些精装图书，如《美的历史》、《丑的历史》，在精装本出版两三年后，开始推出平装本）。我们在设计和制作上绝不打折，国外原版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对我来说，不考虑数量，做一本是一本。” 作为国内此类图书的先行者，张维军并不担心会有人跟风，他乐见有其他人加入这个领域，一起把这个领域耕耘得更大更深。在他看来出版是极具个性化的行业，每一本书因为遇到不同的编辑，而被赋予不同的个性。
“图文馆”背后的女人
“图文馆”虽是张维军主导的丛书，但其实这个系列大部分书，都与一位隐于背后的女人有关。她或是译本的中文修订，或是出版统筹。她是陈子慕，张维军的太太。
大学毕业后，陈子慕考上中国社科院的研究生，研究英语诗歌。2006年研究生毕业后，受到先生的影响，她也进入图书行业。在两家出版社工作了一年多之后，陈子慕有一个可以自己开公司的机会，于是她开始招兵买马。和张维军经过五年版权工作的累积，到第六年才开始真正做自己喜欢的书不同，陈子慕是在不断摸索中磨砺出经验。她出版的书，无论是合作模式还是内容都是多种多样。书号合作、纯学术非营利出版、拿策划费、与出版发行商合作的，各种模式她都尝试过；在种类上，总的来说以版权引进的图书为主，但内容上五花八门。“当时很年轻，什么都想试，没有很好的经验，所以自己有兴趣的会做，别人建议的书也会做，出版社定制的也要做。”
起初，陈子慕和其他众多出版社合作，唯独不愿意与张维军合作，他们都担心，如果合作，做书时会受到对方的影响和干扰，希望有独立空间。但慢慢积累多了，找到了彼此的共同点，发现可以尝试合作，合作就成了水到渠成的选择。
“我和张维军到后来有比较多互相穿插的地方，刚开始自己做的时候，在选题的阶段，我们会有讨论和交流，有时候说不清这个选题是我的还是他的。虽然两个人的兴趣点有差异，但我们经常讨论选题，聊自己对这个选题的判断、想法，有时候也会形成形而上的东西。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是，我们是这么亲密的关系，既在一个行业，又是夫妻，以前还是同班同学，但书这种东西，自己的就是自己。比如有一些选题，是他建议我做的，我把选题签了，做出来的书并不是他想要的效果，这本书的味道是我的，但是又不太是我的。而我给他建议的书，在实现的过程中，必须以他的想法为主导，做出来才会成功。做书真的很奇怪，必须是自己很连贯的想法的贯彻，交付别人，想让他人帮你实现是不可能的事情。你可以和其他人沟通你的想法，可以采取他们的建议，但是具体操作的，只能是你自己。”
两人一起讨论一起合作，但若遇到彼此都认为是好的选题，会互相“抢”。陈子慕说，“夫妻合作，选题争论肯定避免不了，同一个选题，每个人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不同的人做出来的风格也是不同的，如果受干扰太强烈反而会失去自己的风格。 一个好选题，好在哪里，每个人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双方都会认为如果不这么做而那么做就可惜了，非我不可。于是两个人就会抢选题。”
《红书》：夫妻合作的典型
2012年3月，“图文馆”推出的《红书：荣格手稿》引起关注。这本293毫米×390毫米的大开版精装书非常厚重，这种厚重不只是体现在它的价格上，在出版价值以及制作过程中也是如此。而《红书》是张维军和陈子慕夫妻在出版上合作的典型例子，也是两人一起合作中规模最大的一本书。
2010年BIBF期间，当时身怀六甲的陈子慕，花很长时间向聚在一起的几位朋友讲述自己那段时间发现的一本书。“这是荣格的手稿，他亲笔所写，亲手所绘，记录其梦境、灵魔与精神追寻历程，里面的图案非常精美、令人震撼，不过要做这本书，难度太大了。”这本实现难度很大的《红书》，最初连先生张维军都觉得不可能实现，到两年后的出版，除了印制环节，陈子慕参与了这本书出版的所有过程，而这个过程也跨越了她生小孩的整个阶段。
陈子慕最早是从《纽约时报》的畅销榜上得知《红书》的。一本售价高达195美金的书，居然在畅销榜上排名第一，作者叫“荣格”，陈子慕马上否认了作者就是著名的心理学家荣格本人的想法，要知道荣格可是古董级的作者。“作者应该只是恰好跟荣格同名同姓吧”，她心想。直到追踪媒体报道，才惊觉原来作者真的就是大名鼎鼎的荣格本尊。在没有样书，仅看到网上展示的荣格手绘图的情况下，陈子慕被大师的图画所击中，“里面的图美得令人魂飞魄散。当时什么眉目都没有，我就是很强烈地想做这本书，像忽然恋爱了一样。虽然我当时对心理学很感兴趣，出了好几本心理类的书，有几本卖得还挺不错，但直到书出来，我都认为是艺术家荣格的魔力召唤着我，而不是心理学家荣格。艺术到了某个程度，是通灵的。”
跟先生表达了想做这本书的想法，不料，张维军听了之后的第一反应是，“你有没有搞错，这书不可能！”确实，这是一本难度太大的书。要精准地原样复刻，在印制上至少需要上百万的投入，而且基本销量能有多少也不好预估。虽然可以想见会有很多人对这本书感兴趣，但是他们愿不愿意花几百块钱买这么一本书回家收藏，以及怎么让对这本书感兴趣的读者知道有这样一本书的出版，都是问题。即便这样，张维军还是支持了太太的想法，第一时间把书从美国要来递到她的手上。收到书之后，两人对这个选题反复讨论。最终做了有很大风险的决定，让这本书在中国出版。中国读者因此有机会可以用比外版售价低很多的价格收藏大师的手稿。
“《红书》的选题虽然是我的，但光靠我不容易做出来。它本来是一本独立的书，如果我自己做，从品种上来说是一个孤品，影响不会有现在这样大，所以要两个人合作来完成。这本书的灵魂是我，但是张维军很好地把它放进图文馆，让它不孤单。张维军特地为它做了个精美的试读本，巧妙地把它和《美的历史》、《丑的历史》、‘1001系列’等書串起来。正是因为决定出版《红书》，后来我们签下费里尼的《梦书》。《红书》、《梦书》一起，单独成为大师手稿一个经典系列。”
陈子慕非常感谢和张维军的合作，因为夫妻俩既独立又合作的关系，自己的念想最后才可以如此好的结果实现。“好的书并不是说出版了就可以，它需要被更多的人看到，才不辜负才不可惜。如果我自己一个人埋头做《红书》，做出来别人看不见，就是一件太可惜的事。”她说。
张维军和陈子慕各自在出版上的经历，或许是合作出版的一种可能，虽然他们有着本身的独特性。而出版迷人的地方，或许就在于这种个性与共通性最大程度地发挥，在互相激荡中，创造出更多、更大的可能。
由版权部主任到专职编辑
2008年，全彩铜版纸印刷的精装本《美的历史》在国内出版，这本定价不菲的图文书，很快在读者中获得好口碑，销售表现也相当惊人。各大图书网站上，每天销售六七十本；三四个月的时间，当当、卓越的销售成绩就有五六千册；没到一年就加印，这让这本书的编辑张维军十分意外。
彼时，张维军是中央编译出版社的版权部主任。2003年从北京印刷学院外语系版权贸易专业毕业后，他就在这家出版社从事专业对口的版权贸易工作。版权工作，就是把国外出版社出版的好书推荐给社里的编辑，并帮他们解决版权问题。从2007年下决定引进《美的历史》一书的版权，并由自己亲手操刀编辑这本书，张维军见证了许多引进版权书成功和失败的例子。他发现，自己推荐给编辑的版权书极少被编辑采用，而时间实践也证明，编辑们的选择未必都正确，好多在他看来是好选题的书怎么都推荐不出去。其中就有这本他非常喜欢的《美的历史》。
《美的历史》于2004年在意大利出版后，他几次推荐给社里的编辑，编辑们私下都喜欢这书，但都不看好这本书在国内的销售——书本身的制作成本很高，《美的历史》的版权方意大利的RCS Libri S.p.A.出版社又要求一定要在意大利印刷，在意大利印刷的成本差不多是在国内印刷的三倍。就这样，样书一直在张维军的手里放了两三年，此书陆陆续续在不同国家出了近三十个版本。2006年的BIBF上，台湾的联经出版社展台上，甫出版的《美的历史》繁体版，吸引了许多大陆出版人的注意。“当时有好多人在联经的展位上翻这本书，这本书在大陆出肯定会有市场的。只是出版社坚持要在意大利印刷这个要求对我们来说太难了。联经版的定价是1200台币，他们也是在意大利印刷，印了一万册才把书价压到这个价格，如果我们也在意大利印刷，也是印1万册，定价差不多要300多人民币，这跟台版的价格相差不多，我们又迟了一两年，这样的条件在大陆要出这本书确实是不可能的。”
虽然大家都觉得这是一本不可能在大陆按照同等装帧印刷规格出版的书，但张维军仍抱着一线希望。BIBF结束后，他再次写信给RCS Libri S.p.A.出版社。此前的几年时间里，他隔一段时间就写信向出版社询问该书的中国大陆版版权情况并试图说服出版社放弃在意大利印刷。BIBF之后，除了张维军之外，其他许多对这本书动心的出版人也给意大利出版社写信，说明了同样的理由，最后RCS Libri S.p.A.被说服了，放弃非要在意大利印刷的要求，改为委托深圳的当钠利——世界最好的印刷厂之一印刷。
紧接着，意大利出版社要求有意购买此书版权的出版社开始报价，张维军报价的条件很平常：首印1万册，定价198元，7%版税。当时中央编译出版社的社长出差在外，张维军拿着报价单询问社里的其他领导的意见，他们都不敢拍板，除了版税，制作、印刷，这本书的总成本高达70万，相比一般书几万块的成本，这是大制作、大手笔的投入。在给远在美国的社长简要地说明了情况之后，张维军收到社长的短信回复：“如果你们觉得可以做，那就做吧。”就这样，张维军开始编辑自己的第一本书。
“想做这本书确实是观察了很长时间，觉得有市场才做的。不过也有运气的成分，如果社长当时在国内，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同意，而且报价居然也被对方通过了。开始做的过程很快，九月底买的版权，第二年二月份印刷，三月份就出来了。其实当时做这本书风险很大，但是非常巧，那年三月份的时候作者艾柯来中国，媒体的曝光特别多，《美的历史》正好赶上这个时间上市，出乎意料的成功。”
让书成为最精美的礼物
《美的历史》有了好成绩之后，张维军隐约觉得图文书或许是条可行的路，只是读者对这么高的价格的接受度，始终是他没有把握的地方。因为不是专职编辑，没有出版压力，也因为这类图文书的每一次投入都很大，所以他谨慎选择接下来要出版的题材。许多样书，在手上放了两三年，不断考虑“这本书有没有市场”，并到书店观察同类书出版的情况。隔年，社里同事离职前留下《圣经的历史》的书稿，张维军觉得可以按照《美的历史》的体例、制作方法来完成这本书。这本书的出版，也同样获得口碑和好效益。
前兩本书的成功，让张维军开始思考将“图文馆”策划成丛书，并促使他重新考虑以前“要降低成本做物美价廉图书”的思路，转而“不惜成本打造物美价不廉的图书”。但事实上，在此后的执行过程中，“降低成本”的想法还是不断地蹦出来，他也真做了“降低成本”的书，这就是他的第三本书《阅读的女人》。做《阅读的女人》的时候，张维军拼命想把这本书的成本压低下来。第一版的《阅读的女人》铜版平装本，定价39.8元，第二版时把书名改成《阅读的女人危险》，换成胶版纸，价格压到29.8元。“《阅读的女人》的尝试可以说是失败的，虽然降低了书价，却未能赢得市场，可惜了好内容。”通过这本书，张维军也更加坚定了对“图文馆”的定位——“让书成为最精美的礼物”。在后来“图文馆”制作的图书中，无论是“1001”系列、钟芳玲的“书店系列”，亦或是日本设计师松田行正的《零ZERO：世界符号大全》、《圆与方》，他都坚持对图书装帧设计完全沿用原版复杂的设计要求，绝对不在书籍装帧、印刷制作上打折扣，也不为了压低价格做任何的让步。
2010年，张维军正式转做图书编辑，并成为中央编译出版社“梦想家”分社的社长，专心耕耘“图文馆”系列。“图文馆投入很高，但是这么些年做下来，成绩也很不错，平均的销量都能多万。更重要的是，这类书可以带来品牌价值，会带动社里其他一些书的销售。图文馆算是开拓了一个新的图书领域，现在有不少出版社在做这类书，但大部分出版社还是尽量想向低端市场靠拢。图文馆书除了平装本（编注：图文馆的一些精装图书，如《美的历史》、《丑的历史》，在精装本出版两三年后，开始推出平装本）。我们在设计和制作上绝不打折，国外原版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对我来说，不考虑数量，做一本是一本。” 作为国内此类图书的先行者，张维军并不担心会有人跟风，他乐见有其他人加入这个领域，一起把这个领域耕耘得更大更深。在他看来出版是极具个性化的行业，每一本书因为遇到不同的编辑，而被赋予不同的个性。
“图文馆”背后的女人
“图文馆”虽是张维军主导的丛书，但其实这个系列大部分书，都与一位隐于背后的女人有关。她或是译本的中文修订，或是出版统筹。她是陈子慕，张维军的太太。
大学毕业后，陈子慕考上中国社科院的研究生，研究英语诗歌。2006年研究生毕业后，受到先生的影响，她也进入图书行业。在两家出版社工作了一年多之后，陈子慕有一个可以自己开公司的机会，于是她开始招兵买马。和张维军经过五年版权工作的累积，到第六年才开始真正做自己喜欢的书不同，陈子慕是在不断摸索中磨砺出经验。她出版的书，无论是合作模式还是内容都是多种多样。书号合作、纯学术非营利出版、拿策划费、与出版发行商合作的，各种模式她都尝试过；在种类上，总的来说以版权引进的图书为主，但内容上五花八门。“当时很年轻，什么都想试，没有很好的经验，所以自己有兴趣的会做，别人建议的书也会做，出版社定制的也要做。”
起初，陈子慕和其他众多出版社合作，唯独不愿意与张维军合作，他们都担心，如果合作，做书时会受到对方的影响和干扰，希望有独立空间。但慢慢积累多了，找到了彼此的共同点，发现可以尝试合作，合作就成了水到渠成的选择。
“我和张维军到后来有比较多互相穿插的地方，刚开始自己做的时候，在选题的阶段，我们会有讨论和交流，有时候说不清这个选题是我的还是他的。虽然两个人的兴趣点有差异，但我们经常讨论选题，聊自己对这个选题的判断、想法，有时候也会形成形而上的东西。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是，我们是这么亲密的关系，既在一个行业，又是夫妻，以前还是同班同学，但书这种东西，自己的就是自己。比如有一些选题，是他建议我做的，我把选题签了，做出来的书并不是他想要的效果，这本书的味道是我的，但是又不太是我的。而我给他建议的书，在实现的过程中，必须以他的想法为主导，做出来才会成功。做书真的很奇怪，必须是自己很连贯的想法的贯彻，交付别人，想让他人帮你实现是不可能的事情。你可以和其他人沟通你的想法，可以采取他们的建议，但是具体操作的，只能是你自己。”
两人一起讨论一起合作，但若遇到彼此都认为是好的选题，会互相“抢”。陈子慕说，“夫妻合作，选题争论肯定避免不了，同一个选题，每个人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不同的人做出来的风格也是不同的，如果受干扰太强烈反而会失去自己的风格。 一个好选题，好在哪里，每个人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双方都会认为如果不这么做而那么做就可惜了，非我不可。于是两个人就会抢选题。”
《红书》：夫妻合作的典型
2012年3月，“图文馆”推出的《红书：荣格手稿》引起关注。这本293毫米×390毫米的大开版精装书非常厚重，这种厚重不只是体现在它的价格上，在出版价值以及制作过程中也是如此。而《红书》是张维军和陈子慕夫妻在出版上合作的典型例子，也是两人一起合作中规模最大的一本书。
2010年BIBF期间，当时身怀六甲的陈子慕，花很长时间向聚在一起的几位朋友讲述自己那段时间发现的一本书。“这是荣格的手稿，他亲笔所写，亲手所绘，记录其梦境、灵魔与精神追寻历程，里面的图案非常精美、令人震撼，不过要做这本书，难度太大了。”这本实现难度很大的《红书》，最初连先生张维军都觉得不可能实现，到两年后的出版，除了印制环节，陈子慕参与了这本书出版的所有过程，而这个过程也跨越了她生小孩的整个阶段。
陈子慕最早是从《纽约时报》的畅销榜上得知《红书》的。一本售价高达195美金的书，居然在畅销榜上排名第一，作者叫“荣格”，陈子慕马上否认了作者就是著名的心理学家荣格本人的想法，要知道荣格可是古董级的作者。“作者应该只是恰好跟荣格同名同姓吧”，她心想。直到追踪媒体报道，才惊觉原来作者真的就是大名鼎鼎的荣格本尊。在没有样书，仅看到网上展示的荣格手绘图的情况下，陈子慕被大师的图画所击中，“里面的图美得令人魂飞魄散。当时什么眉目都没有，我就是很强烈地想做这本书，像忽然恋爱了一样。虽然我当时对心理学很感兴趣，出了好几本心理类的书，有几本卖得还挺不错，但直到书出来，我都认为是艺术家荣格的魔力召唤着我，而不是心理学家荣格。艺术到了某个程度，是通灵的。”
跟先生表达了想做这本书的想法，不料，张维军听了之后的第一反应是，“你有没有搞错，这书不可能！”确实，这是一本难度太大的书。要精准地原样复刻，在印制上至少需要上百万的投入，而且基本销量能有多少也不好预估。虽然可以想见会有很多人对这本书感兴趣，但是他们愿不愿意花几百块钱买这么一本书回家收藏，以及怎么让对这本书感兴趣的读者知道有这样一本书的出版，都是问题。即便这样，张维军还是支持了太太的想法，第一时间把书从美国要来递到她的手上。收到书之后，两人对这个选题反复讨论。最终做了有很大风险的决定，让这本书在中国出版。中国读者因此有机会可以用比外版售价低很多的价格收藏大师的手稿。
“《红书》的选题虽然是我的，但光靠我不容易做出来。它本来是一本独立的书，如果我自己做，从品种上来说是一个孤品，影响不会有现在这样大，所以要两个人合作来完成。这本书的灵魂是我，但是张维军很好地把它放进图文馆，让它不孤单。张维军特地为它做了个精美的试读本，巧妙地把它和《美的历史》、《丑的历史》、‘1001系列’等書串起来。正是因为决定出版《红书》，后来我们签下费里尼的《梦书》。《红书》、《梦书》一起，单独成为大师手稿一个经典系列。”
陈子慕非常感谢和张维军的合作，因为夫妻俩既独立又合作的关系，自己的念想最后才可以如此好的结果实现。“好的书并不是说出版了就可以，它需要被更多的人看到，才不辜负才不可惜。如果我自己一个人埋头做《红书》，做出来别人看不见，就是一件太可惜的事。”她说。
张维军和陈子慕各自在出版上的经历，或许是合作出版的一种可能，虽然他们有着本身的独特性。而出版迷人的地方，或许就在于这种个性与共通性最大程度地发挥，在互相激荡中，创造出更多、更大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