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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离开祖国九年了，人寿几何，经得起几回沧桑巨变?鸟倦且知还，人情谁不思乡?每当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翘首北望，宁不神伤!你们回来吧!家人亲友在盼望你们，祖国人民在召唤你们!”
张治中，原名本尧，字警魄。后易名治中，字改为文白。他为人们所熟知的是曾积极参与国共和谈力图避免内战，以及为解放战争时期新疆的和平解放所作出的突出贡献。事实上，张治中将军为两岸的和平事业亦倾注了自己的心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国共密派特使
张治中早年一直受到蒋介石的信任与重用，因而在国民党内与军队中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但他不是一个盲从的军人，而是具有政治远见和正义感的爱国将领。1949年以后，基于民族大义，他一直认为自己由于历史关系而对促进祖国统一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并一直为两岸的和平事业而奔波，充分利用自身的影响力积极做台湾亲朋故旧的相关上作，沟通两岸传递祖国建设信息和对台方针政策。
张治中的女儿张素初曾回忆，在1950年初，张治中以到广州接返国的女儿为名，实际上负有特殊使命，曾乘船去某个地方与国民党代表(外传是蒋经国、陈诚)进行密谈。台方究竟是谁至今已无从考证，成为历史之谜。而此次广州之行实是遵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率领由屈武、李俊龙、余湛邦等人员组成特别工作小组，通过香港的旧识友朋对逃台的国民党政要做劝说开导工作，达到促成两岸和平统一的目的。
抗美援朝战争后，张治中又特别选派老部属张稚琴专门负责两岸高层意见沟通，双方对此事均并绝对保密。张稚琴曾担任国民党《和平日报》副总编《东南日报》编辑等，不但与国民党人士交往密切，与社会各界均有联系，和很多国民党高官交流频繁，同时还与共产党方面高层干部有紧密联系。密使的任命得到了国共双方的高度重视和严格保密，知情人屈指可数，其起到的作用也是关键性的，1964年，蒋介石在高雄还接见过他。初期的联系方式是通过游艇在公海上秘密进行，双方按照事先的约定交换信件物品。秘密联系人在从事报业工作的同时还在香港成立了一个贸易公司，以国际贸易商和“报人”的名义，来往于香港、台湾和大陆之间。
人情谁不思乡?
张治中一直通过各种媒介进行对台工作。1952年，张治中受周恩来总理委托，以个人名义给蒋介石写信，劝其放弃反共立场。1954年，张治中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作题为《告在台湾的人们》的对台广播。作为一名原国民党高级官员和将领，他的讲话产生了热烈的反响，并对在台人员产生了极大震撼，英国《经济学人》对此专门作了评论。
1956年，周恩来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宣布，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的方针。张治中对此给予高度评价，并在接受《团结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和平解决台湾是有可能的，期待第三次国共合作。
1957年3月出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三届二中全会时，时任民革和平解放台湾工作委员会主任的张治中再次在讲话中强调和平解放台湾方针的正确性，并指出这一方针顺应民心，已在海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关于实现这一方针的条件，张治中分析后认为，和平解放台湾的道路会反复曲折，不会是直线，但仍然有实现这一方针的极大可能，民革更要认真研究台湾情况，打好基础，做好对台宣传，多讲道理，争取实现通信与交往，并配合政府做好其他工作。
1958年，张治中在民革四大上再次重申争取和平解放台湾的方针的正确性。他更加利用各种机会来进行对台工作，奔走呼吁。同年，张治中在短文《台湾应主动抛弃美帝》中写道：“你们离开祖国九了，人寿几何，经得起几回沧桑巨变?鸟倦且知还，人情谁不思乡?每当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翘首北望，宁不神伤!你们回来吧!家人亲友在盼望你们，祖国人民在召唤你们!”饱含深情的话语让人心弦为之震动。
1959年国庆十周年时，张治中再次敦促台湾方面“有爱国思想的中国人到大陆上来看看”，特别指出“辞修(即陈诚)、经国或亲来，或派人来，我想你们也一定会把成见与偏见丢开而额手称庆的”，“恳切希望你们团结一致，统一领导，毅然决然，争取通过和平途径，早日回到祖国的怀抱来。”措辞之恳切直达人心，也透露出张治中内心对两岸和平、两党合作的渴盼。
“和平将军”的毕生努力
1956年到1958年间，蒋介石派宋宜山(曾是张治中属下宋希濂的胞弟)和曹聚仁回大陆打探情况，张治中居中将二人引荐给毛泽东，并经常参加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与二人的会谈，解释协调、介绍情况。毛泽东在会见曹聚仁时曾明确表示台湾回归后可以保存军队。在双方真诚的交流中，虽未形成统一方面实质的推进，但有效地实现了在关键的问题上的合作，使得两岸共同打破了美国分裂侵占台湾的图谋。
周恩来在1959年曾表示，台湾留给蒋介石比留给美帝国主义好，将来这些地方总有一天会回到祖国怀抱，希望陈诚、蒋经国团结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1960年，台湾举行“总统”选举，毛泽东也明确说台湾宁可放在蒋氏父子手里，也不可落到美国人手中。对蒋介石我们可以等待，解放台湾的任务不一定要我们这一代完成，可以留给下一代去办。当蒋介石想连任“总统”时，毛泽东、周恩来派人捎话表示支持。两岸的团结一致早在1958年金门危机中就有鲜明体现，并很好地达到了对抗美国的效果。而这种沟通与意向转达缺不了居中的传递媒介，而张治中每每都担当起重任。
上世纪60年代，美国基于其战略需要而推行“两个中国”政策，在加强与中国政府接触的同时对台湾当局施加压力。中共领导人敏锐地捕捉到这一开展对台工作的有利时机，利用美蒋之间的矛盾，进一步重申立场。1960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提出了对台的具体政策，周恩来将其归纳为“一纲四目”。“一纲”是台湾回归祖国，其他一切问题均尊重蒋介石与陈诚意见妥善处理。“四目”指台湾统一于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台湾的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悉委于蒋介石；台湾所有的军政及经济建设一切费用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拨付；台湾的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必俟条件成熟并尊重蒋介石的意见，协商决定后进行；双方互约不派遣特务，不做破坏对方团结之举。1962年，周恩来邀请张治中、傅作义、屈武等在钓鱼台吃饭，并希望他们写信将中共和谈的意向传递给台湾当局，并告诉他们不要轻举妄动。张治中等人均很好地传达了中共意向，并收到了较好的效果，特别是使陈诚的思想形成了转变。
1961年，美国试图通过邀请陈诚访美在金、马撤退问题上打破蒋氏父子和陈诚之间的团结局面，达到分裂中国的目的。周恩来立即请张治中捎信，提醒陈诚与蒋氏父子的团结。而在美期间，陈诚果然受到美国的拉拢，但断然予以拒绝。中共中央进而再通过张治中向两蒋与陈诚致信，说明美国的敌对本质。周恩来特别请人转告台湾方面张治中、傅作义的信得到了政府的支持。
1965年3月，陈诚在病逝前，遗言中未“反共”也无“反攻”，而蒋介石也未允许国民党中部分人士提出的将“反共”、“反攻”字眼加进遗言的做法。陈诚病逝前曾捎信给周恩来和张治中，要相信他的人格，他不会违背民族大义。同时他还建议蒋介石对中共不能反潮流，不能为外国动用台湾兵力，不能信任美国、日本等。周恩来将这一切都归于四五年来与台湾交流沟通协商的结果，也是对负责对台工作的张治中的贡献表达了充分的肯定。1966年“文革”爆发，对台联络中断，对台工作也陷入停滞状态。
张治中机要秘书余湛邦在书中记载，1969年张治中去世之前，除了口授政治遗嘱由余湛邦记下来外，还叮嘱了两件事，第一件就是“对台工作希望大家继续做下去”。子承父志，张治中的小儿子张一纯一直工作在做对台工作。曾与在台湾的大哥张一真合作，1990年代初把梅葆玖等著名京剧演员请到台湾去演出；又将黄梅戏引入台湾，组织台湾的国标舞、象棋、桥牌等活动到大陆来交流，继续着父辈未完成的事业。
张治中，原名本尧，字警魄。后易名治中，字改为文白。他为人们所熟知的是曾积极参与国共和谈力图避免内战，以及为解放战争时期新疆的和平解放所作出的突出贡献。事实上，张治中将军为两岸的和平事业亦倾注了自己的心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国共密派特使
张治中早年一直受到蒋介石的信任与重用，因而在国民党内与军队中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但他不是一个盲从的军人，而是具有政治远见和正义感的爱国将领。1949年以后，基于民族大义，他一直认为自己由于历史关系而对促进祖国统一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并一直为两岸的和平事业而奔波，充分利用自身的影响力积极做台湾亲朋故旧的相关上作，沟通两岸传递祖国建设信息和对台方针政策。
张治中的女儿张素初曾回忆，在1950年初，张治中以到广州接返国的女儿为名，实际上负有特殊使命，曾乘船去某个地方与国民党代表(外传是蒋经国、陈诚)进行密谈。台方究竟是谁至今已无从考证，成为历史之谜。而此次广州之行实是遵照周恩来总理的指示。率领由屈武、李俊龙、余湛邦等人员组成特别工作小组，通过香港的旧识友朋对逃台的国民党政要做劝说开导工作，达到促成两岸和平统一的目的。
抗美援朝战争后，张治中又特别选派老部属张稚琴专门负责两岸高层意见沟通，双方对此事均并绝对保密。张稚琴曾担任国民党《和平日报》副总编《东南日报》编辑等，不但与国民党人士交往密切，与社会各界均有联系，和很多国民党高官交流频繁，同时还与共产党方面高层干部有紧密联系。密使的任命得到了国共双方的高度重视和严格保密，知情人屈指可数，其起到的作用也是关键性的，1964年，蒋介石在高雄还接见过他。初期的联系方式是通过游艇在公海上秘密进行，双方按照事先的约定交换信件物品。秘密联系人在从事报业工作的同时还在香港成立了一个贸易公司，以国际贸易商和“报人”的名义，来往于香港、台湾和大陆之间。
人情谁不思乡?
张治中一直通过各种媒介进行对台工作。1952年，张治中受周恩来总理委托，以个人名义给蒋介石写信，劝其放弃反共立场。1954年，张治中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作题为《告在台湾的人们》的对台广播。作为一名原国民党高级官员和将领，他的讲话产生了热烈的反响，并对在台人员产生了极大震撼，英国《经济学人》对此专门作了评论。
1956年，周恩来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宣布，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的方针。张治中对此给予高度评价，并在接受《团结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和平解决台湾是有可能的，期待第三次国共合作。
1957年3月出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三届二中全会时，时任民革和平解放台湾工作委员会主任的张治中再次在讲话中强调和平解放台湾方针的正确性，并指出这一方针顺应民心，已在海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关于实现这一方针的条件，张治中分析后认为，和平解放台湾的道路会反复曲折，不会是直线，但仍然有实现这一方针的极大可能，民革更要认真研究台湾情况，打好基础，做好对台宣传，多讲道理，争取实现通信与交往，并配合政府做好其他工作。
1958年，张治中在民革四大上再次重申争取和平解放台湾的方针的正确性。他更加利用各种机会来进行对台工作，奔走呼吁。同年，张治中在短文《台湾应主动抛弃美帝》中写道：“你们离开祖国九了，人寿几何，经得起几回沧桑巨变?鸟倦且知还，人情谁不思乡?每当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翘首北望，宁不神伤!你们回来吧!家人亲友在盼望你们，祖国人民在召唤你们!”饱含深情的话语让人心弦为之震动。
1959年国庆十周年时，张治中再次敦促台湾方面“有爱国思想的中国人到大陆上来看看”，特别指出“辞修(即陈诚)、经国或亲来，或派人来，我想你们也一定会把成见与偏见丢开而额手称庆的”，“恳切希望你们团结一致，统一领导，毅然决然，争取通过和平途径，早日回到祖国的怀抱来。”措辞之恳切直达人心，也透露出张治中内心对两岸和平、两党合作的渴盼。
“和平将军”的毕生努力
1956年到1958年间，蒋介石派宋宜山(曾是张治中属下宋希濂的胞弟)和曹聚仁回大陆打探情况，张治中居中将二人引荐给毛泽东，并经常参加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与二人的会谈，解释协调、介绍情况。毛泽东在会见曹聚仁时曾明确表示台湾回归后可以保存军队。在双方真诚的交流中，虽未形成统一方面实质的推进，但有效地实现了在关键的问题上的合作，使得两岸共同打破了美国分裂侵占台湾的图谋。
周恩来在1959年曾表示，台湾留给蒋介石比留给美帝国主义好，将来这些地方总有一天会回到祖国怀抱，希望陈诚、蒋经国团结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1960年，台湾举行“总统”选举，毛泽东也明确说台湾宁可放在蒋氏父子手里，也不可落到美国人手中。对蒋介石我们可以等待，解放台湾的任务不一定要我们这一代完成，可以留给下一代去办。当蒋介石想连任“总统”时，毛泽东、周恩来派人捎话表示支持。两岸的团结一致早在1958年金门危机中就有鲜明体现，并很好地达到了对抗美国的效果。而这种沟通与意向转达缺不了居中的传递媒介，而张治中每每都担当起重任。
上世纪60年代，美国基于其战略需要而推行“两个中国”政策，在加强与中国政府接触的同时对台湾当局施加压力。中共领导人敏锐地捕捉到这一开展对台工作的有利时机，利用美蒋之间的矛盾，进一步重申立场。1960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提出了对台的具体政策，周恩来将其归纳为“一纲四目”。“一纲”是台湾回归祖国，其他一切问题均尊重蒋介石与陈诚意见妥善处理。“四目”指台湾统一于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台湾的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悉委于蒋介石；台湾所有的军政及经济建设一切费用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拨付；台湾的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必俟条件成熟并尊重蒋介石的意见，协商决定后进行；双方互约不派遣特务，不做破坏对方团结之举。1962年，周恩来邀请张治中、傅作义、屈武等在钓鱼台吃饭，并希望他们写信将中共和谈的意向传递给台湾当局，并告诉他们不要轻举妄动。张治中等人均很好地传达了中共意向，并收到了较好的效果，特别是使陈诚的思想形成了转变。
1961年，美国试图通过邀请陈诚访美在金、马撤退问题上打破蒋氏父子和陈诚之间的团结局面，达到分裂中国的目的。周恩来立即请张治中捎信，提醒陈诚与蒋氏父子的团结。而在美期间，陈诚果然受到美国的拉拢，但断然予以拒绝。中共中央进而再通过张治中向两蒋与陈诚致信，说明美国的敌对本质。周恩来特别请人转告台湾方面张治中、傅作义的信得到了政府的支持。
1965年3月，陈诚在病逝前，遗言中未“反共”也无“反攻”，而蒋介石也未允许国民党中部分人士提出的将“反共”、“反攻”字眼加进遗言的做法。陈诚病逝前曾捎信给周恩来和张治中，要相信他的人格，他不会违背民族大义。同时他还建议蒋介石对中共不能反潮流，不能为外国动用台湾兵力，不能信任美国、日本等。周恩来将这一切都归于四五年来与台湾交流沟通协商的结果，也是对负责对台工作的张治中的贡献表达了充分的肯定。1966年“文革”爆发，对台联络中断，对台工作也陷入停滞状态。
张治中机要秘书余湛邦在书中记载，1969年张治中去世之前，除了口授政治遗嘱由余湛邦记下来外，还叮嘱了两件事，第一件就是“对台工作希望大家继续做下去”。子承父志，张治中的小儿子张一纯一直工作在做对台工作。曾与在台湾的大哥张一真合作，1990年代初把梅葆玖等著名京剧演员请到台湾去演出；又将黄梅戏引入台湾，组织台湾的国标舞、象棋、桥牌等活动到大陆来交流，继续着父辈未完成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