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与中国领导人的正式会谈，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一个难题。但更值得思考的是，这为何会成为一个问题。
　　10月28日，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以“博鳌亚洲论坛”理事长的身份访问北京，并在29日与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举行了会谈。毫无疑问，福田的理事长身份不是重点，“安倍特使”的身份才是看点，尽管这一身份是非正式的。因为正是今年7月福田访问北京并受到习近平的接见，中日官方接触的僵局才开始松动。安倍在11月APEC北京峰会上与习近平会面的愿望，也是由福田正式传递给中国领导人。在距APEC峰会召开不到两周之际，并非安倍内阁成员但与中国高层有良好私人关系的福田再访北京，既表明“习安会面”或许有戏，也反映出这次可能的会面背后的复杂博弈。
　　首脑外交在中日关系中的作用不容忽视，但把中日僵局能否打破简化为两国领导人是否会面，显然不利于认清中日矛盾的实质，甚至也无助于中日关系走出低谷。“对话的大门一直敞开”，几乎已成为安倍对华外交的“标签”。但安倍把对话“诚意”的营造，凌驾于改善中日关系的经营，某种程度上在证伪他的“诚意”。中日建交以来最激烈的这轮对抗不是始于安倍，也不会因为安倍的去留而消失。中日关系是否会因首脑会面而走出僵局尚无定论，但在可预见的未来，对抗与合作并存，却很可能是中日关系的“新常态”。

博弈“习安会面”

　　“来者都是客，我们会对所有的客人都尽必要的地主之谊。”这是中国外长王毅10月29日，就北京APEC峰会期间中日领导人是否举行双边会见所做的回应。王毅还说：“至于影响中日关系正常发展的问题和障碍，这是客观事实，不可回避。我希望，日本领导人和日本方面，能够正视问题的存在，拿出解决问题的诚意。”从王毅的回应可以看出，中日领导人可能将进行礼节性、程序性的会见，但是否会举行日方所希望的正式首脑会谈，还不得而知。此前《纽约时报》曾援引日方官員的话称，中日领导人可能在APEC峰会期间举行约15分钟的短暂会面，这次会面已经酝酿数月，涉及许多双方的幕后外交努力。
　　鉴于目前中日关系的敏感性，习近平与安倍以何种形式会面，可能只有等到APEC峰会召开才能见分晓。中日双方为实现首脑会面做了哪些幕后外交努力外界无从知晓，但进入2014年以来，两国企业界、民间以及政界的互动明显多于去年。其中，着眼于实现首脑会谈的外交互动尤为引人注目。

对于像中日这样经济总量大而且实力较为接近的大国来说，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对外交及战略的影响，不会是简单的线性逻辑。

　　6月26日，日本国土交通大臣太田昭宏访问北京，他是2012年12月安倍就任首相以来首位访问北京的内阁成员，这次访问预示着中日开始了官方接触。7月1日，日本外务省亚洲大洋洲局局长伊原纯一访问北京，他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探讨APEC峰会期间中日领导人会面的可能性。但至此中方并没有松口。7月11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以“非诚勿扰”做回应，称日方如果不端正态度，不采取实际行动，中日关系的改善就无从谈起。
　　转机出现在福田康夫7月27至29日访问北京之后。福田康夫的北京之行受到了习近平的接见，他也是安倍内阁成立以来习近平接见的首位日本政要。据日本媒体报道，福田康夫携带了安倍的亲笔信，并传达了安倍在APEC峰会上与习近平会面的意愿。随后的8月9日，在出席东盟地区论坛期间，日本外务大臣岸田文雄与中国外长王毅举行了会谈。这是两年来中日外长的首次会谈。9月26日，岸田文雄与王毅在出席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再次举行会谈，就APEC峰会期间中日领导人会面问题进行了磋商。不过，岸田文雄事后表示首脑会谈并无定论。10月22日，日本副首相兼财务大臣麻生太郎，在北京参加APEC财长会议时“偶遇”中国副总理张高丽，并提及了首脑会晤的问题。
　　对于首脑会面，安倍内阁的愿望更为强烈，外交上也更加主动。不过，与其说这是安倍打开中日僵局的“愿望”，不如说他是为了避免在中日对抗中失去更多。对于日本钓鱼岛国有化的挑衅，中国以执法船在钓鱼岛海域常态巡航做出的回应，客观上已经使日本不可能再像先前那样“管辖”钓鱼岛。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教授格伦·胡克认为，日本面临的最大风险是中国对其钓鱼岛管辖权的侵蚀。“因为管辖权的侵蚀，如果不是最终完全失去主权的话，也可能导致治理功能的丧失。” 法国国立电信学院国际问题学者萨米尔·塔塔在今年5月的一篇文章中称，“在目前逐步升级的态势背景下，决定钓鱼岛主权何时归属中国，将是中国的克制和战略耐心。缓和目前的紧张局势显然符合日本的利益。”

对抗与合作的限度

　　至于中方在中日首脑会面问题上立场有所松动，有分析将其归因为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中日贸易额在2012年下降3.9%之后，2013年降幅进一步扩大为5.1%。此外，中国在2013年从日本对外投资对象国首位跌至第四位。今年1至9月，日本对华投资同比减少43%。
　　有日本媒体还把日本对华投资减少与中国GDP增速放缓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显然过于简单。中日贸易格局的变化，早在2012年两国关系恶化前就已经出现。2000年至2011年，日本对华出口额在其对外出口总额中的比重，从18.4%下降至11.2%。同期，日本对东盟的这一比重从9.7%增加到10.9%。这段时期，也正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并在总量上超过日本的时期。从这个意义上说，中日贸易格局的变化，更合理的解释是东亚地缘经济格局的变动。
　　对于像中日这样经济总量大而且实力较为接近的大国来说，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对外交及战略的影响，不会是简单的线性逻辑。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学者亚当·埃尔德里奇认为，东京和北京一贯的政策选择是着眼于提升自己的战略能力，对于可能导致经济关系的潜在损失考虑得相对较少。英国伦敦政经学院学者迈克尔·叶胡达，在谈及中日经济相互依赖关系时称，日益密切的经济联系，显然没有解决中日间不互信以及政治安全紧张问题，也没能成为有效且可持续的遏制工具。“对抗与合作的组合，将使中日关系围绕‘中线’大幅波动。”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学者迈克尔·格林将此称为一个悖论：中日关系形成了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但这种依赖不足以影响安全政策的选择；但安全上的冲突又不足以影响经济上的相互依赖。 　　迈克尔·格林所称的“悖论”，某种程度上说划定了中日对抗与合作的限度。正因为如此，中日首脑在APEC峰会上是否以及以何种形式会面，应该放在这一逻辑下解读。从单纯的经济角度看，作为同为外向型的经济体，中日两国的任何外交考虑，都不可能完全忽略经济利益。这就决定了中日双方都有维持和平合作关系的意愿。在原则问题上不让步的前提下，中国不会放任中日经济关系恶化到影响中国经济基本面的程度。同样，如果中日关系进一步恶化并导致日本对华出口大幅减少，也会使“安倍经济学”的效果大打折扣。而且在这一点上，安倍的“脆弱性”更为明显，因为日本的经济表现直接关系到他的政治生命。
　　但对于现阶段的中日关系来说，经济上的对外行为不可避免会带有战略博弈痕迹。追求合作并不意味着认同双赢。日本立命馆大学国际政治教授中户佑夫就认为，对于日本来说，经济领域与中国合作的双赢理念，已经被更谨慎地追求“赢更多”所取代。“当中国看到相互依赖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转变时，日本却没有发现增加与中国经济相互依赖以外的可行的替代性选择。”中户佑夫认为，把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谈判置于优先位置，表明日本把重点从东亚和以中国为中心的区域融合，转向了美国主导的区域融合。在中国倡导建立亚投行问题上，日本与美国一道旗帜鲜明地表示反对，则是中日经济领域带有战略博弈的最明显例证。

身份构建的冲突性

　　历史問题是中日矛盾的一个症结，但其影响远远超越历史问题本身。对于现代民族国家来说，共同的历史记忆是国家身份认同形成的一个源泉。根据建构主义理论，身份认同界定国家利益，从而影响外交和安全政策。从甲午战争到抗日战争的历史，也是中国现代民族国家身份认同形成的历史。也就是说，国家身份认同决定了中国不可能不对日本军事上的扩张保持警惕。而增强日本军事实力，正是安倍所推行的国家正常化的核心内容之一，尽管打着“积极和平主义”的旗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日本问题学者理查德·塞缪尔斯，在谈及日本国家正常化问题时指出，“究其实质，正常国家的理念，就是指一个能发动战争的国家”。
　　中日身份构建的冲突性在钓鱼岛问题上表现得更为明显。安倍政府把通过钓鱼岛争议营造的中国威胁，作为推动日本国家正常化的主要外部动力。格伦·胡克认为，安倍政府把应对“中国风险”作为机会，以实现摆脱战后体制，将日本改造为一个具有超越自卫能力军事实力的国家，最为明显的例证即是安倍建立国家保障局和通过“特定秘密保护法”。要论军事威胁，目前的中国肯定远不及冷战期间苏联在北方四岛部署重兵，给日本造成的安全威胁大。对于安倍政府来说，中国威胁不是对“现实”的反应，而是出于“解释”的需要。日本需要通过中国威胁的论述，实现有利于正常国家化的制度构建和资源动员。
　　安倍推行国家正常化，既是国家战略，也是国家身份认同的重新构建。但这种重构也存在内在的冲突性。对于包括安倍在内的日本右翼势力来说，导致日本“非正常”的核心是限制日本使用武力的宪法第九条。而宪法第九条是日本“和平主义”国家身份的制度保证，也是日本国家正常化理念获得国际认可的“名片”。这里的冲突性在于：一方面，日本不愿意放弃“和平主义”的身份，另一方面，又想通过解释或修改宪法侵蚀这一身份的制度根基。安倍不太可能把日本带回军国主义时代，但并不意味着他没有重建那个时代与现实之间联系的意图。在“侵略”的定义上闪烁其词，屡次寻机试探修改“村山谈话”、“河野谈话”的可能性，正是安倍这种意图的体现。被这种历史与现实联系建构起来的日本“新身份”，不可能让包括中国在内的邻国放心。
　　在新西兰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亚历山大·布克看来，历史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对历史的阐释，是界定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角色和地位的关键。“它不仅是研究历史的问题，还涉及界定当代国家身份。”安倍在历史问题上的修正主义倾向，无助于日本身份认同的构建，也不利于中日关系的稳定。与此同时，国家身份的构建离不开战略耐心。在东亚格局深刻变动的背景下，中日双方在身份构建上，都应该展现自我克制和相互适应。通过“异化”对方来获取战略优势，只会增加中日冲突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