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行海宿
　　9月末，在清冷的海风中，一对年迈的夫妇互相搀扶着，颤巍巍走进了船，一个人拿着沉重的行李包，另一位抱着手提袋，里面是紧紧包裹的骨灰。老人坐在最后一排，沉默严肃，和其他人不同，看不出他们有悲伤的神色。
　　前一天，他们和另外100多位家属，携带骨灰，从鞍山坐4小时大巴来到大连，次日来到大连海葬服务中心，来参加鞍山市民政局举办的集体海葬。如果报名，民政局会提供包括葬礼、路费、住宿在内的补贴，家属几乎没有花销。但每家只能有3位家属登船，超过的话需要加钱。
　　10分钟后，马达响起，船缓缓驶出大连港。船舱里坐满了人，船头像陆上葬礼一样摆放着鲜花和祭品。不同的是，最前面的纸板上陈列着几十位逝者的名字，显示这个分别的时刻不独属于某一个人。
　　“再次提醒大家，检查下有没有带上亲人的骨灰。”几秒钟后，葬礼司仪李冬兰打开麦克风，已经重复了上百次的悼念词再说起时，依然缓慢而克制。“骨灰安葬仪式现在开始。请全体家属起立，脱帽，向我们已故的家属默哀。”
　　过去几年，李冬兰几乎每月都会主持十几场这样的海上公葬。2020年因为疫情，直到9月，船上才恢复举行葬礼。
　　那对老夫妇还是没有什么表情变化。男人打开了手机，想要录制视频，但是年迈的他不太懂操作，只好向周围的陌生年轻人询问。他前排的一个女人已忍不住开始发出啜泣和低语，手里握住的是4岁小孙子的骨灰罐。因为按照当地的风俗，家里的长辈没有过世，孩子是没有办法葬入祖坟的。拘于风俗，海葬，是这类家庭比较理想的选择。更何况，家里也没有钱来另买一块墓地。
　　船渐渐驶进规定投放骨灰的海域。这条路线，船长陈琦已经行驶了几千次。家属离开船舱，在甲板的桌子上、地上或者楼梯找到一小块位置，开始把携带的骨灰倒进降解罐。哀乐在船上回响，伴随着或高或低的啜泣。在三三两两的人群中，一个双眼通红，紧紧戴着口罩的女生在低头倾倒骨灰。直到现在，她也没有真的确定，独自养大自己的父亲临终前说想要海葬，是想给她省钱，还是真的那么喜欢大海。
　　面对投放区域，船上的人集体三鞠躬，随后缓缓绕行三圈。送行的人将手里的花瓣和五谷抛撒下去，说着别离与祝愿的话，降解罐的周围飞来三三两两的海鸥。很多家属都特别喜欢海鸥，他们觉得陪伴亲人最多的，就是这类海鸟。每次来祭奠，都会买饼干来喂它们。
　　几分钟后，船开始返航，家属离抛撒骨灰的地方越来越远。微风从海面吹过，花瓣随着波纹摇摇晃晃，降解罐渐渐地变成了小白点。
　　那对老夫妇突然蹲了下去，埋在膝盖上的头越来越低，快要挨到地面，情绪也在那一刻失控：“儿啊，妈把你葬在你最喜欢的大海里了，可是妈妈再也见不到你了……”
　　这样的故事经年累月地在船上发生着。陈琦认为选择海葬的一般有3种人：迷恋大海的，家庭穷困以及无法葬入祖坟的。
　　被迫流浪
　　陈琦今年65岁，是土生土长的大连人。20世纪80年代初，他从当地一家国企辞职下海，卖了房子买了条船，开始做船长，做旅游、带游客打鱼。他对大海有情结，小时候推开房间的窗户就能看到海，游泳也是在海上学会的，陈琦觉得亲切。
　　1997年，政府开始提倡海葬，但大连民政局既找不到愿意海葬的家属，也找不到船。登报，上电视，折腾了一段时间终于找到一些散客，又问了一圈，还是没有船长愿意接单。
　　陈琦有个朋友在民政局，总来游说他帮忙。那会儿旅游业不景气，他又不忌讳这些事情，就同意了。“什么仪式都没有，甚至上了船后，家属还打了一架，因从外地赶来的大哥不同意海葬，觉得太不庄重，像在过家家。”陈琦回想起第一次做海葬的情景。
　　那会儿也没有降解罐，到了指定的地方，家属解开布袋就往下抛，风刮起来，骨灰撒人一脸。“有些锉骨扬灰的味道。”陈琦感叹。
　　没想到的是，做了海葬，旅游就没法再搞了。大众对葬礼有忌讳。陈琦无奈降价，却很快遭到其他船长的反击，他们向游客说：“他（指陈琦）可是拉死人的，当然便宜。”
　　没办法回去了，陈琦就继续做海葬。仿佛做亏心事一样，那些年他都尽量在一大早出发，省得被更多人看到。那时候返程的地点在公园，晨练的人觉得他们晦气，时常投诉举报，说他影响大家心情。
　　很快，公园就待不下去了，搬到另一个码头。可不久后，一高校说那里是教学用的，他在不合适。陈琦又转战到一商业港，过了段时间，码头老板说，你走吧，我们还是想做点儿吉利的事情。
　　类似的事情不断上演，陈琦重复着迁徙然后被赶走的命运。至今，陈琦也不讳言，他对当初入错行有过后悔。
　　随着土地资源的日益稀缺，环保的普遍需求，以及社会观念的变化，时代给了海葬发展的机会。2012年，辽宁省政府决定大力推广海葬，深入殡葬改革，省民政厅出台了新的政策，各地政府开始对集体海葬进行政策补贴。陈琦一家，也被安排到了现在所在的大连港。
　　此前，每年来海葬的人数在缓慢地爬坡，从几十到几百，最多的时候也就刚过千人。那会儿也不是各地民政局来组织，省里需要把愿意做海葬的人聚集在一起，才能凑够一船，送到陈琦这里。
　　从2012年开始，参与者人数激增，陈琦创办的大连海葬服务中心也渐渐发展成全国最大的海葬组织之一，渐渐地，团队发展到20多人。有媒体报道，自1997年大连在国内率先开展海葬以来，截至2019年，大连先后有1.3万余名逝者骨灰撒入大海，累计节约土地资源近5.2万平方米。
　　如今，一年四季，除了春节那天，陈琦都有可能出海。辽宁省8个市组织的集体海葬之外，还有从全国各地自己赶来的家属，远至四川、广东。他们带着骨灰，日夜兼程，一大早来为亲人举办葬礼。
　　难以旁观
　　最初几年，陈琦做海葬的事情瞒着妻子李冬兰，怕她无法接受。直到有一天，葬礼结束后家属反复对陈琦致谢，他才恍惚意识到，自己做的至少是件好事，于是回家后就告訴了李冬兰。她也没有特别大的反应，只是念叨了几句，怎么要搞这个。 　　船上人手不够，一开始就三四个人，李冬兰只好来帮忙。她不像陈琦一样毫无忌讳，骨灰是完全不想碰的，她也不情愿去打扫家属留下的垃圾。实在太忙的时候，也不得不硬着头皮去做。
　　陈琦的儿子陈金，也在船上工作。他毕业后做过厨师、导游，对海葬没兴趣。也是因为船上事情太多，他抱着来帮帮忙的心态，结果一帮就是十几年。
　　日子久了，好像什么都变得无所谓了。现在他们每天就在船头甲板的长桌上吃饭，那里也是家属日复一日海葬骨灰的地方。撒漏是常有的事情。“都是为了生活罢了。”李冬兰坦言，忙起来的时候他们就住在船上，时常疲惫，一开始总被晃醒，后来也习惯了。
　　最大的痛苦就是情绪难以控制。家属哭，李冬兰也跟着哭，有的时候别人都下船回家了，她还陷在情绪里走不出来。她常叹气，觉得自己做这行至少得少活10年。
　　每年到了清明，都会有媒体来到陈琦的船上，拍下蓝天、海鸥，大海，降解罐，还有肃穆的人群，在评论里，年轻人最常见的字眼是美好、浪漫和感动。对生者而言，大海宽广，也很难抚平伤痛和思念。
　　成为葬礼的司仪后，李冬兰和家属的联系更多了。“家属需要一个有些年长的，温柔的司仪，觉得放心。”陈琦说，总有人在结束后来加李冬兰微信，后来她干脆就打出来贴在船上，反正之后的祭祀等活动，也需要再联系。
　　不知不觉李冬兰的微信上加了3445个人，其中只有不到10个，是她身边的亲朋好友。还有很多不会用微信的家属，号碼存在手机通讯录里。
　　李冬兰再也离不开手机了，咨询的人，想要来祭祀的人，还有向她倾诉痛苦的人，一会儿不看就满屏的小红点。她怕对方着急，赶上饭点也会先回信息。“对别人来说，都是天大的事。”
　　陈琦发现，时间久了，李冬兰渐渐地成为了家属的一个倾诉渠道。有些人走不出来，也不愿意对家人说，怕他们担心。对不熟的人，他们更是把自己的伤痛裹得紧紧的，一句也不想透露。但他们愿意对李冬兰说。


　　看多了这样的事情，他们也没有那么在意死亡了。只想在活着的时候，好好活。
　　时代看似在轰隆隆地前进，距离上一次被驱赶也过去了8年。就在陈琦觉得稍微安心的时候，两个月前，船上突然来了几位民政局的工作人员。原来旁边有个商住两用的楼，开盘销售一直不好，房子卖不出去。老板觉得是他们做海葬影响了风水，向12315投诉举报了好几次。工商局转给了民政局。
　　好在工作人员调查了一番后发现，陈琦的证件显示他们来到这里的时间是2012年，而那个楼盘是之后才开发的。如果要说陈琦他们有什么责任，未免有些牵强。对方好像也接受了这件事情，之后便没了动静。
　　事情解决得顺利，但陈琦也会想，如果不是刚好自己先来，又得有多少麻烦？
　　对殡葬忌讳是普遍心理。也正因如此，到现在李冬兰也没告诉几个人自己从事什么。知道情况的同学、朋友，加起来一共也就三四个。
　　难以改变的，还有人们对身后事的选择。陈琦记得，从小时候开始就经常听到这两个字。父母也经常会开玩笑说，等我们百年之后，也要海葬。但有一天他真的认真和父母聊起海葬的事情时，父亲不解地说道：“还真的有人会海葬啊？”
　　这也与陈琦的社会观察吻合。“虽然近年来海葬的人变多了，但全国来讲也只占火化总人数的1%左右。每年我经手的七八千例葬礼中，大约只有1000是大连本地的，还没有周边的一些城市多。”陈琦说，一般人尽管对海葬有羡慕与好奇，但碍于观念以及种种人情世故，最终并不会选择。
　　陈琦一直在思考，怎样让更多的人接受。他的想法是，让葬礼更有仪式感，办得体面，让人走得有尊严。他这些年陆陆续续有了4只船，家属可以选择集体葬礼，也可以私人包船，去更远的海域，随自己的喜好来装扮。想办得奢侈，甚至可以去租豪华游轮。
　　不过，几千年来“入土为安”“厚葬”“孝道”等观念依然是主流。几年前，陈琦的父亲去世了。尽管已耳濡目染这么多年，但他还是想葬在祖坟里。陈琦和陈金尊重他的意见，一句也没有劝。
　　对于自己，陈琦早就想好了。他想葬在海里，把骨灰嵌在环保水泥制成的人工礁石中，再刻上名字。而李冬兰的想法是在日复一日的眼泪里渐渐形成的，“下去的话，得有多少人认识我，我觉得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