润笔费时有
　　翁同龢的日记曾记载：“罗大春（福建总兵，字景山，其子萌生门生）送别敬，受之， 赠以扇一、条四。” “别敬” 即礼金，是实实在在的银子。翁同龢以一张扇面和四件条幅答谢，用的词依然是“赠”，说明这是两者之间的赠答，不能算买卖交易。
　　张德昌先生曾根据李慈铭的《越缦庐日记》，对李慈铭在京师为官期间的收入和支出做了非常具体的统计和分析。从所列收入来看，李慈铭为人撰写行述等，收30两到100两不等的润笔，但是却没有卖字的收人。京官收入不高，应酬多，虽然能得到各种馈赠，但李慈铭的生活并不宽裕，有时甚至借债度日，相当拮据。即便如此，不见其有卖字的收入记录。
　　卖字不体面
　　官员们在有俸禄的时候，为增加收入而卖字，大概会被认为是不够体面的事。清初书法家傅山曾慨叹：“文章小技，于道未尊，况兹书写，于道何有！吾家为此者，一连六七代矣，然皆不为人役，至我始苦应接俗物。”傅山不曾为官，对他来说，卖字为生都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何况官员们。即使是公开挂润例卖字的文人，如莫友芝等，朋友求字并不收钱，润例是对生人的。这个习俗一直延续到清末民国初年。也就是说，卖字的文人，也依然保留了相当大的非商品化的空间。如果将书法都作为商品来处理，那对文人文化将是一个重大冲击。
　　正因为官员的书法不是商品，而是可以索求的“礼品”，官员们在日常生活中要书写大量的书法，这就使艺术的欣赏和使用广泛地渗入到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同时，这也是在经历了这么多的戰乱之后，依然有如此多数量的书法存世的一个主要原因。
　　（摘自《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