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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发展史上，不能不说陕北根据地；要说陕北根据地，不能不说刘志丹；要说刘志丹，不能不说王世泰；要说王世泰，不能不说这位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首任军长的许多传奇故事。
上陕北跟刘志丹闹革命，却把刘志丹带回家避难
“有钱人去西安，穷汉娃上延安。”这是过去在王世泰的家乡陕西洛川县对孩子们上学的说法。1910年3月17日出生的王世泰，到了1928年秋，该上中学了。王世泰所在的土基乡黄连河村是洛川县比较穷的村，而王世泰的家境又是在村里比较穷的，因此，王世泰上中学只能去延安，成了延安第四中学的一名学生。
延安四中有中共地下组织。在进步思想熏陶下，王世泰于1929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了一名共产党员。1930年8月，因闹学潮，高双城部队进驻延安四中，延安四中被封闭，王世泰把由他管理的党内文件和一支驳壳枪、一支左轮手枪、一支独角龙（土枪）及一些子弹，藏到未暴露党员身份的同学姚安基家中，自己返回洛川黄连河村。
一个月后，王世泰告别父母，到延安去找谢子长和刘志丹参加革命。
王世泰到达延安的当天，立即与姚安基取得了联系。
姚安基见到王世泰，高兴得跳了起来：“四中封闭后，党员们都不敢贸然行动。延安区委书记刘明景现在在骡马店，我们一起去他那里，商量今后的行动。”
刘明景也是王世泰延安四中的同班同学。当王世泰向刘明景表明此次来延安是想找谢子长和刘志丹闹革命时，刘明景说：“太好了，你是咱们同学中去搞武装的头一名，实在让人羡慕。如果我不当区委书记，非同你一起去不可。”
在刘明景的联系下，通过保安县（今志丹县）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曹力如引导，王世泰带着延安区委写的介绍信，走了两天两夜的密林，到达刘志丹游击队的驻地，见到了刘志丹。
刘志丹看完介绍信，笑着说：“好，投笔从戎，有志气，欢迎，欢迎！我们队伍中就是缺少有文化的人。”
王世泰被分配到游击队一中队一排一班当战士。
1931年9月，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成立，王世泰由战士被提升为班长。
1932年12月22日，陕甘游击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第二团时，省委书记杜衡以刘志丹、谢子长、阎红彦等是“乌合之众”为名，自行宣布自己任红二团政委，团长由王世泰担任，郑毅任团参谋长。
这样的改编，指战员们迷惑不解。刘志丹等人却以高度的党性原则，用自己的行动表示服从省委的决定。但王世泰则表示坚决不当团长，理由两条：“一是，我虽然在军队中干了好几年，但一直是个普通战士、班长，冲锋陷阵打仗可以，不会也没有指挥大部队作战的本领和经验；二是，我的理论水平不高，缺乏掌握全盘、正确贯彻党的方针政策的能力。”
杜衡听了之后，大为光火，不容分辩地说：“这是党的命令。”
“不管党的命令不命令，反正干不了！”王世泰说。
杜衡只好给王世泰做思想工作，说：“你的团长是党委研究的，民主选举的，不干怎么能行？”
王世泰想了想后，说：“作为一名党员，不执行党的决定是不行的，也是党所不允许的。不过，要我干，得把志丹、子长两位老领导留下一个才行。”
杜衡不懂军事指挥，也怕军心不稳，便问：“你看留谁？”
王世泰知道谢子长提出过留下刘志丹，便说：“留志丹。”
刘志丹被勉强留下了，但杜衡只给了刘志丹一个政治处副主任的职务。谢子长和阎红彦被迫离开部队，去了上海。
王世泰把留下刘志丹的消息告诉刘志丹后，说：“你了解我，打仗行，带部队不行。让我当团长，不是那块料。”
刘志丹笑着说：“边干边学嘛！你打了几年的仗，总还是个老兵吧！只要我不走，会帮你的。”
红二团成立后，首战焦家坪，火烧香山寺。烧寺是杜衡提出来的，结果造成了文物古迹不可弥补的损失。除此之外，杜衡还行使了政委拥有的最后决定权，在1933年1月17日，强行命令攻打庙湾，最后导致失利。杜衡找了一个“替罪羊”，把参谋长郑毅职务撤了。王世泰趁机提议刘志丹接任参谋长，得到指战员们的拥护，杜衡也只好默认了。
其实，庙湾失利仅仅是红二团在内有“左”倾错误横行，外有敌人“围剿”的双重压力下，遇到的初期困局，后面更是险象环生。随着部队南下进入敌人腹地，部队的实力不断锐减。最终，杜衡失去了信心，借口离开了部队。王世泰和刘志丹指挥部队突围，直到部队被打散。王世泰带着刘志丹回到了自己的老家洛川县土基乡黄连河村避难。
1933年8月20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在陈家坡召开党政军联席会议。陕北红军在这次会议后成立了临时红军总指挥部，由黄子波任总指挥，打散的部队很快又聚集到了一块。10月4日，刘志丹和王世泰回到红军临时总指挥部驻地——照金。刘志丹被任命为总指挥部参谋长，王世泰被任命为红四团二连连长。
陕北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在黄子波、刘志丹等指挥下，打了不少胜仗，部队发展很快。1933年11月8日，陕北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王泰吉任师长、高岗任政委、刘志丹任参谋长，下辖红三团、骑兵团（由红四团改称）。王世泰任红三团团长，杨映南任红三团政委。黄子波任骑兵团团长。1934年1月，王泰吉南下发展部队，被特务杀害，刘志丹接任四十二师师长。此后，陕北红军有了大发展，成立了陕甘边苏区政府，又扩建了红二十七军第八十四师。1935年9月16日，徐海东和程子华率领的长征队伍红二十五军抵达延川县永坪镇，与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军胜利会师。会师后，组建了红军第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其间，王世泰因在指挥攻打慕家塬战斗中负伤，一直在永坪医院疗伤。
与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住在一起，受到周恩来的关照
王世泰尽管在住院，但对刘志丹的处境还是十分关心。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到达陕北前夜，陕北根据地又差点被“左”倾错误拖到了危险境地。陕甘晋省政治保卫局对刘志丹、习仲勋等一大批党政军负责人实施了逮捕，幸好1935年10月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派王首道接管了陕甘晋省政治保卫局，才把事态控制下来。刘志丹等出狱后，党中央委任刘志丹为中革军委西北办事处副主任（周恩来任主任）、红军北路军总指挥、红二十八军军长。“党中央、毛主席到陕北了！”1936年1月中旬，刘志丹到永坪医院看望王世泰时说，“病好后，要听党中央的话，听毛主席的话，好好为党工作，让党在实际行动中鉴定每个党员。”但王世泰没有想到，这竟是他与刘志丹的诀别。
王世泰的伤一直不见好转，溃烂化脓的双腿因缺医少药，迟迟不能医好。1936年春，王世泰转到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养伤，中革军委副总参谋长张云逸安排王世泰和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住在一个三孔窑洞的小院里。李德住中间窑洞，王世泰住东边窑洞，西边窑洞空着。
1936年4月，突然传来刘志丹率部东征，在前沿阵地上牺牲的消息。周恩来派人接王世泰，向他了解刘志丹的生平。
谈话结束后，中革军委四科（管理科）要找战马送王世泰回去时，周恩来说：“不久前军委骑兵团损失战马近一半，现在打算从内蒙赶一批马来补充。”
王世泰赶紧说：“战马要从幼畜开始驯，草原上的马是自由放牧惯的，很难驯成战马。”
“哦！原来是这样，这确实是个问题。”周恩来说。
“周副主席，可以抓现成的。军委可以下个通知，让各县送3至5匹好马到军委，骑兵团的马源问题就解决了。”王世泰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
“好建议。”周恩来称赞后问，“王团长，你没有马吗？”
王世泰明白，彭德怀是让自己“添水”了。
这是第一次出击“添水”，王世泰很慎重。4月下旬，王世泰把部队隐蔽集结到了黄陵县境内的店头（今七里镇）后，采取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战术，命令警三团和警五团分别攻取龙坊镇和焦坪镇两个据点，命令警一旅副政委牛书申率三团三营到黄陵县南执行破路任务。
结果，这次“添水”任务完成得十分顺利，不仅在黄陵有了动静，也到宜君搞了动作，还奔袭了耀县，弄得胡宗南在北线寻找解放军主力迷了眼，判断出现了差错：解放军主力转移到南线了！
就在南线吸引了胡宗南的注意力时，彭德怀指挥西北野战军第一纵队等一举攻占了蟠龙镇，缴获了14万多套军装后，转移到了清涧城周边地区。
王世泰收到“三战蟠龙大获全胜”的战地快报后，迅速作出了第二次出击“添水”的决定，率部取富平，袭小邱镇，解放旬邑县城，合围九岘塬。
南线的“添水”动作越大，北线的战果越丰。彭德怀指挥西北野战军“四战清涧城”，把廖昴指挥的国民党军整编第七十六师给“磨”成了“豆腐”。至此，国民党军的整编第三十一旅旅长李纪云少将、整编第一三五旅旅长麦宗禹少将、守蟠龙镇的整编第一六七旅旅长李昆岗少将和整编第七十六师师长廖昴中将统统被关在解放军的俘虏营里，所率部队如数被歼。胡宗南进攻延安的部队损兵折将近一半，只好命令部队按兵不动。
王世泰第三次出击了：打蒲城，攻白水，开辟黄龙新区。到了1947年8月，西北战场的形势发生了根本性转折，西北野战军取得了沙家店战役的重大胜利，陈（赓）谢（富治）兵团南渡黄河，直逼潼关，威胁西安，胡宗南指挥部队不得不从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
1947年9月21日，中央军委命令以警备第一旅、第三旅和骑兵第六师合编为西北野战军第四纵队，王世泰任司令员兼政委，阎揆要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9月23日，彭德怀电令王震率第二纵队挺进黄龙地区，与第四纵队一起开辟黄龙根据地，并成立黄龙行动委员会，王震任书记，王世泰任副书记，统一指挥第二纵队、第四纵队作战。此后，王世泰率部参加了宜（川）瓦（子街）、黄龙山、西府、澄（城）郃（阳）、荔北等战役战斗，取得了骄人的战绩。
1949年2月1日，根据中央军委关于统一全军编制及部队番号的命令，西北野战军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西北野战军第四纵队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王世泰出任第一任军长，张仲良出任第一任政委，下辖第十师（原警备第一旅与骑兵第六师一部）、第十一师（原警备第三旅）、第十二师（原警备第四旅和骑兵第六师一部）。
王世泰成了人民解放军第四军首任军长，与张仲良一起率第四军在第一野战军战斗序列内，发起了1949年春季攻势。
1949年6月14日，中央军委命令，以人民解放军第三军、第四军、第六军组建人民解放军第二兵团，许光达任兵团司令员，王世泰任兵团政委。张达志接任第四军军长。
至1949年9月，许光达和王世泰率第二兵团在彭德怀指挥下，解放了西北五省。在接到中央军委不使胡宗南过早入川的部署命令后，才暂停了解放西北全境的步伐。
参加完开国大典后，服从命令到地方工作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此之前，彭德怀打电话给王世泰，让王世泰立即骑马到前指接受新的任务。
王世泰到了一野前指驻地岐山县，见到彭德怀就问：“老总，现在叫我来，有什么新任务？”
“有新任务。”彭德怀说，“中央准备召开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建立新中国的一些大事情。中央通知还在打仗的部队，一个兵团派两名代表出席会议，一名是兵团负责人，一名是英模人物。一野二兵团由你去，至于英模人物谁去，你们兵团自己定。”
听了彭德怀下达的“新任务”，王世泰高兴得差点跳起来：“老总，革命一辈子，终于盼来这一天了！我立即返回司令部，把这一好消息告诉许光达他们，让他们同我一起分享这一喜悦。”
第二天，王世泰回到兵团司令部，把前指的决定通报给许光达、张文舟等兵团领导人。经过反复研究，确定兵团公认的英模人物、第三军七师卫生部副部长杜冠仁参加会议。
王世泰在一野和西北军区组成的西北代表团里，跟着代表团团长贺龙，从西安出发，前往北平。
1949年9月21日，王世泰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积极参加了各个重大事项的讨论。王世泰在50年后回忆这段历史时，仍清晰地记得：“一致通过了各项方案，决定将北平改名北京定为首都，决定了国徽、国旗和代国歌等。”
1949年10月1日是王世泰终生难忘的日子，吃过午饭，稍事休息，他便早早地登上了天安门城楼。面对数十万人民群众，王世泰心潮澎湃，产生了“一种当家作主的自豪感”。
当毛泽东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的声音传到王世泰的耳朵时，王世泰的眼泪禁不住夺眶而出。
还沉醉在开国大典的喜庆日子里，贺龙单独与王世泰谈话了。贺龙告诉王世泰：“甘肃省将要成立人民政府，中央决定提名邓宝珊任主席，你任副主席！”
王世泰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便说：“我长期带兵打仗，缺乏地方工作经验，恐怕不能胜任省政府工作。而且在解放战争中我还和邓宝珊部队交过手，请中央考虑另外安排一位更合适的人选到甘肃省政府工作，我还是留在部队工作好些。”
贺龙看王世泰心存顾虑，便直截了当地说：“世泰同志，我今天是代表中央讲的，让你去甘肃地方工作，是毛主席提名，经中央讨论决定的，该考虑的中央已经考虑过了，就看你这个党员服从不服从。希望你到甘肃后，一是要加强学习，迅速适应地方工作；二是要和邓宝珊团结共事，搞好省人民政府的工作。”
说到这里，贺龙哈哈一笑：“我们可把话先讲清楚了，将来工作中有了成绩是邓宝珊的，出了问题你要负责任！”
“作为一名党员，不执行党中央的决定是不行的，也是党所不允许的。我坚决执行！”贺龙把话说得如此明白，王世泰只好表态，同时提出了一个小小要求：“西北代表团就要去东北参观了，我请求一同前往参观，这也是一次学习的好机会嘛！”
贺龙说：“同意，同意！”
王世泰在东北参观时，还从东北局那里为甘肃省人民政府弄了3000两黄金和7辆“华沙”牌小轿车以及一批书籍。1949年12月11日，甘肃全境解放，1950年1月10日，甘肃省人民政府成立，邓宝珊任主席，王世泰、张德生、马鸿宾任副主席。王世泰同时兼任甘肃军区司令员、第二兵团政委，主要分管地方铁路建设。3年后，兰州有了连接外界的铁路。1952年8月，王世泰出任铁道部副部长。1954年，国务院成立国家建设委员会，薄一波副总理兼国家建委主任，王世泰任国家建委副主任。1958年2月，全国人大决定撤销国家建委，其职能由国家经委、国家计委和国家建筑工程部行使，王世泰调任国家计委副主任。1960年11月至19６6年，王世泰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王世泰受到了冲击，不仅被扣上了“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反党集团骨干”（王世泰与他们一起工作过），连为甘肃省人民政府从东北局要的黄金和小轿车，都成了王世泰的罪证。王世泰受到了长达8年的批判和审查后，在1974年9月，王世泰突然接到通知：“带上粮票、洗漱用品和换洗衣服到省委宁卧庄招待所集中。”
到了招待所，王世泰才知道，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定恢复国家的正常秩序，准备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央紧急通知，甘肃省要补选王世泰为全国人大代表。事后知道，原来是周恩来在医院病床上审阅人大代表名单时，加了几十个老干部的名字，其中就有王世泰。
1975年1月，王世泰重新出来工作，任甘肃省革委会副主任。1979年12月，王世泰任甘肃省人大常委会主任。1983年5月后，王世泰退居二线。在中共十二大、十三大上，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2008年3月14日，王世泰在海口逝世。
（作者声明：本文由《党史博览》独家编发，未经允许，不准选编、摘编、上网等。）
上陕北跟刘志丹闹革命，却把刘志丹带回家避难
“有钱人去西安，穷汉娃上延安。”这是过去在王世泰的家乡陕西洛川县对孩子们上学的说法。1910年3月17日出生的王世泰，到了1928年秋，该上中学了。王世泰所在的土基乡黄连河村是洛川县比较穷的村，而王世泰的家境又是在村里比较穷的，因此，王世泰上中学只能去延安，成了延安第四中学的一名学生。
延安四中有中共地下组织。在进步思想熏陶下，王世泰于1929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了一名共产党员。1930年8月，因闹学潮，高双城部队进驻延安四中，延安四中被封闭，王世泰把由他管理的党内文件和一支驳壳枪、一支左轮手枪、一支独角龙（土枪）及一些子弹，藏到未暴露党员身份的同学姚安基家中，自己返回洛川黄连河村。
一个月后，王世泰告别父母，到延安去找谢子长和刘志丹参加革命。
王世泰到达延安的当天，立即与姚安基取得了联系。
姚安基见到王世泰，高兴得跳了起来：“四中封闭后，党员们都不敢贸然行动。延安区委书记刘明景现在在骡马店，我们一起去他那里，商量今后的行动。”
刘明景也是王世泰延安四中的同班同学。当王世泰向刘明景表明此次来延安是想找谢子长和刘志丹闹革命时，刘明景说：“太好了，你是咱们同学中去搞武装的头一名，实在让人羡慕。如果我不当区委书记，非同你一起去不可。”
在刘明景的联系下，通过保安县（今志丹县）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曹力如引导，王世泰带着延安区委写的介绍信，走了两天两夜的密林，到达刘志丹游击队的驻地，见到了刘志丹。
刘志丹看完介绍信，笑着说：“好，投笔从戎，有志气，欢迎，欢迎！我们队伍中就是缺少有文化的人。”
王世泰被分配到游击队一中队一排一班当战士。
1931年9月，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成立，王世泰由战士被提升为班长。
1932年12月22日，陕甘游击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第二团时，省委书记杜衡以刘志丹、谢子长、阎红彦等是“乌合之众”为名，自行宣布自己任红二团政委，团长由王世泰担任，郑毅任团参谋长。
这样的改编，指战员们迷惑不解。刘志丹等人却以高度的党性原则，用自己的行动表示服从省委的决定。但王世泰则表示坚决不当团长，理由两条：“一是，我虽然在军队中干了好几年，但一直是个普通战士、班长，冲锋陷阵打仗可以，不会也没有指挥大部队作战的本领和经验；二是，我的理论水平不高，缺乏掌握全盘、正确贯彻党的方针政策的能力。”
杜衡听了之后，大为光火，不容分辩地说：“这是党的命令。”
“不管党的命令不命令，反正干不了！”王世泰说。
杜衡只好给王世泰做思想工作，说：“你的团长是党委研究的，民主选举的，不干怎么能行？”
王世泰想了想后，说：“作为一名党员，不执行党的决定是不行的，也是党所不允许的。不过，要我干，得把志丹、子长两位老领导留下一个才行。”
杜衡不懂军事指挥，也怕军心不稳，便问：“你看留谁？”
王世泰知道谢子长提出过留下刘志丹，便说：“留志丹。”
刘志丹被勉强留下了，但杜衡只给了刘志丹一个政治处副主任的职务。谢子长和阎红彦被迫离开部队，去了上海。
王世泰把留下刘志丹的消息告诉刘志丹后，说：“你了解我，打仗行，带部队不行。让我当团长，不是那块料。”
刘志丹笑着说：“边干边学嘛！你打了几年的仗，总还是个老兵吧！只要我不走，会帮你的。”
红二团成立后，首战焦家坪，火烧香山寺。烧寺是杜衡提出来的，结果造成了文物古迹不可弥补的损失。除此之外，杜衡还行使了政委拥有的最后决定权，在1933年1月17日，强行命令攻打庙湾，最后导致失利。杜衡找了一个“替罪羊”，把参谋长郑毅职务撤了。王世泰趁机提议刘志丹接任参谋长，得到指战员们的拥护，杜衡也只好默认了。
其实，庙湾失利仅仅是红二团在内有“左”倾错误横行，外有敌人“围剿”的双重压力下，遇到的初期困局，后面更是险象环生。随着部队南下进入敌人腹地，部队的实力不断锐减。最终，杜衡失去了信心，借口离开了部队。王世泰和刘志丹指挥部队突围，直到部队被打散。王世泰带着刘志丹回到了自己的老家洛川县土基乡黄连河村避难。
1933年8月20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在陈家坡召开党政军联席会议。陕北红军在这次会议后成立了临时红军总指挥部，由黄子波任总指挥，打散的部队很快又聚集到了一块。10月4日，刘志丹和王世泰回到红军临时总指挥部驻地——照金。刘志丹被任命为总指挥部参谋长，王世泰被任命为红四团二连连长。
陕北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在黄子波、刘志丹等指挥下，打了不少胜仗，部队发展很快。1933年11月8日，陕北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王泰吉任师长、高岗任政委、刘志丹任参谋长，下辖红三团、骑兵团（由红四团改称）。王世泰任红三团团长，杨映南任红三团政委。黄子波任骑兵团团长。1934年1月，王泰吉南下发展部队，被特务杀害，刘志丹接任四十二师师长。此后，陕北红军有了大发展，成立了陕甘边苏区政府，又扩建了红二十七军第八十四师。1935年9月16日，徐海东和程子华率领的长征队伍红二十五军抵达延川县永坪镇，与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军胜利会师。会师后，组建了红军第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其间，王世泰因在指挥攻打慕家塬战斗中负伤，一直在永坪医院疗伤。
与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住在一起，受到周恩来的关照
王世泰尽管在住院，但对刘志丹的处境还是十分关心。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到达陕北前夜，陕北根据地又差点被“左”倾错误拖到了危险境地。陕甘晋省政治保卫局对刘志丹、习仲勋等一大批党政军负责人实施了逮捕，幸好1935年10月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派王首道接管了陕甘晋省政治保卫局，才把事态控制下来。刘志丹等出狱后，党中央委任刘志丹为中革军委西北办事处副主任（周恩来任主任）、红军北路军总指挥、红二十八军军长。“党中央、毛主席到陕北了！”1936年1月中旬，刘志丹到永坪医院看望王世泰时说，“病好后，要听党中央的话，听毛主席的话，好好为党工作，让党在实际行动中鉴定每个党员。”但王世泰没有想到，这竟是他与刘志丹的诀别。
王世泰的伤一直不见好转，溃烂化脓的双腿因缺医少药，迟迟不能医好。1936年春，王世泰转到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养伤，中革军委副总参谋长张云逸安排王世泰和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住在一个三孔窑洞的小院里。李德住中间窑洞，王世泰住东边窑洞，西边窑洞空着。
1936年4月，突然传来刘志丹率部东征，在前沿阵地上牺牲的消息。周恩来派人接王世泰，向他了解刘志丹的生平。
谈话结束后，中革军委四科（管理科）要找战马送王世泰回去时，周恩来说：“不久前军委骑兵团损失战马近一半，现在打算从内蒙赶一批马来补充。”
王世泰赶紧说：“战马要从幼畜开始驯，草原上的马是自由放牧惯的，很难驯成战马。”
“哦！原来是这样，这确实是个问题。”周恩来说。
“周副主席，可以抓现成的。军委可以下个通知，让各县送3至5匹好马到军委，骑兵团的马源问题就解决了。”王世泰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
“好建议。”周恩来称赞后问，“王团长，你没有马吗？”
王世泰明白，彭德怀是让自己“添水”了。
这是第一次出击“添水”，王世泰很慎重。4月下旬，王世泰把部队隐蔽集结到了黄陵县境内的店头（今七里镇）后，采取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战术，命令警三团和警五团分别攻取龙坊镇和焦坪镇两个据点，命令警一旅副政委牛书申率三团三营到黄陵县南执行破路任务。
结果，这次“添水”任务完成得十分顺利，不仅在黄陵有了动静，也到宜君搞了动作，还奔袭了耀县，弄得胡宗南在北线寻找解放军主力迷了眼，判断出现了差错：解放军主力转移到南线了！
就在南线吸引了胡宗南的注意力时，彭德怀指挥西北野战军第一纵队等一举攻占了蟠龙镇，缴获了14万多套军装后，转移到了清涧城周边地区。
王世泰收到“三战蟠龙大获全胜”的战地快报后，迅速作出了第二次出击“添水”的决定，率部取富平，袭小邱镇，解放旬邑县城，合围九岘塬。
南线的“添水”动作越大，北线的战果越丰。彭德怀指挥西北野战军“四战清涧城”，把廖昴指挥的国民党军整编第七十六师给“磨”成了“豆腐”。至此，国民党军的整编第三十一旅旅长李纪云少将、整编第一三五旅旅长麦宗禹少将、守蟠龙镇的整编第一六七旅旅长李昆岗少将和整编第七十六师师长廖昴中将统统被关在解放军的俘虏营里，所率部队如数被歼。胡宗南进攻延安的部队损兵折将近一半，只好命令部队按兵不动。
王世泰第三次出击了：打蒲城，攻白水，开辟黄龙新区。到了1947年8月，西北战场的形势发生了根本性转折，西北野战军取得了沙家店战役的重大胜利，陈（赓）谢（富治）兵团南渡黄河，直逼潼关，威胁西安，胡宗南指挥部队不得不从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
1947年9月21日，中央军委命令以警备第一旅、第三旅和骑兵第六师合编为西北野战军第四纵队，王世泰任司令员兼政委，阎揆要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9月23日，彭德怀电令王震率第二纵队挺进黄龙地区，与第四纵队一起开辟黄龙根据地，并成立黄龙行动委员会，王震任书记，王世泰任副书记，统一指挥第二纵队、第四纵队作战。此后，王世泰率部参加了宜（川）瓦（子街）、黄龙山、西府、澄（城）郃（阳）、荔北等战役战斗，取得了骄人的战绩。
1949年2月1日，根据中央军委关于统一全军编制及部队番号的命令，西北野战军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西北野战军第四纵队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王世泰出任第一任军长，张仲良出任第一任政委，下辖第十师（原警备第一旅与骑兵第六师一部）、第十一师（原警备第三旅）、第十二师（原警备第四旅和骑兵第六师一部）。
王世泰成了人民解放军第四军首任军长，与张仲良一起率第四军在第一野战军战斗序列内，发起了1949年春季攻势。
1949年6月14日，中央军委命令，以人民解放军第三军、第四军、第六军组建人民解放军第二兵团，许光达任兵团司令员，王世泰任兵团政委。张达志接任第四军军长。
至1949年9月，许光达和王世泰率第二兵团在彭德怀指挥下，解放了西北五省。在接到中央军委不使胡宗南过早入川的部署命令后，才暂停了解放西北全境的步伐。
参加完开国大典后，服从命令到地方工作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此之前，彭德怀打电话给王世泰，让王世泰立即骑马到前指接受新的任务。
王世泰到了一野前指驻地岐山县，见到彭德怀就问：“老总，现在叫我来，有什么新任务？”
“有新任务。”彭德怀说，“中央准备召开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建立新中国的一些大事情。中央通知还在打仗的部队，一个兵团派两名代表出席会议，一名是兵团负责人，一名是英模人物。一野二兵团由你去，至于英模人物谁去，你们兵团自己定。”
听了彭德怀下达的“新任务”，王世泰高兴得差点跳起来：“老总，革命一辈子，终于盼来这一天了！我立即返回司令部，把这一好消息告诉许光达他们，让他们同我一起分享这一喜悦。”
第二天，王世泰回到兵团司令部，把前指的决定通报给许光达、张文舟等兵团领导人。经过反复研究，确定兵团公认的英模人物、第三军七师卫生部副部长杜冠仁参加会议。
王世泰在一野和西北军区组成的西北代表团里，跟着代表团团长贺龙，从西安出发，前往北平。
1949年9月21日，王世泰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积极参加了各个重大事项的讨论。王世泰在50年后回忆这段历史时，仍清晰地记得：“一致通过了各项方案，决定将北平改名北京定为首都，决定了国徽、国旗和代国歌等。”
1949年10月1日是王世泰终生难忘的日子，吃过午饭，稍事休息，他便早早地登上了天安门城楼。面对数十万人民群众，王世泰心潮澎湃，产生了“一种当家作主的自豪感”。
当毛泽东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的声音传到王世泰的耳朵时，王世泰的眼泪禁不住夺眶而出。
还沉醉在开国大典的喜庆日子里，贺龙单独与王世泰谈话了。贺龙告诉王世泰：“甘肃省将要成立人民政府，中央决定提名邓宝珊任主席，你任副主席！”
王世泰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便说：“我长期带兵打仗，缺乏地方工作经验，恐怕不能胜任省政府工作。而且在解放战争中我还和邓宝珊部队交过手，请中央考虑另外安排一位更合适的人选到甘肃省政府工作，我还是留在部队工作好些。”
贺龙看王世泰心存顾虑，便直截了当地说：“世泰同志，我今天是代表中央讲的，让你去甘肃地方工作，是毛主席提名，经中央讨论决定的，该考虑的中央已经考虑过了，就看你这个党员服从不服从。希望你到甘肃后，一是要加强学习，迅速适应地方工作；二是要和邓宝珊团结共事，搞好省人民政府的工作。”
说到这里，贺龙哈哈一笑：“我们可把话先讲清楚了，将来工作中有了成绩是邓宝珊的，出了问题你要负责任！”
“作为一名党员，不执行党中央的决定是不行的，也是党所不允许的。我坚决执行！”贺龙把话说得如此明白，王世泰只好表态，同时提出了一个小小要求：“西北代表团就要去东北参观了，我请求一同前往参观，这也是一次学习的好机会嘛！”
贺龙说：“同意，同意！”
王世泰在东北参观时，还从东北局那里为甘肃省人民政府弄了3000两黄金和7辆“华沙”牌小轿车以及一批书籍。1949年12月11日，甘肃全境解放，1950年1月10日，甘肃省人民政府成立，邓宝珊任主席，王世泰、张德生、马鸿宾任副主席。王世泰同时兼任甘肃军区司令员、第二兵团政委，主要分管地方铁路建设。3年后，兰州有了连接外界的铁路。1952年8月，王世泰出任铁道部副部长。1954年，国务院成立国家建设委员会，薄一波副总理兼国家建委主任，王世泰任国家建委副主任。1958年2月，全国人大决定撤销国家建委，其职能由国家经委、国家计委和国家建筑工程部行使，王世泰调任国家计委副主任。1960年11月至19６6年，王世泰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王世泰受到了冲击，不仅被扣上了“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反党集团骨干”（王世泰与他们一起工作过），连为甘肃省人民政府从东北局要的黄金和小轿车，都成了王世泰的罪证。王世泰受到了长达8年的批判和审查后，在1974年9月，王世泰突然接到通知：“带上粮票、洗漱用品和换洗衣服到省委宁卧庄招待所集中。”
到了招待所，王世泰才知道，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定恢复国家的正常秩序，准备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央紧急通知，甘肃省要补选王世泰为全国人大代表。事后知道，原来是周恩来在医院病床上审阅人大代表名单时，加了几十个老干部的名字，其中就有王世泰。
1975年1月，王世泰重新出来工作，任甘肃省革委会副主任。1979年12月，王世泰任甘肃省人大常委会主任。1983年5月后，王世泰退居二线。在中共十二大、十三大上，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2008年3月14日，王世泰在海口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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