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末，在浙江瑞安中学，有一位校花。据说她是当时瑞安最耀眼的美人，是那片山水中最绚丽的景色。她叫洪卓如。她是大家闺秀，少女时代就很时髦，卷发齐肩，艳服多变。卓如还善女红，兼修书画，家学渊源深厚，聪颖可人，是全校男生追逐的焦点，是瑞安少年们的一个梦。
　　当时追求她的人不少，而我舅舅谢秉恺是她的第一个恋人。
　　洪卓如出身书香门第，她的祖父是晚清江浙一带颇有名的戏曲家洪炳文。洪家居所叫花信楼。自幼年起，她就在花信楼里生活、玩耍、恋爱、读书。她也渴望走出来，但没有机会。
　　


　　作为花信楼主人的嫡孙女，她和我舅舅，以及其他同学，经常在学校的抗日流动宣传队里表演“文明戏”。文明戏即他们自己编排，演出于街巷的那种小戏剧。卓如和我舅舅都相貌出众，属于俊男靓女。他们很快都成了台柱子、小角儿。他们陷入初恋。
　　最初，17岁的舅舅一直认为只有自己才能获得卓如的爱情。因为他们门当户对，都是大家族的后裔。我舅舅是谢家长孙，他每天都要打扮，梳头、刮脸、喷香水，任何时候都保持着谢家阔少的风度，花钱如流水，希望能引起卓如的注意。可正当他和卓如恋爱时，他的父亲却遵照传统家规，给他定了一门亲。于是他决定逃婚。
　　正巧那一年，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的战况越来越紧张，江南各地都迅速变成前线。我舅舅就和他的发小、最铁的哥们之一的金某，一起去了西安黄埔军校参军。金也是卓如的追求者之一。参军是逃婚的最好借口。临行时，我舅舅告诉卓如，等他回来娶她。
　　黄埔军校的王曲分校建在秦岭山脉的主峰——终南山下，位于湘子河畔。王曲的自然条件是很艰苦的，居住者必须适应那里的诡异天气和阴森荒凉的环境。这也正好是对军人的考验。紧接着，他们开始了一场惊人的铁血军事训练。当时国民党黄埔军校的集训方式是很残酷的，一切都是按照人能承受的极限强度来要求的。
　　铁血与艰苦使我舅舅和金某的感情深入骨髓。
　　他们每天五点起床，晚上十点睡觉，整天基本都是对肉体的磨炼。唯一的休息，就是洗澡。我舅舅很爱洗澡，在这一点上，他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准贵族。在瑞安，从小就有仆人给他烧好热水，倒在大木盆里。他浸泡的时候，还有仆人专门给他搓背。而在军校里洗澡就全是冷水浴，从头到脚一冲，只求干净。干净是第一位的，就是后来在20世纪60年代最艰苦的日子里，哪怕饿得头晕目眩，他也要洗澡。
　　1941年，他们毕业了。我舅舅任第十九补充兵训练团少尉。他想着一定要尽快奋斗成将军，然后回瑞安，向卓如求婚。
　　这一切谈何容易呢？1945年之后，他的人生又一次改变了。
　　有一天卓如在当街，躲藏进一个墙洞里，等待空袭警报过去再钻出来。飞机飞走后不久，瑞安大街的另一边，忽然出现了一个背着枪的叫花子兵，衣衫褴褛，浑身都是泥土，头发长得到了背上。那叫花子兵看见洪卓如从墙洞里出来，突然站住了，接着泪如雨下，轻声喊她。
　　开始卓如没有认出面前这个叫花子兵。她诧异地看着他，好半天才认出来，是金某。
　　金某告诉她，他和我舅舅被分到不同的部队，我舅舅被派到陕西去了。仗打得实在太苦了，他就沿着中印公路一路要饭走回来了。
　　望着从一个富家子弟变成了一个乞丐、又瘦又脏的金，卓如很难过。她立刻随着金回家。家人见他回来，不禁大喜。仆人立刻给他里外更衣、进餐、沐浴、剪头修脸……卓如就站在院子里等，她一边摆弄着天井里的盆花，一边想着好多要问金的话。过了不一会儿，帅气的金家公子再次出现在堂屋里了。除了消瘦以外，重新打扮后的金身上几乎没有什么战争的痕迹。
　　卓如静静地看着他，有时微笑一下，有时又显得很忧郁。这时，金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他冲到院子里，将卓如紧紧地抱在怀里。我想大概这就是卓如最后嫁给金某的原因。
　　那时候，我舅舅还在陕西。当他听说金与卓如要结婚时，已经晚了。但是他们结婚那天，我舅舅还是出现在了金家的大门前。他穿着高档的灰色西服，系着一条优雅的黑色暗花德国领带，头发梳理得齐如密林，皮鞋、怀表、手绢……用的都是最好的，而且非常干净。他带着几根金条，并让一个仆人抱着一箱礼物。最重要的是，他还在笑。
　　酒席间，我舅舅突然对金某说：“卓如是我让给你的。我只有一个要求，我要吻新娘。”
　　金说：“好，但只能吻一次。卓如，你同意吗？”
　　卓如这时低下了头，抑制着自己，不哭出声来。
　　不说话就是默认了，我舅舅说。忽然，他冲到卓如面前，将她抱在怀里，深深地亲吻下去。
　　这是一个令人吃惊的吻，卓如没有回避。所有人都惊呆了。
　　金说只能吻一次，但是并没有说吻多久。于是，我舅舅几乎将整个心灵都融化在这个长吻之中。他尽量地拖延亲吻的时间。这个吻实在太长了，据说将近三分钟。所有的人，包括金，都在旁边干看着，没有说话。他们就这样长吻着。我舅舅也为这个吻付出了一生的代价。后来淮海战役，国民党军队全线大溃败。我舅舅从尸堆中爬出来，进了山东俘虏营，回乡后又度过了灾荒年和“文革”——这些都是表象。骨子里，他几乎就依靠着对这个吻的记忆生活了一辈子。他总是在我们面前絮叨这件事。卓如的影子像是内战中的弹片一样，嵌进了他的生命中，无法溶解，一直到他烧成灰时，她都是完美的。
　　几年后，他们三个人天各一方。金某在内战的大混乱中，不得不随败退的国民党部队渡海去了台湾，而新婚不久的洪卓如则被永远遗弃在大陆。
　　舅舅晚年大部分时间在重庆度过。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长驻北京。偶尔回重庆，仍然住在舅舅家。那时的舅舅老了，耳朵基本失聪，关节炎也日益严重，枯瘦如柴。他每天坐在桌子边上抽叶子烟，什么话也不说。他觉得一旦说话，别人就得回答他，而他又听不见，徒增烦恼，不如沉默算了。他的桌子上总放着一沓纸。他会指着纸对来的人讲：“要说什么，写下来吧。”他的屋子里光线越来越暗，东西越来越旧。咳嗽声、吐痰声和叶子烟味到处弥漫。所有的柜子、镜子与抽屉都好像是来自一个陌生的旧时代，腐朽而阴郁。他在不断地写信，给浙江老家的亲戚或给卓如，但给卓如的信他从来不敢寄。 　　唯一不变的是舅舅的习惯：每天早晨必梳头，屋子里窗明几净。
　　1993年“汪辜会谈”之后，两岸的关系更加密切了。夏天，我因拍纪录片到重庆，做了一集叫《余党》的片子。其中的主角就是我舅舅。不久之后，该片在台湾播出，产生了一些影响。有一天，我舅舅忽然接到在台湾的金某的来信，信上说：“我在电视上看到你了，我们都看见了！没想到40多年后，我们居然还能见面。”
　　金某这时已是台湾的退休高官。他们约好秋天在浙江聚会。
　　1993年秋天的浙江之行，是我舅舅一生最后的快乐时光。他去的时候专门定做了一身白色西服，以至于家乡人以为他才是从台湾回来的。
　　当然，我舅舅最想回去看的一个人是洪卓如。
　　大家都43年没见了。金某在台也再婚多年，卓如也再婚了。只有我舅舅一生独身。而洪卓如呢，她竟然一直居住在洪家的花信楼里。20世纪50年代以后，她嫁给了一个当地的工人，过起了普通家庭妇女的生活。谁也不知道这个大家闺秀内心的苦楚。
　　大家很想见面，而真见面了，却忽然又不知该说什么了。那一年，故乡的人看见我舅舅和金某忽然都回来了，好像看见了两个过去的幽灵，两个外星人，或两团岁月的旧火。
　　卓如早已人老珠黄，大家变得陌生了。
　　金某回台湾后，又过了两年，我舅舅说要回浙江等死。
　　他最后生活的屋子几乎像一个寒风中显得阴森凄冷的山洞。一生的失败与寂寞此时全部变成了对肉体的折磨，噬咬着他的骨、肉、筋、血。只有偶尔晚霞的光辉，会从那窗口的破洞照射进去，温暖一下他冰冷的身心。
　　我母亲到的时候，他的情绪已经极其低落，大小便都已经失禁了。他整天坐在一张破旧的榻椅上，奄奄一息，沉默寡言。若说话，则讽刺所有人，包括正在服侍他的我母亲，直到最后他离开。舅舅死之前，让我母亲把所有关于卓如的照片、信件和纪念物品等，都给卓如还回去。而当卓如再次看到我舅舅过了几十年又还回来自己年轻时的照片时，不禁大恸。她说：“这些东西连我自己都没能留下。我太对不起他了。”
　　舅舅在回浙江之前，把自己抗战以前的照片全拿出来撕掉、烧掉，但是有一两张照片，我舅舅死活就没烧，那就是洪卓如的照片。
　　他不但没烧照片，还继续给卓如写信。有时到了中秋，他就干脆把写信的纸剪成一个圆，贴在窗玻璃上，代替月亮。
　　据记载，洪炳文在1918年，曾写过一篇科幻小说《月球游》。
　　他可能是第一个幻想登月飞船的中国文人。他期待的似乎是赛先生式的月亮家园。
　　如果说，卓如的祖父洪炳文，作为一个中国旧式文人，其在科幻小说中对月亮这一传统中国诗文的典型意象，做出了脱离古诗与戏剧而走向新时代的西方科学理想的创举，那么我舅舅贴在窗户上的纸月亮，则是一个中国人对家族与爱人必将团圆的情感理想。他们来自同一个故乡，同一个祠堂边上，甚至说着同一种方言。所不同的是，洪炳文把漫游月亮的幻想写在了纸上，而我舅舅则直接把写字的纸贴在了窗户上、天上。他们都拥有各自的“纸月亮”。而那被淹没在历史中，几乎完全不为人知的卓如，则夹在这两种秘密的纸月亮之间，犹如飞过民国记忆的嫦娥。
　　（沈 思摘自《瓯风》，李 晨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