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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第一例艾滋病患者在中国出现至今，中国的艾滋病防治政策经历很多变迁。从开始的紧闭国门，到依法防治、举国防治，相关政策逐步完善。泰国作为亚洲艾滋病的中心，其防治政策于亚洲各国有相当重要的参考意义。本文将中国和泰国的艾滋病防治政策分阶段总结，试图解读不同阶段两国艾滋病防治政策的重点和区别。
关键词：AIDS；防控政策；对比
艾滋病（AIDS）是一种由HIV病毒引起的疾病，至今尚未研制出有效的预防性疫苗，也没有发现能根治艾滋病的药物。艾滋病使人类发展遭到了有史以来的最大挫折[1]。从1985年发现第一例艾滋病至今，中国艾滋病防治取得了一定成果，艾滋病政策也历经了一定的转变。受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多方面影响，东南亚地区成为艾滋病的高发区，泰国是最早发现艾滋病的东南亚国家，也是艾滋病的重灾区，通过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果，本文拟对中国艾滋病政策发展变化与泰国艾滋病政策进行总结与对比。
一、泰国艾滋病发展历程
从1984年泰国发现了第一例艾滋病病例至今，泰国艾滋病防治政策可以细分为3个阶段。
20世纪80年代，泰国政府认为艾滋病只存在于高危人群，在此时期，相关政策与措施十分有限，如1988年泰国在预防艾滋病上仅仅投入了18万美元。而且，泰国政府了解到“性”是艾滋病的高发因素时，并没有取缔妓院，仅仅是通过采取一些措施来提高性工作者的所谓安全性。
20世纪90年代，泰国政府对待艾滋病的态度发生转变。首先，负责艾滋病项目的部门由公共卫生部转移到了总理办公室，极大的提高了其政治影响力。同时，增加艾滋病防治经费，1993年的预算经费为4400万美元，比1988年增加近20倍。之后，泰国政府每年至少投入8000万美元用于艾滋病防治。其次，在著名艾滋病活动家Mechai Viravaidya的带动下，泰国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宣传艾滋病的运动，全国488个广播电台及6个电视广播公司每小时都播出大量防治艾滋病的信息，各个学校都要求开设讲授艾滋病知识的课程。最后，泰国政府开展了“100%安全套”活动。[2]
进入21世纪，泰国开始使用抗病毒综合治疗法，这种治疗法可以延缓艾滋病感染者的发病时间。经过泰国政府的努力，泰国艾滋病传播在90年代中期达到顶峰之后开始缓和，在军队、监狱、性工作场所这些原本艾滋病盛行的地方，艾滋病感染者逐渐减少，2004年泰国艾滋病感染者已经从2001年的63万人减少到57万人。到2005年底，泰国艾滋病感染率只有1.4%，但因吸毒感染艾滋的人数仍居高不下。
二、中国艾滋病政策的发展历程
从1985年至今的29年里，我国艾滋病防控政策可分为四个阶段。
20世纪80年代，是我国艾滋病的传入期，此时艾滋病病例呈现零散分布状态[3]。1985年我国报告首例艾滋病疫情，全年全国仅有19例HIV感染者。而且此时的感染者均与境外有所关联，例如报告的4例血友病病人皆因使用进口凝血因子而被感染。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艾滋病来源于境外，因此，只要守住国门就能杜绝，形成了所谓“御敌于国门之外”的策略。这一阶段政策特征主要表现为严把国境关。同时强调道德宣传，严惩卖淫嫖娼等行为。
20世纪90年代，我国艾滋病进入广泛流行期。31个省市自治区均发现HIV感染者，全国累计报告12639例HIV感染者及患者，其中静脉吸毒8776例（占69.4%），经性传播834例（占6.6%）[4]。特别是1989年，云南边境地区集中发现了146例HIV感染者，引起了人们的震惊和思考，艾滋病防治政策开始向主动预防演化。强调并推广艾滋病干预措施及预防手段，并将一些综合干预办法进行试点及推行。1996年发布了国务院防治艾滋病性病协调会议制度，1998年則成立了卫生部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
21世纪头5年，SARS的冲击使我国政府意识到，只有全社会的参与和多部门合作才能解决公共卫生事件。面对艾滋病防治工作的巨大压力与紧迫性，我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防治政策，进入了艾滋病综合防治阶段。国务院出台防治计划，部委联合出台文件，加上“四免一关怀”政策的推广与实施，我国逐渐形成了政府主导，全民参与的合力。在经费投入方面，从1998年起，中央财政设立了艾滋病防治专项经费，2003年为3.9亿元，2005年达到8亿元。与此同时，政府发布了诸多关于开展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通知公告和指导性文件，温总理更是发表了《全社会共同参与有效预防控制艾滋病》一文，强调了中国防治艾滋病的主要方针和策略。
2006年至今，艾滋病防治进入依法防治，强化落实的阶段。通过不断的宣传与推广，艾滋病防治干预措施已逐渐被社会接受，预防措施得到拓展，防治政策进入强化落实的新阶段。2007年估计存活的HIV感染者和病人约70万人中，异性性传播占40.6%，男男性传播占11.0%，注射吸毒占38.1%。2009年估计现存的74万感染者和病人中，异性性传播占44.3%，男男性传播占14.7%，静脉吸毒占32.2%。2011年估计现存的78万感染者和病人中，异性性传播占46.5%，男男性传播占17.4%，静脉吸毒占28.4%。性传播成为主要的传播途径，为适应新环境新形势下的防治特点，2012年1月，国务院印发《中国遏制与防治艾滋病“十二五”行动计划》，对未来几年内我国艾滋病防治工作的方向和重点进行了阐述。在经费投入方面，建立以政府投入为主、分级负担、多渠道筹资的经费投入机制，总量大增，2012年中央财政投入艾滋病防治专项经费达到23.9亿元。
三、中国与泰国艾滋病政策对比
（一）关于“性传播”途径的控制政策
泰国色情业合法化使得“性传播”成为其艾滋病传播的主要途径。泰国政府大力推行“100%安全套”政策，希望借此降低性传播感染人数，并在高危人群中大力推广。自1989年推行该政策以来，艾滋病的发病率（特别是高危人群）一路走低，成效明显。 相比于泰国色情业的合法化，中国政府则从根本上打击卖淫嫖娼行为。1991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布《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同年，卫生部、公安部下发了《对卖淫嫖娼人员强制进行性病检查治疗有关问题》。但在不断加强的打击力度下，异性性传播与男男性传播的比例却逐年走高。在政府强压下，性服务者大多潜藏在地下服务，有些条件和设施更是极为简陋，这反而增加了艾滋病传播的机率。
（二）关于艾滋病知识的宣传与教育
艾滋病在泰国曾一度被误解为海外传入的怪病，只会影响同性恋者等少数群体。当泰国政府认识到艾滋病的危害及人们对艾滋病的低认知状况时，开始重视并强化宣传教育工作。最显著的措施就是投入宣传经费，强制电视台和电台每小时必须播出1min的艾滋病知识普及广告。通过泰国政府的不懈努力，泰国的艾滋病知识知晓率逐年走高，特别是在高危人群中宣传效果显著。
在艾滋病传入我国初期，政府对于艾滋病的宣传曾走过一段弯路。在正确认识艾滋病后，中国政府非常重视对艾滋病知识的宣传教育。由于中国并非艾滋病的重灾区，所以中国政府并没有采取如泰国那样的高强度的宣传策略，而是将重点放在艾滋病知识普及和青少年艾滋病知识宣传中。2008年调查数据显示我国城市居民、农村居民、校内青少年、校外青少年及农民工的艾滋病基本知识知晓率分别达到84.3%、75.5%、85.1%、82.3%和74.5%。
（三）艾滋病防治工作在政府工作中的地位
八十年代，艾滋病刚刚出现时，艾滋病的可怕并没有引起泰国政府的重视，也没有成立专门的组织或部门负责相关事宜。但艾滋病的快速泛滥，致使泰国政府不得不重视。同时，随着研究的深入，泰国政府意识到防治艾滋病需要全社会的参与。1991年2月，阿南德政府成立了一个专门的领导班子，将负责艾滋病的部门从公共卫生部门转移到总理办公室，负责和协调全国艾滋病问题，总理阿南德亲自担任艾滋病委员会主席；同时，将艾滋病防治计划写入国家五年发展规划，并得到政府强有力的支持。这一政策一直延用至今，在遏制艾滋病发展和蔓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随着艾滋病问题的日益严重，政府开始逐渐投入专项经费，并且逐年增加。例如1989年政府投入仅为40万美元，1990年则增至263万美元，2003年达到2857万美元。
艾滋病刚刚进入中国的时候，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艾滋病是与西方生活方式相关的，所以只要守住国门就能杜絕。这也导致了我国政府在相关决策和定位上的错误。但这并未影响相关组织和机构的建设，艾滋病相关工作组与基金会逐步建立。同时，我国成立了国务院防治艾滋病性病协调会议制度和卫生部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中国政府对艾滋病的重视程度逐步提高。相比泰国政府，直到经历了SARS之后，中国政府才将艾滋病提高到总理级别的部门。2004年，国务院将艾滋病协调会议制度改为国务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1998年，中央财政设立了艾滋病防治经费，2005年，中国政府投入了8亿元作为专项经费。“四免一关怀”政策的出台和大力推广，也代表了中国政府对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重视。
【参考文献】
[1]安南.在联大艾滋病问题高层会议“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特别会议”上的讲话.联合国网站新闻中心，2006.6.2.
[2]曾毅.艾滋病的流行趋势研究进展及遏制策略[J].中国公共卫生，2001（12）：1061-1062
[3]郑锡文.我国艾滋病流行形势及预防与控制成就[J].中华流行病学杂志，1999（03）：131-134
作者简介：
范琳，女，1989年10月，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云南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专业。
谷禾，男，1978年7月，云南省文山市，云南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关键词：AIDS；防控政策；对比
艾滋病（AIDS）是一种由HIV病毒引起的疾病，至今尚未研制出有效的预防性疫苗，也没有发现能根治艾滋病的药物。艾滋病使人类发展遭到了有史以来的最大挫折[1]。从1985年发现第一例艾滋病至今，中国艾滋病防治取得了一定成果，艾滋病政策也历经了一定的转变。受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多方面影响，东南亚地区成为艾滋病的高发区，泰国是最早发现艾滋病的东南亚国家，也是艾滋病的重灾区，通过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果，本文拟对中国艾滋病政策发展变化与泰国艾滋病政策进行总结与对比。
一、泰国艾滋病发展历程
从1984年泰国发现了第一例艾滋病病例至今，泰国艾滋病防治政策可以细分为3个阶段。
20世纪80年代，泰国政府认为艾滋病只存在于高危人群，在此时期，相关政策与措施十分有限，如1988年泰国在预防艾滋病上仅仅投入了18万美元。而且，泰国政府了解到“性”是艾滋病的高发因素时，并没有取缔妓院，仅仅是通过采取一些措施来提高性工作者的所谓安全性。
20世纪90年代，泰国政府对待艾滋病的态度发生转变。首先，负责艾滋病项目的部门由公共卫生部转移到了总理办公室，极大的提高了其政治影响力。同时，增加艾滋病防治经费，1993年的预算经费为4400万美元，比1988年增加近20倍。之后，泰国政府每年至少投入8000万美元用于艾滋病防治。其次，在著名艾滋病活动家Mechai Viravaidya的带动下，泰国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宣传艾滋病的运动，全国488个广播电台及6个电视广播公司每小时都播出大量防治艾滋病的信息，各个学校都要求开设讲授艾滋病知识的课程。最后，泰国政府开展了“100%安全套”活动。[2]
进入21世纪，泰国开始使用抗病毒综合治疗法，这种治疗法可以延缓艾滋病感染者的发病时间。经过泰国政府的努力，泰国艾滋病传播在90年代中期达到顶峰之后开始缓和，在军队、监狱、性工作场所这些原本艾滋病盛行的地方，艾滋病感染者逐渐减少，2004年泰国艾滋病感染者已经从2001年的63万人减少到57万人。到2005年底，泰国艾滋病感染率只有1.4%，但因吸毒感染艾滋的人数仍居高不下。
二、中国艾滋病政策的发展历程
从1985年至今的29年里，我国艾滋病防控政策可分为四个阶段。
20世纪80年代，是我国艾滋病的传入期，此时艾滋病病例呈现零散分布状态[3]。1985年我国报告首例艾滋病疫情，全年全国仅有19例HIV感染者。而且此时的感染者均与境外有所关联，例如报告的4例血友病病人皆因使用进口凝血因子而被感染。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艾滋病来源于境外，因此，只要守住国门就能杜绝，形成了所谓“御敌于国门之外”的策略。这一阶段政策特征主要表现为严把国境关。同时强调道德宣传，严惩卖淫嫖娼等行为。
20世纪90年代，我国艾滋病进入广泛流行期。31个省市自治区均发现HIV感染者，全国累计报告12639例HIV感染者及患者，其中静脉吸毒8776例（占69.4%），经性传播834例（占6.6%）[4]。特别是1989年，云南边境地区集中发现了146例HIV感染者，引起了人们的震惊和思考，艾滋病防治政策开始向主动预防演化。强调并推广艾滋病干预措施及预防手段，并将一些综合干预办法进行试点及推行。1996年发布了国务院防治艾滋病性病协调会议制度，1998年則成立了卫生部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
21世纪头5年，SARS的冲击使我国政府意识到，只有全社会的参与和多部门合作才能解决公共卫生事件。面对艾滋病防治工作的巨大压力与紧迫性，我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防治政策，进入了艾滋病综合防治阶段。国务院出台防治计划，部委联合出台文件，加上“四免一关怀”政策的推广与实施，我国逐渐形成了政府主导，全民参与的合力。在经费投入方面，从1998年起，中央财政设立了艾滋病防治专项经费，2003年为3.9亿元，2005年达到8亿元。与此同时，政府发布了诸多关于开展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通知公告和指导性文件，温总理更是发表了《全社会共同参与有效预防控制艾滋病》一文，强调了中国防治艾滋病的主要方针和策略。
2006年至今，艾滋病防治进入依法防治，强化落实的阶段。通过不断的宣传与推广，艾滋病防治干预措施已逐渐被社会接受，预防措施得到拓展，防治政策进入强化落实的新阶段。2007年估计存活的HIV感染者和病人约70万人中，异性性传播占40.6%，男男性传播占11.0%，注射吸毒占38.1%。2009年估计现存的74万感染者和病人中，异性性传播占44.3%，男男性传播占14.7%，静脉吸毒占32.2%。2011年估计现存的78万感染者和病人中，异性性传播占46.5%，男男性传播占17.4%，静脉吸毒占28.4%。性传播成为主要的传播途径，为适应新环境新形势下的防治特点，2012年1月，国务院印发《中国遏制与防治艾滋病“十二五”行动计划》，对未来几年内我国艾滋病防治工作的方向和重点进行了阐述。在经费投入方面，建立以政府投入为主、分级负担、多渠道筹资的经费投入机制，总量大增，2012年中央财政投入艾滋病防治专项经费达到23.9亿元。
三、中国与泰国艾滋病政策对比
（一）关于“性传播”途径的控制政策
泰国色情业合法化使得“性传播”成为其艾滋病传播的主要途径。泰国政府大力推行“100%安全套”政策，希望借此降低性传播感染人数，并在高危人群中大力推广。自1989年推行该政策以来，艾滋病的发病率（特别是高危人群）一路走低，成效明显。 相比于泰国色情业的合法化，中国政府则从根本上打击卖淫嫖娼行为。1991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布《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同年，卫生部、公安部下发了《对卖淫嫖娼人员强制进行性病检查治疗有关问题》。但在不断加强的打击力度下，异性性传播与男男性传播的比例却逐年走高。在政府强压下，性服务者大多潜藏在地下服务，有些条件和设施更是极为简陋，这反而增加了艾滋病传播的机率。
（二）关于艾滋病知识的宣传与教育
艾滋病在泰国曾一度被误解为海外传入的怪病，只会影响同性恋者等少数群体。当泰国政府认识到艾滋病的危害及人们对艾滋病的低认知状况时，开始重视并强化宣传教育工作。最显著的措施就是投入宣传经费，强制电视台和电台每小时必须播出1min的艾滋病知识普及广告。通过泰国政府的不懈努力，泰国的艾滋病知识知晓率逐年走高，特别是在高危人群中宣传效果显著。
在艾滋病传入我国初期，政府对于艾滋病的宣传曾走过一段弯路。在正确认识艾滋病后，中国政府非常重视对艾滋病知识的宣传教育。由于中国并非艾滋病的重灾区，所以中国政府并没有采取如泰国那样的高强度的宣传策略，而是将重点放在艾滋病知识普及和青少年艾滋病知识宣传中。2008年调查数据显示我国城市居民、农村居民、校内青少年、校外青少年及农民工的艾滋病基本知识知晓率分别达到84.3%、75.5%、85.1%、82.3%和74.5%。
（三）艾滋病防治工作在政府工作中的地位
八十年代，艾滋病刚刚出现时，艾滋病的可怕并没有引起泰国政府的重视，也没有成立专门的组织或部门负责相关事宜。但艾滋病的快速泛滥，致使泰国政府不得不重视。同时，随着研究的深入，泰国政府意识到防治艾滋病需要全社会的参与。1991年2月，阿南德政府成立了一个专门的领导班子，将负责艾滋病的部门从公共卫生部门转移到总理办公室，负责和协调全国艾滋病问题，总理阿南德亲自担任艾滋病委员会主席；同时，将艾滋病防治计划写入国家五年发展规划，并得到政府强有力的支持。这一政策一直延用至今，在遏制艾滋病发展和蔓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随着艾滋病问题的日益严重，政府开始逐渐投入专项经费，并且逐年增加。例如1989年政府投入仅为40万美元，1990年则增至263万美元，2003年达到2857万美元。
艾滋病刚刚进入中国的时候，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艾滋病是与西方生活方式相关的，所以只要守住国门就能杜絕。这也导致了我国政府在相关决策和定位上的错误。但这并未影响相关组织和机构的建设，艾滋病相关工作组与基金会逐步建立。同时，我国成立了国务院防治艾滋病性病协调会议制度和卫生部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中国政府对艾滋病的重视程度逐步提高。相比泰国政府，直到经历了SARS之后，中国政府才将艾滋病提高到总理级别的部门。2004年，国务院将艾滋病协调会议制度改为国务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1998年，中央财政设立了艾滋病防治经费，2005年，中国政府投入了8亿元作为专项经费。“四免一关怀”政策的出台和大力推广，也代表了中国政府对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重视。
【参考文献】
[1]安南.在联大艾滋病问题高层会议“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特别会议”上的讲话.联合国网站新闻中心，2006.6.2.
[2]曾毅.艾滋病的流行趋势研究进展及遏制策略[J].中国公共卫生，2001（12）：1061-1062
[3]郑锡文.我国艾滋病流行形势及预防与控制成就[J].中华流行病学杂志，1999（03）：131-134
作者简介：
范琳，女，1989年10月，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云南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专业。
谷禾，男，1978年7月，云南省文山市，云南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