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认识原道主张的真正价值，首先应该从整体上深入《原道》篇，对其进行具体研究。为了论述方便，我们把《原道》篇分为三部分，分别进行解析。
《原道》篇的第一部分是：
文之为德也大矣， 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 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 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 自然之道也。傍及万品，动植皆文。龙凤以藻绘呈瑞， 虎豹以炳蔚凝姿，云霞雕色，有迹画工之妙；草木贡华，无待锦匠之奇。夫岂外饰，盖自然耳。至于林籁结响，调如芋瑟，泉石激韵，和若球瑝故形立则章成矣，声发则文生矣。夫以無识之物，郁然有彩，有心之器，其无文钦！
从内容上看，万事万物是各有其美的，天色玄而地色黄，天地本身即有色彩。再加上日月所呈现给我们的光辉，山川的壮美，整个天地间便向我们展现了“文”的真正涵义。“文”，《说文》：“错画也。”又有“青与赤，谓之文。”以色彩相杂或者交错相画为文，也就是花纹、文采之意。并且这种“文”是本乎道的，“此盖道之文也”。在具体论述中，我们也可以认为刘勰之所以要“本乎道”，既不是前文论述的为了明儒道，宏佛法或者探究哲学上的宇宙本体、本源，就是为了论文。其自然现象之“文”，近似于自然美，而社会现象的“人文”之“文”则近似于艺术美。在这里，《原道》篇提出了“榜及万品，动植皆文”、“五识之物，郁然有彩”的说法，从而肯定了自然美的存在，承认了自然本身具有美的属性。所谓“林籁结响，调如芋瑟，泉石激韵，和若球瑝，故形立则章成矣，声发则文生矣。”更是将艺术美与自然美并列，给予艺术美和自然美同等的地位。因此，无论是天地人或是动植万品都自有其美，自然有“文”，这种文就是“道之文”，即“自然之道”。刚刚提到刘勰之所以要“本乎道”，正是为了论文，那么这个“文”能做什么，有什么用呢？《原道》篇末又提出了：“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言辞何以能产生鼓动天下读者的巨大力量呢？就是因为它是合于“道之文”，具有艺术美，并能产生艺术感染力的言辞。因此，《原道》篇一开始便以“文章的生命在于美”为基调，论述了物自有文，言必有美的必然性。[1]
同时，在这一段中，刘勰关于“心”这一概念的论述，也是我们应当注意的刘勰在《序志》篇中提到：“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心在《文心雕龙》中曾被大量使用，王元化先生就肯定了其“心”概念的本源性：“在刘勰的文学起源论中，心这一概念是最根本的主导因素”，并且从“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这个方面，他认为刘勰把“心”作为沟通道——圣（人心）——文的根本环节，因而对“心”这个概念作了荒诞性的夸大，“这种儒学唯心主义观点使刘勰的文学起源论采取了极其混乱而荒唐的形式，这自然也会对《文心雕龙》创作论发生一定影响。[2]这样的认识并不是没有道理，不过他只看到了其“心”概念的消极的方面。实际上，文学即“心学”。《原道》篇曰：“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锺，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这说明了人为天地万物的心灵，“人文”的产生是心灵智慧的结果。因此，我们可以说文学是作者心灵的表现，人的伟大之处在于能把握自然万物的“道”，人心能认识“道”，因而在一定意义上，“道”与“心”也就合二为一了。
《原道》接着又论述人文的起源和发展道：
人文之元，肇自太极，幽赞神明，易象惟先。厄栖画其始，仲尼冀其终。而《乾》、《坤》两位，独制《文言》，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 若乃《河图》孕乎八卦，《洛书》韫乎九畴，玉版金镂之实，丹文绿碟之华，谁其尸之，亦神理而已。自鸟迹代绳，文字始炳。……唐虞文章，则焕乎始盛。……逮及商周，文胜其质，牙详硕所被，英华日新。文王患忧，《繇辞》炳曜，符采复隐，精义坚深。重以公旦多材，振其徽烈，制诗缉颂，斧藻群言。至夫子继圣，
独秀前哲，熔钧《六经》，必金声而玉振，雌琢情性，组织辞令，木择起而千里应，席珍流而万世响，写天地之辉光，晓生民之耳目矣。
“人文之元，肇自太极”，刘勰认为，人类文章始于易象。而易象最初的表现形式为八卦，后孔子作“十翼”，便完成了《周易》。至此，文学的直接起源便找到了，刘勰给我们的回答是起于伏羲画八卦。那么伏羲如何画出八卦，“神理而已”，实际上，仔细体会河图、洛书、玉版、丹文之语，言八卦是受河图启发、《洪范》是受洛书启发而制作的，那么河图洛书又是怎么来的呢？“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按照“道——圣——文”的规律，河图洛书是上天赐给圣人之祥瑞，圣人以之制作八卦、《洪范》。这种代表绝对意志的“天”、“太极”是玄学里面的重要概念，这其实是说明了《原道》篇和《周易》之间的密切关系。
有的学者认为刘勰在这段文字里，从三皇五帝的传说时代讲到春秋战国时期；从鸟迹代绳讲到孔子删诗定经；从政治的兴衰，帝王的功业讲到文章的内容声彩；从诗文的吟咏性情到孔子整理编定《六经》，成为万事的楷模，起到了“晓生民之耳目”，教育百姓的作用。这一段总结了上古文学的发展状况，说明了社会的发展变化带来了文学的发展变化，从而论述了文学与现实的关系。这就印证了“人文之元，肇自太极，”说明了“写天地之辉光”的文学与“道”、与时代的关系。这不禁让我们想起了刘勰在《时序》篇中的“时运交移，质文代变”。这个“道”除了是儒道、佛道、自然之道，是否也可以代表政治、时代，也引发了我们的思考。[3]
《原道》篇的最后一部分是：
爱自风姓，暨于孔氏，玄圣创典，素王述训，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取象乎《河》、《洛》，问数乎蓍龟，观天文以极变，察人文以成化；然后能经纬区宇，弥纶彝宪， 发挥事业，彪炳辞义。故知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旁通而无涯，日用而不匮。《易》曰：“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 乃道之文也。
赞曰：道心惟微，神理设教。光采玄圣，炳耀仁孝。龙《图》献体，龟《书》呈貌。天文斯观，民胥以效。
这一部分中的“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概括了全篇的主旨，“天文”通过圣人之手，圣人之心变为“人文”，点名了道——圣——文三者间的关系，指出文辞所以能发生“鼓天下之动”的重大作用，指出了文源于道的主题。
从道与文的关系上看，道就是文的思想内容，在中国文化的历史进程中，儒家思想一直占据统治地位，因此，一提起“道”，我们会不约而同地将其和儒家思想相联系。儒家虽也有“言之无文，行而不远”的说法，但主要还是偏重道德教化方面，和“文”一度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因此，就形成了文学发展中错综复杂的情景：文和道的矛盾，儒家思想和文采辞藻的矛盾，并由此而升华为内容和形式的矛盾。但是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这种风气有了极大的转变，在世乱积离，战乱频仍的社会现实下，统治者们再也无力也无心提倡儒家教条，于是则出现了建安文学的盛况。人们好文成风，对诗的艺术形式和技巧过分讲究，鲁迅也因此说过魏晋时期是“为艺术而艺术”。总的说来，汉代人重道轻文，六朝人重文轻道，中国文学就是在文和道的交错并行中逐步发展起来的。
参考文献：
[1]毕万忱，李淼.文心雕龙论稿[M]. 济南：齐鲁书社，1985，9
[2]王元化.文心雕龙讲疏[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3]毕万忱.试论刘勰文源于道的思想——读《文心雕龙·原道》篇[J]. 社会科学战线，1979，3.
《原道》篇的第一部分是：
文之为德也大矣， 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 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 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 自然之道也。傍及万品，动植皆文。龙凤以藻绘呈瑞， 虎豹以炳蔚凝姿，云霞雕色，有迹画工之妙；草木贡华，无待锦匠之奇。夫岂外饰，盖自然耳。至于林籁结响，调如芋瑟，泉石激韵，和若球瑝故形立则章成矣，声发则文生矣。夫以無识之物，郁然有彩，有心之器，其无文钦！
从内容上看，万事万物是各有其美的，天色玄而地色黄，天地本身即有色彩。再加上日月所呈现给我们的光辉，山川的壮美，整个天地间便向我们展现了“文”的真正涵义。“文”，《说文》：“错画也。”又有“青与赤，谓之文。”以色彩相杂或者交错相画为文，也就是花纹、文采之意。并且这种“文”是本乎道的，“此盖道之文也”。在具体论述中，我们也可以认为刘勰之所以要“本乎道”，既不是前文论述的为了明儒道，宏佛法或者探究哲学上的宇宙本体、本源，就是为了论文。其自然现象之“文”，近似于自然美，而社会现象的“人文”之“文”则近似于艺术美。在这里，《原道》篇提出了“榜及万品，动植皆文”、“五识之物，郁然有彩”的说法，从而肯定了自然美的存在，承认了自然本身具有美的属性。所谓“林籁结响，调如芋瑟，泉石激韵，和若球瑝，故形立则章成矣，声发则文生矣。”更是将艺术美与自然美并列，给予艺术美和自然美同等的地位。因此，无论是天地人或是动植万品都自有其美，自然有“文”，这种文就是“道之文”，即“自然之道”。刚刚提到刘勰之所以要“本乎道”，正是为了论文，那么这个“文”能做什么，有什么用呢？《原道》篇末又提出了：“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言辞何以能产生鼓动天下读者的巨大力量呢？就是因为它是合于“道之文”，具有艺术美，并能产生艺术感染力的言辞。因此，《原道》篇一开始便以“文章的生命在于美”为基调，论述了物自有文，言必有美的必然性。[1]
同时，在这一段中，刘勰关于“心”这一概念的论述，也是我们应当注意的刘勰在《序志》篇中提到：“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心在《文心雕龙》中曾被大量使用，王元化先生就肯定了其“心”概念的本源性：“在刘勰的文学起源论中，心这一概念是最根本的主导因素”，并且从“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这个方面，他认为刘勰把“心”作为沟通道——圣（人心）——文的根本环节，因而对“心”这个概念作了荒诞性的夸大，“这种儒学唯心主义观点使刘勰的文学起源论采取了极其混乱而荒唐的形式，这自然也会对《文心雕龙》创作论发生一定影响。[2]这样的认识并不是没有道理，不过他只看到了其“心”概念的消极的方面。实际上，文学即“心学”。《原道》篇曰：“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锺，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这说明了人为天地万物的心灵，“人文”的产生是心灵智慧的结果。因此，我们可以说文学是作者心灵的表现，人的伟大之处在于能把握自然万物的“道”，人心能认识“道”，因而在一定意义上，“道”与“心”也就合二为一了。
《原道》接着又论述人文的起源和发展道：
人文之元，肇自太极，幽赞神明，易象惟先。厄栖画其始，仲尼冀其终。而《乾》、《坤》两位，独制《文言》，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 若乃《河图》孕乎八卦，《洛书》韫乎九畴，玉版金镂之实，丹文绿碟之华，谁其尸之，亦神理而已。自鸟迹代绳，文字始炳。……唐虞文章，则焕乎始盛。……逮及商周，文胜其质，牙详硕所被，英华日新。文王患忧，《繇辞》炳曜，符采复隐，精义坚深。重以公旦多材，振其徽烈，制诗缉颂，斧藻群言。至夫子继圣，
独秀前哲，熔钧《六经》，必金声而玉振，雌琢情性，组织辞令，木择起而千里应，席珍流而万世响，写天地之辉光，晓生民之耳目矣。
“人文之元，肇自太极”，刘勰认为，人类文章始于易象。而易象最初的表现形式为八卦，后孔子作“十翼”，便完成了《周易》。至此，文学的直接起源便找到了，刘勰给我们的回答是起于伏羲画八卦。那么伏羲如何画出八卦，“神理而已”，实际上，仔细体会河图、洛书、玉版、丹文之语，言八卦是受河图启发、《洪范》是受洛书启发而制作的，那么河图洛书又是怎么来的呢？“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按照“道——圣——文”的规律，河图洛书是上天赐给圣人之祥瑞，圣人以之制作八卦、《洪范》。这种代表绝对意志的“天”、“太极”是玄学里面的重要概念，这其实是说明了《原道》篇和《周易》之间的密切关系。
有的学者认为刘勰在这段文字里，从三皇五帝的传说时代讲到春秋战国时期；从鸟迹代绳讲到孔子删诗定经；从政治的兴衰，帝王的功业讲到文章的内容声彩；从诗文的吟咏性情到孔子整理编定《六经》，成为万事的楷模，起到了“晓生民之耳目”，教育百姓的作用。这一段总结了上古文学的发展状况，说明了社会的发展变化带来了文学的发展变化，从而论述了文学与现实的关系。这就印证了“人文之元，肇自太极，”说明了“写天地之辉光”的文学与“道”、与时代的关系。这不禁让我们想起了刘勰在《时序》篇中的“时运交移，质文代变”。这个“道”除了是儒道、佛道、自然之道，是否也可以代表政治、时代，也引发了我们的思考。[3]
《原道》篇的最后一部分是：
爱自风姓，暨于孔氏，玄圣创典，素王述训，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取象乎《河》、《洛》，问数乎蓍龟，观天文以极变，察人文以成化；然后能经纬区宇，弥纶彝宪， 发挥事业，彪炳辞义。故知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旁通而无涯，日用而不匮。《易》曰：“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 乃道之文也。
赞曰：道心惟微，神理设教。光采玄圣，炳耀仁孝。龙《图》献体，龟《书》呈貌。天文斯观，民胥以效。
这一部分中的“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概括了全篇的主旨，“天文”通过圣人之手，圣人之心变为“人文”，点名了道——圣——文三者间的关系，指出文辞所以能发生“鼓天下之动”的重大作用，指出了文源于道的主题。
从道与文的关系上看，道就是文的思想内容，在中国文化的历史进程中，儒家思想一直占据统治地位，因此，一提起“道”，我们会不约而同地将其和儒家思想相联系。儒家虽也有“言之无文，行而不远”的说法，但主要还是偏重道德教化方面，和“文”一度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因此，就形成了文学发展中错综复杂的情景：文和道的矛盾，儒家思想和文采辞藻的矛盾，并由此而升华为内容和形式的矛盾。但是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这种风气有了极大的转变，在世乱积离，战乱频仍的社会现实下，统治者们再也无力也无心提倡儒家教条，于是则出现了建安文学的盛况。人们好文成风，对诗的艺术形式和技巧过分讲究，鲁迅也因此说过魏晋时期是“为艺术而艺术”。总的说来，汉代人重道轻文，六朝人重文轻道，中国文学就是在文和道的交错并行中逐步发展起来的。
参考文献：
[1]毕万忱，李淼.文心雕龙论稿[M]. 济南：齐鲁书社，1985，9
[2]王元化.文心雕龙讲疏[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3]毕万忱.试论刘勰文源于道的思想——读《文心雕龙·原道》篇[J]. 社会科学战线，197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