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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古船》,以前后40年的时间跨度,描写了胶东半岛上一个失落的古镇“洼狸镇”的风土人情,以粉丝大厂为主要背景深入描绘了镇子上主要家族的恩恩怨怨、爱恨情仇。这是一部极为重要的当代文学作品,它不仅仅如同时期的寻根文学一样,深入探讨了中华民族的民族之根;而且以对未来的希望与前瞻,使得它不同于其他寻根文学,而更像是中国当代社会的反射镜,如同寓言一般。在作者不懈的探索中,“洼狸镇”成为当代中国的缩影,关注了现代化的发展对人性的压迫,更借死亡这个沉重的话题,来抒发自己对建设一个美好家园的政治理想。
关键词:国家隐喻;数字压迫;死亡;《古船》
中图分类号:I207.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14-0241-04
《古船》从出版至今,二十多年过去了,中国的社会在翻天覆地的变化着。二十多年来,对《古船》的讨论从未停息,反响热烈。张炜也曾说:“我的第一部长篇曾让我深深地沉浸。溶解在其中的是一个年轻人的勇气和单纯——这些东西千金难买。”正如Jamson在《跨国资本主义的第三世界文学》中指出,“第三世界”文学具有寓言的性质,在叙述着关于一个人和个人经验的故事时,始终包含了对整个集体本身的经验和艰难的叙述。如同《古船》一般,将个人、家庭以及民族历史紧密相连,宛如史诗般壮丽。
寻根文学这一文学运动的首要目的,就是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洪流中,去探寻那被人们遗忘的中华民族之根。而《古船》的探索却不仅仅拘泥于此,因而展现出与其他作品不同的超历史性质。未来的种子深埋在过去。优秀的作品,叙事当下,缅怀过去,而更意在未来。我们对《古船》的研究,在探索民族历史的基础上,还更应把目光投向远方,从而探求它的寓言性。破解《古船》的“密码”从而更好地去创造,去建设。
关于国家的隐喻
如同任何一部小说作品一样,小说的发生都会以某一地点为背景。《古船》营造出了一个大环境,即“洼狸镇”。特别的是,这个地点的出现并非一下子就被提出来的,而是作家先从镇子的城墙入手,“齐长城”的记录,它与古代齐国和秦国,汉室的关系进行描绘;再沿着“芦青河”流域一点一点地临近这个镇子。镇子出现后,作者又加入了“东莱子国”的传说,洼狸镇显然成了东莱子国的旧都;这样“洼狸镇”的历史意义算是交代明白了,并且暗含着以镇喻国的意味。
以镇喻国,这种假设是合理的,如同其他的作品一样《白鹿原》中的白鹿鎮、《小鲍庄》中的小鲍庄,都用了这样的手法,将寻根的地点缩小,由一个国家缩小为一个镇,这样以小见大。洼狸镇可以称得上是国家的缩影了,它的四周有哺育镇子的“母亲河”——芦青河;有家园的外围护栏——护城墙,还有一段算是光辉的历史供后辈挖掘——东莱子国;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集结水源、土地、历史三大元素的洼狸镇自然成为了这个国家的喻体。作者也很明确地告诉读者,他要叙述的,正是这样一片土地,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以及他们的所作所为。即一个国家正发生或已经发生过的事情,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历史”。同时,再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警示后人,暗示未来。
洼狸镇内,有一个“粉丝大厂”,因为这里曾经是历史闻名的粉丝主产地。粉丝也是洼狸镇的主要经济支柱。可是作者却提出了一个疑问:“令人不解的是,那些破败了的老磨屋为什么在漫漫岁月中一直矗立着?他们在暮色里与残破的城墙遥遥相对,似乎期待着什么,又似乎诉说着什么?”作者并没有急于解答这样的问题,而是将答案溶解在整个故事里。老磨屋是故事发生的主要场景,它却记录一切,或荣或辱,或兴或衰,或成或败。它是历史在现实中的投影,历史的转轮,通过老磨的运转而得以体现。时间的脚步从不停歇,运转的老磨和静默的城墙遥相呼应,在原有的立体影像的基础上,佐以第四维度——时间,来表明这个镇子从过去走来,又要向未来奔去,无限延伸。与此同时,这种映照也在暗喻小说讲的是一个国家的历史,因为城墙是保卫国家的护城墙,老磨是支撑这个国家运转的机器,从而得出,粉丝厂是国家机器——政府,掌握了粉丝厂也就是掌握了全镇的命脉,掌握了真正的权力。这也是赵家拼命想得到粉丝厂的原因,也是隋见素想夺回它的原因。
至此,作者完成了对故事至关重要一环的背景制作,剩下的就是人物关系了。洼狸镇与粉丝厂相互映照,城墙和老磨遥遥相对,一个供故事进行的天然的时间和空间条件都已具备了。它已经更像一个国家。而小说中对土地改革到改革开放40年历史的描写,对几家的恩怨情仇的细致描写,以及自然灾害、多次政治运动……也都从另一个方面来证实这个镇子是国家的缩影,小说环境构建的实质就是完成对国家的隐喻。
数字炼狱
国家与社会密不可分,社会发展往往需要一些量化的东西为体现,此时,数字因其天然的直观性和准确性成为最好的载体。用数字来表现,一切都是那么清楚和明确。然而,数字的出现带给洼狸镇和粉丝厂惊喜的同时,带来更多如同炼狱一般的折磨。
小说出现数字不稀奇,而像《古船》一样如此集中,如此大段的出现还是很特殊的。数字群的出现是以隋见素算账为源头的:
“粉丝大厂一共有一百一十二人,每天可加工绿豆一万五千斤;老磨屋安装机器前,旺季里每天可加工一万一千五百斤,淡季里五千三百斤,八个月有三个月旺季,共合一百八十三万斤——加上安装机器后的五个月产量一百一十五万斤,合计加工绿豆二百九十八万斤。最后出现的这个巨大数码使见素怔了好长时间。”随后,隋见素继续咬紧牙关计算销售额和毛利;粉丝厂发生倒缸后,隋见素仍然计算着“倒缸”对全镇的经济影响,损失无疑是巨大的。
数字越来越大,越来越多,同时数字的另一面也开始展现在世人面前。隋见素因和数字打交道时间最多,难免受到了影响。他开始更加坚定地要夺回粉丝厂,这种执念使得他和哥哥隋枹朴的感情出现了裂痕,也使得他背井离乡,在外拼搏,最终体力透支,落下一身病患;重回故土就连老中医郭运也治不好,只能积极调养,延长生命。
在数字的巨大压力下,隋见素绝不是全村唯一的悲剧人物,更多人陷入数字的深渊之中,像西西弗一样继续自神话时代以来的周而复始的磨难。就好像隋见素的父亲隋迎之一般,被巨大的数字债务所困:土改之中,骑上马、走四方,还清欠下的债务,最终累死在还债的路上。可巨大的数字并没有停下前进的脚步,它越滚越大,逐渐地吞噬着镇子里的生命和心灵,大跃进的时代,几乎全国上下都成为数字的奴隶。
引进数字,不过是为了将“结果”变得更为直观,将业绩凸显。如“某干旱山村里大旱解困,一个月打出了四百四十六眼水井”、“一个乡的土地亩产六百六十万斤地瓜另四千二百一十六斤黄豆,具体方法是播种后一百三十二天的早晨浇人粪尿五千三百六十四勺,合二百五十五筒,处暑当天撒干灰一百六十四斤。”之类,这时的数字是给人以鼓舞和信心的。然而,数字不仅成为了“结果”的唯一表现形式还成为了生产建设的指挥棒,陡然成为了必须要达到的目标,“地瓜每亩必须种六千三百四十多株,玉米每亩必须种四千五百至八千六百三十棵,豆子必须播下四万八千九百七十多粒。”变为指挥棒的数字,有着不可违抗的强制性,引入数字的意义亦开始变化,它不再令人欢欣鼓舞,而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负担,沉甸甸地压在每一个个体身上,是枷锁也是刑具。反抗数字的人大抵都如书中那个不知名的老人一般:被硬生生地拽到了镇上,后又转到高顶解的一个小屋子里,彻夜遭受着拳打脚踢,直到被放走。老人的内心再也无法平静,投井自杀。
至此,洼狸镇的人才如梦方醒——数字为什么这样红,那是用吃人的鲜血染成的。可这,并没有阻挡数字,反而是数字的膨胀愈演愈烈,一个个红色的巨大数字终于使报纸再也无法排下。既便如此,还是有人敢于挑战数字的权威,这便是李其生——实事求是的悲剧英雄。
镇子为了迎接镇长的参观,人们扶着玉米秸子,让镇长误以为每颗玉米都可以结十几个棒子,当镇长用极为形式主义的语言向大家介绍玉米结了十几个棒子的原因是因为高举了革命的红旗,并号召群众要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高顶街的赵炳同志计划明年亩产3万斤玉米时。诚实的李其生却向群众们说,所有的棒子都是从玉米皮里面用细绳捆上的。可这一举动并没有得到大家的响应,李其生自己也被视为了“疯子”、“资产阶级”。随之而来的还有他多舛的命运。违背数字权威的他并没有像无名老人般一死了之,即便他寻死没成功,苟且活了下来,却处处遭人唾弃,失去生活信心的他只记得自己是个该死的反动派。大炼钢铁时代的到来,李其生加入了科学小组,他用技术和知识为村子制出乐钳锅,转瞬间就成了全村的英雄,还上了省报的头条。他觉得自己成了一个“新人”,兴奋之余却得了和“范进”相似的“疯病”。命运却又一次玩弄了他,随后几年自然灾害严重,李其生虽然用各种可使用的材料制成了“切糕”解决了全镇的粮食问题,但还是没能将自己的妻子从饿死的邊缘挽救回来。几番大起大落、大喜大悲后,李其生仍旧默默承受数字的煎熬,慢慢老去。
当今的社会仍旧被数字牵着鼻子走,和小说中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试想,整个社会都沉浸于数字中,伴随着数字的高低变化而喜怒哀乐,是多么令人痛心,极端的推崇数字化无疑是我们自己给自己的胸口插上了一把锋利的钢刀,用喷涌出来的鲜红色的血液来证明社会的进步,代价是不是太大了?
死亡时代
张炜是现实的,在小说中前后40年的时间跨度里,并没有忌讳谈论死亡,而是在开篇就写到了隋大虎的死亡;伴随着小说的前进,其他人的死亡也不断展现在书中。死亡成为了一个主要的元素,它和时代紧密结合在一起,仿佛叙述着另一个寓言——死亡,既是一个时代的终结,也是另一个时代的开始。
《古船》着重描写了三个时期,土改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以及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这三个时期均是我国历史上重要的时期,并给国家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洼狸镇在这三个时期都有人死亡,或以群体为单位,或以几个标志性人物为单位,用死亡来映照历史,映照时代,使其更具有史诗的性质。
土改时期,是镇子第一次经历巨大死亡的时期。先是隋迎之为还债将血液彻底流干,后是他的妻子茴子服毒自杀,紧接着就是镇子上一系列地主“麻脸”、“面脸”、“叫驴”等遭受严厉的批斗,殒命于时代之中;更有四十多个无名的百姓被铁丝穿成一串活埋在红薯窑中;甚至连妇救会的主人,在遭受身体折磨的同时,还要眼睁睁地看自己的孩子被别人用门分尸。整个时代被一种仇富的心态所操纵,使得原本平均分配的理想走上了歧途,变成广大穷苦人民对少数富人的打击报复。
文化大革命,集体死亡再一次出现在镇子上。死亡的事实有一份报纸揭示出来:1966年××市××县发生大规模杀害“四类分子”及其家属的事件……斗打、乱杀时间日益严重。由一个大队消灭一两个、两三个,发展到一个大队一下子打死十来个甚至几十个;由打杀“四类分子”本身演化到胡乱杀害“四类分子”的亲属和子女,直至全家被杀绝。自8月27日至9月1日,该县的13个公社48各大队先后杀害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共325人,最大的80岁,最小的仅有30天,有20户被杀绝。还有一名小学的女教师,因无法面对造反派的打压与侮辱,最终选择了自杀。这一次是带有被一种“仇知”的思想所控制,知识本身被视为邪恶的种子,然而仇视知识正恰恰是仇视人类的前进。这样的时代,我们自以为是在大跨步的前进,其实却是在后退。
以上两次是小说中集体死亡的群像,张炜是在向每一位读者真诚的倾诉,我们的国家应该朝什么样的方向前进。土改时期的路线是要不得的,仇视富裕,一味追求表面的平等,就不会有积极的去创造富裕的生活,更不会有人过上好日子;同理,文化大革命中的情绪也是要不得的,对知识的敌视使得没有人真正掌握知识,没有知识就不会有前进,而落后也不会给人带来幸福的生活。国家的极端路线是无法给予人民生活希望的,取而代之的是绝望。杀戮在同胞、亲人中进行,而存活下来的人,似乎也没有真的体会到幸福与安定。
张炜将自己的近似于乌托邦式的理想寄托在未来,寄托在美好时代之中,这个社会无非是我们今天反复强调的“和谐社会”理念。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小说写成于改革开放初期,没有人可以将这样的理想描写的细致,因为大家都一样,摸着石头过河罢了。而作者却安排了洼狸镇四个标志性的人物李其生、赵多多、史新迪、隋不召在这一时期离世,一是来终结过往的昏暗,二是将未来托付给后来人。
最先离开的人是经历了多次转折的李其生,这个实事求是的人,敢于质疑虚假作风的人,大炼钢铁时代的发明能手,自然灾害时期救了全镇的大恩人,他在镇子里的地位是不同寻常的,就连隋不召也说:“洼狸镇最后一个英雄也走了。”他的离世使得全镇的人纷纷站到自家门前,默默不语地望着老李家的方向,一批又一批的人来到老李家,传奇人物张王氏亲自治丧。无数人前来送纸、吊丧。这不仅仅是对李其生生前功绩的肯定,也是对过去记忆的缅怀——倘若他活着,过去的岁月就能在人们的记忆中活着,那些岁月有血有泪也有欢笑。然而,李其生走了,同时也带走了集体里所有人有关过去的记忆。作者是想通过他的死来让读者明白,要建设一个美好的未来,就不能活在过去,无论那个过去里有怎样的辉煌,又有怎样的落魄。应该面对未来,正视未来,相信未来。
然后是赵多多,这个在洼狸镇叱咤风云的人物,占据粉丝厂近三十余年如同牲畜一般的人,他也离开了。赵多多的本性里有一个“贪”字,什么都贪。最先是贪吃,只要是地上有的生物,例如蚯蚓、虫蛇、猫狗、杂草、树皮,就没有赵多多不吃的。接着开始贪权,年轻时,赵多多在土改、文革等活动中都表现神勇,努力地去得到一些权利,用以草菅人命,他深知权力的好处;年纪大了以后他还一直觊觎着“洼狸镇”中最大的权利实体“粉丝大厂”,为了夺得这个企业赵多多可谓处心积虑,为了守住这份权利他又想尽办法,不惜一切代价。当上粉丝厂厂长后赵多多贪上了财,粉丝厂是全镇的经济命脉,实惠自然不必多说,为谋取更多的“实惠”,赵多多在粉丝的成分上做了手脚,这也为日后赵多多惨遭调查埋下祸根。赵多多害怕调查,因为调查时他手上没有主动权,没有权会令他难受;调查同时还意味着他有可能失去粉丝厂,这样他就没有贪财的资本和地点了。在这样的困惑之中,赵多多开车自杀。作者告诫我们,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安定繁荣基础是不能贪。
接着是老怪史新迪。虽然在全书中关于他的描写并不多,他出现的大多时间都是和隋不召作对。然而,对于镇子来说,史老怪的存在也是很重要的。史老怪想法极为独特,他是第一个看到隋不召回镇子的人,随即就认为隋不召可能会死;然而到了晚上他又认为“这个恶人命大”。老怪还抵制新鲜事物,包括牛仔裤和小电影。他的死代表守旧派的终结,更重要的是他的死解开了全镇的谜。是史老怪在文化大革命各派乱斗的时候,偷走了全镇最高权力的代表——镇的印章。失去印章暗指社会的混乱,而印章的失而复得则表示镇子重新有了“权”,全镇乡亲终于可以团结在一起建设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也暗指社会恢复到清明的状态。这并不是老怪这一人物的全部,他死的时候,镇子上失去了可能危害子孙后代的“铅筒”。在隋不召的询问下,老怪笑而不答,令读者们猜测是不是老怪偷走了“铅筒”。但这不重要,我以为“铅筒”是过去社会遗留下的顽疾,它的存在仍会危害未来人们前进的步伐,未来的人若是想加快步伐前进,首要任务就是解决“铅筒”问题。因此,老怪的死具有三重含义,即:解放思想,切勿守旧;寻回权利,加快向前;遗留历史任务,待后人解决。
最后一个也是最悲壮的一个就是隋不召了。他是洼狸镇争议最大的人,他救了忘年交李知常,自己却被转动的变速轮蹍得血肉模糊,用生命见证了变速轮的成功运转。他的逝世,将历史彻底地翻开到新的一页。隋不召是历史的见证者,他的生命与全书很多线索事件、事物有关。他并没有像其他隋姓族人一样,和粉丝厂纠缠不清;而是另辟蹊径,他的命运和“古船”相连,因此,他的死意义重大。隋不召不在意现实中的财富、名誉,不在乎全族人本应该在乎的粉丝厂,他是个追逐者,一直追逐自己的梦,对船、对航海、对下洋他有超过一般人的执着。当镇子里出现古船时,他清晰地背下出海神文;古船转移到省里的博物馆后,隋不召是全镇唯一一个去看望古船的人。他的心不在镇上,而是一直飘扬在海上,致使他永远放不下要出海的念头,亦放不下郑和大叔的古船。他看似疯癫,却比任何人都在乎未来,他总是不厌其烦地告诫年轻人,要“下洋”出去闯一闯,不能像个懦夫。变速轮如同时间的齿轮一样不停前进,它吞噬了隋不召的生命,而隋不召却救下了对未来有益的李知常。时间,迫使人快速成长,最后却将人撕碎,淹没在时间的洪流里。隋不召看似被时间驯服,实则是在完成一项重大的历史任务——将建设的重任从老一辈身上卸下,传递给年轻的一代。
作者当时的社会背景是改革开放初期,这是一个百废待兴的时代,面对未来有着无尽理想的年代。作者将死亡与时代紧密相连无疑是在告诉读者,过往的历史,是先人们用血肉走出来的,要正视历史;同时,又对这个经历了无数风雨的国家的未来进行设计——安定富足,不走极端的路线,不能活在过去,不能贪婪,着重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相信年轻一代改造社会重造社会的能力。这样的想法现在看来似乎多少还是带有乌托邦的性质,然而,这不也正是我们现在中国人正努力构建的“和谐社会”么?有理想,才有动力,才能付诸实践。很有幸,能作为社会的一份子,见证中国20余年的发展变化,即便现在我们的社会中还存在一些问题,但我们的国家,正向小说中所期望的那样,一步步走向繁荣与昌盛,尤其是经历了2008年的洗礼后,笔者更加坚信,我们的国家有能力让每一个中国公民得到其想要的生活。
古船能航行多远
与同时代诞生的所有寻根文学,都热烈又急切地探寻我们国家的文化之根是什么?但《古船》却跳出了这一限定,全文的主旨并沒有拘泥于“根”是什么的大讨论上,而是以“根”为媒介,将目光锁定在更为深远的未来,面对未来,“根”如何延续与传承。
古船作为媒介物,或是小说的“根”,并没有得到更多的“出场率”。文章中对“古船”意义的强化,是通过“古船”这一物体的缺失实现的。笔者认为这是作者精心布下的局。近结尾处(第二十六章),隋不召大骂全镇的人是忘恩负义的东西,忘了祖宗,忘了老船,忘了郑和大叔。隋不召这一如同先知般的行为惊醒了所有沉醉于小说情节的人——我们不正像镇子上的人一样,“忘了祖宗,忘了老船”么?同时,也讽刺了现今社会的人,口口声声说要探寻,其实却忽略了自己身边最质朴的生活本身,因为“古船”无处不在,它早已融入到中华民族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我看来,古船作为“根”,倒不如将其理解为文化之根的承载物来的恰当。慢慢的历史长河中,“根”并不是唯一的,如同树根一般,同时“根”也在不断变化,很多优秀的品质都可以升华为“根”并保留下来。“古船”承载着“根”从亘古顺流而下,航行至今进行了短暂的停泊,让世人看看哪些留下、哪些改进、哪些抛弃,几经整理过后,方能航行下去,方能行得更远。
那么“古船”到底能行多远呢?没有人能说得清楚,所有人都希望是无穷远吧。
细读《古船》,这实在是一部庞大的作品,其影响又是极为深远的。《古船》作为张炜的处女作,也是解读张炜的一个重要窗口,在张炜随后的作品中或多或少都能看到《古船》的影子。《九月寓言》、《外省书》、《蘑菇七种》、《刺猬歌》等无一不是以“古船”为支撑的,不必说《九月寓言》中对“停”与“留”问题的讨论,也不必说《蘑菇七种》中出现的那条“地下河”……
以《古船》为起点,张炜的小说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色——家族纷争、野地话语、超历史叙述,等。更重要的是自《古船》开始的对中国当代社会的“寓言”,即便我们现在还沉迷于“数字”,即便我们要通过流血的方式认清时代,但品味它,可以回顾历史,更有助于前瞻未来,以便更好地去建设未来。
关键词:国家隐喻;数字压迫;死亡;《古船》
中图分类号:I207.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14-0241-04
《古船》从出版至今,二十多年过去了,中国的社会在翻天覆地的变化着。二十多年来,对《古船》的讨论从未停息,反响热烈。张炜也曾说:“我的第一部长篇曾让我深深地沉浸。溶解在其中的是一个年轻人的勇气和单纯——这些东西千金难买。”正如Jamson在《跨国资本主义的第三世界文学》中指出,“第三世界”文学具有寓言的性质,在叙述着关于一个人和个人经验的故事时,始终包含了对整个集体本身的经验和艰难的叙述。如同《古船》一般,将个人、家庭以及民族历史紧密相连,宛如史诗般壮丽。
寻根文学这一文学运动的首要目的,就是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洪流中,去探寻那被人们遗忘的中华民族之根。而《古船》的探索却不仅仅拘泥于此,因而展现出与其他作品不同的超历史性质。未来的种子深埋在过去。优秀的作品,叙事当下,缅怀过去,而更意在未来。我们对《古船》的研究,在探索民族历史的基础上,还更应把目光投向远方,从而探求它的寓言性。破解《古船》的“密码”从而更好地去创造,去建设。
关于国家的隐喻
如同任何一部小说作品一样,小说的发生都会以某一地点为背景。《古船》营造出了一个大环境,即“洼狸镇”。特别的是,这个地点的出现并非一下子就被提出来的,而是作家先从镇子的城墙入手,“齐长城”的记录,它与古代齐国和秦国,汉室的关系进行描绘;再沿着“芦青河”流域一点一点地临近这个镇子。镇子出现后,作者又加入了“东莱子国”的传说,洼狸镇显然成了东莱子国的旧都;这样“洼狸镇”的历史意义算是交代明白了,并且暗含着以镇喻国的意味。
以镇喻国,这种假设是合理的,如同其他的作品一样《白鹿原》中的白鹿鎮、《小鲍庄》中的小鲍庄,都用了这样的手法,将寻根的地点缩小,由一个国家缩小为一个镇,这样以小见大。洼狸镇可以称得上是国家的缩影了,它的四周有哺育镇子的“母亲河”——芦青河;有家园的外围护栏——护城墙,还有一段算是光辉的历史供后辈挖掘——东莱子国;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集结水源、土地、历史三大元素的洼狸镇自然成为了这个国家的喻体。作者也很明确地告诉读者,他要叙述的,正是这样一片土地,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以及他们的所作所为。即一个国家正发生或已经发生过的事情,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历史”。同时,再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警示后人,暗示未来。
洼狸镇内,有一个“粉丝大厂”,因为这里曾经是历史闻名的粉丝主产地。粉丝也是洼狸镇的主要经济支柱。可是作者却提出了一个疑问:“令人不解的是,那些破败了的老磨屋为什么在漫漫岁月中一直矗立着?他们在暮色里与残破的城墙遥遥相对,似乎期待着什么,又似乎诉说着什么?”作者并没有急于解答这样的问题,而是将答案溶解在整个故事里。老磨屋是故事发生的主要场景,它却记录一切,或荣或辱,或兴或衰,或成或败。它是历史在现实中的投影,历史的转轮,通过老磨的运转而得以体现。时间的脚步从不停歇,运转的老磨和静默的城墙遥相呼应,在原有的立体影像的基础上,佐以第四维度——时间,来表明这个镇子从过去走来,又要向未来奔去,无限延伸。与此同时,这种映照也在暗喻小说讲的是一个国家的历史,因为城墙是保卫国家的护城墙,老磨是支撑这个国家运转的机器,从而得出,粉丝厂是国家机器——政府,掌握了粉丝厂也就是掌握了全镇的命脉,掌握了真正的权力。这也是赵家拼命想得到粉丝厂的原因,也是隋见素想夺回它的原因。
至此,作者完成了对故事至关重要一环的背景制作,剩下的就是人物关系了。洼狸镇与粉丝厂相互映照,城墙和老磨遥遥相对,一个供故事进行的天然的时间和空间条件都已具备了。它已经更像一个国家。而小说中对土地改革到改革开放40年历史的描写,对几家的恩怨情仇的细致描写,以及自然灾害、多次政治运动……也都从另一个方面来证实这个镇子是国家的缩影,小说环境构建的实质就是完成对国家的隐喻。
数字炼狱
国家与社会密不可分,社会发展往往需要一些量化的东西为体现,此时,数字因其天然的直观性和准确性成为最好的载体。用数字来表现,一切都是那么清楚和明确。然而,数字的出现带给洼狸镇和粉丝厂惊喜的同时,带来更多如同炼狱一般的折磨。
小说出现数字不稀奇,而像《古船》一样如此集中,如此大段的出现还是很特殊的。数字群的出现是以隋见素算账为源头的:
“粉丝大厂一共有一百一十二人,每天可加工绿豆一万五千斤;老磨屋安装机器前,旺季里每天可加工一万一千五百斤,淡季里五千三百斤,八个月有三个月旺季,共合一百八十三万斤——加上安装机器后的五个月产量一百一十五万斤,合计加工绿豆二百九十八万斤。最后出现的这个巨大数码使见素怔了好长时间。”随后,隋见素继续咬紧牙关计算销售额和毛利;粉丝厂发生倒缸后,隋见素仍然计算着“倒缸”对全镇的经济影响,损失无疑是巨大的。
数字越来越大,越来越多,同时数字的另一面也开始展现在世人面前。隋见素因和数字打交道时间最多,难免受到了影响。他开始更加坚定地要夺回粉丝厂,这种执念使得他和哥哥隋枹朴的感情出现了裂痕,也使得他背井离乡,在外拼搏,最终体力透支,落下一身病患;重回故土就连老中医郭运也治不好,只能积极调养,延长生命。
在数字的巨大压力下,隋见素绝不是全村唯一的悲剧人物,更多人陷入数字的深渊之中,像西西弗一样继续自神话时代以来的周而复始的磨难。就好像隋见素的父亲隋迎之一般,被巨大的数字债务所困:土改之中,骑上马、走四方,还清欠下的债务,最终累死在还债的路上。可巨大的数字并没有停下前进的脚步,它越滚越大,逐渐地吞噬着镇子里的生命和心灵,大跃进的时代,几乎全国上下都成为数字的奴隶。
引进数字,不过是为了将“结果”变得更为直观,将业绩凸显。如“某干旱山村里大旱解困,一个月打出了四百四十六眼水井”、“一个乡的土地亩产六百六十万斤地瓜另四千二百一十六斤黄豆,具体方法是播种后一百三十二天的早晨浇人粪尿五千三百六十四勺,合二百五十五筒,处暑当天撒干灰一百六十四斤。”之类,这时的数字是给人以鼓舞和信心的。然而,数字不仅成为了“结果”的唯一表现形式还成为了生产建设的指挥棒,陡然成为了必须要达到的目标,“地瓜每亩必须种六千三百四十多株,玉米每亩必须种四千五百至八千六百三十棵,豆子必须播下四万八千九百七十多粒。”变为指挥棒的数字,有着不可违抗的强制性,引入数字的意义亦开始变化,它不再令人欢欣鼓舞,而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负担,沉甸甸地压在每一个个体身上,是枷锁也是刑具。反抗数字的人大抵都如书中那个不知名的老人一般:被硬生生地拽到了镇上,后又转到高顶解的一个小屋子里,彻夜遭受着拳打脚踢,直到被放走。老人的内心再也无法平静,投井自杀。
至此,洼狸镇的人才如梦方醒——数字为什么这样红,那是用吃人的鲜血染成的。可这,并没有阻挡数字,反而是数字的膨胀愈演愈烈,一个个红色的巨大数字终于使报纸再也无法排下。既便如此,还是有人敢于挑战数字的权威,这便是李其生——实事求是的悲剧英雄。
镇子为了迎接镇长的参观,人们扶着玉米秸子,让镇长误以为每颗玉米都可以结十几个棒子,当镇长用极为形式主义的语言向大家介绍玉米结了十几个棒子的原因是因为高举了革命的红旗,并号召群众要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高顶街的赵炳同志计划明年亩产3万斤玉米时。诚实的李其生却向群众们说,所有的棒子都是从玉米皮里面用细绳捆上的。可这一举动并没有得到大家的响应,李其生自己也被视为了“疯子”、“资产阶级”。随之而来的还有他多舛的命运。违背数字权威的他并没有像无名老人般一死了之,即便他寻死没成功,苟且活了下来,却处处遭人唾弃,失去生活信心的他只记得自己是个该死的反动派。大炼钢铁时代的到来,李其生加入了科学小组,他用技术和知识为村子制出乐钳锅,转瞬间就成了全村的英雄,还上了省报的头条。他觉得自己成了一个“新人”,兴奋之余却得了和“范进”相似的“疯病”。命运却又一次玩弄了他,随后几年自然灾害严重,李其生虽然用各种可使用的材料制成了“切糕”解决了全镇的粮食问题,但还是没能将自己的妻子从饿死的邊缘挽救回来。几番大起大落、大喜大悲后,李其生仍旧默默承受数字的煎熬,慢慢老去。
当今的社会仍旧被数字牵着鼻子走,和小说中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试想,整个社会都沉浸于数字中,伴随着数字的高低变化而喜怒哀乐,是多么令人痛心,极端的推崇数字化无疑是我们自己给自己的胸口插上了一把锋利的钢刀,用喷涌出来的鲜红色的血液来证明社会的进步,代价是不是太大了?
死亡时代
张炜是现实的,在小说中前后40年的时间跨度里,并没有忌讳谈论死亡,而是在开篇就写到了隋大虎的死亡;伴随着小说的前进,其他人的死亡也不断展现在书中。死亡成为了一个主要的元素,它和时代紧密结合在一起,仿佛叙述着另一个寓言——死亡,既是一个时代的终结,也是另一个时代的开始。
《古船》着重描写了三个时期,土改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以及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这三个时期均是我国历史上重要的时期,并给国家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洼狸镇在这三个时期都有人死亡,或以群体为单位,或以几个标志性人物为单位,用死亡来映照历史,映照时代,使其更具有史诗的性质。
土改时期,是镇子第一次经历巨大死亡的时期。先是隋迎之为还债将血液彻底流干,后是他的妻子茴子服毒自杀,紧接着就是镇子上一系列地主“麻脸”、“面脸”、“叫驴”等遭受严厉的批斗,殒命于时代之中;更有四十多个无名的百姓被铁丝穿成一串活埋在红薯窑中;甚至连妇救会的主人,在遭受身体折磨的同时,还要眼睁睁地看自己的孩子被别人用门分尸。整个时代被一种仇富的心态所操纵,使得原本平均分配的理想走上了歧途,变成广大穷苦人民对少数富人的打击报复。
文化大革命,集体死亡再一次出现在镇子上。死亡的事实有一份报纸揭示出来:1966年××市××县发生大规模杀害“四类分子”及其家属的事件……斗打、乱杀时间日益严重。由一个大队消灭一两个、两三个,发展到一个大队一下子打死十来个甚至几十个;由打杀“四类分子”本身演化到胡乱杀害“四类分子”的亲属和子女,直至全家被杀绝。自8月27日至9月1日,该县的13个公社48各大队先后杀害四类分子及其家属共325人,最大的80岁,最小的仅有30天,有20户被杀绝。还有一名小学的女教师,因无法面对造反派的打压与侮辱,最终选择了自杀。这一次是带有被一种“仇知”的思想所控制,知识本身被视为邪恶的种子,然而仇视知识正恰恰是仇视人类的前进。这样的时代,我们自以为是在大跨步的前进,其实却是在后退。
以上两次是小说中集体死亡的群像,张炜是在向每一位读者真诚的倾诉,我们的国家应该朝什么样的方向前进。土改时期的路线是要不得的,仇视富裕,一味追求表面的平等,就不会有积极的去创造富裕的生活,更不会有人过上好日子;同理,文化大革命中的情绪也是要不得的,对知识的敌视使得没有人真正掌握知识,没有知识就不会有前进,而落后也不会给人带来幸福的生活。国家的极端路线是无法给予人民生活希望的,取而代之的是绝望。杀戮在同胞、亲人中进行,而存活下来的人,似乎也没有真的体会到幸福与安定。
张炜将自己的近似于乌托邦式的理想寄托在未来,寄托在美好时代之中,这个社会无非是我们今天反复强调的“和谐社会”理念。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小说写成于改革开放初期,没有人可以将这样的理想描写的细致,因为大家都一样,摸着石头过河罢了。而作者却安排了洼狸镇四个标志性的人物李其生、赵多多、史新迪、隋不召在这一时期离世,一是来终结过往的昏暗,二是将未来托付给后来人。
最先离开的人是经历了多次转折的李其生,这个实事求是的人,敢于质疑虚假作风的人,大炼钢铁时代的发明能手,自然灾害时期救了全镇的大恩人,他在镇子里的地位是不同寻常的,就连隋不召也说:“洼狸镇最后一个英雄也走了。”他的离世使得全镇的人纷纷站到自家门前,默默不语地望着老李家的方向,一批又一批的人来到老李家,传奇人物张王氏亲自治丧。无数人前来送纸、吊丧。这不仅仅是对李其生生前功绩的肯定,也是对过去记忆的缅怀——倘若他活着,过去的岁月就能在人们的记忆中活着,那些岁月有血有泪也有欢笑。然而,李其生走了,同时也带走了集体里所有人有关过去的记忆。作者是想通过他的死来让读者明白,要建设一个美好的未来,就不能活在过去,无论那个过去里有怎样的辉煌,又有怎样的落魄。应该面对未来,正视未来,相信未来。
然后是赵多多,这个在洼狸镇叱咤风云的人物,占据粉丝厂近三十余年如同牲畜一般的人,他也离开了。赵多多的本性里有一个“贪”字,什么都贪。最先是贪吃,只要是地上有的生物,例如蚯蚓、虫蛇、猫狗、杂草、树皮,就没有赵多多不吃的。接着开始贪权,年轻时,赵多多在土改、文革等活动中都表现神勇,努力地去得到一些权利,用以草菅人命,他深知权力的好处;年纪大了以后他还一直觊觎着“洼狸镇”中最大的权利实体“粉丝大厂”,为了夺得这个企业赵多多可谓处心积虑,为了守住这份权利他又想尽办法,不惜一切代价。当上粉丝厂厂长后赵多多贪上了财,粉丝厂是全镇的经济命脉,实惠自然不必多说,为谋取更多的“实惠”,赵多多在粉丝的成分上做了手脚,这也为日后赵多多惨遭调查埋下祸根。赵多多害怕调查,因为调查时他手上没有主动权,没有权会令他难受;调查同时还意味着他有可能失去粉丝厂,这样他就没有贪财的资本和地点了。在这样的困惑之中,赵多多开车自杀。作者告诫我们,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安定繁荣基础是不能贪。
接着是老怪史新迪。虽然在全书中关于他的描写并不多,他出现的大多时间都是和隋不召作对。然而,对于镇子来说,史老怪的存在也是很重要的。史老怪想法极为独特,他是第一个看到隋不召回镇子的人,随即就认为隋不召可能会死;然而到了晚上他又认为“这个恶人命大”。老怪还抵制新鲜事物,包括牛仔裤和小电影。他的死代表守旧派的终结,更重要的是他的死解开了全镇的谜。是史老怪在文化大革命各派乱斗的时候,偷走了全镇最高权力的代表——镇的印章。失去印章暗指社会的混乱,而印章的失而复得则表示镇子重新有了“权”,全镇乡亲终于可以团结在一起建设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也暗指社会恢复到清明的状态。这并不是老怪这一人物的全部,他死的时候,镇子上失去了可能危害子孙后代的“铅筒”。在隋不召的询问下,老怪笑而不答,令读者们猜测是不是老怪偷走了“铅筒”。但这不重要,我以为“铅筒”是过去社会遗留下的顽疾,它的存在仍会危害未来人们前进的步伐,未来的人若是想加快步伐前进,首要任务就是解决“铅筒”问题。因此,老怪的死具有三重含义,即:解放思想,切勿守旧;寻回权利,加快向前;遗留历史任务,待后人解决。
最后一个也是最悲壮的一个就是隋不召了。他是洼狸镇争议最大的人,他救了忘年交李知常,自己却被转动的变速轮蹍得血肉模糊,用生命见证了变速轮的成功运转。他的逝世,将历史彻底地翻开到新的一页。隋不召是历史的见证者,他的生命与全书很多线索事件、事物有关。他并没有像其他隋姓族人一样,和粉丝厂纠缠不清;而是另辟蹊径,他的命运和“古船”相连,因此,他的死意义重大。隋不召不在意现实中的财富、名誉,不在乎全族人本应该在乎的粉丝厂,他是个追逐者,一直追逐自己的梦,对船、对航海、对下洋他有超过一般人的执着。当镇子里出现古船时,他清晰地背下出海神文;古船转移到省里的博物馆后,隋不召是全镇唯一一个去看望古船的人。他的心不在镇上,而是一直飘扬在海上,致使他永远放不下要出海的念头,亦放不下郑和大叔的古船。他看似疯癫,却比任何人都在乎未来,他总是不厌其烦地告诫年轻人,要“下洋”出去闯一闯,不能像个懦夫。变速轮如同时间的齿轮一样不停前进,它吞噬了隋不召的生命,而隋不召却救下了对未来有益的李知常。时间,迫使人快速成长,最后却将人撕碎,淹没在时间的洪流里。隋不召看似被时间驯服,实则是在完成一项重大的历史任务——将建设的重任从老一辈身上卸下,传递给年轻的一代。
作者当时的社会背景是改革开放初期,这是一个百废待兴的时代,面对未来有着无尽理想的年代。作者将死亡与时代紧密相连无疑是在告诉读者,过往的历史,是先人们用血肉走出来的,要正视历史;同时,又对这个经历了无数风雨的国家的未来进行设计——安定富足,不走极端的路线,不能活在过去,不能贪婪,着重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相信年轻一代改造社会重造社会的能力。这样的想法现在看来似乎多少还是带有乌托邦的性质,然而,这不也正是我们现在中国人正努力构建的“和谐社会”么?有理想,才有动力,才能付诸实践。很有幸,能作为社会的一份子,见证中国20余年的发展变化,即便现在我们的社会中还存在一些问题,但我们的国家,正向小说中所期望的那样,一步步走向繁荣与昌盛,尤其是经历了2008年的洗礼后,笔者更加坚信,我们的国家有能力让每一个中国公民得到其想要的生活。
古船能航行多远
与同时代诞生的所有寻根文学,都热烈又急切地探寻我们国家的文化之根是什么?但《古船》却跳出了这一限定,全文的主旨并沒有拘泥于“根”是什么的大讨论上,而是以“根”为媒介,将目光锁定在更为深远的未来,面对未来,“根”如何延续与传承。
古船作为媒介物,或是小说的“根”,并没有得到更多的“出场率”。文章中对“古船”意义的强化,是通过“古船”这一物体的缺失实现的。笔者认为这是作者精心布下的局。近结尾处(第二十六章),隋不召大骂全镇的人是忘恩负义的东西,忘了祖宗,忘了老船,忘了郑和大叔。隋不召这一如同先知般的行为惊醒了所有沉醉于小说情节的人——我们不正像镇子上的人一样,“忘了祖宗,忘了老船”么?同时,也讽刺了现今社会的人,口口声声说要探寻,其实却忽略了自己身边最质朴的生活本身,因为“古船”无处不在,它早已融入到中华民族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我看来,古船作为“根”,倒不如将其理解为文化之根的承载物来的恰当。慢慢的历史长河中,“根”并不是唯一的,如同树根一般,同时“根”也在不断变化,很多优秀的品质都可以升华为“根”并保留下来。“古船”承载着“根”从亘古顺流而下,航行至今进行了短暂的停泊,让世人看看哪些留下、哪些改进、哪些抛弃,几经整理过后,方能航行下去,方能行得更远。
那么“古船”到底能行多远呢?没有人能说得清楚,所有人都希望是无穷远吧。
细读《古船》,这实在是一部庞大的作品,其影响又是极为深远的。《古船》作为张炜的处女作,也是解读张炜的一个重要窗口,在张炜随后的作品中或多或少都能看到《古船》的影子。《九月寓言》、《外省书》、《蘑菇七种》、《刺猬歌》等无一不是以“古船”为支撑的,不必说《九月寓言》中对“停”与“留”问题的讨论,也不必说《蘑菇七种》中出现的那条“地下河”……
以《古船》为起点,张炜的小说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色——家族纷争、野地话语、超历史叙述,等。更重要的是自《古船》开始的对中国当代社会的“寓言”,即便我们现在还沉迷于“数字”,即便我们要通过流血的方式认清时代,但品味它,可以回顾历史,更有助于前瞻未来,以便更好地去建设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