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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女子体操一姐姚金男终于不再嚷嚷着改名字了。不久前结束的世界体操锦标赛上，她以一枚女子高低杠金牌首次加冕世界冠军，打破了“名字魔咒”：实力不俗的她在夺金路上总是磕磕绊绊，教练和家人把原因归结为“姚金男”三个字，“要金难”嘛。
不过，历史上一些“起错名字”的家伙们就没这么走运了。清末民初风行的《清稗类钞》一书记载，晚清进士王国钧，在殿试中名列前十，按理说应该前途无量，却被扔到了陕西一个小县城当“教育局局长”，一当就是20年。原来是他的名字与“亡国军”谐音，触痛了慈禧太后的心事。
另一名举子王寿朋却因名得福。他进京赶考的那一年正值慈禧太后70大寿，是的，又是她。老佛爷在科考名单中看到这名字，“我王长寿无朋”啊，吉兆！于是，这位本来排在榜单后面的年轻人莫名其妙地当上了状元。
事虽荒谬，个中逻辑却不无道理。自古以来，中国人便在名字上寄予了太多期望和祝愿，“姚金男”和“王国钧”亦然。这些期望和祝愿不仅来自赐予你生命的父母，也包含着家族延续的密码，甚至深深打上了国家和时代的烙印。
起名一直是个时尚问题
名字至少可以用来回答两个哲学问题：你是谁？你希望自己是个怎样的人？
好吧，确切地说“给你起名字的人希望你是个怎样的人”。关于美好生活的各种想象“福禄寿喜”、“金银珠宝”、“平安健康”、“美丽英俊”，还有渗透着传统道德的男性“仁义礼智信”、女性“贤惠淑仪贞”，长久以来都是人名中的常用字。
不过，在不同的时代，人们理想的美好生活并不完全相同。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在你的叔伯辈中，总能找到几个名叫“解放”、“建国”或“援朝”的人。他们大都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这种社会巨变不可避免地体现在一代人的名字中。
你甚至可以根据一个人的名字判断出他/她的年龄：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解放”、“建国”最为多见;“援朝”、“卫国”联系着不久后的抗美援朝战争;“跃进”、“超英”记述了“大跃进”时期的全民期许;“卫兵”、“卫红”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特有的标签;“振兴”、“文明”则是文革后的常见名。在1984年全国首次人名统计里，“英”、“明”、“国”都是榜上有名的常见字。
比他们再年长数十岁的是“振国”、“振华”、“兴中”、“兴汉”们，他们身处近代中国最内忧外患的时间点之一。
但真正让“福荣”、“忠信”、“淑贞”这类名字失去市场的，与其说是国家命运，不如说是个人思想的颠覆。当时，西方的民主、科学思潮刚刚涌入中国，旧体制和旧道德观日益受到挑战，有识之士的起名风向也由东渐西。严复翻译了《天演论》之后，“天择”、“竞生”等名字层出不穷，包括胡适的“适”字，都取自书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之意。
不以国，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隐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币。前面两个奠定了中国封建时代延续了上千年的姓名避讳制度。
知识分子们更纷纷改名或起笔名以明志。比如著名作家周立波，原名叫周绍仪，后借用英语liberation（解放）的音译而改叫“立波”;梁启超则曾化名“宪民”、“新民子”来发表宣传宪政的文章;诗人柳亚子则称自己为“亚卢”，意思是“亚洲的卢梭”。
王莽篡权后为强调自己的革新性，要求百姓全部使用单字名。结果《三国演义》中几乎所有人物的姓后面都只跟了一个字。
“伯”字辈、“之”字辈、“僧”字辈之间的姓名争夺战
其实，早在几千年前，人名就开始成为时代风尚的记录者了。
春秋时代人们的名字看上去相当随意。就拿孔圣人来说吧，他出生的时候，其父一看儿子头顶凹下去一块，就给他取名叫“丘”;等到他自己的儿子出世时，恰好鲁昭公赐来一条鲤鱼，于是儿子就得名“鲤”。
不过这可不是瞎胡闹，据《左传》记载，当时的“取名大师”鲁国大夫申曾提出取名选字的“五原则”：有信，有义，有象，有假，有类。孔子名“丘”就是按“以类命为象”的原则所取，儿子名“鲤”则是“取于物为假”。
比“五原则”更重要的是“六不”：不以国，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隐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币。其中“不以国，不以官”奠定了中国封建时代延续了上千年的姓名避讳制度。
到了汉代，人们终于开始重视名字的内涵。这一时期尊老风气十分盛行，一家几兄弟的名字中，常用“伯、仲、叔、季”来区分长幼，还在这个基础上发展出了元、长、次、幼、少、公、翁等代表次序的字。
于是，在这个阶段，“伯”、“叔”字辈吃香。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之”字辈突然走红。
一个原本没什么意义的虚字“之”异军突起，成为起名热门选项。最极端的就是书圣王羲之了，他祖孙四代六个男人都叫“王×之”，整个家族中带“之”字的人名达30多个。
原来，这是一种宗教暗语。魏晋南北朝“五斗米教”盛行，如何辨别出入教者，知道对方与自己同道？秘密就在一个“之”字。父子、祖孙、兄弟同入米教，都叫“之”就不足为奇了。后来“五斗米道”首领之一孙恩作乱，许多名中“之”字辈都受到了牵连。
同时走红的还有“僧”字辈。
在民间传播开来的还有佛教，“僧”字仅次于“之”成为人名中最常见的字之一，就是最佳证据。而且随着佛教的发展，直到半个世纪后的唐宋年间，“僧”仍在人名中占有一席之地，“佛、尼、寺、慧、颖、悟、觉、善”等佛教字眼也越来越受欢迎。
不过在宋代，引领社会风潮的还是理学。它直接推动了起名法的发展：“生辰八字”与“阴阳五行”成了起名时的重要考虑因素。朱熹一家就是用五行学说来命名的。他的父亲朱松，五行属木;朱熹的“熹”本意为“烤”，下面四点是火而非水;他的儿子名“在”，是土字旁。一家三代，木生火、火生土，次序井然，生生不息。
总之，都有说法。简单理解，这就是“伯”字辈、“之”字辈、“僧”字辈之间的姓名争夺战，最终在宋代，被八字起名统一了中国。 宋代之后名字才靠“谱”
然而，宋代的最大贡献还在于“字辈取名制”的开始流行。中国谱系最完整的孔氏族谱，就是从北宋元丰年间开始编修的。
一个家族会为自己未来的开枝散叶做好充分准备，包括子孙后代每一辈的名字，其文字体现就是“族谱”。一般的族谱会经历三十年一小修、六十年一大修，确定谱名和顺序，谱名可以是一首诗，也可以是家族老人认为压韵的话。
到了明代，字辈取名制已经广为使用，朱元璋就给自己的儿子各20字的辈份，太子一支是“允文遵祖训，钦武大君胜，顺道宜逢吉，师良善用晟”，明惠帝朱允炆名中的“允”字就出于此。
这种按照血缘关系串起所有祖先后辈的起名制度，进一步加深了中国人的家族观念之所以说“进一步”，是因为它其实早就蕴含在中国人的命名哲学里：相比西方人名在前、姓在后的顺序，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把代表家族或集体的姓置于代表自己的名之前，这与传统文化中崇尚共性、注重群体的价值观息息相关。
上溯至更早的上古时代，过着牧猎佃渔的集体生活的人们甚至根本没有姓名，直到氏族公有制解体，进入人人拥有私产的农业时代，“我”才从“我们”中脱离出来，用以区分个人的姓名才有了产生的必要。
而在古代社会早期，平民和奴隶是没有姓、只有名的，只有贵族才有姓，所以最早的“百姓”一词其实是指“百官”。相反，在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女性只有姓而没有名，一般情况下只按出生排行领一个数字，再在后面加上“娘”、“姐”、“妹”等称呼，杜十娘、尤二姐，甚至在战场上骁勇不亚于男人的杨八妹都是典型。这些事实足以说明，姓名是一种社会权力的象征。
为什么会有1.8万个“刘翔”
事实上，权力尤其是政治权力，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中国人的名字。
历史上关于姓名的立法可以追溯到秦朝，当时规定所有山川河流、百姓的姓名都不能与皇帝的姓名重合。
值得一提的是，族谱也诞生于秦朝，为的是用双字名消除同名同姓的现象，只是应用并不普遍。到了东汉，王莽篡权后为强调自己的革新性，要求百姓全部使用单字名，君不见《三国演义》中，几乎所有人物的姓后面都只跟了一个字。
这条政令的影响一直延续至唐朝，在唐代的21位帝王中，除了太宗李世民、玄宗李隆基，另外19人均为单字名。到了宋朝，在族谱被人们重视之后，双字名的数量才渐渐增多。一个有趣的对比是，明清两朝的28位皇帝中，只有明成祖朱棣是单字名。
名字字数的摇摆在当代也给管理者造成了困扰。改革开放之后，一方面人们对带有政治意义的名字没了兴趣，另一方面，城市化的发展使得大量农村人口流入城市，传统的大家庭瓦解成了一个个小家庭，人们的宗族观念逐渐淡薄，再加上计划生育政策的施行，族谱几无用武之地，于是，简单好记的单字名重又成为了社会主流。
于是，秦朝统治者遇到的重名问题再次上演。虽说历史上见于记载的姓氏有2万多个，但今天仍在使用的只有三四千个，而张、王、李、赵、陈、杨、吴、刘、黄、周这十个常见姓氏就占了人口的40%，重名在所难免，比如在全国公民身份证号码查询服务中心的数据库里，就有1.8万个“刘翔”。
户籍管理、上学就业的麻烦还算小事，如果一个好人一不留神和犯罪嫌疑人重名，还得被“通缉”。42岁的黄元金就遭遇了这样的情况，他从2003年开始就被“通缉”，曾经两天内在莆田和福州被派出所连续抓了两次。
为了避免不重名，一些人转向了用冷僻字、废弃字起名。这下麻烦又来了，除了公安部有一套专门的冷僻字数据库可以登录户政信息，到了非公安户政部门的系统中就没辙了，有时连银行卡、社保卡甚至学生证都办不了。
为此，2007年公安部起草了我国首部姓名登记单行法规《姓名登记条例（初稿）》，规定姓名中已简化的繁体字、已淘汰的异体字、自造字、外国文字、汉语拼音字母、阿拉伯数字、符号、其他超出规范的汉字和少数民族文字范围以外的字样，统统不能出现。
不过，条例自下发到各地公安机关征求意见起就再无下文。而现实情况是，越来越多的生僻字正出现在姓名中。
在南京的三所名牌小学中，每个班都至少有四五名学生的名字中有生僻字。杲、焮、祾、曌、翀、翾……让老师们很头疼。他们纷纷表示，开学前的第一项任务不是备课，而是查字典，以免在学生们面前露怯。
（摘自《壹读》）
不过，历史上一些“起错名字”的家伙们就没这么走运了。清末民初风行的《清稗类钞》一书记载，晚清进士王国钧，在殿试中名列前十，按理说应该前途无量，却被扔到了陕西一个小县城当“教育局局长”，一当就是20年。原来是他的名字与“亡国军”谐音，触痛了慈禧太后的心事。
另一名举子王寿朋却因名得福。他进京赶考的那一年正值慈禧太后70大寿，是的，又是她。老佛爷在科考名单中看到这名字，“我王长寿无朋”啊，吉兆！于是，这位本来排在榜单后面的年轻人莫名其妙地当上了状元。
事虽荒谬，个中逻辑却不无道理。自古以来，中国人便在名字上寄予了太多期望和祝愿，“姚金男”和“王国钧”亦然。这些期望和祝愿不仅来自赐予你生命的父母，也包含着家族延续的密码，甚至深深打上了国家和时代的烙印。
起名一直是个时尚问题
名字至少可以用来回答两个哲学问题：你是谁？你希望自己是个怎样的人？
好吧，确切地说“给你起名字的人希望你是个怎样的人”。关于美好生活的各种想象“福禄寿喜”、“金银珠宝”、“平安健康”、“美丽英俊”，还有渗透着传统道德的男性“仁义礼智信”、女性“贤惠淑仪贞”，长久以来都是人名中的常用字。
不过，在不同的时代，人们理想的美好生活并不完全相同。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在你的叔伯辈中，总能找到几个名叫“解放”、“建国”或“援朝”的人。他们大都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这种社会巨变不可避免地体现在一代人的名字中。
你甚至可以根据一个人的名字判断出他/她的年龄：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解放”、“建国”最为多见;“援朝”、“卫国”联系着不久后的抗美援朝战争;“跃进”、“超英”记述了“大跃进”时期的全民期许;“卫兵”、“卫红”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特有的标签;“振兴”、“文明”则是文革后的常见名。在1984年全国首次人名统计里，“英”、“明”、“国”都是榜上有名的常见字。
比他们再年长数十岁的是“振国”、“振华”、“兴中”、“兴汉”们，他们身处近代中国最内忧外患的时间点之一。
但真正让“福荣”、“忠信”、“淑贞”这类名字失去市场的，与其说是国家命运，不如说是个人思想的颠覆。当时，西方的民主、科学思潮刚刚涌入中国，旧体制和旧道德观日益受到挑战，有识之士的起名风向也由东渐西。严复翻译了《天演论》之后，“天择”、“竞生”等名字层出不穷，包括胡适的“适”字，都取自书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之意。
不以国，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隐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币。前面两个奠定了中国封建时代延续了上千年的姓名避讳制度。
知识分子们更纷纷改名或起笔名以明志。比如著名作家周立波，原名叫周绍仪，后借用英语liberation（解放）的音译而改叫“立波”;梁启超则曾化名“宪民”、“新民子”来发表宣传宪政的文章;诗人柳亚子则称自己为“亚卢”，意思是“亚洲的卢梭”。
王莽篡权后为强调自己的革新性，要求百姓全部使用单字名。结果《三国演义》中几乎所有人物的姓后面都只跟了一个字。
“伯”字辈、“之”字辈、“僧”字辈之间的姓名争夺战
其实，早在几千年前，人名就开始成为时代风尚的记录者了。
春秋时代人们的名字看上去相当随意。就拿孔圣人来说吧，他出生的时候，其父一看儿子头顶凹下去一块，就给他取名叫“丘”;等到他自己的儿子出世时，恰好鲁昭公赐来一条鲤鱼，于是儿子就得名“鲤”。
不过这可不是瞎胡闹，据《左传》记载，当时的“取名大师”鲁国大夫申曾提出取名选字的“五原则”：有信，有义，有象，有假，有类。孔子名“丘”就是按“以类命为象”的原则所取，儿子名“鲤”则是“取于物为假”。
比“五原则”更重要的是“六不”：不以国，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隐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币。其中“不以国，不以官”奠定了中国封建时代延续了上千年的姓名避讳制度。
到了汉代，人们终于开始重视名字的内涵。这一时期尊老风气十分盛行，一家几兄弟的名字中，常用“伯、仲、叔、季”来区分长幼，还在这个基础上发展出了元、长、次、幼、少、公、翁等代表次序的字。
于是，在这个阶段，“伯”、“叔”字辈吃香。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之”字辈突然走红。
一个原本没什么意义的虚字“之”异军突起，成为起名热门选项。最极端的就是书圣王羲之了，他祖孙四代六个男人都叫“王×之”，整个家族中带“之”字的人名达30多个。
原来，这是一种宗教暗语。魏晋南北朝“五斗米教”盛行，如何辨别出入教者，知道对方与自己同道？秘密就在一个“之”字。父子、祖孙、兄弟同入米教，都叫“之”就不足为奇了。后来“五斗米道”首领之一孙恩作乱，许多名中“之”字辈都受到了牵连。
同时走红的还有“僧”字辈。
在民间传播开来的还有佛教，“僧”字仅次于“之”成为人名中最常见的字之一，就是最佳证据。而且随着佛教的发展，直到半个世纪后的唐宋年间，“僧”仍在人名中占有一席之地，“佛、尼、寺、慧、颖、悟、觉、善”等佛教字眼也越来越受欢迎。
不过在宋代，引领社会风潮的还是理学。它直接推动了起名法的发展：“生辰八字”与“阴阳五行”成了起名时的重要考虑因素。朱熹一家就是用五行学说来命名的。他的父亲朱松，五行属木;朱熹的“熹”本意为“烤”，下面四点是火而非水;他的儿子名“在”，是土字旁。一家三代，木生火、火生土，次序井然，生生不息。
总之，都有说法。简单理解，这就是“伯”字辈、“之”字辈、“僧”字辈之间的姓名争夺战，最终在宋代，被八字起名统一了中国。 宋代之后名字才靠“谱”
然而，宋代的最大贡献还在于“字辈取名制”的开始流行。中国谱系最完整的孔氏族谱，就是从北宋元丰年间开始编修的。
一个家族会为自己未来的开枝散叶做好充分准备，包括子孙后代每一辈的名字，其文字体现就是“族谱”。一般的族谱会经历三十年一小修、六十年一大修，确定谱名和顺序，谱名可以是一首诗，也可以是家族老人认为压韵的话。
到了明代，字辈取名制已经广为使用，朱元璋就给自己的儿子各20字的辈份，太子一支是“允文遵祖训，钦武大君胜，顺道宜逢吉，师良善用晟”，明惠帝朱允炆名中的“允”字就出于此。
这种按照血缘关系串起所有祖先后辈的起名制度，进一步加深了中国人的家族观念之所以说“进一步”，是因为它其实早就蕴含在中国人的命名哲学里：相比西方人名在前、姓在后的顺序，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把代表家族或集体的姓置于代表自己的名之前，这与传统文化中崇尚共性、注重群体的价值观息息相关。
上溯至更早的上古时代，过着牧猎佃渔的集体生活的人们甚至根本没有姓名，直到氏族公有制解体，进入人人拥有私产的农业时代，“我”才从“我们”中脱离出来，用以区分个人的姓名才有了产生的必要。
而在古代社会早期，平民和奴隶是没有姓、只有名的，只有贵族才有姓，所以最早的“百姓”一词其实是指“百官”。相反，在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女性只有姓而没有名，一般情况下只按出生排行领一个数字，再在后面加上“娘”、“姐”、“妹”等称呼，杜十娘、尤二姐，甚至在战场上骁勇不亚于男人的杨八妹都是典型。这些事实足以说明，姓名是一种社会权力的象征。
为什么会有1.8万个“刘翔”
事实上，权力尤其是政治权力，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中国人的名字。
历史上关于姓名的立法可以追溯到秦朝，当时规定所有山川河流、百姓的姓名都不能与皇帝的姓名重合。
值得一提的是，族谱也诞生于秦朝，为的是用双字名消除同名同姓的现象，只是应用并不普遍。到了东汉，王莽篡权后为强调自己的革新性，要求百姓全部使用单字名，君不见《三国演义》中，几乎所有人物的姓后面都只跟了一个字。
这条政令的影响一直延续至唐朝，在唐代的21位帝王中，除了太宗李世民、玄宗李隆基，另外19人均为单字名。到了宋朝，在族谱被人们重视之后，双字名的数量才渐渐增多。一个有趣的对比是，明清两朝的28位皇帝中，只有明成祖朱棣是单字名。
名字字数的摇摆在当代也给管理者造成了困扰。改革开放之后，一方面人们对带有政治意义的名字没了兴趣，另一方面，城市化的发展使得大量农村人口流入城市，传统的大家庭瓦解成了一个个小家庭，人们的宗族观念逐渐淡薄，再加上计划生育政策的施行，族谱几无用武之地，于是，简单好记的单字名重又成为了社会主流。
于是，秦朝统治者遇到的重名问题再次上演。虽说历史上见于记载的姓氏有2万多个，但今天仍在使用的只有三四千个，而张、王、李、赵、陈、杨、吴、刘、黄、周这十个常见姓氏就占了人口的40%，重名在所难免，比如在全国公民身份证号码查询服务中心的数据库里，就有1.8万个“刘翔”。
户籍管理、上学就业的麻烦还算小事，如果一个好人一不留神和犯罪嫌疑人重名，还得被“通缉”。42岁的黄元金就遭遇了这样的情况，他从2003年开始就被“通缉”，曾经两天内在莆田和福州被派出所连续抓了两次。
为了避免不重名，一些人转向了用冷僻字、废弃字起名。这下麻烦又来了，除了公安部有一套专门的冷僻字数据库可以登录户政信息，到了非公安户政部门的系统中就没辙了，有时连银行卡、社保卡甚至学生证都办不了。
为此，2007年公安部起草了我国首部姓名登记单行法规《姓名登记条例（初稿）》，规定姓名中已简化的繁体字、已淘汰的异体字、自造字、外国文字、汉语拼音字母、阿拉伯数字、符号、其他超出规范的汉字和少数民族文字范围以外的字样，统统不能出现。
不过，条例自下发到各地公安机关征求意见起就再无下文。而现实情况是，越来越多的生僻字正出现在姓名中。
在南京的三所名牌小学中，每个班都至少有四五名学生的名字中有生僻字。杲、焮、祾、曌、翀、翾……让老师们很头疼。他们纷纷表示，开学前的第一项任务不是备课，而是查字典，以免在学生们面前露怯。
（摘自《壹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