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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5日，周至楼观生态园。一群已是鬓生华发的男男女女，大声叫着彼此的名字，兴奋地握手、拥抱。
这些当年的学兵连“老兵”，将在这里集体度过他们的60岁生日。现场舞台的LED屏幕上，“学兵19连、20连花甲礼赞”几个大字引人注目。
“背上那个行装，扛起那个枪……”在手风琴伴奏下，《铁道兵战士志在四方》的歌声依然嘹亮。学兵连老战友聚会，总要唱这首歌。在歌声里，每个人记忆的思绪都会飘向远方……
写下血书上三线
40多年前什么最时尚：当兵！那可是众多少男少女梦寐以求的理想。
宁勇，当年的学兵19连副连长。他说，为上三线，他曾写过血书。“那年头，似乎只有血书，才能表达那份迫切的心情和强烈愿望。”宁勇说。
电影里常见写血书的镜头是：把右手食指放进嘴里，用牙齿咬破，在纸上一挥而就，血书就写成了。可是，当宁勇“如法炮制”时，却发现行不通。“咬不出来血，除非把肉咬下来一块。”他试了两下发现难度太大，干脆找来刀片把手指划破，在新买来的白手帕上写下了几个字：“我要去，宁。”
让宁勇没想到的是，他去给军代表交血书时，发现军代表那里已经有很多同学送来的血书，表达的是同样的意愿。
宁勇心里立即变得忐忑不安，因为在此之前，他已有过两次失败的参军经历。
有一次，部队到学校招特种兵，军代表一眼就相中了身高一米八、身体素质出众的宁勇，询问了他的学习情况和家庭关系，最后因家庭关系不合要求被淘汰。
一心想当兵的宁勇又把目光投向了文艺兵，他觉得文艺兵对家庭出身可能不会那么严苛。可体检那天，也许是过于兴奋和激动，他几次检查血压，高压都超过130，不合要求。
宁勇急了，在病例本上撕下一页纸，把指头弄破，写了“我要参军”四个血字，交给了医生。但医生对他说，写血书没用，我们给部队输送的一定要是身体合格的人。
“能当铁道兵，也是一种圆梦的方式。”在宁勇看来，哪怕是到部队喂猪呢，也总算参了军了。
这一次，宁勇梦想成真。
1968年，中央决定投巨资紧急修建襄渝铁路。作为三线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襄渝铁路被称作是由毛泽东亲自划出的一条红线。
当年“三线”的划分，是指沿海为一线（前方），西部内地为三线（后方），中间的过渡地带为二线。珍宝岛战争的发生，让中央有一种判断：不仅要应对侵略准备打仗，而且还要准备打大仗。加快三线建设，是国家战备的当务之急。
襄渝铁路连接湖北襄樊和四川重庆（当时重庆属于四川的一个城市），途经陕西，全长894公里。在不足襄渝线总长三分之一的陕西段，部署了铁道兵五个师，民兵40万人。由于施工难度很大，铁道部要求陕西增加民工数量。时任陕西省委书记李瑞山想到一个办法：在自愿报名的前提下，将待下乡的69届、70届初中毕业生送到襄渝线参加铁路建设。
于是，1970年8月和1971年3月，陕
西西安、宝鸡、咸阳、渭南、铜川五地先后给襄渝线输送了25800多名初中生，编成141个连队。不过，他们虽然被编入铁道兵的序列，并拥有正规部队的番号，但领章帽徽是不戴的，因而没有军籍。
不过这些学生并不知实情。军代表宣布三线学兵名单时，第一个叫到的就是宁勇的名字，他高兴地跳起来喊了两声：“毛主席万岁！”
当时这些学生年龄最大的十七、八岁，最小的只有十四、五岁，是新中国历史上惟一一支学生兵，也是陕西独有的一支铁路建设史上的特殊团队，人称“三线学兵连”。
住上了自己盖的房子
“尽管对铁道兵和修铁路没有什么了解，可一听说是接受部队管理、教育，我们班一半男生都来了。”当年同样加入了学兵连的高和全说。
1970年8月22日，一辆接一辆的解放牌大卡车，从秦岭沣峪口进山，向安康方向驰去。“进山后不到一个小时，刚刚还热闹地唱着歌的学生，在盘山路上一颠，都吐得一塌糊涂。”高和全说，卡车在大山里走了三天，很多地段的公路正在建设，半道上常能碰见点炮炸石，一路走走停停，第三天傍晚才到紫阳县城。
紫阳是当年全国4个不通公路的县之一，5810部队2师10团19连的驻地在向阳沟（现在是向阳镇），因为没路，全连180个人都背着行李向30里外的向阳沟步行进发。8月的陕南骄阳似火，学生们走了不大一会儿，就一个个汗流浃背了。
“想象中修铁路的场景，一定是红旗招展，人山人海，高音喇叭传出激扬的音乐，可我们到了才发现，那儿啥都没有，就是山，就是河，能看见的只是一线天。”高和全回忆说。
在一个较为平坦的地方，他们支起了帆布帐篷。帐篷里打了地铺，挨着地是一层圆木，原木上面铺上稻草。虽然有褥子，但还能感觉到下面的凹凸不平。不过，这些跑累了的孩子们，很快就呼呼大睡了。
随后几个月，他们一直就住帐篷里，直到他們把自己住的房子盖好。
“房子就是干打垒，往两块板子间填土夯实，就是房子的墙；支撑屋顶的是钢架，上面铺上油毛毡，再覆上稻草，就可以住了。”高和全说。
那天，学兵们去县城扛盖房用的钢屋架。一大早，每人吃一碗稀饭，再加一个4两的馒头，160多号人就浩浩荡荡地向县城出发了。中午饭是一个馒头，大家都揣在衣兜里。性急的没到县城，就一块一块地掰着把馒头吃完了。等他们扛着百十斤的钢架回到向阳沟时，一个个都饿得前胸贴后背，河滩上躺倒了一大片。
经过几个月的忙活，他们终于住进了自己盖的房子，睡上了床。虽然是大通铺，虽然每个人只有60厘米宽的地方，可他们一个个还是很快乐。
大受欢迎的“忆苦饭”
“全连180个人，一个月只有不到80斤油，平均一天就一小杯。”19连炊事班的王西欣，指着桌子上一个小茶杯对记者说。
学兵连每人一月供应的定量是油4两，粮45斤，其中百分之六十是杂粮。早上是雷打不动的玉米面、高粱面发糕。大家给死硬死硬的高粱面发糕起了个名字，叫“红板砖”。
他们常年吃不到新鲜菜，最常见的是“压缩菜”。“这么大一捆，在水里一泡，就一大盆。”王西欣用手比划着说。“压缩菜”是给部队专供的，为了便于运输和储存。 第一年，工地上物资运输优先，以保证施工，生活物资则常常运不进来，学兵们必须自己到县城去背粮，一人一袋面，50斤的重量。因为是填饱肚子的大事儿，所以大家背着粮食走30里山路，没一个人喊累。
断粮的日子还是来了。“那阵子最难熬，能吃到嘴里的只有煮南瓜。陕南的南瓜长的好，只要撒上种子，就能结脸盆那么大。”但高和全现在最不爱吃的就是南瓜，“被南瓜吃伤了”。
后来有了粮食，这些正长身体的娃娃们一个个食量惊人。“现在一块钱四个的那种馒头，那时候一顿能吃30个，没有菜，干吃。”高和全把这些讲给儿子听，儿子却总说他在“吹牛”。
在工地过第一个“建军节”时，有一个连队的学兵被请到部队开联欢会。联欢会上供应肉包子，只能吃，但不能带走。学兵们一个个狼吞虎咽，一口气吃完七、八个后，才开始变得斯文起来。但是，有一个学兵一直在吃，吃到最后，已是咽不下去了。看到连长要夺他手上剩的半个包子时，他还是飞快地把包子塞进嘴里强咽了下去。几分钟后，这个学兵浑身开始痉挛，被送到团部医院洗了胃。
那时候还有一种“忆苦饭”—让年轻人吃旧社会的饭，以便使其更加热爱新社会。有一天，学兵连炊事班用做豆腐剩下的豆渣拌上野菜，满满煮了四大锅饭（一丈直径的最大号铁锅），没想到却被全连的学兵风卷残云地吃了个精光。还有人小声嘀咕说：“要是顿顿有这饭就好了！”
“铁道兵吃饭管饱，一个月一斤半油，差不多是我们的四倍。”在高和全看来，这是他们和正式铁道兵最大的“差别”。
一年后，学兵们吃上了自己养的猪，也能用部队给的黄豆发豆芽、磨豆腐……生活开始好转了。
补一天衣服断一包针
那是一个票证年代。
“离开家时，就带了几件换洗衣服，在工地劳动很快就磨烂了。衣服破了，没布票也买不了新的。”高和全说。
学兵们穿着部队发的棉衣，后背磨得连棉花都没有了，就剩里面的一层布；衣服扣子掉光了，大家就拦腰扎一条电缆；裤子侧缝撕开了，就用细铁丝串连起来……
连长问：“谁会用缝纫机？”
高和全大声说：“我会。”
高和全家里有一台缝纫机，家里人的衣服多半是母亲做。高和全耳濡目染也学了个皮毛，但补衣服是足够了。
但19连并没有缝纫机，高和全必须抱着大家的衣服去向阳沟对面的服务社。服务社是西安商业系统为支援三线建设办起来的，除卖日用品，也修理缝补衣物。
高和全到那儿一看，服务社的一个工作人员恰好是母亲的徒弟。有了这层关系，高和全就可以很方便地使用缝纫机。
“大家的衣服上都沾着洗不干净的水泥，时间一长就结成一层硬壳，补起来经常就把针弄断了，一天一包针都不够。”虽然这样，可大家总算是有囫囵衣服裹身了。
女兵趴在铁轨上放声大哭
在这次聚会上，刘蒲菊是仅有的三个非10团的特邀来宾。
刘蒲菊是渭南的学兵，69届毕业生。1971年3月，她和1970届、1971届的初中毕业生一起去了旬阳。那时旬阳也不通公路，她们坐着大卡车绕道湖北，在鄂陕交界的险滩前下了车，然后走了一夜的山路，翻了不知道多少山头，才到了目的地。
学兵们一到工地，每人就喝到一碗白糖绿豆粥。绿豆粥是营部以及几个施工连队特意节省下来招待女兵的。刘蒲菊说，那是她一辈子喝过的最香甜的一碗粥。“后来吃的任何美味佳肴，都比不过那碗粥。”
29连就是刘蒲菊所在的女子连，这个四营惟一的女学兵连队，被营部安排到远离陈家沟工地的一座罕无人迹的临江山崖上做材料运输工作。
刚到工地，女学兵从运输船往岸上卸水泥，肩扛一袋水泥，晃晃悠悠地走在下船的木板上，双腿直抖。不久之后，她们就能扛着两袋水泥，在木板上疾走如风，惊得船工咂舌称好。
装卸施工材料时，常有女学兵不小心从木板上掉进江里，后来，她们索性撤掉木板，直接站在江水里。常年超负荷的体力劳动，已超过了女孩子的生理极限，很多女学兵例假周期紊乱，一月数次，或者经期延长，出血不止，落下了严重的妇科病。
工地上没有娱乐，沒有书刊报纸，连最简陋的澡堂都没有。即使是在北风刺骨的冬天，女孩子们也是在汉江里洗“天然澡”。
刘蒲菊记得，那时早上出操也是一件十分折磨人的事儿。女孩子还在睡梦中，就被尖利的哨声吵醒，几分钟之内就要集合完毕，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憋得小肚子生疼的那种感觉，现在还记忆犹新。”刘蒲菊说。
林彪事件之后，部队进入一级备战状态，晚上经常要紧急集合拉练。哨声一响，学兵们就要摸黑穿衣服、打背包。最糟糕的是睡在上铺的女学兵，几十人的大通铺，只有两个梯子，大家都慌慌张张往下挤，越挤越乱。胆子大点儿的，干脆直接往下跳，有女孩子还因此受了重伤。
工程终于结束了，可以回家了。女学兵趴在铺好的铁轨上，放声地哭着。这一幕，也出现在1998年拍的《三线学兵连》纪录片中。
回忆，寒暄，告别，这个180多人的大聚会也要结束了。大家吃了大蛋糕，也吃了长寿面，在签满名字的学兵连红旗下再次留下一张合影……
有人说过，60岁，人生才刚刚开始。眼前这些60岁左右的三线学兵们，也期待着另一段新的人生。
这些当年的学兵连“老兵”，将在这里集体度过他们的60岁生日。现场舞台的LED屏幕上，“学兵19连、20连花甲礼赞”几个大字引人注目。
“背上那个行装，扛起那个枪……”在手风琴伴奏下，《铁道兵战士志在四方》的歌声依然嘹亮。学兵连老战友聚会，总要唱这首歌。在歌声里，每个人记忆的思绪都会飘向远方……
写下血书上三线
40多年前什么最时尚：当兵！那可是众多少男少女梦寐以求的理想。
宁勇，当年的学兵19连副连长。他说，为上三线，他曾写过血书。“那年头，似乎只有血书，才能表达那份迫切的心情和强烈愿望。”宁勇说。
电影里常见写血书的镜头是：把右手食指放进嘴里，用牙齿咬破，在纸上一挥而就，血书就写成了。可是，当宁勇“如法炮制”时，却发现行不通。“咬不出来血，除非把肉咬下来一块。”他试了两下发现难度太大，干脆找来刀片把手指划破，在新买来的白手帕上写下了几个字：“我要去，宁。”
让宁勇没想到的是，他去给军代表交血书时，发现军代表那里已经有很多同学送来的血书，表达的是同样的意愿。
宁勇心里立即变得忐忑不安，因为在此之前，他已有过两次失败的参军经历。
有一次，部队到学校招特种兵，军代表一眼就相中了身高一米八、身体素质出众的宁勇，询问了他的学习情况和家庭关系，最后因家庭关系不合要求被淘汰。
一心想当兵的宁勇又把目光投向了文艺兵，他觉得文艺兵对家庭出身可能不会那么严苛。可体检那天，也许是过于兴奋和激动，他几次检查血压，高压都超过130，不合要求。
宁勇急了，在病例本上撕下一页纸，把指头弄破，写了“我要参军”四个血字，交给了医生。但医生对他说，写血书没用，我们给部队输送的一定要是身体合格的人。
“能当铁道兵，也是一种圆梦的方式。”在宁勇看来，哪怕是到部队喂猪呢，也总算参了军了。
这一次，宁勇梦想成真。
1968年，中央决定投巨资紧急修建襄渝铁路。作为三线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襄渝铁路被称作是由毛泽东亲自划出的一条红线。
当年“三线”的划分，是指沿海为一线（前方），西部内地为三线（后方），中间的过渡地带为二线。珍宝岛战争的发生，让中央有一种判断：不仅要应对侵略准备打仗，而且还要准备打大仗。加快三线建设，是国家战备的当务之急。
襄渝铁路连接湖北襄樊和四川重庆（当时重庆属于四川的一个城市），途经陕西，全长894公里。在不足襄渝线总长三分之一的陕西段，部署了铁道兵五个师，民兵40万人。由于施工难度很大，铁道部要求陕西增加民工数量。时任陕西省委书记李瑞山想到一个办法：在自愿报名的前提下，将待下乡的69届、70届初中毕业生送到襄渝线参加铁路建设。
于是，1970年8月和1971年3月，陕
西西安、宝鸡、咸阳、渭南、铜川五地先后给襄渝线输送了25800多名初中生，编成141个连队。不过，他们虽然被编入铁道兵的序列，并拥有正规部队的番号，但领章帽徽是不戴的，因而没有军籍。
不过这些学生并不知实情。军代表宣布三线学兵名单时，第一个叫到的就是宁勇的名字，他高兴地跳起来喊了两声：“毛主席万岁！”
当时这些学生年龄最大的十七、八岁，最小的只有十四、五岁，是新中国历史上惟一一支学生兵，也是陕西独有的一支铁路建设史上的特殊团队，人称“三线学兵连”。
住上了自己盖的房子
“尽管对铁道兵和修铁路没有什么了解，可一听说是接受部队管理、教育，我们班一半男生都来了。”当年同样加入了学兵连的高和全说。
1970年8月22日，一辆接一辆的解放牌大卡车，从秦岭沣峪口进山，向安康方向驰去。“进山后不到一个小时，刚刚还热闹地唱着歌的学生，在盘山路上一颠，都吐得一塌糊涂。”高和全说，卡车在大山里走了三天，很多地段的公路正在建设，半道上常能碰见点炮炸石，一路走走停停，第三天傍晚才到紫阳县城。
紫阳是当年全国4个不通公路的县之一，5810部队2师10团19连的驻地在向阳沟（现在是向阳镇），因为没路，全连180个人都背着行李向30里外的向阳沟步行进发。8月的陕南骄阳似火，学生们走了不大一会儿，就一个个汗流浃背了。
“想象中修铁路的场景，一定是红旗招展，人山人海，高音喇叭传出激扬的音乐，可我们到了才发现，那儿啥都没有，就是山，就是河，能看见的只是一线天。”高和全回忆说。
在一个较为平坦的地方，他们支起了帆布帐篷。帐篷里打了地铺，挨着地是一层圆木，原木上面铺上稻草。虽然有褥子，但还能感觉到下面的凹凸不平。不过，这些跑累了的孩子们，很快就呼呼大睡了。
随后几个月，他们一直就住帐篷里，直到他們把自己住的房子盖好。
“房子就是干打垒，往两块板子间填土夯实，就是房子的墙；支撑屋顶的是钢架，上面铺上油毛毡，再覆上稻草，就可以住了。”高和全说。
那天，学兵们去县城扛盖房用的钢屋架。一大早，每人吃一碗稀饭，再加一个4两的馒头，160多号人就浩浩荡荡地向县城出发了。中午饭是一个馒头，大家都揣在衣兜里。性急的没到县城，就一块一块地掰着把馒头吃完了。等他们扛着百十斤的钢架回到向阳沟时，一个个都饿得前胸贴后背，河滩上躺倒了一大片。
经过几个月的忙活，他们终于住进了自己盖的房子，睡上了床。虽然是大通铺，虽然每个人只有60厘米宽的地方，可他们一个个还是很快乐。
大受欢迎的“忆苦饭”
“全连180个人，一个月只有不到80斤油，平均一天就一小杯。”19连炊事班的王西欣，指着桌子上一个小茶杯对记者说。
学兵连每人一月供应的定量是油4两，粮45斤，其中百分之六十是杂粮。早上是雷打不动的玉米面、高粱面发糕。大家给死硬死硬的高粱面发糕起了个名字，叫“红板砖”。
他们常年吃不到新鲜菜，最常见的是“压缩菜”。“这么大一捆，在水里一泡，就一大盆。”王西欣用手比划着说。“压缩菜”是给部队专供的，为了便于运输和储存。 第一年，工地上物资运输优先，以保证施工，生活物资则常常运不进来，学兵们必须自己到县城去背粮，一人一袋面，50斤的重量。因为是填饱肚子的大事儿，所以大家背着粮食走30里山路，没一个人喊累。
断粮的日子还是来了。“那阵子最难熬，能吃到嘴里的只有煮南瓜。陕南的南瓜长的好，只要撒上种子，就能结脸盆那么大。”但高和全现在最不爱吃的就是南瓜，“被南瓜吃伤了”。
后来有了粮食，这些正长身体的娃娃们一个个食量惊人。“现在一块钱四个的那种馒头，那时候一顿能吃30个，没有菜，干吃。”高和全把这些讲给儿子听，儿子却总说他在“吹牛”。
在工地过第一个“建军节”时，有一个连队的学兵被请到部队开联欢会。联欢会上供应肉包子，只能吃，但不能带走。学兵们一个个狼吞虎咽，一口气吃完七、八个后，才开始变得斯文起来。但是，有一个学兵一直在吃，吃到最后，已是咽不下去了。看到连长要夺他手上剩的半个包子时，他还是飞快地把包子塞进嘴里强咽了下去。几分钟后，这个学兵浑身开始痉挛，被送到团部医院洗了胃。
那时候还有一种“忆苦饭”—让年轻人吃旧社会的饭，以便使其更加热爱新社会。有一天，学兵连炊事班用做豆腐剩下的豆渣拌上野菜，满满煮了四大锅饭（一丈直径的最大号铁锅），没想到却被全连的学兵风卷残云地吃了个精光。还有人小声嘀咕说：“要是顿顿有这饭就好了！”
“铁道兵吃饭管饱，一个月一斤半油，差不多是我们的四倍。”在高和全看来，这是他们和正式铁道兵最大的“差别”。
一年后，学兵们吃上了自己养的猪，也能用部队给的黄豆发豆芽、磨豆腐……生活开始好转了。
补一天衣服断一包针
那是一个票证年代。
“离开家时，就带了几件换洗衣服，在工地劳动很快就磨烂了。衣服破了，没布票也买不了新的。”高和全说。
学兵们穿着部队发的棉衣，后背磨得连棉花都没有了，就剩里面的一层布；衣服扣子掉光了，大家就拦腰扎一条电缆；裤子侧缝撕开了，就用细铁丝串连起来……
连长问：“谁会用缝纫机？”
高和全大声说：“我会。”
高和全家里有一台缝纫机，家里人的衣服多半是母亲做。高和全耳濡目染也学了个皮毛，但补衣服是足够了。
但19连并没有缝纫机，高和全必须抱着大家的衣服去向阳沟对面的服务社。服务社是西安商业系统为支援三线建设办起来的，除卖日用品，也修理缝补衣物。
高和全到那儿一看，服务社的一个工作人员恰好是母亲的徒弟。有了这层关系，高和全就可以很方便地使用缝纫机。
“大家的衣服上都沾着洗不干净的水泥，时间一长就结成一层硬壳，补起来经常就把针弄断了，一天一包针都不够。”虽然这样，可大家总算是有囫囵衣服裹身了。
女兵趴在铁轨上放声大哭
在这次聚会上，刘蒲菊是仅有的三个非10团的特邀来宾。
刘蒲菊是渭南的学兵，69届毕业生。1971年3月，她和1970届、1971届的初中毕业生一起去了旬阳。那时旬阳也不通公路，她们坐着大卡车绕道湖北，在鄂陕交界的险滩前下了车，然后走了一夜的山路，翻了不知道多少山头，才到了目的地。
学兵们一到工地，每人就喝到一碗白糖绿豆粥。绿豆粥是营部以及几个施工连队特意节省下来招待女兵的。刘蒲菊说，那是她一辈子喝过的最香甜的一碗粥。“后来吃的任何美味佳肴，都比不过那碗粥。”
29连就是刘蒲菊所在的女子连，这个四营惟一的女学兵连队，被营部安排到远离陈家沟工地的一座罕无人迹的临江山崖上做材料运输工作。
刚到工地，女学兵从运输船往岸上卸水泥，肩扛一袋水泥，晃晃悠悠地走在下船的木板上，双腿直抖。不久之后，她们就能扛着两袋水泥，在木板上疾走如风，惊得船工咂舌称好。
装卸施工材料时，常有女学兵不小心从木板上掉进江里，后来，她们索性撤掉木板，直接站在江水里。常年超负荷的体力劳动，已超过了女孩子的生理极限，很多女学兵例假周期紊乱，一月数次，或者经期延长，出血不止，落下了严重的妇科病。
工地上没有娱乐，沒有书刊报纸，连最简陋的澡堂都没有。即使是在北风刺骨的冬天，女孩子们也是在汉江里洗“天然澡”。
刘蒲菊记得，那时早上出操也是一件十分折磨人的事儿。女孩子还在睡梦中，就被尖利的哨声吵醒，几分钟之内就要集合完毕，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憋得小肚子生疼的那种感觉，现在还记忆犹新。”刘蒲菊说。
林彪事件之后，部队进入一级备战状态，晚上经常要紧急集合拉练。哨声一响，学兵们就要摸黑穿衣服、打背包。最糟糕的是睡在上铺的女学兵，几十人的大通铺，只有两个梯子，大家都慌慌张张往下挤，越挤越乱。胆子大点儿的，干脆直接往下跳，有女孩子还因此受了重伤。
工程终于结束了，可以回家了。女学兵趴在铺好的铁轨上，放声地哭着。这一幕，也出现在1998年拍的《三线学兵连》纪录片中。
回忆，寒暄，告别，这个180多人的大聚会也要结束了。大家吃了大蛋糕，也吃了长寿面，在签满名字的学兵连红旗下再次留下一张合影……
有人说过，60岁，人生才刚刚开始。眼前这些60岁左右的三线学兵们，也期待着另一段新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