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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警官打来电话时，我正在阳台上。
我住的居民楼一共三十层，在北京林立的高楼中虽然不是最高的，但也绝对不是最低的，因此，住在第二十八层上的我，总是有一种处在云端里的感觉。平时，我只要在家，只要没有什么事情可干，就喜欢跑到阳台上凭窗远眺。如果没有雾霾，设若能见度足够好，我会看得相当辽远，甚至能将大半个北京城尽收到眼底。每当我居高临下地望着这个现代化大都市，望着那些鳞次栉比的大厦与高楼，还有纵横交错的马路以及熙熙攘攘的车辆与行人时，我胸中就油然而生出一种自得与骄傲，仿佛我就是这座城市的主人，眼下正君临着此地的一切。
真实的情况的确如此，我这个来自小山沟里的农家小子，早就蜕变了、升华了，成了一位北京人。在这个称之为首都的繁华之地，我除了拥有北京户口和一套住房外，还是一所知名大学里的教授与博导，我的科研成果，我的学术成就，已经登峰造极。在业界，提起我的名字来，那是名声鼎鼎、如雷贯耳的。
然而，功成名就的我，却被一个突发事件彻底击溃了。
现在，我虽然又跑到了阳台上，但是，站在那里的我，却没有象往时那样带着闲情逸致凭窗远眺。我的目光是呆滞的，心情是苦闷的，尽管持续一周之久的雾霾早已散去，北京的上空现出从来没有过的蓝天与白云，窗外的景物清楚历历、一视无碍，我却没有丝毫的兴致去望一眼。我只是木然地站在那里，在吸一支烟。我过去是从不吸烟的，非但不吸，我还对那些成日喷云吐雾的瘾君子持有深恶痛绝的态度。但是自从那个突发事件无情地击打到我的脑袋上后，我便与这种含有尼古丁的东西有了交集，并且渐渐难舍难离。我发觉，只有口中叼上香烟，只有将那种含有毒素的烟雾深深地吸入腔内，痛苦似乎才会得以减轻，紧绷的神经才会得到一丝半丝的缓解。
阳台上的花盆里已经丢下七八枚烟蒂了，身边不大的空间里，烟雾已经弥漫得到处都是，我还是又点上了新的一支。我深深地吸了一口在腔内，将烟雾浓浓地吐出来，抬起眼，向窗外望出去，将目光落在了通向小区的一段马路上。那段马路不是太宽，路两边生长着许多浓荫敝日的法桐树，有车辆和行人在那儿走来走去，也有车辆与行人通过一个半开放式的大门，进入我居住的小区。我站在二十八层之高的阳台上，可以将进院的车辆与行人看个大致清楚。
我之所以在情绪糟糕的情况下还有心朝楼下看，是因为我有一个渺茫的近乎于零的希望，那就是希望在某一天的某一个时间里，能够看到一位头发全白，佝偻着腰，个子不高的老太太，手里提着一捆子烂菜，或者一只脏兮兮的聚氯乙烯编织袋，从那条马路上蹒跚走来，再进入这个小区。
那个老太太便是我母亲。
那个让我痛苦与自责到近乎崩溃的突发事件，就是生我养我的母亲患上了阿尔滋海默症，突然失踪了，如今都五年过去了，还是音讯杳无。
母亲于五十年前将我生在一个偏僻闭塞的小山村里。那儿距北京有一千多里地，大山连绵、沟豁纵横，不仅偏僻闭塞，还相当的落后，就是到了现在，也还没有完全彻底地摆脱贫困。母亲生我的时候是个春天，山里的槐花正开得雪白，有一对喜鹊落在院子里的树梢上，扑闪着黑白相间的翅膀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我是在喜鹊的叫声中来到这个世界上的。而喜鹊这种鸟，在我们老家那地方，是被称之为吉祥鸟的，因此，母亲很高兴，在给我取名字的时候，顺嘴就管我叫了喜庆。只是，我的名字并没有给家里带来喜庆和吉祥，非但没有，在我三岁的那年，一场大祸却落在了我们家的脑袋上。初秋的一天，雨后的父亲去山里采蘑菇，忽然从一处高崖上跌落下来，摔死了。
当时的母亲才仅仅二十六岁，人还同村头溪畔上的柳枝子一般苗条与柔嫰。而那时候，在这片穷困的大山中，女人从来都是稀罕物，无论哪一个村子、哪一个镇子，都有许多汉子娶不上媳妇，终生单身。尽管母亲是位寡妇，还带着一个不足四岁的小孩子，可是，还是炙手可热的如同刚出炉的芝麻烧饼。跑来给她牵线说媒的人，差点儿挤破了门槛。我大伯和大伯母则更为积极，巴望着尽早将我们母子嫁出去，好占有我们家那幢差不多就要倒塌的房屋。母亲看似柔弱，天生却是个要强的女人，她看出了伯父伯母的鬼心肠，也清楚地知道，一旦带着我改嫁他人，她自己的日子虽然会好过一些，但是，她的儿子我却从此遭殃。因此，她果断做出决定，这一辈子再不嫁人。
母亲宣布不再嫁人，最是气恼的莫于伯父和伯母。尤其是伯母，更是凶相毕露。有那么一段时间，她几乎天天都要到我们家里来，站在门口指桑骂槐。说我母亲是白虎星，天生就是妨男人的命；说我母亲之所以不肯嫁人，是因为同村里某个男人有一腿。甚至还说我就是那个男人的野种儿。母亲听到耳朵里，并不去和伯母争吵与打斗，她只是含着泪、低着眉，默默地干自己的事情。母亲忍辱含垢的唯一希望，就是将我养大成人，走出小山村，干一番光宗耀祖的大事情，给她争一口气。
母亲向着这一目标开始了努力。
我七岁的时候。她把我送到了学校里。
在上一个世纪的七十年代初，我们村里的孩子是没人上学的，就是想上学，村子里也没有小学校，只能到十几里之外的鎮子上去。而这十几里的路程却不是什么平坦之途，是攀上爬下的弯弯山道，其间还要涉过好几条水流湍急的小溪，情形极是险恶。但是，母亲还是异常坚决地将我送到了镇子上。随着我的入学，母亲除了到生产队挣工分之外，就是起早摸黑地接我送我。直到六年之后我由小学升入初中。
升入初中后，母亲又做了件异于村里人的大事情。她知道镇上的教学质量无法让我考上大学，决定送我去县城就读。
她卖掉了家里的所有禽畜，收拾好可以带走的一切细软，将房门一关，就领着我去了县城。我突出的学习成绩，还有母亲含着泪水的苦苦央求，让学校里的领导们软下心肠，他们破例收下了我。从此，我成了县城学校里的一名中学生。母亲则在县城内一个干涸了的桥洞子里，用些废纸箱、破袋子，还有树枝、茅草什么的搭了个小窝棚，一个人在里面住下来。 母亲没有读过书，在县城举目无亲，找不到轻松体面的事情干，甚至连到街头卖青菜的能力都不具备。她唯一的本事，就是拾破烂。我在县城读初中与高中的六年时间里，母亲在桥洞子里是怎么入睡的，是怎么在街头拾破烂的，一日三餐吃的又是什么，我无从知道。因为我的所有时间，几乎都用在学习上去了，足不出教室。当然，每天，我在努力用功的间隙，还是有机会见到几次母亲的。那一般是在中午和下午，通常是吃午饭和晚饭的时间。这个时候，同学们都涌到学校食堂用餐去了，我则溜出教室，到学校门口那棵合抱粗的老槐树下见母亲。
只要在这两个时间走出学校，我都能见到母亲。她穿的衣服是脏而旧的，头发总是被风吹得散散乱乱，她原来白晰的脸早变得黑黑，还不足四十岁的人，腰已经微微地弯了，看上去有了老太太的情形。她站在那里，脚下放着一只破破的聚氯乙烯编织袋，旁边还有一只三个爪儿的小抓钩，手里则提着一个塑料袋。那塑料袋里的东西，是母亲为我准备的吃物。那是母亲从餐馆里捡来的剩饭与剩菜，有时是几根啃不干净的鸡腿，有时是几块没有多少肉的骨头，有时是半碗红烧带鱼或者水饺。
那时候，母亲靠拾破烂供我上学，根本无法满足我的所有需求，书费学费是不能不缴的，购买文具也不能马虎，我只能在吃上节俭。在食堂就餐，菜我是断断舍不得吃的，肉鱼之类，更是连想都不敢去想。每次打发肚子，只有两个白馒头，还有一碗菜汤子。而这时候的我，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再加之繁重的功课，岂能承受的了？有一次，我就昏倒在课堂上。
就是我在课堂昏倒的第二天，母亲开始为我搜集餐馆里的剩饭剩菜了。
喜庆，快来吃，都是有营养的好东西呢。第一次给我送来食物时，母亲眼里闪着兴奋而又神秘的光芒。
我一看是半袋子鸡腿、猪爪什么的，说，娘，哪来的？
你别管是哪来的，吃了对身体好就行。母亲兴奋地说。
自从到县城读书，我从来没有吃过如此高级的食物，早就馋涎欲滴了，也就不再追问，找个地方一蹲，狼吞虎咽地吃起来。母亲则站在一边，一脸微笑与得意地望着我。
读完高中，我是以全县最高的分数走进北大校园的。我用优异的成绩，实现了母亲的愿望。
我到北京读大学后，就没有再让母亲拾破烂，我在课余时间的勤工俭学和得来的奖学金，足以满足生活需求和读书费用了。母亲呢，就又回到了那个小山村。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干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跑回老家，要将母亲接到北京，同我一起生活。然而，当我把这一想法说出来之后，母亲却非常坚决地拒绝了。她一脸满足地微笑着说，喜庆，娘身子骨还行呢，怎么能去北京吃闲饭呢？
我说，我都能挣钱了，怎么忍心让您一个人在家里受苦呢？
母亲说，你还没有成家、没有立业呢，我可不能拖累你！
我说，成家立业是重要，但是不如同娘在一起更重要呢！
母亲说，有你这份孝心娘就满足了。你快回北京去吧，等娘哪天爬不动了，你不来接娘，娘也会找到北京去。
母亲如此说，我也就没有了奈何。那时候，因为我成了大学生，在村里引起一阵不小的轰动，也让一村人刮目相看，伯父与伯母早改变了对我们的态度，两家的关系修好了。在我上大学期间，家里的一些苦累活，都是伯父伯母帮着干的，见母亲身子还好，我就放心地走了。
母亲终于让我接到北京时，已经七十岁，早已疾病缠身。除了患有严重的关节炎外，还有白内障及轻度的心血管疾病，基本上失去了劳动能力，不能再独自生活了。而这时候的我，渐渐地发展与进步，已经成了大学教授与学科带头人，娶妻生女有了房子，完全有条件接母亲来北京赡养了。于是，我再次回到了老家。
母亲初来北京的两年中，一切都还算正常，身上的疾病通过治疗和调养，都有了显著的好转，脸上有了淡淡的水色，走起路来时，虽然腰还是佝偻着，看上去却已经有了力气。只是，她对北京不是太习惯，不敢走到阳台上向远处眺望，不敢乘坐电梯，怕在车来人往的大街上行走，怕闻听那些刺耳的汽车喇叭声，甚至连家里擦得光可鉴人的地板都害怕，都不敢落脚走动，因此，在来北京的两年中，她基本上都是呆在家中的，足不出户。逢到周末周日，我执意陪着她走下楼来，到外面去看看，每次都是刚走出小区大门，她就嚷着要回去。
我说，娘，您来北京，还没有好好逛逛呢。
娘说，不用逛，娘就知足了。
我说，娘，这儿是北京呢，您就不想看看故宫、看看天安门广场？
娘说，在电视上看了俺就不想了。
我一定要拉着她去，她就一屁股坐下来，怎么也不肯走了。
母亲出现阿尔滋海默症症状的时候，是我把她接到北京的第三年。最初，我并不知道母亲已经患上了这种疾病。某一天，我忽然发现母亲开始在家里呆不住了，吵着要到楼下走。当时我还觉得是一件好事情，以为她老人家渐渐适应北京的生活了，就答应她下楼，和妻子轮流陪她出去走。过了几天后，母亲就对我和妻子的陪伴表示反对了，说，不用你们陪，我自己能行。我看母亲的确没有什么事情了，也敢乘坐电梯了，见了马路上来来往往的车辆什么的，也不嚷着说怕了，就放心地让她独自下樓去。没想到此后不久，母亲从外面回来时，手里多了些东西，不是提着一捆子市场上扔掉的菜叶子，就是一袋儿半烂不烂的水果。
我和妻子见了都感到好奇，说，娘，你带这些东西回来干什么啊？母亲说，多好的东西啊？丢了可惜哩。妻子说，娘啊，你儿子是大学教授呢，怎么能吃这样的东西啊？
母亲说，他不吃，那俺吃，当年俺连这样的菜都吃不上呢。
母亲再次外出时，还是一如既往，将市场上丢掉的烂菜叶子与烂水果什么的带回来，弄得家里一股股的馊味儿。我与妻子直皱眉头，却也无可奈何。我们唯一所做的事情，就是瞅着她不注意，将东西丢进垃圾筒。
忽然有一天，从外面回来的母亲，竟然带着一个鼓鼓囊囊的聚氯乙烯编织袋进了门。一进门，她就异常兴奋地说，北京到底是大地方呢，破烂这么多呢。 我一看那袋子里，全是矿泉水瓶子和易拉罐什么的，眉头就皱起来，说，娘，你捡这些东西干什么啊？
母亲说，卖钱啊？卖了钱好供俺喜庆考大学呢！
我听罢，怔了一下，不由笑起来，说，娘，您糊涂了啊？您儿子都成大学教授啦，还考什么大学啊？
母亲瞪我一眼说，俺儿子还在学校上中学呢，明年才能报考大学呢！
母亲如此说，还一脸认真的样子，我就觉得奇怪了，不由怔在了那里，脸上的笑容也悠地收了起来，说，娘，我就是您儿子啊，我现在都是大学教授了啊？
母亲用怀疑的目光打量我半天，突然一脸不屑地说，你不是俺儿子，俺儿子叫喜庆，你是国梁！
我哭笑不得地叫道，娘，我的小名叫喜庆，国梁是我的大名啊？难道您忘了？
母亲还是在脸上现出不屑的表情道，你别骗俺！你说你是喜庆，八成是馋俺的烧鸡了！
烧鸡？我不明白地皱起了眉头。
母亲就在脸上现出兴奋与神秘的表情，变戏法似地从怀里掏出一个塑料袋，冲我炫耀地亮了亮。那袋子沉甸甸的，透明，我一看，里面似乎是一只吃了多半的鸡骨架。
我看看那鸡骨架，再看看母亲，就知道老人家出状况了。
领着母亲从医院回来，我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到一家家政公司，为母亲雇了一个小保姆。我将小保姆领回家，派给她唯一的一项任务，就是形影不离地陪伴我母亲。然而，谁又能想到呢，小保姆找来还不足一周，母亲就不见了。那小保姆自知闯了祸端，跑得无影无踪。断定母亲走失之后，我在第一时间里就给警界的朋友马警官打去了电话，向他求助。马警官在电话里安慰了我，表示全力帮我进行寻找。事实上，他所领导的警方也使出了浑身解数，只是五年过去了，母亲却似在人间蒸发了一般，仍是音讯全无。这期间，我和马警官见过多次面，也通过无数次电话。见面和通电话的内容，全是关于母亲的事情。他在表示继续动用警力帮我寻找的同时，建议我不妨采用一下民间寻人的办法试一试，比如在街头贴个寻人启事，在媒体刊登广告悬赏什么的，我都按他的建议照办了。然而，不管采用什么样的办法和手段，结果还是让我失望。
我在阳台上呆望马路与小区大门口时，手机正在客厅里充电，早已就业的女儿唱的一曲充满稚气童音的《小牧笛》悠扬地传来，我就知道是来电话了。自从母亲失踪后，我最敏感的东西恐怕就是电话铃声了。我知道，只要有电话打进来，或许就会有母亲的消息。我总是迫不及待，在第一时间里打开接听。我将手里的烟屁股顺手一丢，就向客厅跑。正在客厅打扫卫生的妻子早将手机拿在手里，给我送了过来。
电话是马警官打来的。
我一看是马警官的电话，立刻脸色大变，浑身如同通了电流般地悚然一抖。因为只要是马警官打电话来，一定有了母亲的消息。只是，五年来，马警官给我打来的电话，却从来就没有什么好消息。因此，我对他的电话一直是恐惧与忌惮的。
宋教授吗？我是马东，在丰台殡仪馆有具无名女尸，与令尊的身高年龄差不多，请你马上前往辨认一下。第一次他主动给我打电话，就是这样的内容。随后的第二次，第三次，一直到第八次，都是类似的内容。每次接到这样的电话，对我来说就是一次无情的折磨，总是让我浑身颤抖，心跳加速，马上就要瘫軟。幸亏每次前往辨认，那些横死在街头的无名女尸们，无一例外地都不是我母亲。我在暗暗庆幸的同时，浑身已经酥软的得差不多虚脱了。
那么，马警官现在打来的电话，又是什么内容呢？
我按下接听键，接收马警官打来的电话时，手是嗦嗦发抖的，浑身无力，似乎马上就要瘫软，同时，心也悬了起来，差不多要跳出嗓子眼了。然而，马警官打来的电话却出现了例外。他告诉我，在德州市一家救助站，最近救助了一位老人，情况同我母亲相类似，要我抓紧时间去辨认一下。收了线之后，我在那里直发怔，一时不敢相信事情是真的。站在身边的妻子已经得知了电话的内容，兴奋地叫了起来，国梁，你还怔着干什么啊，咱们快去看看呀说不定就是咱们的老太太呢！她还活着呢！我猛地回过神，精神大振，跳起来，拔脚就走。走到门口，这才想起来，德州市已经在山东地面了，去那儿最快捷的交通工具，应该是乘高铁。
我和妻子赶到北京南站，乘坐着一辆高铁向德州奔去。
火车一路呼啸，一路飞驰，一路向南，跑得比箭还要快。我的心却比火车跑得更快捷，恨不得须臾就能到达那个叫德州的地方。一路走着，我还不时地闭着眼睛在心里暗暗祈祷，希望那位被救助站救助收留的老太太，就是我的母亲。我们母子将在别离五年后重逢。一路走着，我想象着母子见面时的那一刻，想象着作为儿子的我，在与母亲重逢后是如何的激动，如何的喜悦，如何的喜极而泣、涕泪横流。
似乎时间过了不足一个小时，我和妻子就从德州高铁站里走了出来。在马警官的摇控帮助下，我们很快就见到了市民政部门的一位工作人员。那位工作人员相当热情，亲自驾车，亲自带我们赶往那个救助站。
救助站差不多在德州市的郊外了，车在大街上走了四十来分钟，才来到一个类似村庄的地方，进了一条窄窄的巷子。随后沿着巷子绕来拐去，进了一个不大的院落。院子里有一座旧式小楼，还有几排小平房。车还没有在院子里停稳，一位中年女人就从小楼内走出来，先与那个工作人员握手，又与我及妻子握手。我知道女人是救助站的工作人员，迫不及待地道，老人在哪？快领我去看看。
女人点了一下头，就领着我与妻子向那排小平房走去。
朝小平房走的时候，我的心不由砰然而跳，再一次暗暗祈祷，祈祷那位马上就要见到的老人，就是我走失五年之久的母亲。
我跟着中年女人走进一间小平房。
一走进那间小平房，一看到坐在床沿上的一位正在发呆的老人，我的心便彻骨彻髓地冰凉了。根本无须辨认，就知道不是我母亲。
母亲，那是与我血肉相连的至爱至亲，就是走失十年二十年，我也会一眼就能认出来的！
抱着满满的希望赶去的，却是如此的结果，深深的失望差不多将我击倒了。离开救助站，告别那位民政部门的工作人员，我和妻子朝高铁站走的时候，我的腿都瘫软得无法迈动了，心里如同伸进一把刀，在不停地搅动着。终于，在一个无人的墙角，我蹲了下来，抱着脑袋失声痛哭。此时的我，不仅仅是失望了，而是完全彻底的绝望了。我清楚地知道，随着时间的一天天过去，找到母亲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了。你想想吧，一个患有痴呆症的老人，举目无亲，身无分文，五年的日晒雨淋，五年的风霜雨雪，哪里能承受的了？母亲很可能早就客死他乡，被什么人草草地掩埋了。 妻子走过来，轻轻抚摸着我的肩头，劝慰我说，国梁，你别难过，你得想开呢。
我哭着叫道，我能想开吗？我想不开啊！
妻子说，我有一个预感，有这么一天，娘会找到的。
我说，还有这个可能吗？五年了！五个三百六十五天啊？
妻子说，国梁，你得有信心，你得相信奇迹会发生的。
妻子的劝慰虽然让我止住了哭泣，回到北京之后，我还是一直处在绝望的情绪中。我不相信还有什么奇迹发生。我已经没有了信心。我只有深深地叹息。除了叹息，就是自责。我想，即便是天底之下所有的人将母亲丢失，唯独我宋国梁不能。她老人家不仅仅生养了我，我的今天、我的成功、我的一切，都是她老人家给的。如果没有她老人家，我一定还在那个偏僻闭塞的小山村，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贫困日子，恐怕连媳妇都说不上。然而，已经功成名就的我，却把她老人家给弄丢了。我想，在发现她老人家患上老年痴呆症后，我如果不雇那个小保姆，选择自己与妻子轮流陪伴她的话，她老人家是不可能走失的，可是，就是因为我有足够多的钱，就是因为我有大学教授的工作与这样那样的理由，就将母亲交给了陌生小保姆，我是太草率、太不应该了。
我心中充满了无尽的悔恨与自责！
我去德州救助站时，是落叶飘飘的秋天，时间过得太快了，转瞬之间，又一个秋天到来了。新的一个秋天的到来，也就是说，母亲已经失踪六年多了。在这整整的第六个年头里，我虽然还是不抱希望地继续寻找着，但是，仍旧没有得到任何有价值的消息，而马警官那里，也再没有打来让我绝望或者希望的电话。尽管妻子还用奇迹什么的劝慰我，我内心深处却是完全彻底的绝望了。
现在，情绪异常低落的我，坐在了驶往家乡那个县城的高铁上。
此次家乡之行，我有两件事情要做，一是应邀参加母校建校百年的庆典，二是顺便到老家去一趟，跟伯父商量一下，为母亲办理后事。早在母亲失踪的第三年，伯父就打电话不让我再找下去了，他断定，我母亲很可能不在人世了，应该给母亲办理后事了。我那早逝的父亲，已经在地下等了近五十年。他们夫妻二人应该并骨，然后一同在地下长眠。在老家，发生像母亲这种客死他乡、尸骨无存的情况，就是埋一个衣冠冢。
两个小时后，我在距县城不远处的高铁站下了火车。
一出火车站，校方接我的车辆就等在那里了。我一坐进车内，司机便踩下了油门，将我载向那个读了六年书的校园。
离开这里已经三十多年了，学校早就没有了原来的模样，过去的教室全是五六十年代建筑的平房，现在全部换成一幢幢的教学楼，那一口口窗明瓦亮的教室进入视野，让我感到了岁月的漫长和人世的沧桑。似乎唯一还在的，就是学校大门口的那棵老槐树。尽管秋色已深，树上的叶子已基本落光，但是，它还是旺盛地生长在那里，还是四下里伸展着如龙似虬的枝杈。
一望见那棵大槐树，我马上就想到了母亲，想起她老人家带着从餐馆捡来的吃物，每天的中午和傍晚站在那儿等我的情景。
我的眼睛湿润了，眼睫上挂满闪闪的泪花。
学校的百年庆典搞得很隆重，校方邀请到几乎所有从这所学校走出来的学生们，其中有许多精英式的人物。我这个大学教授，也是其中的佼佼者之一。鲜花、掌声、笑脸、鼓乐，衣锦而归的荣耀，一一地扑面扑来。然而，坐在主席台嘉宾席上的我，面对此情此景，却一点高兴与激动也没有。我还在想母亲，想她含辛茹苦为我的付出，想她从北京的突然失踪。我想，即便是我完全不要这些所谓的成功和荣耀，也不应该失去她老人家。
母亲啊，您去了哪里呢？您真是客死异乡、魂归九泉了吗？
我的眼里又闪出了晶莹的泪花。
庆典大会是怎么进行的，什么人讲了话，什么人发了言，我不得而知，我的脑子里只有母亲。后来，当主持人宣布散会，大家准备离席时，我才回到了现实中。我站起来，正要走下主席臺，这时候，学校里一位担当服务人员的中学生走过来，伸出手，引导着我，让我坐进了一辆小轿车。我的屁股刚在车里坐定，就见几十辆小轿车排成长长的一溜，已经徐徐地上了路。轿车驶过校园，驶出校门，要去宾馆就餐。在车驶出学校大门口的时候，我不由自主地又朝那棵老槐树望了一眼。让我惊诧万分的是，竟然看到那棵树下面，有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手里提着一只塑料袋，正站在那里朝学校门口张望。那样子，一如当年的我母亲。我瞪圆眼睛，差点儿大叫了起来。我迅速地摇下车窗，企图更仔细地看一看。怎奈，车早已拐了弯儿，什么也看不到了。
我想喊司机停下，下车去看看，但是，我终于没有把话说出来。我突然意识到，我所看到的人，或许是一种幻觉。我清楚，尽管时间过了六年，从北京到家乡所在的县城足足有一千多里地，母亲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一个阿尔滋海默症患者，是无论如何也回不来的。何况，我已经从医生那里知道，母亲病发，是脑神经发生了退化，残存的记忆力仅限于人生的某个阶段了，她之所以不认识现在的我，而只知道还在上中学的儿子喜庆，就是这个缘故。因此，母亲失踪后，我觉得她最可能的情况，就是会返回老家，便在第一时间里告知了家乡的亲朋们，让他们为我时刻留意着。
六年来，从老家反馈回来的，并没有关于母亲的任何消息。
酒桌上，大家推杯换盏、觥筹交错、笑语喧哗，热闹非常。我却提不起兴致来，坐在那里，只是慢慢地呷着一杯茶。此时，我还在想母亲，想刚刚发生的那个幻觉。在这之前，在我五十多年的生命里，我并没有出现过什么幻觉，只要是我所看到的东西，都是真实存在的。可是，今天，我怎么会发生幻觉了呢？尽管我被母亲的失踪折磨得身心俱疲，应该还没有发展到产生幻觉的地步吧？那么，如果我没有产生幻觉，在老槐树下看到的那位老太太，就应该是真实的了。如果是真实的，又是谁呢？她站在那里干什么呢？也许她的儿子或者孙子也在学校读书，她似当年的我母亲，也是靠拾破烂供养儿子或孙子上学的？也许她和我母亲一样，站在那儿等候着儿子或孙子出来，吃她从饭店里弄来的剩饭剩菜？
有位校方的负责人就坐在身边，我轻轻推推他，问道，刚才出门时，我看到一位老太太站在老槐树下，你注意到没有？
那位负责人连想也没想便说，近些天来，是有一位老太太，天天在那儿站着。
我说，你知道她是什么人吗？站在那里干什么呢？
那负责人摇了摇头道，具体不知道。只是听学生们说，她站在那里，是找一个叫喜庆的人。
什么？我大叫了起来。我瞪圆眼睛，猛地抓住那位负责人的手叫道，你说的是真的？那个老太太真得在找一个叫喜庆的人？
我的举动不但让那位负责人感到意外，让全桌的人都感到了意外，大家停止吃酒和喧嚷，都将奇怪的目光望了过来。但是，此时此刻，我已经管不得这些了，也等不得那位负责人回答了，我猛地跳起来，一把推开身后的座椅，拔脚就走。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离开那家宾馆的，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来到学校门外那棵老槐树下的。那个老太太还在！还是站在那里望着学校的大门口，手里仍旧提着一个沉甸甸的塑料袋。有几个学生正围着她指指点点、嘀嘀咕咕。我气喘吁吁，大汗淋漓地跑来，在她面前站住脚就拿了眼睛只一望，我呆在了那里。我认出来，这个白发苍苍、浑身破烂得如同叫花子似的老人，就是生我养我的母亲，就是我至亲至爱的、失踪了六年之久的母亲！我抢步上前，大叫了一声娘，一下子跪倒在尘埃里。
我的眼泪如同江河之水，奔腾而至，一泻千里。
【作者简介】彭兴凯，男，在《上海文学》《中国作家》《解放军文艺》《清明》《山花》《芳草》《雨花》等刊发表中短篇小说一百余篇，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现供职于山东省蒙阴县文化馆。
我住的居民楼一共三十层，在北京林立的高楼中虽然不是最高的，但也绝对不是最低的，因此，住在第二十八层上的我，总是有一种处在云端里的感觉。平时，我只要在家，只要没有什么事情可干，就喜欢跑到阳台上凭窗远眺。如果没有雾霾，设若能见度足够好，我会看得相当辽远，甚至能将大半个北京城尽收到眼底。每当我居高临下地望着这个现代化大都市，望着那些鳞次栉比的大厦与高楼，还有纵横交错的马路以及熙熙攘攘的车辆与行人时，我胸中就油然而生出一种自得与骄傲，仿佛我就是这座城市的主人，眼下正君临着此地的一切。
真实的情况的确如此，我这个来自小山沟里的农家小子，早就蜕变了、升华了，成了一位北京人。在这个称之为首都的繁华之地，我除了拥有北京户口和一套住房外，还是一所知名大学里的教授与博导，我的科研成果，我的学术成就，已经登峰造极。在业界，提起我的名字来，那是名声鼎鼎、如雷贯耳的。
然而，功成名就的我，却被一个突发事件彻底击溃了。
现在，我虽然又跑到了阳台上，但是，站在那里的我，却没有象往时那样带着闲情逸致凭窗远眺。我的目光是呆滞的，心情是苦闷的，尽管持续一周之久的雾霾早已散去，北京的上空现出从来没有过的蓝天与白云，窗外的景物清楚历历、一视无碍，我却没有丝毫的兴致去望一眼。我只是木然地站在那里，在吸一支烟。我过去是从不吸烟的，非但不吸，我还对那些成日喷云吐雾的瘾君子持有深恶痛绝的态度。但是自从那个突发事件无情地击打到我的脑袋上后，我便与这种含有尼古丁的东西有了交集，并且渐渐难舍难离。我发觉，只有口中叼上香烟，只有将那种含有毒素的烟雾深深地吸入腔内，痛苦似乎才会得以减轻，紧绷的神经才会得到一丝半丝的缓解。
阳台上的花盆里已经丢下七八枚烟蒂了，身边不大的空间里，烟雾已经弥漫得到处都是，我还是又点上了新的一支。我深深地吸了一口在腔内，将烟雾浓浓地吐出来，抬起眼，向窗外望出去，将目光落在了通向小区的一段马路上。那段马路不是太宽，路两边生长着许多浓荫敝日的法桐树，有车辆和行人在那儿走来走去，也有车辆与行人通过一个半开放式的大门，进入我居住的小区。我站在二十八层之高的阳台上，可以将进院的车辆与行人看个大致清楚。
我之所以在情绪糟糕的情况下还有心朝楼下看，是因为我有一个渺茫的近乎于零的希望，那就是希望在某一天的某一个时间里，能够看到一位头发全白，佝偻着腰，个子不高的老太太，手里提着一捆子烂菜，或者一只脏兮兮的聚氯乙烯编织袋，从那条马路上蹒跚走来，再进入这个小区。
那个老太太便是我母亲。
那个让我痛苦与自责到近乎崩溃的突发事件，就是生我养我的母亲患上了阿尔滋海默症，突然失踪了，如今都五年过去了，还是音讯杳无。
母亲于五十年前将我生在一个偏僻闭塞的小山村里。那儿距北京有一千多里地，大山连绵、沟豁纵横，不仅偏僻闭塞，还相当的落后，就是到了现在，也还没有完全彻底地摆脱贫困。母亲生我的时候是个春天，山里的槐花正开得雪白，有一对喜鹊落在院子里的树梢上，扑闪着黑白相间的翅膀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我是在喜鹊的叫声中来到这个世界上的。而喜鹊这种鸟，在我们老家那地方，是被称之为吉祥鸟的，因此，母亲很高兴，在给我取名字的时候，顺嘴就管我叫了喜庆。只是，我的名字并没有给家里带来喜庆和吉祥，非但没有，在我三岁的那年，一场大祸却落在了我们家的脑袋上。初秋的一天，雨后的父亲去山里采蘑菇，忽然从一处高崖上跌落下来，摔死了。
当时的母亲才仅仅二十六岁，人还同村头溪畔上的柳枝子一般苗条与柔嫰。而那时候，在这片穷困的大山中，女人从来都是稀罕物，无论哪一个村子、哪一个镇子，都有许多汉子娶不上媳妇，终生单身。尽管母亲是位寡妇，还带着一个不足四岁的小孩子，可是，还是炙手可热的如同刚出炉的芝麻烧饼。跑来给她牵线说媒的人，差点儿挤破了门槛。我大伯和大伯母则更为积极，巴望着尽早将我们母子嫁出去，好占有我们家那幢差不多就要倒塌的房屋。母亲看似柔弱，天生却是个要强的女人，她看出了伯父伯母的鬼心肠，也清楚地知道，一旦带着我改嫁他人，她自己的日子虽然会好过一些，但是，她的儿子我却从此遭殃。因此，她果断做出决定，这一辈子再不嫁人。
母亲宣布不再嫁人，最是气恼的莫于伯父和伯母。尤其是伯母，更是凶相毕露。有那么一段时间，她几乎天天都要到我们家里来，站在门口指桑骂槐。说我母亲是白虎星，天生就是妨男人的命；说我母亲之所以不肯嫁人，是因为同村里某个男人有一腿。甚至还说我就是那个男人的野种儿。母亲听到耳朵里，并不去和伯母争吵与打斗，她只是含着泪、低着眉，默默地干自己的事情。母亲忍辱含垢的唯一希望，就是将我养大成人，走出小山村，干一番光宗耀祖的大事情，给她争一口气。
母亲向着这一目标开始了努力。
我七岁的时候。她把我送到了学校里。
在上一个世纪的七十年代初，我们村里的孩子是没人上学的，就是想上学，村子里也没有小学校，只能到十几里之外的鎮子上去。而这十几里的路程却不是什么平坦之途，是攀上爬下的弯弯山道，其间还要涉过好几条水流湍急的小溪，情形极是险恶。但是，母亲还是异常坚决地将我送到了镇子上。随着我的入学，母亲除了到生产队挣工分之外，就是起早摸黑地接我送我。直到六年之后我由小学升入初中。
升入初中后，母亲又做了件异于村里人的大事情。她知道镇上的教学质量无法让我考上大学，决定送我去县城就读。
她卖掉了家里的所有禽畜，收拾好可以带走的一切细软，将房门一关，就领着我去了县城。我突出的学习成绩，还有母亲含着泪水的苦苦央求，让学校里的领导们软下心肠，他们破例收下了我。从此，我成了县城学校里的一名中学生。母亲则在县城内一个干涸了的桥洞子里，用些废纸箱、破袋子，还有树枝、茅草什么的搭了个小窝棚，一个人在里面住下来。 母亲没有读过书，在县城举目无亲，找不到轻松体面的事情干，甚至连到街头卖青菜的能力都不具备。她唯一的本事，就是拾破烂。我在县城读初中与高中的六年时间里，母亲在桥洞子里是怎么入睡的，是怎么在街头拾破烂的，一日三餐吃的又是什么，我无从知道。因为我的所有时间，几乎都用在学习上去了，足不出教室。当然，每天，我在努力用功的间隙，还是有机会见到几次母亲的。那一般是在中午和下午，通常是吃午饭和晚饭的时间。这个时候，同学们都涌到学校食堂用餐去了，我则溜出教室，到学校门口那棵合抱粗的老槐树下见母亲。
只要在这两个时间走出学校，我都能见到母亲。她穿的衣服是脏而旧的，头发总是被风吹得散散乱乱，她原来白晰的脸早变得黑黑，还不足四十岁的人，腰已经微微地弯了，看上去有了老太太的情形。她站在那里，脚下放着一只破破的聚氯乙烯编织袋，旁边还有一只三个爪儿的小抓钩，手里则提着一个塑料袋。那塑料袋里的东西，是母亲为我准备的吃物。那是母亲从餐馆里捡来的剩饭与剩菜，有时是几根啃不干净的鸡腿，有时是几块没有多少肉的骨头，有时是半碗红烧带鱼或者水饺。
那时候，母亲靠拾破烂供我上学，根本无法满足我的所有需求，书费学费是不能不缴的，购买文具也不能马虎，我只能在吃上节俭。在食堂就餐，菜我是断断舍不得吃的，肉鱼之类，更是连想都不敢去想。每次打发肚子，只有两个白馒头，还有一碗菜汤子。而这时候的我，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再加之繁重的功课，岂能承受的了？有一次，我就昏倒在课堂上。
就是我在课堂昏倒的第二天，母亲开始为我搜集餐馆里的剩饭剩菜了。
喜庆，快来吃，都是有营养的好东西呢。第一次给我送来食物时，母亲眼里闪着兴奋而又神秘的光芒。
我一看是半袋子鸡腿、猪爪什么的，说，娘，哪来的？
你别管是哪来的，吃了对身体好就行。母亲兴奋地说。
自从到县城读书，我从来没有吃过如此高级的食物，早就馋涎欲滴了，也就不再追问，找个地方一蹲，狼吞虎咽地吃起来。母亲则站在一边，一脸微笑与得意地望着我。
读完高中，我是以全县最高的分数走进北大校园的。我用优异的成绩，实现了母亲的愿望。
我到北京读大学后，就没有再让母亲拾破烂，我在课余时间的勤工俭学和得来的奖学金，足以满足生活需求和读书费用了。母亲呢，就又回到了那个小山村。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干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跑回老家，要将母亲接到北京，同我一起生活。然而，当我把这一想法说出来之后，母亲却非常坚决地拒绝了。她一脸满足地微笑着说，喜庆，娘身子骨还行呢，怎么能去北京吃闲饭呢？
我说，我都能挣钱了，怎么忍心让您一个人在家里受苦呢？
母亲说，你还没有成家、没有立业呢，我可不能拖累你！
我说，成家立业是重要，但是不如同娘在一起更重要呢！
母亲说，有你这份孝心娘就满足了。你快回北京去吧，等娘哪天爬不动了，你不来接娘，娘也会找到北京去。
母亲如此说，我也就没有了奈何。那时候，因为我成了大学生，在村里引起一阵不小的轰动，也让一村人刮目相看，伯父与伯母早改变了对我们的态度，两家的关系修好了。在我上大学期间，家里的一些苦累活，都是伯父伯母帮着干的，见母亲身子还好，我就放心地走了。
母亲终于让我接到北京时，已经七十岁，早已疾病缠身。除了患有严重的关节炎外，还有白内障及轻度的心血管疾病，基本上失去了劳动能力，不能再独自生活了。而这时候的我，渐渐地发展与进步，已经成了大学教授与学科带头人，娶妻生女有了房子，完全有条件接母亲来北京赡养了。于是，我再次回到了老家。
母亲初来北京的两年中，一切都还算正常，身上的疾病通过治疗和调养，都有了显著的好转，脸上有了淡淡的水色，走起路来时，虽然腰还是佝偻着，看上去却已经有了力气。只是，她对北京不是太习惯，不敢走到阳台上向远处眺望，不敢乘坐电梯，怕在车来人往的大街上行走，怕闻听那些刺耳的汽车喇叭声，甚至连家里擦得光可鉴人的地板都害怕，都不敢落脚走动，因此，在来北京的两年中，她基本上都是呆在家中的，足不出户。逢到周末周日，我执意陪着她走下楼来，到外面去看看，每次都是刚走出小区大门，她就嚷着要回去。
我说，娘，您来北京，还没有好好逛逛呢。
娘说，不用逛，娘就知足了。
我说，娘，这儿是北京呢，您就不想看看故宫、看看天安门广场？
娘说，在电视上看了俺就不想了。
我一定要拉着她去，她就一屁股坐下来，怎么也不肯走了。
母亲出现阿尔滋海默症症状的时候，是我把她接到北京的第三年。最初，我并不知道母亲已经患上了这种疾病。某一天，我忽然发现母亲开始在家里呆不住了，吵着要到楼下走。当时我还觉得是一件好事情，以为她老人家渐渐适应北京的生活了，就答应她下楼，和妻子轮流陪她出去走。过了几天后，母亲就对我和妻子的陪伴表示反对了，说，不用你们陪，我自己能行。我看母亲的确没有什么事情了，也敢乘坐电梯了，见了马路上来来往往的车辆什么的，也不嚷着说怕了，就放心地让她独自下樓去。没想到此后不久，母亲从外面回来时，手里多了些东西，不是提着一捆子市场上扔掉的菜叶子，就是一袋儿半烂不烂的水果。
我和妻子见了都感到好奇，说，娘，你带这些东西回来干什么啊？母亲说，多好的东西啊？丢了可惜哩。妻子说，娘啊，你儿子是大学教授呢，怎么能吃这样的东西啊？
母亲说，他不吃，那俺吃，当年俺连这样的菜都吃不上呢。
母亲再次外出时，还是一如既往，将市场上丢掉的烂菜叶子与烂水果什么的带回来，弄得家里一股股的馊味儿。我与妻子直皱眉头，却也无可奈何。我们唯一所做的事情，就是瞅着她不注意，将东西丢进垃圾筒。
忽然有一天，从外面回来的母亲，竟然带着一个鼓鼓囊囊的聚氯乙烯编织袋进了门。一进门，她就异常兴奋地说，北京到底是大地方呢，破烂这么多呢。 我一看那袋子里，全是矿泉水瓶子和易拉罐什么的，眉头就皱起来，说，娘，你捡这些东西干什么啊？
母亲说，卖钱啊？卖了钱好供俺喜庆考大学呢！
我听罢，怔了一下，不由笑起来，说，娘，您糊涂了啊？您儿子都成大学教授啦，还考什么大学啊？
母亲瞪我一眼说，俺儿子还在学校上中学呢，明年才能报考大学呢！
母亲如此说，还一脸认真的样子，我就觉得奇怪了，不由怔在了那里，脸上的笑容也悠地收了起来，说，娘，我就是您儿子啊，我现在都是大学教授了啊？
母亲用怀疑的目光打量我半天，突然一脸不屑地说，你不是俺儿子，俺儿子叫喜庆，你是国梁！
我哭笑不得地叫道，娘，我的小名叫喜庆，国梁是我的大名啊？难道您忘了？
母亲还是在脸上现出不屑的表情道，你别骗俺！你说你是喜庆，八成是馋俺的烧鸡了！
烧鸡？我不明白地皱起了眉头。
母亲就在脸上现出兴奋与神秘的表情，变戏法似地从怀里掏出一个塑料袋，冲我炫耀地亮了亮。那袋子沉甸甸的，透明，我一看，里面似乎是一只吃了多半的鸡骨架。
我看看那鸡骨架，再看看母亲，就知道老人家出状况了。
领着母亲从医院回来，我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到一家家政公司，为母亲雇了一个小保姆。我将小保姆领回家，派给她唯一的一项任务，就是形影不离地陪伴我母亲。然而，谁又能想到呢，小保姆找来还不足一周，母亲就不见了。那小保姆自知闯了祸端，跑得无影无踪。断定母亲走失之后，我在第一时间里就给警界的朋友马警官打去了电话，向他求助。马警官在电话里安慰了我，表示全力帮我进行寻找。事实上，他所领导的警方也使出了浑身解数，只是五年过去了，母亲却似在人间蒸发了一般，仍是音讯全无。这期间，我和马警官见过多次面，也通过无数次电话。见面和通电话的内容，全是关于母亲的事情。他在表示继续动用警力帮我寻找的同时，建议我不妨采用一下民间寻人的办法试一试，比如在街头贴个寻人启事，在媒体刊登广告悬赏什么的，我都按他的建议照办了。然而，不管采用什么样的办法和手段，结果还是让我失望。
我在阳台上呆望马路与小区大门口时，手机正在客厅里充电，早已就业的女儿唱的一曲充满稚气童音的《小牧笛》悠扬地传来，我就知道是来电话了。自从母亲失踪后，我最敏感的东西恐怕就是电话铃声了。我知道，只要有电话打进来，或许就会有母亲的消息。我总是迫不及待，在第一时间里打开接听。我将手里的烟屁股顺手一丢，就向客厅跑。正在客厅打扫卫生的妻子早将手机拿在手里，给我送了过来。
电话是马警官打来的。
我一看是马警官的电话，立刻脸色大变，浑身如同通了电流般地悚然一抖。因为只要是马警官打电话来，一定有了母亲的消息。只是，五年来，马警官给我打来的电话，却从来就没有什么好消息。因此，我对他的电话一直是恐惧与忌惮的。
宋教授吗？我是马东，在丰台殡仪馆有具无名女尸，与令尊的身高年龄差不多，请你马上前往辨认一下。第一次他主动给我打电话，就是这样的内容。随后的第二次，第三次，一直到第八次，都是类似的内容。每次接到这样的电话，对我来说就是一次无情的折磨，总是让我浑身颤抖，心跳加速，马上就要瘫軟。幸亏每次前往辨认，那些横死在街头的无名女尸们，无一例外地都不是我母亲。我在暗暗庆幸的同时，浑身已经酥软的得差不多虚脱了。
那么，马警官现在打来的电话，又是什么内容呢？
我按下接听键，接收马警官打来的电话时，手是嗦嗦发抖的，浑身无力，似乎马上就要瘫软，同时，心也悬了起来，差不多要跳出嗓子眼了。然而，马警官打来的电话却出现了例外。他告诉我，在德州市一家救助站，最近救助了一位老人，情况同我母亲相类似，要我抓紧时间去辨认一下。收了线之后，我在那里直发怔，一时不敢相信事情是真的。站在身边的妻子已经得知了电话的内容，兴奋地叫了起来，国梁，你还怔着干什么啊，咱们快去看看呀说不定就是咱们的老太太呢！她还活着呢！我猛地回过神，精神大振，跳起来，拔脚就走。走到门口，这才想起来，德州市已经在山东地面了，去那儿最快捷的交通工具，应该是乘高铁。
我和妻子赶到北京南站，乘坐着一辆高铁向德州奔去。
火车一路呼啸，一路飞驰，一路向南，跑得比箭还要快。我的心却比火车跑得更快捷，恨不得须臾就能到达那个叫德州的地方。一路走着，我还不时地闭着眼睛在心里暗暗祈祷，希望那位被救助站救助收留的老太太，就是我的母亲。我们母子将在别离五年后重逢。一路走着，我想象着母子见面时的那一刻，想象着作为儿子的我，在与母亲重逢后是如何的激动，如何的喜悦，如何的喜极而泣、涕泪横流。
似乎时间过了不足一个小时，我和妻子就从德州高铁站里走了出来。在马警官的摇控帮助下，我们很快就见到了市民政部门的一位工作人员。那位工作人员相当热情，亲自驾车，亲自带我们赶往那个救助站。
救助站差不多在德州市的郊外了，车在大街上走了四十来分钟，才来到一个类似村庄的地方，进了一条窄窄的巷子。随后沿着巷子绕来拐去，进了一个不大的院落。院子里有一座旧式小楼，还有几排小平房。车还没有在院子里停稳，一位中年女人就从小楼内走出来，先与那个工作人员握手，又与我及妻子握手。我知道女人是救助站的工作人员，迫不及待地道，老人在哪？快领我去看看。
女人点了一下头，就领着我与妻子向那排小平房走去。
朝小平房走的时候，我的心不由砰然而跳，再一次暗暗祈祷，祈祷那位马上就要见到的老人，就是我走失五年之久的母亲。
我跟着中年女人走进一间小平房。
一走进那间小平房，一看到坐在床沿上的一位正在发呆的老人，我的心便彻骨彻髓地冰凉了。根本无须辨认，就知道不是我母亲。
母亲，那是与我血肉相连的至爱至亲，就是走失十年二十年，我也会一眼就能认出来的！
抱着满满的希望赶去的，却是如此的结果，深深的失望差不多将我击倒了。离开救助站，告别那位民政部门的工作人员，我和妻子朝高铁站走的时候，我的腿都瘫软得无法迈动了，心里如同伸进一把刀，在不停地搅动着。终于，在一个无人的墙角，我蹲了下来，抱着脑袋失声痛哭。此时的我，不仅仅是失望了，而是完全彻底的绝望了。我清楚地知道，随着时间的一天天过去，找到母亲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了。你想想吧，一个患有痴呆症的老人，举目无亲，身无分文，五年的日晒雨淋，五年的风霜雨雪，哪里能承受的了？母亲很可能早就客死他乡，被什么人草草地掩埋了。 妻子走过来，轻轻抚摸着我的肩头，劝慰我说，国梁，你别难过，你得想开呢。
我哭着叫道，我能想开吗？我想不开啊！
妻子说，我有一个预感，有这么一天，娘会找到的。
我说，还有这个可能吗？五年了！五个三百六十五天啊？
妻子说，国梁，你得有信心，你得相信奇迹会发生的。
妻子的劝慰虽然让我止住了哭泣，回到北京之后，我还是一直处在绝望的情绪中。我不相信还有什么奇迹发生。我已经没有了信心。我只有深深地叹息。除了叹息，就是自责。我想，即便是天底之下所有的人将母亲丢失，唯独我宋国梁不能。她老人家不仅仅生养了我，我的今天、我的成功、我的一切，都是她老人家给的。如果没有她老人家，我一定还在那个偏僻闭塞的小山村，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贫困日子，恐怕连媳妇都说不上。然而，已经功成名就的我，却把她老人家给弄丢了。我想，在发现她老人家患上老年痴呆症后，我如果不雇那个小保姆，选择自己与妻子轮流陪伴她的话，她老人家是不可能走失的，可是，就是因为我有足够多的钱，就是因为我有大学教授的工作与这样那样的理由，就将母亲交给了陌生小保姆，我是太草率、太不应该了。
我心中充满了无尽的悔恨与自责！
我去德州救助站时，是落叶飘飘的秋天，时间过得太快了，转瞬之间，又一个秋天到来了。新的一个秋天的到来，也就是说，母亲已经失踪六年多了。在这整整的第六个年头里，我虽然还是不抱希望地继续寻找着，但是，仍旧没有得到任何有价值的消息，而马警官那里，也再没有打来让我绝望或者希望的电话。尽管妻子还用奇迹什么的劝慰我，我内心深处却是完全彻底的绝望了。
现在，情绪异常低落的我，坐在了驶往家乡那个县城的高铁上。
此次家乡之行，我有两件事情要做，一是应邀参加母校建校百年的庆典，二是顺便到老家去一趟，跟伯父商量一下，为母亲办理后事。早在母亲失踪的第三年，伯父就打电话不让我再找下去了，他断定，我母亲很可能不在人世了，应该给母亲办理后事了。我那早逝的父亲，已经在地下等了近五十年。他们夫妻二人应该并骨，然后一同在地下长眠。在老家，发生像母亲这种客死他乡、尸骨无存的情况，就是埋一个衣冠冢。
两个小时后，我在距县城不远处的高铁站下了火车。
一出火车站，校方接我的车辆就等在那里了。我一坐进车内，司机便踩下了油门，将我载向那个读了六年书的校园。
离开这里已经三十多年了，学校早就没有了原来的模样，过去的教室全是五六十年代建筑的平房，现在全部换成一幢幢的教学楼，那一口口窗明瓦亮的教室进入视野，让我感到了岁月的漫长和人世的沧桑。似乎唯一还在的，就是学校大门口的那棵老槐树。尽管秋色已深，树上的叶子已基本落光，但是，它还是旺盛地生长在那里，还是四下里伸展着如龙似虬的枝杈。
一望见那棵大槐树，我马上就想到了母亲，想起她老人家带着从餐馆捡来的吃物，每天的中午和傍晚站在那儿等我的情景。
我的眼睛湿润了，眼睫上挂满闪闪的泪花。
学校的百年庆典搞得很隆重，校方邀请到几乎所有从这所学校走出来的学生们，其中有许多精英式的人物。我这个大学教授，也是其中的佼佼者之一。鲜花、掌声、笑脸、鼓乐，衣锦而归的荣耀，一一地扑面扑来。然而，坐在主席台嘉宾席上的我，面对此情此景，却一点高兴与激动也没有。我还在想母亲，想她含辛茹苦为我的付出，想她从北京的突然失踪。我想，即便是我完全不要这些所谓的成功和荣耀，也不应该失去她老人家。
母亲啊，您去了哪里呢？您真是客死异乡、魂归九泉了吗？
我的眼里又闪出了晶莹的泪花。
庆典大会是怎么进行的，什么人讲了话，什么人发了言，我不得而知，我的脑子里只有母亲。后来，当主持人宣布散会，大家准备离席时，我才回到了现实中。我站起来，正要走下主席臺，这时候，学校里一位担当服务人员的中学生走过来，伸出手，引导着我，让我坐进了一辆小轿车。我的屁股刚在车里坐定，就见几十辆小轿车排成长长的一溜，已经徐徐地上了路。轿车驶过校园，驶出校门，要去宾馆就餐。在车驶出学校大门口的时候，我不由自主地又朝那棵老槐树望了一眼。让我惊诧万分的是，竟然看到那棵树下面，有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手里提着一只塑料袋，正站在那里朝学校门口张望。那样子，一如当年的我母亲。我瞪圆眼睛，差点儿大叫了起来。我迅速地摇下车窗，企图更仔细地看一看。怎奈，车早已拐了弯儿，什么也看不到了。
我想喊司机停下，下车去看看，但是，我终于没有把话说出来。我突然意识到，我所看到的人，或许是一种幻觉。我清楚，尽管时间过了六年，从北京到家乡所在的县城足足有一千多里地，母亲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一个阿尔滋海默症患者，是无论如何也回不来的。何况，我已经从医生那里知道，母亲病发，是脑神经发生了退化，残存的记忆力仅限于人生的某个阶段了，她之所以不认识现在的我，而只知道还在上中学的儿子喜庆，就是这个缘故。因此，母亲失踪后，我觉得她最可能的情况，就是会返回老家，便在第一时间里告知了家乡的亲朋们，让他们为我时刻留意着。
六年来，从老家反馈回来的，并没有关于母亲的任何消息。
酒桌上，大家推杯换盏、觥筹交错、笑语喧哗，热闹非常。我却提不起兴致来，坐在那里，只是慢慢地呷着一杯茶。此时，我还在想母亲，想刚刚发生的那个幻觉。在这之前，在我五十多年的生命里，我并没有出现过什么幻觉，只要是我所看到的东西，都是真实存在的。可是，今天，我怎么会发生幻觉了呢？尽管我被母亲的失踪折磨得身心俱疲，应该还没有发展到产生幻觉的地步吧？那么，如果我没有产生幻觉，在老槐树下看到的那位老太太，就应该是真实的了。如果是真实的，又是谁呢？她站在那里干什么呢？也许她的儿子或者孙子也在学校读书，她似当年的我母亲，也是靠拾破烂供养儿子或孙子上学的？也许她和我母亲一样，站在那儿等候着儿子或孙子出来，吃她从饭店里弄来的剩饭剩菜？
有位校方的负责人就坐在身边，我轻轻推推他，问道，刚才出门时，我看到一位老太太站在老槐树下，你注意到没有？
那位负责人连想也没想便说，近些天来，是有一位老太太，天天在那儿站着。
我说，你知道她是什么人吗？站在那里干什么呢？
那负责人摇了摇头道，具体不知道。只是听学生们说，她站在那里，是找一个叫喜庆的人。
什么？我大叫了起来。我瞪圆眼睛，猛地抓住那位负责人的手叫道，你说的是真的？那个老太太真得在找一个叫喜庆的人？
我的举动不但让那位负责人感到意外，让全桌的人都感到了意外，大家停止吃酒和喧嚷，都将奇怪的目光望了过来。但是，此时此刻，我已经管不得这些了，也等不得那位负责人回答了，我猛地跳起来，一把推开身后的座椅，拔脚就走。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离开那家宾馆的，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来到学校门外那棵老槐树下的。那个老太太还在！还是站在那里望着学校的大门口，手里仍旧提着一个沉甸甸的塑料袋。有几个学生正围着她指指点点、嘀嘀咕咕。我气喘吁吁，大汗淋漓地跑来，在她面前站住脚就拿了眼睛只一望，我呆在了那里。我认出来，这个白发苍苍、浑身破烂得如同叫花子似的老人，就是生我养我的母亲，就是我至亲至爱的、失踪了六年之久的母亲！我抢步上前，大叫了一声娘，一下子跪倒在尘埃里。
我的眼泪如同江河之水，奔腾而至，一泻千里。
【作者简介】彭兴凯，男，在《上海文学》《中国作家》《解放军文艺》《清明》《山花》《芳草》《雨花》等刊发表中短篇小说一百余篇，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现供职于山东省蒙阴县文化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