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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1月，福建印刷业巨头——福州千帆印刷有限公司工厂全面停工，底下员工尽数解散。
这家成立于2004年的公司，在短短9年时间里一路高歌猛进，以最大市场份额的业务占有量，独霸福建印刷业“大佬”地位。但由于长期深陷“价格战”漩涡，以及其饱受争议的经营手段，该公司在业界的口碑始终受到质疑。也正因为如此，此次工厂关停事件，就像一块砸进主流视野的石头，让千帆难以避免地成为一个焦点话题。
有趣的是，出于不同视角，舆论也呈现出复杂的态度，有人拍手称快，并预言福建印刷业将迎来理性竞争的春天；有人扼腕叹息，忧心广东、浙江等周边省份印刷企业对福建市场这块蛋糕的觊觎；更有利益攸关者被卷入债务纠葛的风波……按照一位业内人士的说法，“主要在于所站立场不同”。
就在千帆工厂出事后不久，某刊物负责人因印刷需要走访了福州几家印刷厂，发现厂家给出的报价均有所上浮，报价最高的一家，开出的价格比该刊物之前的印刷费用“每本高出两块多”。
显然，该事件的影响早已不止一家企业存亡那么简单，而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企业经营与市场关联的特别样本。
究竟是什么压垮了千帆这只福建印刷业的“巨型猛兽”？想解开谜团，还得从事件的始末及该公司的发展说起。
“可能要撤了”
郑红霞（化名）是千帆聘用的100多名残障员工之一。她2010年入职，因腿脚不便，负责生产车间机器设备的开启工作。
2013年11月24日，郑红霞因身体不适提早回到员工宿舍休息。当晚11点左右，同在千帆工作的丈夫回来，告诉她印刷车间发生了哄抢事件。郑红霞披上衣服慌忙赶往厂区，发现工人们仍在正常作业，机器运转如常，但车间里有不少人员频繁进出，搬运印制好的书刊成品以及部分半成品。郑红霞认出，这些人当中有不少是公司内部业务员。尽管早已习惯了车间运转的繁忙，但在过去工作的几年时间里，类似业务员集体“抢运”货物的情况她还是头一次遇见。
后来经证实，这些人中的确有不少是千帆的业务员，确切地说，应该属于业务股东。王东（化名）就是其中之一，但他对郑红霞“抢货”的说法并不认同，并辩解“业务员那么做不叫抢货，这叫保护客户财产，守住公司信誉，把印出来的东西送给客户”。据他所说，当时他“成功转移出7000多箱、接近37万册《新华字典》”，“并连夜送达客户手中”。
关于“业务股东”，王东给出了相对明确的释义，即“根据所接业务的多少来享受对应的业务分成”。简单地说，就是这些人员为公司争取业务，公司回馈一定比例的利润分成。至于具体的分成方式，王东称那属于行业机密，不能泄露。
事实上，当王东赶赴公司“抢救”这批印刷品时，已是25日凌晨。王东说，24日晚11点半左右，他接到一个“内部电话”：“来一下吧，可能要撤了，老大已经撤了。”当时他出差，正在返回福州的途中。
电话是另一位业务股东打来的，对话中，他得知公司发生变故，电话中提到的“老大”，就是千帆的董事长鲍才全。后来王东获知，关于“老大已撤”的消息最早来自鲍才全秘书发送的一条短信。但王东声称当时他并没有收到这条短信，并N-强调这些都是“内部消息”。在含糊其词中，他对于是否真的存在短信通知不置可否。
但王东肯定，其他的业务股东“应该在（当晚）9点就开始聚集”。他和郑红霞都属于消息相对滞后的那一拨。但区别于郑红霞，作为公司高层，王东对25日事态的发展已经提前做出了一定的预估。
25日那场宣布“散伙”的会议王东并没有参加。在不少人看来，那场会议仿如一记重磅炸弹，来得毫无征兆。但王东透露，早在“炸弹”爆发前3个月，公司内部就已经出现资金周转问题。总经理助理杨小姐证实了这一点。
该公司总经理即鲍才全的弟弟鲍才顺。杨小姐说，几个月前，鲍才顺已经开始四处奔走，筹措款项，“争取为员工发放工资”。这似乎隐约透露出，在事件完全爆发前，该公司已经在为财务紧缺状况做后续准备。
比对杨小姐和王东两人提供的信息，记者发现，就在鲍才顺为资金忙得焦头烂额的同时，另一边，鲍才全也在进行着他的大举融资之行。
王东介绍，几个月前公司资金链断裂，当时鲍才全已经意识到“出现的状况”，因此出外筹资。他强调，按照预定计划，“老板是可以自由回来的”，但后来的情况显然超出了既定的发展轨道。在王东看来，此次筹资成败是关系公司能否渡过“危机”的背水之战，衡定的标准就是能否安全跨过这个年关，“如果可以维持到过年的话，我们老板一定可以渡过难关。”
实际上，据王东所言，从“危机”显现到局面失控，公司一直都处于“维持”状态。关于这个“危机”出现的时间节点，王东说：“其实我们时刻都知道，只是我们一直在维持。”王东表示，在事件走向不可挽救的势态前，千帆已经“正常维持了3个多月”。
投资失陷与高速扩张
千帆的一位业务股东透露，他最后一次见鲍才全是在福州某夜总会消费。那一次王东并不在场。王东说，自己和鲍才全见面比较频繁，“有时候天天在一起”，但他们最近一次接触已经是在事发前一个多月了。
当时王东对鲍才全的融资“救场”信心满满。“主要是被一些人搞坏了，凭我们老板的魅力，当时他其实完全有能力把这件事情（指资金链断裂）解决好。”王东至今还是这么认为。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千帆工厂关门前不久，某商业银行还向该公司贷出几千万的款项。除此之外，另一家银行也与千帆存在几千万元的资金借贷关系。“银行对我们都是非常理解和支持的。”王东说。
据了解，除了向银行贷款外，千帆同不少民间人士及金融服务公司也存在借贷往来。据一知情人士吐露，就在2013年11月25日，事态恶化的当天，有一个人曾在千帆工厂出现，他之前向千帆放出过4000万元的借款。“这个人蛮好的。”王东所说的“好”，是指面对千帆工厂的关闭，此人当场表示对这笔款项不再追究。 一位知情人士表示，千帆事件也在金融界引起震荡，“估计福州这边担保公司也要倒掉三四家”。不仅福州，在千帆印刷厂区的墙上，记者看见江苏一家金融公司向千帆发起诉讼的民事裁定书，双方的债务牵扯同样涉及上千万元。
王东在很久以前就知道“老板的融资能力很强”，他表示，此次千帆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巨大的财务亏空，主要在于“老板其他方面的投资”。
王东记得，2013年9月左右，鲍才全曾提起过一句“现在可以考虑进军地产行业了”，当时王军并没细问，“因为这个也不是我们该问的”。
但很快消息传来，鲍才全在上海投资的地产项目失利，“亏损好几个亿”。王东说，就是此事导致公司最终崩盘。王东说，此项投资“是通过一种内部操作的方式（进行），没有经过正常手续”。他还声称，这是一次被人设局的坑害，“仙人跳嘛”，但对于具体内幕王东并不愿过多透露。
除地产投资外，鲍才全对矿业也有所涉足。据王东说，201 3年上半年，鲍才全在新疆投资一处矿产亏损了500万元。而关于鲍才全是否如外界所言“欠资几亿”，王东表示“并不清楚”。
据了解，在2010-2012年的两年多时间里，千帆先后将发展的触角延伸至厦门、上海、成都，并在三地迅速成立分厂。而在总部福州，千帆也拥有好几处印刷分址，其中包括部分被千帆收购、规模略小的印刷厂。在此次千帆事件浮出水面前，外界还一度传言鲍才全“正在北京考察”，准备圈地扩建分厂。
一位知情人士透露，仅千帆在厦门、上海、成都三地的大型印刷机器就已接近20台。在千帆尚可打开的公司官网页面上，“印刷设备”一栏中列出的机器数目累计达127台，这是省内同行业难以企及的数字，在全国也并不多见。而王东说，就在事发前不久，公司还从海外订购了12台“小森”印刷机。
深入了解后，记者发现，向国外订购原装印刷机一直被列入千帆设备更新的标准流程中，他们公司所购机器从组装到维修，均由国外厂家提供配套跟踪服务。知情人士表示，仅一台“海德堡”印刷机“安装完就得花费800万元”。记者发现，在千帆官网罗列出的设备中，不同类型的“海德堡”印刷机有24台之多。
而千帆举步向前的欲望似乎并不仅限于此。2013年6月，也就是此次事件爆发前三四个月，因TV原址面临拆迁问题，该公司还进行了一次迁址安置。一位知情者向记者反映，此次迁址总共消耗了七八百万元。
对此，一位内部人士透露，迁址只是迫不得已的权宜之策，加盖拥有自主产权的生产基地才是该公司长久以来的理想规划。“因为我们没有自己的厂房嘛。”王东说。就在事件发生前不久，千帆已斥资“几千万”，在福州闽侯县铁岭买下一块面积达“二三十亩”的地皮，作为跟进落实该计划的一步。
对于此次千帆资金链断裂，部分同行视之为迟早之事，有人甚至早一两年就预言过千帆“非倒不可”。一位业内人士引以为戒地感慨：“要守住自己，不要盲目扩张，及时把资金周转过来，不然扩张也没用。”
业务股东模式与低价静
王东与鲍才全结识是在2008年，当时王东正效力于另一家印刷公司，两人属于竞争对手关系，在业务拼抢上有着频繁的交锋。
“他当时抢业务一直都抢不过我。”王东说，和自己相比，在业务方面鲍才全始终都稍逊一筹。不过，在多次的接触中，他发现鲍才全有着“很强的管理和融资能力”。王东当时判断鲍才全可以带领他在印刷业走得更远，很快两人就转为合作伙伴。2009年，王东加入千帆，成为公司旗下一员。当时正值千帆的“业务股东模式”开启不久。
采访中记者发现，“业务股东”只是王东在该公司的身份之一，他真正的角色远比这要丰富得多——他同时还担任着公司的高层领导职务，管理业务生产相关工作。
王东说当时之所以选择加盟千帆，是“因为千帆的这种模式（业务股东模式）一定会领导这个市场”，“这个我已经看出来了”，他把这概括为“大势所趋”。
王东承认，千帆的存在让福建其他印刷企业“生存艰难”。一位内部人士也透露，千帆已经占据了“福建印刷业45%以上的市场份额”，而千帆对其他企业造成的威胁，很大程度源于其低价竞争的策略，也就是千帆久被同行诟病的“价格战”。
“千帆给出的折扣是60‰”该内部人士说。尔后另一名知情人士也证实了这一说法，但他又说“标准不定，有时也会有浮动”，具体根据业务量大小而定。
这一折扣价在王东口中为“内部股东价”，是针对业务股东开放的。他说：“跟平常的价格差异可大了。”王东每年的总业务量都在“大几千万”，而在千帆内部，像他这样的业务股东大大小小有二十几个，几乎能将福建印刷业大部分市场蚕食殆尽。
王东说他当时加入千帆，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被这种“业务股东”的分成模式吸引，而他通过这几年的打拼也的确发家致富了。“现在有房子住，有车开，这些都是进了千帆之后才有的。”王东透露，在千帆，“大的业务股东身家都不低于千万”。关于业务股东大小的划分，王东表示，主要根据“跟随老板的时间、业务量以及对工厂生产量的控制力”来评定，而他则属于这些“业务股东”中级别最高的一个。
而要成为千帆的业务股东，首先要缴纳一定的“保证金”，就是向千帆的工厂押注一笔预付款，“以防业务员拉来业务放在工厂生产后自己跑掉”。王东说，保证金最低额度为3万元。据其助理介绍，此次王东也损失了“几百万”，对此他并不愿提及，只是以“覆巢之下焉有完卵”一笔带过，并一再强调“感念老板带领我们风光这么多年，现在没有哪个老板能让我们赚那么多钱”。
真盈利还是谋上市？
在千帆以巨大胃口鲸吞福建印刷市场份额，并让其底下业务股东受益的同时，公司本身是否能够盈利一直是外界关注的焦点。
一位业内人士分析，印刷业长久以来都是“微利行业”，而像千帆这样采取“低价竞争”策略，“按照业内规则基本上是亏钱状态，起码是没什么钱赚”。 印刷业人士张弛（化名）已入行20多年，根据他的推算，即使不采取低折扣竞争的方式，印刷企业的利润“也只在5个点左右”。而对于千帆的发展模式，他不以为然：“除去厂房费用、工人工资和一些基本开销，还能剩下什么？最后只能靠融资来维持。”
千帆内部一位中高层人士则直言“公司的志向并不在做印刷”，主要在“金融与投资方面”，她甚至表示在“内部股东折扣价”的经营方式下，公司根本就处于“亏本状态”。
但王东否认了这种说法。“我们的利润空间还是可以的，应该在8%左右吧，”王东说，“公司的成本主要在设备跟管理这一块，所有原材料成本都是由业务股东自己承担的，就是你要生产一本书，纸张由你自己调来。”
王东表示，201 2年千帆“账面上的年产值为8.76亿元”，至于净利润他表示“不太清楚”。但另一位业务股东则坦言：“有些纸面上的数据并不能信以为真，因为报表这些有时候可以做好几份。”然而又有人透露，“千帆每年需要上交的税收就达两三个亿”。
邓起（化名）是千帆某业务股东的助理，2009年加入千帆。她透露，2009年，她原本所在的R公司入驻千帆，这成为她转投千帆旗下的契机。
她向记者阐明了“入驻”一词的含义：“就是帮它做账，增加（千帆的）银行进出款账目”，而千帆则将部分无法“消化”的业务单转移至这些公司，双方以这种“双赢”的合作方式结成战略联盟。而业务股东则成为搭建双方关系的纽带。记者调查发现，类似R公司这样的印刷企业并不在少数，而这种捆绑经营也成为千帆不断发展壮大的一种方式。
邓起说，“做账”的目的是为了推动千帆上市。“一直都说要上市。”据邓起所言，千帆最初打算上市是在2009年。
依照我国相关法规，申请上市的公司必须符合“具有持续盈利能力，财务状况良好”的条件。而在某些情况下，上市也成为不少公司改善财政状况的救命稻草。
对此，一位业内人士尖锐地指出，上市的成败就是决定千帆生死的关键，“如果它顺利上市了，那整个公司都盘活了，如果没有，那就像现在这样了。”
说到这个话题，王东面露遗憾：“（上市）这条路我们一直都在走，但现在走不通了。”
“工厂倒了，公司还在”
在千帆，一直流传着这样一个段子：在八九年前，千帆起步不久，因为一场巨大的台风，公司仅有的几台机子都被水淹没，全部资产毁于一旦。邓起说，她当时对千帆的复活能力并不看好，“没想到几年后很快就东山再起”。而这个看上去带着励志色彩的故事，也成为千帆员工“引以为傲的公司发展史”。
在这个段子的背后，还隐藏着一句在千帆几乎已成共识的结论：“老板很厉害。”
一位从广东投奔过来的千帆员工，在上班后不久就发出过类似感叹。而且，在与众多千帆员工的接触中，记者发现，谈及鲍才全，不少员工都赞誉有加：
“很合不得这个厂，老板对我们很好。”
总经理助理杨小姐向记者提起这样一个细节：千帆工厂关门前，向工人发出的最后一笔工资，是“总经理要求发的”。千帆事件的正式爆发是在11月25日，但在23日，部分员工就已收到11月份的工资，数额遵照10月份的标准计算。而若按该公司以往薪资“下个月月中结算”的正常发放制度，11月份的工资本应在12月15日才能到账。
不仅如此，部分员工甚至发现，提前领取的这笔工资中居然还附带了“额外补贴”，总额比实际可领取的工资高出不少。杨小姐证实，这笔因特殊缘由提前下发的薪资中，的确包含了不定数额的“福利补贴”，“有些人多发了半个月工资，残障人员多发了一个月”。尽管后来因银行方面原因，部分残障员工实际上未能拿到这笔费用，但郑红霞等人在与银行方面沟通时，确知“是被银行冻结了”。在现场，未拿到这笔款项的员工，并未发出针对公司的怨言，只是一再表示惋惜。
据王东的说法，鲍才全在离开之前“已将一切安排妥当”。他还极力强调，“并非外界传言的卷款逃跑”。
在王东看来，鲍才全有着“非凡的人格魅力”，“是个管理天才”。“你没发现千帆倒了以后，千帆的员工还是很团结，很怀念他吗？”王东反问道。
一位知情人士透露，就在千帆事件发生后不久，他同鲍才全有过一次通话，电话中鲍才全告诉他，“仍会把千帆做下去”。“他（鲍才全）说既然做这么大了就不可能放弃。”对于外界关于鲍才全是否会回来处理残局的猜测，王东则一脸轻松：“没关系，他不回来也可以遥控指挥。”
此外，王东还透露，尽管事态已经难以逆转，但他代理了该公司所有业务股东的管理，“千帆7个部门和1000万业务量都在我手上，一个单子都没流出去”。
而对于这些业务的生产去向，王东说“都已经转到外省生产”。他说，千帆事件曝光后第二天，广东、浙江等周边省份的印刷企业很快就派出代表来福建考察市场。就在接受采访的当天，王东还安排了与浙江某领导的会面，但他一再撇清“和印刷的事情无关”。
在一次通话中，王东向电话另一头的人阐述千帆的现状：“那是小事，我们只是工厂倒了，但公司还在，千帆依然还在，千帆只是挂个牌子而已，没有垮，只是出了些问题而已。”王东说，千帆“并未到死局”。
这家成立于2004年的公司，在短短9年时间里一路高歌猛进，以最大市场份额的业务占有量，独霸福建印刷业“大佬”地位。但由于长期深陷“价格战”漩涡，以及其饱受争议的经营手段，该公司在业界的口碑始终受到质疑。也正因为如此，此次工厂关停事件，就像一块砸进主流视野的石头，让千帆难以避免地成为一个焦点话题。
有趣的是，出于不同视角，舆论也呈现出复杂的态度，有人拍手称快，并预言福建印刷业将迎来理性竞争的春天；有人扼腕叹息，忧心广东、浙江等周边省份印刷企业对福建市场这块蛋糕的觊觎；更有利益攸关者被卷入债务纠葛的风波……按照一位业内人士的说法，“主要在于所站立场不同”。
就在千帆工厂出事后不久，某刊物负责人因印刷需要走访了福州几家印刷厂，发现厂家给出的报价均有所上浮，报价最高的一家，开出的价格比该刊物之前的印刷费用“每本高出两块多”。
显然，该事件的影响早已不止一家企业存亡那么简单，而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企业经营与市场关联的特别样本。
究竟是什么压垮了千帆这只福建印刷业的“巨型猛兽”？想解开谜团，还得从事件的始末及该公司的发展说起。
“可能要撤了”
郑红霞（化名）是千帆聘用的100多名残障员工之一。她2010年入职，因腿脚不便，负责生产车间机器设备的开启工作。
2013年11月24日，郑红霞因身体不适提早回到员工宿舍休息。当晚11点左右，同在千帆工作的丈夫回来，告诉她印刷车间发生了哄抢事件。郑红霞披上衣服慌忙赶往厂区，发现工人们仍在正常作业，机器运转如常，但车间里有不少人员频繁进出，搬运印制好的书刊成品以及部分半成品。郑红霞认出，这些人当中有不少是公司内部业务员。尽管早已习惯了车间运转的繁忙，但在过去工作的几年时间里，类似业务员集体“抢运”货物的情况她还是头一次遇见。
后来经证实，这些人中的确有不少是千帆的业务员，确切地说，应该属于业务股东。王东（化名）就是其中之一，但他对郑红霞“抢货”的说法并不认同，并辩解“业务员那么做不叫抢货，这叫保护客户财产，守住公司信誉，把印出来的东西送给客户”。据他所说，当时他“成功转移出7000多箱、接近37万册《新华字典》”，“并连夜送达客户手中”。
关于“业务股东”，王东给出了相对明确的释义，即“根据所接业务的多少来享受对应的业务分成”。简单地说，就是这些人员为公司争取业务，公司回馈一定比例的利润分成。至于具体的分成方式，王东称那属于行业机密，不能泄露。
事实上，当王东赶赴公司“抢救”这批印刷品时，已是25日凌晨。王东说，24日晚11点半左右，他接到一个“内部电话”：“来一下吧，可能要撤了，老大已经撤了。”当时他出差，正在返回福州的途中。
电话是另一位业务股东打来的，对话中，他得知公司发生变故，电话中提到的“老大”，就是千帆的董事长鲍才全。后来王东获知，关于“老大已撤”的消息最早来自鲍才全秘书发送的一条短信。但王东声称当时他并没有收到这条短信，并N-强调这些都是“内部消息”。在含糊其词中，他对于是否真的存在短信通知不置可否。
但王东肯定，其他的业务股东“应该在（当晚）9点就开始聚集”。他和郑红霞都属于消息相对滞后的那一拨。但区别于郑红霞，作为公司高层，王东对25日事态的发展已经提前做出了一定的预估。
25日那场宣布“散伙”的会议王东并没有参加。在不少人看来，那场会议仿如一记重磅炸弹，来得毫无征兆。但王东透露，早在“炸弹”爆发前3个月，公司内部就已经出现资金周转问题。总经理助理杨小姐证实了这一点。
该公司总经理即鲍才全的弟弟鲍才顺。杨小姐说，几个月前，鲍才顺已经开始四处奔走，筹措款项，“争取为员工发放工资”。这似乎隐约透露出，在事件完全爆发前，该公司已经在为财务紧缺状况做后续准备。
比对杨小姐和王东两人提供的信息，记者发现，就在鲍才顺为资金忙得焦头烂额的同时，另一边，鲍才全也在进行着他的大举融资之行。
王东介绍，几个月前公司资金链断裂，当时鲍才全已经意识到“出现的状况”，因此出外筹资。他强调，按照预定计划，“老板是可以自由回来的”，但后来的情况显然超出了既定的发展轨道。在王东看来，此次筹资成败是关系公司能否渡过“危机”的背水之战，衡定的标准就是能否安全跨过这个年关，“如果可以维持到过年的话，我们老板一定可以渡过难关。”
实际上，据王东所言，从“危机”显现到局面失控，公司一直都处于“维持”状态。关于这个“危机”出现的时间节点，王东说：“其实我们时刻都知道，只是我们一直在维持。”王东表示，在事件走向不可挽救的势态前，千帆已经“正常维持了3个多月”。
投资失陷与高速扩张
千帆的一位业务股东透露，他最后一次见鲍才全是在福州某夜总会消费。那一次王东并不在场。王东说，自己和鲍才全见面比较频繁，“有时候天天在一起”，但他们最近一次接触已经是在事发前一个多月了。
当时王东对鲍才全的融资“救场”信心满满。“主要是被一些人搞坏了，凭我们老板的魅力，当时他其实完全有能力把这件事情（指资金链断裂）解决好。”王东至今还是这么认为。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千帆工厂关门前不久，某商业银行还向该公司贷出几千万的款项。除此之外，另一家银行也与千帆存在几千万元的资金借贷关系。“银行对我们都是非常理解和支持的。”王东说。
据了解，除了向银行贷款外，千帆同不少民间人士及金融服务公司也存在借贷往来。据一知情人士吐露，就在2013年11月25日，事态恶化的当天，有一个人曾在千帆工厂出现，他之前向千帆放出过4000万元的借款。“这个人蛮好的。”王东所说的“好”，是指面对千帆工厂的关闭，此人当场表示对这笔款项不再追究。 一位知情人士表示，千帆事件也在金融界引起震荡，“估计福州这边担保公司也要倒掉三四家”。不仅福州，在千帆印刷厂区的墙上，记者看见江苏一家金融公司向千帆发起诉讼的民事裁定书，双方的债务牵扯同样涉及上千万元。
王东在很久以前就知道“老板的融资能力很强”，他表示，此次千帆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巨大的财务亏空，主要在于“老板其他方面的投资”。
王东记得，2013年9月左右，鲍才全曾提起过一句“现在可以考虑进军地产行业了”，当时王军并没细问，“因为这个也不是我们该问的”。
但很快消息传来，鲍才全在上海投资的地产项目失利，“亏损好几个亿”。王东说，就是此事导致公司最终崩盘。王东说，此项投资“是通过一种内部操作的方式（进行），没有经过正常手续”。他还声称，这是一次被人设局的坑害，“仙人跳嘛”，但对于具体内幕王东并不愿过多透露。
除地产投资外，鲍才全对矿业也有所涉足。据王东说，201 3年上半年，鲍才全在新疆投资一处矿产亏损了500万元。而关于鲍才全是否如外界所言“欠资几亿”，王东表示“并不清楚”。
据了解，在2010-2012年的两年多时间里，千帆先后将发展的触角延伸至厦门、上海、成都，并在三地迅速成立分厂。而在总部福州，千帆也拥有好几处印刷分址，其中包括部分被千帆收购、规模略小的印刷厂。在此次千帆事件浮出水面前，外界还一度传言鲍才全“正在北京考察”，准备圈地扩建分厂。
一位知情人士透露，仅千帆在厦门、上海、成都三地的大型印刷机器就已接近20台。在千帆尚可打开的公司官网页面上，“印刷设备”一栏中列出的机器数目累计达127台，这是省内同行业难以企及的数字，在全国也并不多见。而王东说，就在事发前不久，公司还从海外订购了12台“小森”印刷机。
深入了解后，记者发现，向国外订购原装印刷机一直被列入千帆设备更新的标准流程中，他们公司所购机器从组装到维修，均由国外厂家提供配套跟踪服务。知情人士表示，仅一台“海德堡”印刷机“安装完就得花费800万元”。记者发现，在千帆官网罗列出的设备中，不同类型的“海德堡”印刷机有24台之多。
而千帆举步向前的欲望似乎并不仅限于此。2013年6月，也就是此次事件爆发前三四个月，因TV原址面临拆迁问题，该公司还进行了一次迁址安置。一位知情者向记者反映，此次迁址总共消耗了七八百万元。
对此，一位内部人士透露，迁址只是迫不得已的权宜之策，加盖拥有自主产权的生产基地才是该公司长久以来的理想规划。“因为我们没有自己的厂房嘛。”王东说。就在事件发生前不久，千帆已斥资“几千万”，在福州闽侯县铁岭买下一块面积达“二三十亩”的地皮，作为跟进落实该计划的一步。
对于此次千帆资金链断裂，部分同行视之为迟早之事，有人甚至早一两年就预言过千帆“非倒不可”。一位业内人士引以为戒地感慨：“要守住自己，不要盲目扩张，及时把资金周转过来，不然扩张也没用。”
业务股东模式与低价静
王东与鲍才全结识是在2008年，当时王东正效力于另一家印刷公司，两人属于竞争对手关系，在业务拼抢上有着频繁的交锋。
“他当时抢业务一直都抢不过我。”王东说，和自己相比，在业务方面鲍才全始终都稍逊一筹。不过，在多次的接触中，他发现鲍才全有着“很强的管理和融资能力”。王东当时判断鲍才全可以带领他在印刷业走得更远，很快两人就转为合作伙伴。2009年，王东加入千帆，成为公司旗下一员。当时正值千帆的“业务股东模式”开启不久。
采访中记者发现，“业务股东”只是王东在该公司的身份之一，他真正的角色远比这要丰富得多——他同时还担任着公司的高层领导职务，管理业务生产相关工作。
王东说当时之所以选择加盟千帆，是“因为千帆的这种模式（业务股东模式）一定会领导这个市场”，“这个我已经看出来了”，他把这概括为“大势所趋”。
王东承认，千帆的存在让福建其他印刷企业“生存艰难”。一位内部人士也透露，千帆已经占据了“福建印刷业45%以上的市场份额”，而千帆对其他企业造成的威胁，很大程度源于其低价竞争的策略，也就是千帆久被同行诟病的“价格战”。
“千帆给出的折扣是60‰”该内部人士说。尔后另一名知情人士也证实了这一说法，但他又说“标准不定，有时也会有浮动”，具体根据业务量大小而定。
这一折扣价在王东口中为“内部股东价”，是针对业务股东开放的。他说：“跟平常的价格差异可大了。”王东每年的总业务量都在“大几千万”，而在千帆内部，像他这样的业务股东大大小小有二十几个，几乎能将福建印刷业大部分市场蚕食殆尽。
王东说他当时加入千帆，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被这种“业务股东”的分成模式吸引，而他通过这几年的打拼也的确发家致富了。“现在有房子住，有车开，这些都是进了千帆之后才有的。”王东透露，在千帆，“大的业务股东身家都不低于千万”。关于业务股东大小的划分，王东表示，主要根据“跟随老板的时间、业务量以及对工厂生产量的控制力”来评定，而他则属于这些“业务股东”中级别最高的一个。
而要成为千帆的业务股东，首先要缴纳一定的“保证金”，就是向千帆的工厂押注一笔预付款，“以防业务员拉来业务放在工厂生产后自己跑掉”。王东说，保证金最低额度为3万元。据其助理介绍，此次王东也损失了“几百万”，对此他并不愿提及，只是以“覆巢之下焉有完卵”一笔带过，并一再强调“感念老板带领我们风光这么多年，现在没有哪个老板能让我们赚那么多钱”。
真盈利还是谋上市？
在千帆以巨大胃口鲸吞福建印刷市场份额，并让其底下业务股东受益的同时，公司本身是否能够盈利一直是外界关注的焦点。
一位业内人士分析，印刷业长久以来都是“微利行业”，而像千帆这样采取“低价竞争”策略，“按照业内规则基本上是亏钱状态，起码是没什么钱赚”。 印刷业人士张弛（化名）已入行20多年，根据他的推算，即使不采取低折扣竞争的方式，印刷企业的利润“也只在5个点左右”。而对于千帆的发展模式，他不以为然：“除去厂房费用、工人工资和一些基本开销，还能剩下什么？最后只能靠融资来维持。”
千帆内部一位中高层人士则直言“公司的志向并不在做印刷”，主要在“金融与投资方面”，她甚至表示在“内部股东折扣价”的经营方式下，公司根本就处于“亏本状态”。
但王东否认了这种说法。“我们的利润空间还是可以的，应该在8%左右吧，”王东说，“公司的成本主要在设备跟管理这一块，所有原材料成本都是由业务股东自己承担的，就是你要生产一本书，纸张由你自己调来。”
王东表示，201 2年千帆“账面上的年产值为8.76亿元”，至于净利润他表示“不太清楚”。但另一位业务股东则坦言：“有些纸面上的数据并不能信以为真，因为报表这些有时候可以做好几份。”然而又有人透露，“千帆每年需要上交的税收就达两三个亿”。
邓起（化名）是千帆某业务股东的助理，2009年加入千帆。她透露，2009年，她原本所在的R公司入驻千帆，这成为她转投千帆旗下的契机。
她向记者阐明了“入驻”一词的含义：“就是帮它做账，增加（千帆的）银行进出款账目”，而千帆则将部分无法“消化”的业务单转移至这些公司，双方以这种“双赢”的合作方式结成战略联盟。而业务股东则成为搭建双方关系的纽带。记者调查发现，类似R公司这样的印刷企业并不在少数，而这种捆绑经营也成为千帆不断发展壮大的一种方式。
邓起说，“做账”的目的是为了推动千帆上市。“一直都说要上市。”据邓起所言，千帆最初打算上市是在2009年。
依照我国相关法规，申请上市的公司必须符合“具有持续盈利能力，财务状况良好”的条件。而在某些情况下，上市也成为不少公司改善财政状况的救命稻草。
对此，一位业内人士尖锐地指出，上市的成败就是决定千帆生死的关键，“如果它顺利上市了，那整个公司都盘活了，如果没有，那就像现在这样了。”
说到这个话题，王东面露遗憾：“（上市）这条路我们一直都在走，但现在走不通了。”
“工厂倒了，公司还在”
在千帆，一直流传着这样一个段子：在八九年前，千帆起步不久，因为一场巨大的台风，公司仅有的几台机子都被水淹没，全部资产毁于一旦。邓起说，她当时对千帆的复活能力并不看好，“没想到几年后很快就东山再起”。而这个看上去带着励志色彩的故事，也成为千帆员工“引以为傲的公司发展史”。
在这个段子的背后，还隐藏着一句在千帆几乎已成共识的结论：“老板很厉害。”
一位从广东投奔过来的千帆员工，在上班后不久就发出过类似感叹。而且，在与众多千帆员工的接触中，记者发现，谈及鲍才全，不少员工都赞誉有加：
“很合不得这个厂，老板对我们很好。”
总经理助理杨小姐向记者提起这样一个细节：千帆工厂关门前，向工人发出的最后一笔工资，是“总经理要求发的”。千帆事件的正式爆发是在11月25日，但在23日，部分员工就已收到11月份的工资，数额遵照10月份的标准计算。而若按该公司以往薪资“下个月月中结算”的正常发放制度，11月份的工资本应在12月15日才能到账。
不仅如此，部分员工甚至发现，提前领取的这笔工资中居然还附带了“额外补贴”，总额比实际可领取的工资高出不少。杨小姐证实，这笔因特殊缘由提前下发的薪资中，的确包含了不定数额的“福利补贴”，“有些人多发了半个月工资，残障人员多发了一个月”。尽管后来因银行方面原因，部分残障员工实际上未能拿到这笔费用，但郑红霞等人在与银行方面沟通时，确知“是被银行冻结了”。在现场，未拿到这笔款项的员工，并未发出针对公司的怨言，只是一再表示惋惜。
据王东的说法，鲍才全在离开之前“已将一切安排妥当”。他还极力强调，“并非外界传言的卷款逃跑”。
在王东看来，鲍才全有着“非凡的人格魅力”，“是个管理天才”。“你没发现千帆倒了以后，千帆的员工还是很团结，很怀念他吗？”王东反问道。
一位知情人士透露，就在千帆事件发生后不久，他同鲍才全有过一次通话，电话中鲍才全告诉他，“仍会把千帆做下去”。“他（鲍才全）说既然做这么大了就不可能放弃。”对于外界关于鲍才全是否会回来处理残局的猜测，王东则一脸轻松：“没关系，他不回来也可以遥控指挥。”
此外，王东还透露，尽管事态已经难以逆转，但他代理了该公司所有业务股东的管理，“千帆7个部门和1000万业务量都在我手上，一个单子都没流出去”。
而对于这些业务的生产去向，王东说“都已经转到外省生产”。他说，千帆事件曝光后第二天，广东、浙江等周边省份的印刷企业很快就派出代表来福建考察市场。就在接受采访的当天，王东还安排了与浙江某领导的会面，但他一再撇清“和印刷的事情无关”。
在一次通话中，王东向电话另一头的人阐述千帆的现状：“那是小事，我们只是工厂倒了，但公司还在，千帆依然还在，千帆只是挂个牌子而已，没有垮，只是出了些问题而已。”王东说，千帆“并未到死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