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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对A股上市公司的商誉减值情况进行描述性分析后，通过引入企业盈利状况、融资成本、大股东股权质押比例等变量，采用2018年的截面样本数据，实证研究了不同行业上市公司计提减值准备的情况，研究结果表明：出于盈余管理动机，当年亏损的公司较盈利的公司会计提更少的商誉减值，而融资成本较高或大股东股权质押比例较高的企业也倾向于降低商誉减值计提比例。
关键词：商誉减值;盈余管理;融资成本
一、引言
在2014年左右我国出现了并购热潮，而溢价并购带来的对赌协议在2018年左右逐渐到期，许多企业因未达到承诺业绩而确认商誉减值，通过下图可以明显发现上市公司计提的商誉减值准备在这两年里持续上升。然而由于商誉减值的计提存在较强的主观性，一些企业存在操纵利润的空间，从而使商誉减值不能真实地反映企业获取超额利润能力的变化，进而影响投资者的判断。因此，本文将通过对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进行分析，比较不同行业通过调整商誉减值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从另一个角度为投资者降低投资风险提供帮助。
二、文献综述
自2006年商誉后续处理方式改变以来，国内外学者就商誉减值和商誉摊销各自的适用性争论不休。苑泽明（2019）在对比商誉的四种后续处理方式后提出了对商誉进行摊销的同时进行减值测试的后续处理模式。Zining和Pervin（2011）认为商誉减值对于企业未来的盈利能力以及股价都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而由于商誉减值测试过程中存在较强的主观性，企业管理层能够利用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实施盈余管理，从而影响投资者正确判断。陆正华、戴其力（2010）等人通过对影响商誉减值的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分析得出上市公司进行商誉减值测试存在明显的盈余管理动机。张倩（2016）也从准则弹性的角度出发，通过实证分析论证了企业在业绩下滑或亏损的情况下，会降低商誉减值准备的计提从而满足盈余管理的目的。Hayn和Hughes（2006）则是从商誉减值计提时点较财务业绩恶化时点滞后的角度出发，分析了企业通过主观操纵延后商誉减值从而影响投资者判断、延后股价波动风险。但是，目前大多数学者或是从整个市场角度，或是仅从企业的业绩角度出发分析，对于公司具体的盈余管理动机与商誉减值的相关性以及何种行业会通过计提商誉减值来操纵利润的研究还相对较少。基于此，本文将借助STATA对不同行业的A股上市公司进行分析，从而得出盈余管理動机对于商誉减值比例的影响。
三、理论假设与模型设定
1.理论分析及假设
陆正华（2010）认为与盈利企业相比，亏损的企业更倾向于进行盈余管理，从而在当年减少商誉减值准备的计提。然而，具有盈余管理动机的不仅仅限于亏损企业，对于部分本期盈利但以后期间经营存在较大风险从而会导致高额商誉减值的公司，也存在为了操纵利润而在当期提前计提减值准备的可能性，而商誉减值准备的计提基于目前的会计准则有较强的主观性，在列报和披露时更具有隐蔽性，因此，这部分公司为了减轻本期及以后期间的压力，倾向于进行盈余管理，计提大量的商誉减值。此外，公司的融资成本会影响经营和利润的方方面面，具有一定的复杂性，本文认为由于目前中国的投资者更多的通过公司年报考察上市公司，而较高的融资成本会影响企业的利润，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会有意识地减少商誉减值准备的提取。而对于部分大股东股权质押比例较高的公司，长期来看，公司有更多的流动资金投入经营，这对于公司来说是利好的，因而倾向于减少商誉减值的计提。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亏损的上市公司会减少商誉减值的计提比例，上市公司的融资成本与商誉减值比例呈负相关，大股东股权质押比例与商誉减值比例呈负相关。
2.研究模型与样本
为了比较不同行业盈余管理与商誉减值准备的相关性，结合国内外学者的理论研究，本文建立如下计量模型：
近两年市场上公司计提商誉减值的总体规模急剧上升，因此本文采用2018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研究分析，样本数据主要来源于wind数据库。样本数据中剔除了ST公司以及部分数据缺失的公司。
四、实证检验及分析
1.描述性统计和差异性分析
基于上表可以看出，2018年在3546个样本公司中有21.32%的上市公司计提了商誉减值准备。当年商誉总额在未计提商誉减值时达到14534.08亿元，而计提的商誉减值金额占到10.17%。同时，在756家计提减值准备的上市公司中，当年净利润为负的公司有185家，其中有136家企业在加上计提的商誉减值准备后仍处于亏损状态。虽然不排除部分公司本身经营状况较差，从而导致并购企业预期未来超额收益降低，但是仍有部分亏损公司是出于盈余管理的目的而计提减值准备。并且，基于Kruskal-Wallis检验，可以发现盈利公司和亏损公司计提商誉减值的比例有着显著差异。
根据wind数据库中的分类，可以将A股上市公司分为能源、材料、工业、可选消费、日常消费、医疗保障、金融、信息技术、电信服务、公用事业和房地产十一类，而在2018年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公司种类中比重最大的是信息技术类企业，占到27.81%，其次为公用事业类、工业类、可选消费类和医疗保健类，占比都超过了25%。根据表3可以看出不同行业之间计提的商誉减值准备的比例也有较为显著的差异。由于商誉减值的计提易受主观操纵，而这些减值中究竟有哪些是公司进行利润操纵的结果，公司又是出于何种目的进行盈余管理的仍值得进一步探讨。在此过程中，由于能源行业、金融行业和电信服务行业计提商誉减值的样本数目较少暂不考虑。
2.回归分析
首先对样本总体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下表所示：
样本回归F检验的伴随概率为0.0000。从整体上看，公司的盈利状况、融资成本、大股东股权质押比例以及净资产收益率对于商誉减值比例的影响都是显著的。亏损的企业在当年更倾向于少提商誉减值，从而将亏损维持在一定范围内;而对于融资成本较高的公司，企业为了保持适宜的营业利润，可能会做出减少商誉计提的决策。同样，大股东质押的股权比例越高，企业从长期来看资产的流动性越强，与未进行股权质押的情况相比预期能够获得更多超额收益，因而商誉减值比例降低。 接下来对不同行业的样本公司分别进行回归，得到的结果如表5所示。回归结果表明公共事业行业和房地产行业计提商誉减值出于盈余管理目的的较少。而其它行业大多都会受到公司盈利状况的影响，在企业亏损时减少商誉减值的计提比例。工业行业和可选消费行业的公司会针对股东股权质押的情况调整商誉减值比例来操纵利润。可选消费、日常消费和信息技术行业更易受公司的融资成本的影响，在融资成本较高时降低商誉减值金额。
工业行业一般都是重资产公司，每个期间投入的各项费用较高，因而本身利润回报较低，更易产生盈余管理动机。而在50家计提商誉减值的亏损公司中，有38家公司在未计提商誉减值时就处于亏损状态。虽然部分公司存在为了减轻以后期间的商誉包袱在当期计提大量的减值准备的情况，但在亏损情况下大多数工业行业的公司选择降低商誉减值金额，使公司当年的亏损额维持在一定程度内。因而工业行业公司的盈利状况具有一定的迷惑性，需要投资者综合多个方面进行考量。
可选消费行业资产流动性较强，而股权质押能够为公司带来更多流动资金，从而给公司带来更多的收益，因而股权质押的比例越高，可选消费行业的公司计提商誉减值的比例越低。
从信息技术产业来看，它目前仍处于蓬勃发展阶段，近年来更是进行了大规模的企业并购活动，形成了巨额商誉。信息技术产业竞争非常激烈，因而公司非常关注自身的盈利状况，虽然有超过70%的亏损企业在亏损时仍旧计提了商誉减值，但与盈利企業相比计提比例有所下降;并且在融资费用上升时会减少减值准备从而一定程度上维持利润水平。
五、总结
本文以2018年上市公司计提商誉减值的公司为样本，将公司计提的商誉减值比例对公司的盈利状况、融资成本和大股东股权质押比例进行回归，来验证公司的盈余管理动机对于公司商誉减值比例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上市公司存在出于盈余管理目的而调整减值准备的行为，且工业、消费行业和信息技术行业的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可能性更强。基于此，我国的证券交易所对于上市公司，尤其是当年亏损的公司，计提商誉减值行为的审查要更加谨慎。同时，由于我国的金融市场建设尚不完善，且目前年报中对于公司融资成本以及资产流动性情况的披露仍较为不足，投资者难以获得一手资料从而在投资时更容易因为信息不对称而造成损失。因此，信息的公开化、完善化，以及对于上市公司的监察力度的提升将是下一阶段市场发展应有的目标。
参考文献：
[1]苑泽明，李萌.并购商誉的后续计量：减值抑或摊销——基于股票市场“黑天鹅”事件的思考[J].财会月刊，2019（12）：3-9+178.
[2]Zining Li， Pervin K. Shroff.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goodwill impairment losses[J].Review of Accounting Studies，2011，Vol.16（4），pp.745-778.
[3]陆正华，戴其力，马颖翩.上市公司合并商誉减值测试实证研究——基于盈余管理的视角[J].财会月刊，2010（11）：3-6.
[4]张倩.准则弹性、盈余管理与市场反应——基于商誉减值准备计提的经验证据[J].华东经济管理，2016，30（06）：166-172.
[5]Hayn C.，Hughes P.J..Leading indicators of goodwill impairment[J].Journal of Accounting，Auditing and Finance，2006（3）：223-265.
作者简介：蔡倩玥（1999- ），女，汉族，江苏省苏州市人，苏州大学会计学本科在读
关键词：商誉减值;盈余管理;融资成本
一、引言
在2014年左右我国出现了并购热潮，而溢价并购带来的对赌协议在2018年左右逐渐到期，许多企业因未达到承诺业绩而确认商誉减值，通过下图可以明显发现上市公司计提的商誉减值准备在这两年里持续上升。然而由于商誉减值的计提存在较强的主观性，一些企业存在操纵利润的空间，从而使商誉减值不能真实地反映企业获取超额利润能力的变化，进而影响投资者的判断。因此，本文将通过对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进行分析，比较不同行业通过调整商誉减值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从另一个角度为投资者降低投资风险提供帮助。
二、文献综述
自2006年商誉后续处理方式改变以来，国内外学者就商誉减值和商誉摊销各自的适用性争论不休。苑泽明（2019）在对比商誉的四种后续处理方式后提出了对商誉进行摊销的同时进行减值测试的后续处理模式。Zining和Pervin（2011）认为商誉减值对于企业未来的盈利能力以及股价都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而由于商誉减值测试过程中存在较强的主观性，企业管理层能够利用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实施盈余管理，从而影响投资者正确判断。陆正华、戴其力（2010）等人通过对影响商誉减值的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分析得出上市公司进行商誉减值测试存在明显的盈余管理动机。张倩（2016）也从准则弹性的角度出发，通过实证分析论证了企业在业绩下滑或亏损的情况下，会降低商誉减值准备的计提从而满足盈余管理的目的。Hayn和Hughes（2006）则是从商誉减值计提时点较财务业绩恶化时点滞后的角度出发，分析了企业通过主观操纵延后商誉减值从而影响投资者判断、延后股价波动风险。但是，目前大多数学者或是从整个市场角度，或是仅从企业的业绩角度出发分析，对于公司具体的盈余管理动机与商誉减值的相关性以及何种行业会通过计提商誉减值来操纵利润的研究还相对较少。基于此，本文将借助STATA对不同行业的A股上市公司进行分析，从而得出盈余管理動机对于商誉减值比例的影响。
三、理论假设与模型设定
1.理论分析及假设
陆正华（2010）认为与盈利企业相比，亏损的企业更倾向于进行盈余管理，从而在当年减少商誉减值准备的计提。然而，具有盈余管理动机的不仅仅限于亏损企业，对于部分本期盈利但以后期间经营存在较大风险从而会导致高额商誉减值的公司，也存在为了操纵利润而在当期提前计提减值准备的可能性，而商誉减值准备的计提基于目前的会计准则有较强的主观性，在列报和披露时更具有隐蔽性，因此，这部分公司为了减轻本期及以后期间的压力，倾向于进行盈余管理，计提大量的商誉减值。此外，公司的融资成本会影响经营和利润的方方面面，具有一定的复杂性，本文认为由于目前中国的投资者更多的通过公司年报考察上市公司，而较高的融资成本会影响企业的利润，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会有意识地减少商誉减值准备的提取。而对于部分大股东股权质押比例较高的公司，长期来看，公司有更多的流动资金投入经营，这对于公司来说是利好的，因而倾向于减少商誉减值的计提。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亏损的上市公司会减少商誉减值的计提比例，上市公司的融资成本与商誉减值比例呈负相关，大股东股权质押比例与商誉减值比例呈负相关。
2.研究模型与样本
为了比较不同行业盈余管理与商誉减值准备的相关性，结合国内外学者的理论研究，本文建立如下计量模型：
近两年市场上公司计提商誉减值的总体规模急剧上升，因此本文采用2018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研究分析，样本数据主要来源于wind数据库。样本数据中剔除了ST公司以及部分数据缺失的公司。
四、实证检验及分析
1.描述性统计和差异性分析
基于上表可以看出，2018年在3546个样本公司中有21.32%的上市公司计提了商誉减值准备。当年商誉总额在未计提商誉减值时达到14534.08亿元，而计提的商誉减值金额占到10.17%。同时，在756家计提减值准备的上市公司中，当年净利润为负的公司有185家，其中有136家企业在加上计提的商誉减值准备后仍处于亏损状态。虽然不排除部分公司本身经营状况较差，从而导致并购企业预期未来超额收益降低，但是仍有部分亏损公司是出于盈余管理的目的而计提减值准备。并且，基于Kruskal-Wallis检验，可以发现盈利公司和亏损公司计提商誉减值的比例有着显著差异。
根据wind数据库中的分类，可以将A股上市公司分为能源、材料、工业、可选消费、日常消费、医疗保障、金融、信息技术、电信服务、公用事业和房地产十一类，而在2018年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公司种类中比重最大的是信息技术类企业，占到27.81%，其次为公用事业类、工业类、可选消费类和医疗保健类，占比都超过了25%。根据表3可以看出不同行业之间计提的商誉减值准备的比例也有较为显著的差异。由于商誉减值的计提易受主观操纵，而这些减值中究竟有哪些是公司进行利润操纵的结果，公司又是出于何种目的进行盈余管理的仍值得进一步探讨。在此过程中，由于能源行业、金融行业和电信服务行业计提商誉减值的样本数目较少暂不考虑。
2.回归分析
首先对样本总体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下表所示：
样本回归F检验的伴随概率为0.0000。从整体上看，公司的盈利状况、融资成本、大股东股权质押比例以及净资产收益率对于商誉减值比例的影响都是显著的。亏损的企业在当年更倾向于少提商誉减值，从而将亏损维持在一定范围内;而对于融资成本较高的公司，企业为了保持适宜的营业利润，可能会做出减少商誉计提的决策。同样，大股东质押的股权比例越高，企业从长期来看资产的流动性越强，与未进行股权质押的情况相比预期能够获得更多超额收益，因而商誉减值比例降低。 接下来对不同行业的样本公司分别进行回归，得到的结果如表5所示。回归结果表明公共事业行业和房地产行业计提商誉减值出于盈余管理目的的较少。而其它行业大多都会受到公司盈利状况的影响，在企业亏损时减少商誉减值的计提比例。工业行业和可选消费行业的公司会针对股东股权质押的情况调整商誉减值比例来操纵利润。可选消费、日常消费和信息技术行业更易受公司的融资成本的影响，在融资成本较高时降低商誉减值金额。
工业行业一般都是重资产公司，每个期间投入的各项费用较高，因而本身利润回报较低，更易产生盈余管理动机。而在50家计提商誉减值的亏损公司中，有38家公司在未计提商誉减值时就处于亏损状态。虽然部分公司存在为了减轻以后期间的商誉包袱在当期计提大量的减值准备的情况，但在亏损情况下大多数工业行业的公司选择降低商誉减值金额，使公司当年的亏损额维持在一定程度内。因而工业行业公司的盈利状况具有一定的迷惑性，需要投资者综合多个方面进行考量。
可选消费行业资产流动性较强，而股权质押能够为公司带来更多流动资金，从而给公司带来更多的收益，因而股权质押的比例越高，可选消费行业的公司计提商誉减值的比例越低。
从信息技术产业来看，它目前仍处于蓬勃发展阶段，近年来更是进行了大规模的企业并购活动，形成了巨额商誉。信息技术产业竞争非常激烈，因而公司非常关注自身的盈利状况，虽然有超过70%的亏损企业在亏损时仍旧计提了商誉减值，但与盈利企業相比计提比例有所下降;并且在融资费用上升时会减少减值准备从而一定程度上维持利润水平。
五、总结
本文以2018年上市公司计提商誉减值的公司为样本，将公司计提的商誉减值比例对公司的盈利状况、融资成本和大股东股权质押比例进行回归，来验证公司的盈余管理动机对于公司商誉减值比例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上市公司存在出于盈余管理目的而调整减值准备的行为，且工业、消费行业和信息技术行业的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可能性更强。基于此，我国的证券交易所对于上市公司，尤其是当年亏损的公司，计提商誉减值行为的审查要更加谨慎。同时，由于我国的金融市场建设尚不完善，且目前年报中对于公司融资成本以及资产流动性情况的披露仍较为不足，投资者难以获得一手资料从而在投资时更容易因为信息不对称而造成损失。因此，信息的公开化、完善化，以及对于上市公司的监察力度的提升将是下一阶段市场发展应有的目标。
参考文献：
[1]苑泽明，李萌.并购商誉的后续计量：减值抑或摊销——基于股票市场“黑天鹅”事件的思考[J].财会月刊，2019（12）：3-9+178.
[2]Zining Li， Pervin K. Shroff.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goodwill impairment losses[J].Review of Accounting Studies，2011，Vol.16（4），pp.745-778.
[3]陆正华，戴其力，马颖翩.上市公司合并商誉减值测试实证研究——基于盈余管理的视角[J].财会月刊，2010（11）：3-6.
[4]张倩.准则弹性、盈余管理与市场反应——基于商誉减值准备计提的经验证据[J].华东经济管理，2016，30（06）：166-172.
[5]Hayn C.，Hughes P.J..Leading indicators of goodwill impairment[J].Journal of Accounting，Auditing and Finance，2006（3）：223-265.
作者简介：蔡倩玥（1999- ），女，汉族，江苏省苏州市人，苏州大学会计学本科在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