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时值中国改革开放初期，门户初开的国人在封闭了几十年后，对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感到新鲜。尤其是在我们的头脑中早就印上“没落的资本主义”的欧美诸国，却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科技发达、文化进步、教育先进、社会祥和、人民富裕，西方的一切都成了我们仰慕的对象，有人甚至感慨“外国的月亮比我们的圆”——中国人患上了“崇洋媚外”的毛病。
　　我们之所以患上“崇洋媚外”的毛病，根本原因在于我们闭塞得太久，对外面的世界了解太少，猛然之间一个全新的世界展现在我们面前，不惊慌失措、手忙脚乱、思想混乱才怪。时势使然，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个人在面对这样的情形时，都会有此表现。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了解世界，融入世界成为那个时代的主题，不论是教育界、思想界、文化界，还是社会其他领域，都有这样的思想冲动——渴求了解世界，渴求认识西方。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湖南人民出版社推出了一套丛书——“走向世界丛书”，其一经问世，在学术界反响剧烈。这套书之所以如此受欢迎，就是因为选择了近代中国人走向世界时对世界各国的观察和了解这一视角，尽管时间已过去百余年，但百余年前的境况和百余年后的境况是如此相似，难怪会激发人们探求外面世界的激情。
　　这套书收录的主要是近代一些政治家、外交家、学者欧游、美游、日游时的游记，如康有为的《欧洲十一国游记》、张德彝的《欧美环游记》、黎庶昌的《西洋杂志》、梁启超的《新大陆游记》、薛福成的《出使四国日记》、容闳的《西学东渐记》、郭嵩焘的《伦敦与巴黎日记》、曾纪泽的《出使英法俄国日记》等。游记体、日记体很长时间不入史家的法眼，所记内容因带有太多的主观色彩而不作为史料，但这套书的出版，改变了很多人的看法。作者独特的视角、细微的观察、详细的描述从另一个层面勾画了百年前的历史画卷，这些游记、日记所载的内容作为史料不断被引用，游记、日记作为史学研究的材料被人们大为关注，并由此而开启了一个新的领域——口述史。游记、日记恰恰是口述史的一种表现形式。
　　百余年前的游记、日记在今天被作为史料，而今天的游记、日记会不会在百余年后也作为史料？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基于这样的看法，重视游记、日记的出版就显得甚是重要。它记录的那个时代的内容虽然是碎片的，但在某些方面却能弥补历史记载的缺憾，也是人们认识那个时代最直接的材料。
　　郑永福教授是我多年的良师益友，交往已有20余年。他长我整整20岁，但我们却是无所不谈、一月不见就挂念的老朋友。我们是校友，都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他的老师也是我的老师，他的同学还是我的老师，所以我们之间既是校友又是师生辈，但郑老师不认，我们一直以校友互称，甚或以兄弟相称。“校友”一词，“校”只是出身，“友”才是真实的内涵。一个学校毕业未必是友，是友同时又出于一所学校，方成为校友。
　　永福先生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同那个时代的所有大学生一样，被下放到偏远的地方“劳动”，接受劳动人民的再教育，在北国边陲一所中学教书。“文革”结束后恢复高考和研究生教育，永福先生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河南大学近代史名家胡思庸先生门下，治中国近代史，尤其在近代思想文化史领域建树颇多，在中国近代史学界颇有声望。研究生毕业后，永福先生留河南大学历史系从事教学工作，曾任该校历史系副主任，后调入郑州大学历史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自从永福先生调到郑州大学，两人同处一个城市，见面自然就多了，隔一段时间不是他来我处，就是我到他处，一杯清茶、一包香烟，我们可以闲谈数个小时，甚是融洽。在闲谈之余，我们多次提到“走向世界丛书”所蕴含的价值，也对游记体、日记体书籍的史料价值有了共同的认识。
　　2003年，永福先生作为交流教授前往韩国庆星大学任客座教授，一待就是一年。其间我们不时书信往来，所谓书信也就是电子邮件。永福先生除了教学授课，一天一篇日记，记录他在韩国的生活点滴及所见所闻。据永福先生讲，最初的文字主要是身处海外，以思乡、思妻之绪托诸文字，主要是向其妻吕美颐教授“汇报工作”；时间一长，文字渐多，且内容丰富。许多内容流入坊间，在朋友圈传阅，阅者多为永福先生的见地所折服，并希望他多留下些文字，多介绍一些韩国见闻。
　　2004年永福先生回国后到我处闲聊，整整一天都是谈他在韩国的见闻，席间谈到儒家文化在韩国的影响，涉及婚丧嫁娶、成人礼仪、春节习俗、中秋节习俗、端午节习俗、清明节习俗等，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我自2002年主编《寻根》杂志，关注的就是中国传统文化，而中国传统文化在海外的情况也是我们极力想探寻的，与永福教授的一席谈话，让我茅塞顿开，这不正是我们需要的选题吗？我马上向永福教授建议，希望他就“儒家文化在韩国”这一主题，每期刊登一篇，图文并茂，刊登十余篇，一定会在读者中产生良好的效果。永福教授也没有推托，我们商议了题目、文章的风格及字数等。
　　月余之后，永福教授将文章传给我，4000多字的文章我一口气读完，阅后的第一感觉就是：太有意思了！原本在我们国家行将消失的文化，在东邻韩国却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原本已经陌生的儒家文化，在韩国却表现得如此熟悉。尤其是一些传统的礼仪、习俗，在我们的生活中早就被作为封建余毒“革了命”，想不到在韩国还是被如此执着坚守，甚至深入到了韩国人的骨子里，成为韩国文化的一部分。这样的选题不正是我们天天喊“弘扬传统文化”“光大儒家文化”所需要的吗？于是我马上告诉永福教授：选题甚好，立马刊登。
　　就这样，我们用一年多的时间，连续刊出了《在韩国感受儒家文化》《源自周礼：成人节看传统成人仪式》《韩国佛教寺院印象记》《孝道——韩国民族文化象征之一》《在韩国过春节》《在韩国过中秋节》《韩国的忠烈祠与忠烈文化》《中国根山东家：韩国釜山的华侨华人生活》《汉语、汉字与韩国社会》等文章。文章发表后，不出意外地获得好评，也可以说只有历史学者用历史学的眼光才能写出这样的文章，一般的旅游者、观光者没有较长时间深入韩国社会的实践，是很难写出这样有深刻内涵的文章的，如果不是一个文化学者，对本民族文化没有执着眷恋的热情，也是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章的，一味迷恋外国文化的人是不可能在外国文化土壤里找寻中国文化的影响因素，更不可能发现中国文化的闪亮之处。
　　2005年永福教授又被韩国庆星大学聘为客座教授，时间一年。在这一年，永福教授依然坚持自己的习惯，利用闲暇时间，观察、考察韩国社会，并有意把自己融入韩国社会，写下了大量文字，拍摄了大量图片。
　　一年之后，永福教授回国，闲谈时说到想把这两年的文字加以整理出一本书。永福教授听取我的意见，我甚为赞许，并愿意担任该书的责任编辑，由大象出版社出版。书名取为《走进韩国——赴韩两年见闻录》，洋洋洒洒近40万字，上百幅照片。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就是永福教授利用两年时间整理出来的考察韩国社会的游记体著作。它既是一部游记，同时还是一部研究韩国当代社会的史书，作者以大文化的视野、零距离的观察、历史学家的严谨，全方位展现了韩国社会的面貌。内容涉及韩国人的衣食住行和节令风俗，婚姻家庭和教育，大学规制和大学生生活，乡村、乡校和儒家文化，汉字汉语热和华人生活，以及韩国的就业、工资、市场、物价，等等。写作内容和体例颇似“走向世界丛书”，也许这就是本书的价值所在。
　　在本书出版之际，永福教授一再邀我为此书写序。写序不敢当，也无能力，但永福教授一再邀请，不好推托。故草草写就上述文字，算是对这本书的来龙去脉作个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