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19世纪30年代初,托克维尔在游历美国时由衷地感叹,美国人对于结社有着异乎寻常的热情,做任何事都习惯于通过志同道合者之间自愿结成的社团来进行.当时,有上百个大大小小的社团遍布美国各地,这给托克维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些社团在具体目标上可谓五花八门:有的是为了劝诫酗酒者,或禁止生产和销售烈性酒;有的是为了改善监狱条件,或建立济贫所、精神病院和孤儿院;有的是为了建立公立学校制度,推动教育平等化;有的是为了改善工资劳动者的收入和工作条件,缓解早期工业化带来的贫富差距;有的是为了废除奴隶制度,解决日益严重的种族问
【机 构】
：
上海师范大学世界史系,上海,200234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世纪30年代初,托克维尔在游历美国时由衷地感叹,美国人对于结社有着异乎寻常的热情,做任何事都习惯于通过志同道合者之间自愿结成的社团来进行.当时,有上百个大大小小的社团遍布美国各地,这给托克维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些社团在具体目标上可谓五花八门:有的是为了劝诫酗酒者,或禁止生产和销售烈性酒;有的是为了改善监狱条件,或建立济贫所、精神病院和孤儿院;有的是为了建立公立学校制度,推动教育平等化;有的是为了改善工资劳动者的收入和工作条件,缓解早期工业化带来的贫富差距;有的是为了废除奴隶制度,解决日益严重的种族问题;有的是为了争取妇女权利,挑战当时社会的性别规范.为了最大程度地争取公共舆论的支持,所有社团都致力于举行演说、集会和游行活动,发起各种形式的请愿和签名,出版自己的报刊、小册子和传单,以宣扬自己的主张.托克维尔亲眼目睹并为之惊叹的,正是这幅百舸争流、热火朝天的社会改革景象.长期以来,对于这些社会改革运动的研究大多是在民族国家的框架内进行的,被视作美国早期史的天然组成部分(这里使用的是美国史学界对于"早期史"的宽泛界定,时间下限可至内战前夕.
其他文献
唐代石刻所载水旱祈祷祝文片段与独立成篇的祝文在表达方式上存在区别.后者延续祝文的撰述传统,一般以“敬神”面貌示人,而石刻祝文片段的特征则为“毁庙”'责神“等反传统表
在1981年美国历史学家组织的主席演说中,伯纳德·贝林归纳了当代史学面临的几大挑战与可能的发展趋势,其中之一是关注较大空间范围内的历史现象,尤其是那些"跨国的交流和互动"[伯纳德·贝林:"现代史学的挑战"(Bernard Bailyn,"The Challenge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美国历史评论》(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第87卷第1期(1982年),第13页].40年过去,在一个流动性不断增大、依赖性持续加深、开放性愈加强化的全
阿富汗部落社会以普什图部落(也称"帕克同人"或"帕坦人")为主体,西方学界将之视为当代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部落组织[詹姆斯·W.斯潘:《帕坦边疆》(James W.Spain,The Pathan Borderland),海牙:莫顿出版社1963年版,第17页].阿富汗部落社会独具特色.美国人类学家巴菲尔德(Thomas J.Barfield)认为,中东和中亚的部落社会存在明显差别.前者以平等性著称,部落成员相互平等,社会缺乏强有力的公共权威;后者则具有等级性特征,部落首领具有绝对权威.部落社会的集权化程度沿
作为中东社会历史哲学的一种理想模式,部落和国家是不相容的.阿拉伯社会历史哲学奠基人伊本·赫勒敦作为研究中东伊斯兰国家社会和政治制度的集大成者,得出了"一个国家如果有许多部落和家族,这个国家的统治很难巩固"(伊本·赫勒敦著,李振中译:《历史绪论》,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11页)的结论.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海关主持的国家邮政局正式开办,并逐渐建立起一个覆盖全国、官民并置的邮递网络,这个网络并非凭空而来,而是根植于既有的物质文化基础之上.大清邮政局成立之前,中国社会已经有一个全国性的民用通信网络.晚清的民营通信机构空间上可以区分为"轮船"与"内地"两部分进行理解,在汽机通行处与未通行的内地,通信机构的经营方式、空间分布不尽相同.借助地理信息系统(GIS)软件,可以建立晚清民信局分布的空间剖面,结合海关的民信局调查报告,可以讨论轮船运输如何改变了民营通信的经营方式,进而阐释这个过程中
美国独立战争就像大多数战争一样,在传统上被描述成一场国际象棋比赛,是乔治·华盛顿最终战胜了一连串的英军统帅.然而,本文关注的是,战争的方向在许多方面受到下级军官的影响,甚至普通士兵和平民以及气候、疾病等非人类因素也在其中发挥了作用.本文的结论旨在表明,那个时代的军事技术与实践天然地有利于防御者,几乎确保了反叛者能够取得胜利."主场"优势得到了北美地形的加强,在英国皇家军队军官们的眼里,这种地形怪异而吓人.不过,美方军队的指挥官却比他们的敌人花了更长的时间才发现自己的天然优势并加以利用,而华盛顿则几乎将这种
当代美国男性史萌发于20世纪70年代末,90年代以后逐渐与性别史合流,成为性别史的一个独特分支.萌芽时期的男性史既反映着女权主义的重要影响,又表现出男性史先驱的自我意识,但由于种种原因,男性史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未受重视.80年代后期妇女史学界发生了"性别转向",不但改变了妇女史,也改变了男性史,让男性史在性别史的框架下找到一个合法的位置.在这一框架下,从性别史与史学史的双元视角梳理当代美国男性史的发展脉络,考察男性史和妇女史、性别史的关系等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男性史的兴起与女权运动有关,男性史新领域
中国古代官制中本无"宰相"称号,故对宰相概念的讨论应先于实在的宰相制度.唐代杜佑《通典》之"宰相"条、北宋《册府元龟》之"宰辅部"所展现的唐宋宰相概念的基本要素有二:一是"枢机",即"近要之官";二是"总统",即统摄百官百司.二者之中,又以"枢机"为基础.实际上,唐与北宋君主的枢机不限于宰相,还包括学士、宦官、佞幸等,他们共同构成君主支配天下的关键设置.枢机制与委托制,可谓中国古代君主支配天下的两种基本模式.
在国民党治下,向国营事业单位员工灌输官方意识形态是真正意义上国家员工塑造的开始.官方政治文化的主导性和责任文化的突显性较为全面充分地体现于国营铁路系统员工上,成为"以党治国"体制塑造社会的一个缩影.以党义研究会为载体的党义教育是国民党与中共争夺铁路工人的手段,其目的是传布铁路党治文化.但无论是受众的知识水平还是主观认同,均使之遭遇困境.总理纪念周和"革命"纪念日的仪式皆表现出"党""国""父"三位一体的政治文化,铁路部门成为营造"党国"意义及其神圣感的重要场域,然之于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初衷却是错位.纪念日对
道在汉代是与县并列的一类地方政区,自两《汉书》以来,多以县"有蛮夷曰道"来解释其设立的初衷与存在的意义.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之上,通过对这一观点的辨析可知,道自出现以来即于内部行政架构、层级以及职能上与县无别,因此不宜将之理解为是因民族区域管理问题而设的专门政区.再考虑到其在地理分布上多偏居于西南一隅且终两汉之世数量基本保持稳定等情况,笔者推测,道制政区的起源可能与战国晚期秦对于西南地区的经略,尤其是在此过程中的交通建设活动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