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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子真是不耐过，一晃半辈子就过去了。
现在再提一九七八年，不是恍如隔世，从时间概念上来说，真的已经是上个世纪的事了。那时，我才十五岁，刚参加工作。整天抱一本书，唯一的理想就是凭着自己的努力，自学完初中和高中课程，带工资考上大学，气宇轩昂地走出“三眼桥”。所谓“三眼桥”是我们单位大门的俗名，大门是石头砌成的，沿用至今，只是上面不再走运煤的火车了，轨道已经荒芜多年，早就不用了。我们单位也将停止生产煤，原来的采空区变成了万亩生态园的一部分，斗转星移，一切都变了样，不变的是曾经走过的昨天。
昨天，我那么年轻，不，是比年轻更饱含闯劲和稚气的年少，年少的我一心想离开家乡。至于去哪？世界那么大，我和风说，除了太原，随你！随你把我带到哪里都行，只要遥远，只要不是太原。“少年不知愁滋味，爱上层楼”是人类的通病，多半年少的心都觉得近处无风景，陌生而遥远的地方，才盛产诗意；都觉得他乡是再好不过的地方，只要能去了他乡，就比待在故乡有出息，还有意思。
就在我拉开架式备战高考时，国家取消了工作满五年就可以带薪上大学的政策。但就像人们常说的那样，关了一扇门，就会打开另一扇窗户。一九八二年的夏天，一个带工资脱产上学的机会说来就来，但不是大学，是对口中专。单位领导把连我在内十几个够条件的年轻人一股脑送进了考场。
用高考的劲参加中考，有点像降级使用，还有点声东击西的意思，反正不是打的无准备之仗。“失之东隅，收之桑榆”，那年，我们单位报了一堆人，就考上我一个。按说应该高兴，可志不在此的我一点也高兴不起来。虽然也带工资，但不是远方，更不是他乡，是近在咫尺的太原卫校。
报到后的当天，学校就不让我们回家了，很正规的住校生活，来得猝不及防，可我的心还没收回来，还在不甘地眺望远方。晚饭后，借很短一小会自由活动的时间，我一个人溜出校门，走了三五百米，来到地下桥旁边的一片小树林里，站成树的姿态，仰望着高不可及的天空，在暮色的掩护下，让失意的眼泪恣意滂沱。
在多年以后漫长的人生岁月里，一直生活在太原的我经常笑年轻的自己，不但矫情，还狂妄。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以我平庸的智力水平，能在故乡有一份安稳的工作，已经是很侥幸的事了。人在哪过都是一辈子，越活越明白，人生没有绝对的好坏，在哪有哪的好，现在就是能随孩子去别的城市，我还不舍得呢！再好，也觉得没有在太原好。
前几年在北京学习，说到各自生活的城市，我情不自禁地夸大了太原的各种好。老师笑笑，当众揶揄道：“太原不错，国际大都市”。此后，国际大都市就成了太原的代名词。后来，班上的同学谁来了太原，不说太原，只说，我来国际大都市了，大家就明白，这家伙跑太原了。明知咱太原和国际大都市还沾不上边儿，可为了让外省人记住太原，我决定将脸皮厚到底，你们说大都市就大都市呗，在这个众声喧哗的时代，让人记住点什么不容易。
好在这两年的太原也不是拿不出手，一线城市的同学来过后都说，太原还真如你说的，不错。我赶紧附和着说：“小城市有小城市的好，地方不算太大，几座环形桥把整个太原东西南北都连接起来了，出行真的很方便。”我说这话不仅是发自内心的，而且是下意识的，作为一个生活在这里五十年之久的老太原人，家住市里，在郊区上了一辈子班，对道路的变化和出行的便利感触最深。
七十年代末，我刚参加工作那会，因为交通不便，我们这些家在市里的职工都住单身宿舍，一周回家一次。那时，还没有双休日一说，每个周六晚上下班后发一趟班车，拉我们回家，周一早晨再把我们接去。那时，还没有南内环桥，单位的班车也只走迎泽大桥。没结婚前还好，我们家住棉花巷，步行十几分钟，走到迎泽大街上的外贸大楼前等车即可。
最苦的是婚后，我搬到了现在的亲贤北街。别看现在的亲贤北街是太原最繁华的商业圈。豪华的大型商场百盛、王府井、茂业天地，先后进驻，各领风骚。王府井对面是顶配高档休闲娱乐场所“钱柜”，虽然，它早已成为过客，但作为历史的客观存在，它的确红极一时过。可以说，这条街异军突起，摇身一变成了新的高档商业中心。但在一九九八年没打通之前，这里根本没有什么路，亲贤北街也是后来修了这条东西贯通的路后才新起的街名。新修的亲贤北街东起建设路，西至平阳路，全长3100米。
没修这条三千多米的路前，靠平阳路段的西面只有一条泥泞的小土路曲曲弯弯，艰难地迎送着生活在两边的人们。一到雨雪天，出行都是问题，那时，我不得不经常带着两脚泥就去了单位。同事打趣地说，“南泥湾”的人来一趟真不容易。八十年代前，从棉花巷嫁到南面，一过老军营，就等于从城市的中心嫁到了市郊。人们问我嫁到哪了？母亲就说杨家堡，因为说别的地方，人们不清楚，況且母亲也没有权利给一条没有名称的街命名，只好用马路对面的杨家堡来定位我嫁的大概位置。老街坊们虽然听懂了，但都摇头，觉得我嫁得太偏了，一点也不好，天一样远。的确，从平阳路到迎泽大街，找不到一趟直达的公交车，我每天上班都得坐21路公交车，七绕八绕，绕到迎泽大街尽头的火车站，才能坐上我们单位的班车。夏天还好，天长。最怕冬天，六点多，天大黑就得出门，晚上下了班，班车到了火车站就快七点了，再换上21路公交，又得将近一个小时才能回了家。每天上班披星戴月，两头不见太阳。
鲁迅在小说《故乡》里写道：“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太原的道路变化，可不是得益于走得人多，而是有计划的城市道路建设。记得，修建南内环桥的消息在报上一公布，我们单位住南边的同事奔走相告，无论绕行坐班车的，还是胆大骑自行车走地下桥的，无不觉得这是一个福音。
说到骑自行车走地下桥上班，不仅大多数跑家的男同事天天如此，就是女同事怕迟到着了急也不去绕行迎泽大桥，而是硬着头皮走地下桥。我有一次骑自行车走地下桥，听到后面有汽车司机按喇叭，一着急就撞到碎石块抹成的墙壁上，至今右手中指和食指上都留有一厘米多长的瘢痕，它们让我常想起过去的行路难及上一天班的不容易。 有了南内环桥后，我的上班路线也随之有了变化，改坐39路公交车到山纺下车，再坐班车。虽然还是倒一趟公交车才能坐上班车，但从距离上算缩短了好多，时间上自然也比过去省出不少。班车的路线依然没变，还是只发一辆，走的依然是老路线。那段时间，住南边的车友们强烈要求加开一辆走南内环桥的班车，但领导不同意。领导两手一摊，说当家也有当家的难处，南边多跑一辆，北边怎么办？北边住柴村的人也有，可北边的路不好走，绕大圈吧，时间上又不允许。提要求的车友们想想也是，早晨怕迟到，下班又归心似箭，分秒必争是必须的。还是領导想得周全，既然北边路况不允许加开班车，南边就是路况允许也因为北边的原因不能加，加了就是搞特殊。手心手背都是肉，南北两边的人都风尘仆仆地汇集到居中的迎泽大桥，方显得公平合理。这种南北平等原则一直秉持到修了漪汾桥和长风桥后。
道路的变化，让领导的思路也有了跨越式改观，一跃就给我们跑家的人加了两辆班车，除跑迎泽大街线的照旧外，新加的两辆，一辆绕长风桥和南内环桥跑小循环线，另一辆绕漪汾桥跑。这是真的吗？我不敢相信，对于坐了几十年班车的我来说，没想到老也老了快退休了，还能赶上这等好事。原本盼星星盼月亮，只盼班车能走南内环桥，我随便倒一趟公交车坐三站就能接上班车。没想到，求中得上，走长风桥的班车居然早晚都路过我家门口。我每天八点上班，七点四十才出门，七点五十前坐上班车，八点就到了单位。有了长风桥，距离不再是问题，原来觉得遥不可及的单位，现在只需十分钟的车程。
更让我这样一个平头老百姓觉得享福的是，有了三趟班车后，我们再也不用买站票了，上去就有座，而且从来就没有坐满过。过年过节的时候，人更少，最少的时候，就拉得我一个人，简直让我受宠若惊，恍惚觉得单位特意给我派了一辆专车似的。这在多年前只有一趟班车时，是想也不敢想的事。
说来，大家可能不相信，曾有一任矿长的爱人在市里上班，他每天早晨天不亮，就去班车上给他爱人占坐位。我怀上孩子后，老得别人让坐，看着年轻的同事穿着高跟鞋站在我身边一分一秒地坚持着，心里挺过意不去的，怎么也坐不踏实，索性早早就请假在家，硬让扣工资也不愿搭这份人情了。
常年坐班车的人最知道每个座位都来之不易，让座的背后大有深意，除了正常的尊老爱幼以及孕妇、病人优先之外，其中不乏暗生情愫的男女，千方百计排除万难也要坐到一起。不是女的给男的占下，就是男的给女的占上，别人上来想坐，没门！对不起，你不是我的菜。吵过甚至肢体接触过几次后，这两个座位就成了爱情专座，不管这爱情在别处是多么地下，在班车上却是大家心照不宣的公开秘密。
现在，班车发得多了，坐班车的人却少了，个中原因，除了私家小汽车日渐进入寻常百姓家外，还有一个更主要的原因是有了公交自行车和小黄车等，这些公共交通工具的增设，也给人们的出行带来了极大的便利。骑车不用赶点，快慢自己掌握，既锻炼了身体，还免费欣赏了沿途风景。车子又都是修理好的，气足而干净。过去骑自己的自行车，坏了才满大街找修车铺，提心吊胆就怕车子坏到半道，现在好了，坏了扔下，再换一辆骑就是。
今年年初，我骑着小黄车去上班，遇见一位来单位办事的老职工，她拦住我说，看现在修了这么好的路，你们跑家的多享福，路近了不说，还有免费的自行车骑，要是早变成这样，我也不会提前退休。九十年代中期，我们单位曾经内退过一批人，当时的政策是自愿，这一批人中跑家的占了多数，他们就因为上班不方便，不仅表现出了高度的自觉自愿还互相联络踊跃报名，她就是其中之一。现在后悔得不得了，经常掐着指头算少挣了多少钱。其实，有些账看你怎么算，此一时彼一时，当时来一趟单位就是不容易，早早省了这个麻烦，未必不是明智之举。但说这话显然不合适，有得了便宜卖乖之嫌。想说坚持就是胜利，她应该再坚持坚持，又觉得这是事后诸葛亮的见识，不说也罢。
谁能想到，单位还是那个单位，家还是那个家，只是联结这两个点的道路发生了变化，就让我，也让生活在太原的多少人，享受到了那时很远，现在很近的小幸福。
现在再提一九七八年，不是恍如隔世，从时间概念上来说，真的已经是上个世纪的事了。那时，我才十五岁，刚参加工作。整天抱一本书，唯一的理想就是凭着自己的努力，自学完初中和高中课程，带工资考上大学，气宇轩昂地走出“三眼桥”。所谓“三眼桥”是我们单位大门的俗名，大门是石头砌成的，沿用至今，只是上面不再走运煤的火车了，轨道已经荒芜多年，早就不用了。我们单位也将停止生产煤，原来的采空区变成了万亩生态园的一部分，斗转星移，一切都变了样，不变的是曾经走过的昨天。
昨天，我那么年轻，不，是比年轻更饱含闯劲和稚气的年少，年少的我一心想离开家乡。至于去哪？世界那么大，我和风说，除了太原，随你！随你把我带到哪里都行，只要遥远，只要不是太原。“少年不知愁滋味，爱上层楼”是人类的通病，多半年少的心都觉得近处无风景，陌生而遥远的地方，才盛产诗意；都觉得他乡是再好不过的地方，只要能去了他乡，就比待在故乡有出息，还有意思。
就在我拉开架式备战高考时，国家取消了工作满五年就可以带薪上大学的政策。但就像人们常说的那样，关了一扇门，就会打开另一扇窗户。一九八二年的夏天，一个带工资脱产上学的机会说来就来，但不是大学，是对口中专。单位领导把连我在内十几个够条件的年轻人一股脑送进了考场。
用高考的劲参加中考，有点像降级使用，还有点声东击西的意思，反正不是打的无准备之仗。“失之东隅，收之桑榆”，那年，我们单位报了一堆人，就考上我一个。按说应该高兴，可志不在此的我一点也高兴不起来。虽然也带工资，但不是远方，更不是他乡，是近在咫尺的太原卫校。
报到后的当天，学校就不让我们回家了，很正规的住校生活，来得猝不及防，可我的心还没收回来，还在不甘地眺望远方。晚饭后，借很短一小会自由活动的时间，我一个人溜出校门，走了三五百米，来到地下桥旁边的一片小树林里，站成树的姿态，仰望着高不可及的天空，在暮色的掩护下，让失意的眼泪恣意滂沱。
在多年以后漫长的人生岁月里，一直生活在太原的我经常笑年轻的自己，不但矫情，还狂妄。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以我平庸的智力水平，能在故乡有一份安稳的工作，已经是很侥幸的事了。人在哪过都是一辈子，越活越明白，人生没有绝对的好坏，在哪有哪的好，现在就是能随孩子去别的城市，我还不舍得呢！再好，也觉得没有在太原好。
前几年在北京学习，说到各自生活的城市，我情不自禁地夸大了太原的各种好。老师笑笑，当众揶揄道：“太原不错，国际大都市”。此后，国际大都市就成了太原的代名词。后来，班上的同学谁来了太原，不说太原，只说，我来国际大都市了，大家就明白，这家伙跑太原了。明知咱太原和国际大都市还沾不上边儿，可为了让外省人记住太原，我决定将脸皮厚到底，你们说大都市就大都市呗，在这个众声喧哗的时代，让人记住点什么不容易。
好在这两年的太原也不是拿不出手，一线城市的同学来过后都说，太原还真如你说的，不错。我赶紧附和着说：“小城市有小城市的好，地方不算太大，几座环形桥把整个太原东西南北都连接起来了，出行真的很方便。”我说这话不仅是发自内心的，而且是下意识的，作为一个生活在这里五十年之久的老太原人，家住市里，在郊区上了一辈子班，对道路的变化和出行的便利感触最深。
七十年代末，我刚参加工作那会，因为交通不便，我们这些家在市里的职工都住单身宿舍，一周回家一次。那时，还没有双休日一说，每个周六晚上下班后发一趟班车，拉我们回家，周一早晨再把我们接去。那时，还没有南内环桥，单位的班车也只走迎泽大桥。没结婚前还好，我们家住棉花巷，步行十几分钟，走到迎泽大街上的外贸大楼前等车即可。
最苦的是婚后，我搬到了现在的亲贤北街。别看现在的亲贤北街是太原最繁华的商业圈。豪华的大型商场百盛、王府井、茂业天地，先后进驻，各领风骚。王府井对面是顶配高档休闲娱乐场所“钱柜”，虽然，它早已成为过客，但作为历史的客观存在，它的确红极一时过。可以说，这条街异军突起，摇身一变成了新的高档商业中心。但在一九九八年没打通之前，这里根本没有什么路，亲贤北街也是后来修了这条东西贯通的路后才新起的街名。新修的亲贤北街东起建设路，西至平阳路，全长3100米。
没修这条三千多米的路前，靠平阳路段的西面只有一条泥泞的小土路曲曲弯弯，艰难地迎送着生活在两边的人们。一到雨雪天，出行都是问题，那时，我不得不经常带着两脚泥就去了单位。同事打趣地说，“南泥湾”的人来一趟真不容易。八十年代前，从棉花巷嫁到南面，一过老军营，就等于从城市的中心嫁到了市郊。人们问我嫁到哪了？母亲就说杨家堡，因为说别的地方，人们不清楚，況且母亲也没有权利给一条没有名称的街命名，只好用马路对面的杨家堡来定位我嫁的大概位置。老街坊们虽然听懂了，但都摇头，觉得我嫁得太偏了，一点也不好，天一样远。的确，从平阳路到迎泽大街，找不到一趟直达的公交车，我每天上班都得坐21路公交车，七绕八绕，绕到迎泽大街尽头的火车站，才能坐上我们单位的班车。夏天还好，天长。最怕冬天，六点多，天大黑就得出门，晚上下了班，班车到了火车站就快七点了，再换上21路公交，又得将近一个小时才能回了家。每天上班披星戴月，两头不见太阳。
鲁迅在小说《故乡》里写道：“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太原的道路变化，可不是得益于走得人多，而是有计划的城市道路建设。记得，修建南内环桥的消息在报上一公布，我们单位住南边的同事奔走相告，无论绕行坐班车的，还是胆大骑自行车走地下桥的，无不觉得这是一个福音。
说到骑自行车走地下桥上班，不仅大多数跑家的男同事天天如此，就是女同事怕迟到着了急也不去绕行迎泽大桥，而是硬着头皮走地下桥。我有一次骑自行车走地下桥，听到后面有汽车司机按喇叭，一着急就撞到碎石块抹成的墙壁上，至今右手中指和食指上都留有一厘米多长的瘢痕，它们让我常想起过去的行路难及上一天班的不容易。 有了南内环桥后，我的上班路线也随之有了变化，改坐39路公交车到山纺下车，再坐班车。虽然还是倒一趟公交车才能坐上班车，但从距离上算缩短了好多，时间上自然也比过去省出不少。班车的路线依然没变，还是只发一辆，走的依然是老路线。那段时间，住南边的车友们强烈要求加开一辆走南内环桥的班车，但领导不同意。领导两手一摊，说当家也有当家的难处，南边多跑一辆，北边怎么办？北边住柴村的人也有，可北边的路不好走，绕大圈吧，时间上又不允许。提要求的车友们想想也是，早晨怕迟到，下班又归心似箭，分秒必争是必须的。还是領导想得周全，既然北边路况不允许加开班车，南边就是路况允许也因为北边的原因不能加，加了就是搞特殊。手心手背都是肉，南北两边的人都风尘仆仆地汇集到居中的迎泽大桥，方显得公平合理。这种南北平等原则一直秉持到修了漪汾桥和长风桥后。
道路的变化，让领导的思路也有了跨越式改观，一跃就给我们跑家的人加了两辆班车，除跑迎泽大街线的照旧外，新加的两辆，一辆绕长风桥和南内环桥跑小循环线，另一辆绕漪汾桥跑。这是真的吗？我不敢相信，对于坐了几十年班车的我来说，没想到老也老了快退休了，还能赶上这等好事。原本盼星星盼月亮，只盼班车能走南内环桥，我随便倒一趟公交车坐三站就能接上班车。没想到，求中得上，走长风桥的班车居然早晚都路过我家门口。我每天八点上班，七点四十才出门，七点五十前坐上班车，八点就到了单位。有了长风桥，距离不再是问题，原来觉得遥不可及的单位，现在只需十分钟的车程。
更让我这样一个平头老百姓觉得享福的是，有了三趟班车后，我们再也不用买站票了，上去就有座，而且从来就没有坐满过。过年过节的时候，人更少，最少的时候，就拉得我一个人，简直让我受宠若惊，恍惚觉得单位特意给我派了一辆专车似的。这在多年前只有一趟班车时，是想也不敢想的事。
说来，大家可能不相信，曾有一任矿长的爱人在市里上班，他每天早晨天不亮，就去班车上给他爱人占坐位。我怀上孩子后，老得别人让坐，看着年轻的同事穿着高跟鞋站在我身边一分一秒地坚持着，心里挺过意不去的，怎么也坐不踏实，索性早早就请假在家，硬让扣工资也不愿搭这份人情了。
常年坐班车的人最知道每个座位都来之不易，让座的背后大有深意，除了正常的尊老爱幼以及孕妇、病人优先之外，其中不乏暗生情愫的男女，千方百计排除万难也要坐到一起。不是女的给男的占下，就是男的给女的占上，别人上来想坐，没门！对不起，你不是我的菜。吵过甚至肢体接触过几次后，这两个座位就成了爱情专座，不管这爱情在别处是多么地下，在班车上却是大家心照不宣的公开秘密。
现在，班车发得多了，坐班车的人却少了，个中原因，除了私家小汽车日渐进入寻常百姓家外，还有一个更主要的原因是有了公交自行车和小黄车等，这些公共交通工具的增设，也给人们的出行带来了极大的便利。骑车不用赶点，快慢自己掌握，既锻炼了身体，还免费欣赏了沿途风景。车子又都是修理好的，气足而干净。过去骑自己的自行车，坏了才满大街找修车铺，提心吊胆就怕车子坏到半道，现在好了，坏了扔下，再换一辆骑就是。
今年年初，我骑着小黄车去上班，遇见一位来单位办事的老职工，她拦住我说，看现在修了这么好的路，你们跑家的多享福，路近了不说，还有免费的自行车骑，要是早变成这样，我也不会提前退休。九十年代中期，我们单位曾经内退过一批人，当时的政策是自愿，这一批人中跑家的占了多数，他们就因为上班不方便，不仅表现出了高度的自觉自愿还互相联络踊跃报名，她就是其中之一。现在后悔得不得了，经常掐着指头算少挣了多少钱。其实，有些账看你怎么算，此一时彼一时，当时来一趟单位就是不容易，早早省了这个麻烦，未必不是明智之举。但说这话显然不合适，有得了便宜卖乖之嫌。想说坚持就是胜利，她应该再坚持坚持，又觉得这是事后诸葛亮的见识，不说也罢。
谁能想到，单位还是那个单位，家还是那个家，只是联结这两个点的道路发生了变化，就让我，也让生活在太原的多少人，享受到了那时很远，现在很近的小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