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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人人都有一夜暴富的梦想，或许是这个时代太过急功近利。
只有在革命的年代，鲁迅的文字才可能成为流行
提到鲁迅的我们能想起来的小说大概是《狂人日记》、《阿Q正传》，提到杂文那立刻能想起来的大概是《纪念刘和珍君》、《论雷峰塔的倒掉》等。我接触过的绝大部分人是不可能去读课文之外的鲁迅的文章的。那些文章趣味性真的不好，纯从文字优美的角度看也许《野草》有一点，别的则多是犀利的议论文，并不十分好看，非要读我相信更多的人可能会喜欢沈从文、梁实秋等。但很有意思的是在那个年代鲁迅其实是流行的，《呐喊》一书在作者生前被印刷了22次。没有这种流行度其实也支撑不起鲁迅先生在那个年代那么大的影响力。
那什么人会喜欢鲁迅先生的文字呢？综合各种状况我们可以讲是对社会状态不满意并关心社会状态的人。如果一个人每天只是不停地打麻将，抽大烟，苟活度日，那他为什么看鲁迅的文章！所以我们至少可以说那个年代是有很大一拨人关心社会的整体状态，并力求改变的。
所以那是一个革命的年代，只有在革命的年代，鲁迅的文字才可能成为流行。这个时代的跨度其实非常的长，至少横跨了鲁迅先生的一生。
如果我们可以从鲁迅的流行反过来印证那是一个革命的年代，那我们一样可以从今天各种流行的东西上面透视出这个时代的人心士气。这其实与古代人治政时所谓的观民风而知得失是一个思路。
从互联网思维到网红经济
大概一年多以前很热的互联网思维现在很少人提起了，这大概与小米这个标杆企业变的有点不太景气有关。在与华为的对战中，小米似乎越来越处于劣势。2016年人们开始追逐一些更新的东西，比如网红。所以又有很多人开发一种叫网红经济的东西。
一般认为，网红是“网络红人”的简称，主要是指通过网络平台而走红并在进行一定商业化实践的群体，网红求名也求利，目的在于通过互联网实现个人价值，最新的趋势是创业。网红现象揭示，一旦你拥有一个网红的身份，你可以不再需要找一个朝九晚五的工作，你可以创业成为“自己的老板”。
这实在是互联网发达之后带来的一种新现象，每年、每月、每时每刻人们都在追逐一些新的热点。从互联网思维到微商再到网红经济，与此伴随而来的是新词的短命周期。
这是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一种真正有价值的东西绝不应该一年前还万众瞩目，过街天桥边上的社会人士也在探讨，一年后却变的寂静无声，谁都不把它放在心上。
我们可以把书上的，互联网上的东西分做：信息、知识和思想三个层次。这里面信息随时更新，知识则随形势变化而更新，真的有价值的思想则横亘千年，比如说到现在人们还会读道德经。
各种新词换来换去唯一能说明的是大多时候人们其实只是在信息的层面解读问题，虽然新词往往会被伪装成一种知识或思想。或者说其实人们并不真的对知识和思想感兴趣，人们真的感兴趣的其实信息中所可能带来的商业机会，马上能为自己带来什么。也就意味着人们感兴趣的点其实根本不是什么思维也不是什么经济学，而只是一种快速的赚钱方法。
所以什么互联网思维、微商、互联网金融、网红这些东西就会一波波的涌上来，这时候千万不要被表面上那个词以及相关词的解释所迷惑，检验这些东西正确与否的始终只是能不能让人迅速赚钱。不能赚钱了它就会迅速被冷落。
这毫不稀奇，昨天有，今天有，明天也会有，联想到人类曾经历时千年苦苦研究炼金术，那就会对这种现象的生命力抱有极大的信息。
我们这个时代其实是商业的、急功近利的时代
恰如鲁迅的兴起代表了革命的心态，上面说的这状况其实代表了一种急功近利的暴富心态。这心态反倒是真的起源于互联网，互联网所带来的网络效应，有几个明显的特征，导致它特别适合一夜暴富：
一是它的杠杆率非常高。这可以从社交网络平台Facebook花10亿美元收购照片应用软件Instagram和190亿美元收购通讯应用软件Whatsapp上获得直观的感受。Facebook进行收购时，这两家公司一家只有10几个人，一家则只有40个人左右。冷冰冰的看这数字，感受不深，我们可以做一点点对比。假设一个公司是做外包的，技术水平非常高，人月单价有4万人民币。同时这个公司包括支持人员在内有500人，公司里每个人月都可以换成收入，那么这个公司一年的收入大概是4000万美元，按照收入的四倍进行估值，这公司价值1.6亿美元，而这个公司为了成长到这种程度那可能需要五年以上的不懈努力。而Instagram用10几个人达成10亿美元价值只用了差不多2年。5年500人创造1.6亿的价值，与10几个人2年创造10亿美元的价值，这背后单人一年创造的价值是接近800倍的差异。Whatsapp的情形显然就更加夸张，背后是数千倍的差异。这种单人创造价值的巨大差异导致互联网产品的杠杆率可以非常的高。
二是它的扩张速度非常快。纯数字产品如果在点上获得突破往往可以迅速获取客户。
急功近利的暴富心态本身其实没什么不好，谁不想一夜成名呢？关键问题在于它有自己的明确限度。当超过了这限度后，那就会欲速则不达。
一旦从比特的世界进入到原子的世界，那过去几十年沉淀下来的管理、生产工艺、供应链这些东西就会重新变的有价值。这点上华为总裁任正非先生是有自知之明的，所以华为才会反过来向并不火热的IBM学习流程设计。互联网企业显然有自己需要补的课，相信越来越多的企业会认识到这点，这是一个暴发户进行沉淀的过程。但真的追溯这急功近利心态的起源也许比单纯的评价这心态好或不好、那里不好，互联网企业那里需要补课更有意思。
孟子讲：“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与急功近利暴富心态相对冲的正是恒心。所以追溯根本实际要追溯的正是究竟是什么东西让大多数人失去了恒心。
古代的士是以人类大群为己任的人，但实际上绵延几千年的士的传承精神其实断绝了，或者说至少是隐藏了。范仲淹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现代人估计是很难理解的，但如果观察中国历史你就会发现这不是虚伪，而是士大夫精神的一种表现，这种精神在中国历史上也有进退升沉，但其主线经数千年延绵而不绝，并且曾经渗透到社会的多个层面。这些士大夫们绵延几千年一直嘗试建立一个有温度、有底线的世界，但从结果而论士大夫们其实是失败了，人心上的修持最终败给了轰隆隆走来的蒸汽机、润物细无声的互联网和经济。
士的传承精神失去实际上导致恒心失去了一个重要的来源，剩下的就是纯物质追求上是否能达成有恒产者有恒心的状态。很不幸这点也很难，总是剧烈变化的环境让人们对未来缺少一种稳定预期，人们更想尽快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接下来出国、买房或者干点别的什么。
结果是很明确的，鲁迅那个时代是革命的时代，我们这个时代其实是商业的、急功近利的时代。鲁迅的犀利文字，互联网思维、网红的迅速更迭可为明证。
只有在革命的年代，鲁迅的文字才可能成为流行
提到鲁迅的我们能想起来的小说大概是《狂人日记》、《阿Q正传》，提到杂文那立刻能想起来的大概是《纪念刘和珍君》、《论雷峰塔的倒掉》等。我接触过的绝大部分人是不可能去读课文之外的鲁迅的文章的。那些文章趣味性真的不好，纯从文字优美的角度看也许《野草》有一点，别的则多是犀利的议论文，并不十分好看，非要读我相信更多的人可能会喜欢沈从文、梁实秋等。但很有意思的是在那个年代鲁迅其实是流行的，《呐喊》一书在作者生前被印刷了22次。没有这种流行度其实也支撑不起鲁迅先生在那个年代那么大的影响力。
那什么人会喜欢鲁迅先生的文字呢？综合各种状况我们可以讲是对社会状态不满意并关心社会状态的人。如果一个人每天只是不停地打麻将，抽大烟，苟活度日，那他为什么看鲁迅的文章！所以我们至少可以说那个年代是有很大一拨人关心社会的整体状态，并力求改变的。
所以那是一个革命的年代，只有在革命的年代，鲁迅的文字才可能成为流行。这个时代的跨度其实非常的长，至少横跨了鲁迅先生的一生。
如果我们可以从鲁迅的流行反过来印证那是一个革命的年代，那我们一样可以从今天各种流行的东西上面透视出这个时代的人心士气。这其实与古代人治政时所谓的观民风而知得失是一个思路。
从互联网思维到网红经济
大概一年多以前很热的互联网思维现在很少人提起了，这大概与小米这个标杆企业变的有点不太景气有关。在与华为的对战中，小米似乎越来越处于劣势。2016年人们开始追逐一些更新的东西，比如网红。所以又有很多人开发一种叫网红经济的东西。
一般认为，网红是“网络红人”的简称，主要是指通过网络平台而走红并在进行一定商业化实践的群体，网红求名也求利，目的在于通过互联网实现个人价值，最新的趋势是创业。网红现象揭示，一旦你拥有一个网红的身份，你可以不再需要找一个朝九晚五的工作，你可以创业成为“自己的老板”。
这实在是互联网发达之后带来的一种新现象，每年、每月、每时每刻人们都在追逐一些新的热点。从互联网思维到微商再到网红经济，与此伴随而来的是新词的短命周期。
这是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一种真正有价值的东西绝不应该一年前还万众瞩目，过街天桥边上的社会人士也在探讨，一年后却变的寂静无声，谁都不把它放在心上。
我们可以把书上的，互联网上的东西分做：信息、知识和思想三个层次。这里面信息随时更新，知识则随形势变化而更新，真的有价值的思想则横亘千年，比如说到现在人们还会读道德经。
各种新词换来换去唯一能说明的是大多时候人们其实只是在信息的层面解读问题，虽然新词往往会被伪装成一种知识或思想。或者说其实人们并不真的对知识和思想感兴趣，人们真的感兴趣的其实信息中所可能带来的商业机会，马上能为自己带来什么。也就意味着人们感兴趣的点其实根本不是什么思维也不是什么经济学，而只是一种快速的赚钱方法。
所以什么互联网思维、微商、互联网金融、网红这些东西就会一波波的涌上来，这时候千万不要被表面上那个词以及相关词的解释所迷惑，检验这些东西正确与否的始终只是能不能让人迅速赚钱。不能赚钱了它就会迅速被冷落。
这毫不稀奇，昨天有，今天有，明天也会有，联想到人类曾经历时千年苦苦研究炼金术，那就会对这种现象的生命力抱有极大的信息。
我们这个时代其实是商业的、急功近利的时代
恰如鲁迅的兴起代表了革命的心态，上面说的这状况其实代表了一种急功近利的暴富心态。这心态反倒是真的起源于互联网，互联网所带来的网络效应，有几个明显的特征，导致它特别适合一夜暴富：
一是它的杠杆率非常高。这可以从社交网络平台Facebook花10亿美元收购照片应用软件Instagram和190亿美元收购通讯应用软件Whatsapp上获得直观的感受。Facebook进行收购时，这两家公司一家只有10几个人，一家则只有40个人左右。冷冰冰的看这数字，感受不深，我们可以做一点点对比。假设一个公司是做外包的，技术水平非常高，人月单价有4万人民币。同时这个公司包括支持人员在内有500人，公司里每个人月都可以换成收入，那么这个公司一年的收入大概是4000万美元，按照收入的四倍进行估值，这公司价值1.6亿美元，而这个公司为了成长到这种程度那可能需要五年以上的不懈努力。而Instagram用10几个人达成10亿美元价值只用了差不多2年。5年500人创造1.6亿的价值，与10几个人2年创造10亿美元的价值，这背后单人一年创造的价值是接近800倍的差异。Whatsapp的情形显然就更加夸张，背后是数千倍的差异。这种单人创造价值的巨大差异导致互联网产品的杠杆率可以非常的高。
二是它的扩张速度非常快。纯数字产品如果在点上获得突破往往可以迅速获取客户。
急功近利的暴富心态本身其实没什么不好，谁不想一夜成名呢？关键问题在于它有自己的明确限度。当超过了这限度后，那就会欲速则不达。
一旦从比特的世界进入到原子的世界，那过去几十年沉淀下来的管理、生产工艺、供应链这些东西就会重新变的有价值。这点上华为总裁任正非先生是有自知之明的，所以华为才会反过来向并不火热的IBM学习流程设计。互联网企业显然有自己需要补的课，相信越来越多的企业会认识到这点，这是一个暴发户进行沉淀的过程。但真的追溯这急功近利心态的起源也许比单纯的评价这心态好或不好、那里不好，互联网企业那里需要补课更有意思。
孟子讲：“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与急功近利暴富心态相对冲的正是恒心。所以追溯根本实际要追溯的正是究竟是什么东西让大多数人失去了恒心。
古代的士是以人类大群为己任的人，但实际上绵延几千年的士的传承精神其实断绝了，或者说至少是隐藏了。范仲淹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现代人估计是很难理解的，但如果观察中国历史你就会发现这不是虚伪，而是士大夫精神的一种表现，这种精神在中国历史上也有进退升沉，但其主线经数千年延绵而不绝，并且曾经渗透到社会的多个层面。这些士大夫们绵延几千年一直嘗试建立一个有温度、有底线的世界，但从结果而论士大夫们其实是失败了，人心上的修持最终败给了轰隆隆走来的蒸汽机、润物细无声的互联网和经济。
士的传承精神失去实际上导致恒心失去了一个重要的来源，剩下的就是纯物质追求上是否能达成有恒产者有恒心的状态。很不幸这点也很难，总是剧烈变化的环境让人们对未来缺少一种稳定预期，人们更想尽快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接下来出国、买房或者干点别的什么。
结果是很明确的，鲁迅那个时代是革命的时代，我们这个时代其实是商业的、急功近利的时代。鲁迅的犀利文字，互联网思维、网红的迅速更迭可为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