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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曾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严肃指出，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必须要自觉遵守廉政准则，既要严于律己，又要加强对自己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的约束和教育。我国古代官贤就有过“莫用三爷、废职亡家”的规劝之言，此“三爷”乃指“子为少爷、婿为姑爷、妻兄弟为舅爷”。在更为重视依法治国原则的今天，最为基本的廉政准则和回避原则，是从政之人一道不容逾越的底线。清廉非亲情之殇，为官一任就要肝胆见担当，当官要做什么，给群众留下什么，给亲人留下什么，一定要心中有数。只有严格遵守党纪国法，又严格要求家人，才能理顺为己与为民的价值排序，从无孔不入、盘根错节的裙带关系、亲族关系中跳脱出来，真正实现大我与小我的相得益彰。权力这杯“酒”，并非谁喝都会醉，只要守住了规矩、立定了心思、站稳了脚跟，油水再大的地方也不至于滑倒。苏荣由党的高级领导干部滑入腐败的泥潭，就是没有端好、喝好好权力这杯“酒”，任由“无底欲”为自己挖下了“无底洞”。
巡视“利剑”、剑指“巨虎”
做为权倾一方的封疆大吏，苏荣是如何一步步走到如此绝境呢？这还要从中央巡视组在江西的巡视工作谈起。2013年，江西省的夏日比往年来得更早一些，还未进入6月，南昌市已经变成了火炉。这个夏季，如同气温一样让南昌火辣辣的，就是中央巡视组的进驻。人们用热切的目光关注着这个省会都市，是想看看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央第一轮巡视工作在江西如何开局，巡视组究竟如何落实中纪委有关当好“顺风耳”“千里眼”，找出“老虎”“苍蝇”的根本要求。一时间，全省上下凝神屏息，群众似乎更关注的是，江西有没有“老虎”，巡视组能否找出来？压力也是在这儿。“来南昌之前，尽管我们按照巡视工作创新的要求，做了大量准备，但并没有特定的具体目标。”从2013年5月27日到8月27日，中共中央第八巡视组的联络员王女士清楚地记得那些进驻南昌的日日夜夜。“巡视组到江西后，分别与各级领导干部进行谈话，省委领导班子成员，特别是主要党政一把手是了解的重点。”小王回忆道。
在一些谈话中，有的领导干部反映的一个情况引起了中央巡视组领导重视：2012年底，苏荣在离开江西之前，江西有两次比较重要的选举，一是全国人大代表选举，二是党的十八大代表选举。作为省委一把手，苏荣在这两次选举中，得票排名都是倒数。作为省委主要领导，在如此重要的政治活动中，为什么会是这样一个结果？群众对苏荣反映最强烈、意见最大的是什么呢？“一定要搞清楚这其中的原因。”经验丰富的巡视组领导王鸿举、宁延令敏锐地意识到，问题的背后必定隐藏着重大线索，必须探究。于是在接下来的工作中，第八巡视组的同志们便开始寻找答案。最受群众非议的是，苏荣执政江西省时的发展思路。2008年苏荣刚到江西，就提出“一大四小”造林绿化工程。“一大”是指，必须确保2010年江西省森林覆盖率达到63%，“四小”分别为：县城和市政府驻地、乡镇政府驻地、农村自然村以及基础设施、工业园区和矿山裸露地都要绿化。其实早在2006年，江西省的森林覆盖率就已位居全国第二，仅低于福建。因而，一开始“一大四小”工程的必要性就充满了争议。在随后的几年里，江西省不仅上演了大搞“一夜成林、一夜成景”“脱离造林实际安排年度绿化任务”的荒诞剧，并且，巨大工程背后的利益，已成为公开的秘密。“江西本盛产绿化苗木，政府却舍近求远从兄弟省市大量调进苗木，耗费巨额纳税资金。”
巡视组同志听到了群众普遍诟病的如此种种问题，这还只是冰山一角。饱受干部非议的还有用人问题。据反映，苏荣提拔的领导有的口碑不佳，有的政绩平平，实在难以服众，而那些能干会干、勤政务实的却得不到提拔。选人用人的这些错误导向，致使江西省掀起拉选票、走关系、甚至跑官买官的歪风。干部选任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玄机呢？巡视组同志们顺藤摸瓜，一幕幕权钱交易的闹剧浮出水面，苏荣及其家人亲属进入巡视组视线。受理信访、调查谈话等情况发现，苏荣的家属活跃于当地的土地出让、矿产资源、工程项目、房产开发等诸多领域。反映最多的，当属苏荣的妻子“于姐”。这位在江西政商界素有“于姐”之称的官太太，苏荣主政期间非常活跃，介绍到江西来做生意的朋友不计其数。除此之外，苏荣的亲属还插手干部选任事宜，从中收受贿赂。而且他们“障眼法”令人眼花缭乱。“于姐”热衷艺术收藏，爱去瓷都景德镇“淘瓷器”。一些领导干部千方百计投其所好，从景德镇把价值高昂的瓷器借以各种名目送到“于姐”手上，好通过“于姐”实现官位晋升。“于姐”其子则通过当“代言人”前台收钱，再让父亲后台办事，进而完成权钱交易、买官卖官事项。一幕幕家庭腐败闹剧、丑剧，直指幕后主角：苏荣书记。
夫贵妻荣、妻贪夫祸
“于姐是谁？”2012年某一天，商人陈建男邀请江西新余人大常委会原主任周建华来考察企业，周建华问他。陈建男是主动提起，“于姐”非常重视这个项目。针对周建华的疑问，陈建男笑言，“于姐就是苏荣书记的夫人啊！”“于姐”大名于丽芳，桃花眼，柳叶眉，鹅蛋脸，将近60岁的她仍风姿绰约。坊间一度流传“于姐”为“少夫人”“70后”。其实“于姐”出生于1954年8月，比苏荣小6岁，吉林人。在苏荣主政期间，“于姐”在当地政商界流传颇广，事实上充当了苏荣的“代理人”，并频繁地为官商牵线搭桥，不仅参与“卖官”，还涉嫌插手工程建设和土地出让，从中收取巨额贿赂。2011年，于丽芳曾手术一次，然后在深圳疗养，许多江西厅级干部打“飞的”去探望，并送上特产和红包。以至于，哪个送了记不清了，哪个没送却清清楚楚。景德镇高档瓷器也成了送礼用的“土特产”，并且送收双方都拿这些“土特产”的幌子来当遮羞布，各得其所、心照不宣。中纪委专案组同志形象地说：“如果景德镇名贵瓷器都成了‘土特产’，那么在南非钻石岂不是就成了土特产。”后来，专案组从苏荣家共扣瓷板画200多块，瓷瓶和其他瓷器319件。苏荣在“忏悔录”中说，“我简直成了瓷器经销商”。
除了充当苏荣的掮客，于丽芳还有一套令自己沾沾自喜的“陶瓷经”。于丽芳曾担任景德镇陶瓷艺术文化研究所艺术顾问，并以顾问之名在景德镇的陶瓷圈游刃有余多年，认陶瓷艺术家作“哥哥”“弟弟”，轻易完成从上门拜访到拜师，进而合作创作瓷画的过程，最后与国家级陶瓷艺术大师共同落款署名以存佐证。她曾经谦虚自称“不会画画”，但是却跻身众多大师陶瓷成就展作品集之列。她经常去景德镇一知名窑口作画，与一些陶艺家关系十分密切，甚至在景德镇时不住酒店，而是直接住进这些陶艺家家里。景德镇市政府的一位领导，曾经通过于丽芳在景德镇的陶瓷工作室，赠送了很多工艺美术大师的高级陶瓷作品给她，仅仅用4年时间就实现了从副厅干部到副省高官的三级跳。于丽芳早期受赠陶瓷那是“来者不拒”，后来随着审美有所提升，就对“收礼“也开始挑剔，有时即使是著名大师作品，画得不好她也不会要了。 许多群众反映，苏荣多次说江西省是他的仕途“最后一站”，其家人更是将江西省视为最后捞一把的机会。于丽芳多次向不少干部、商人讲，苏书记快没权了，需要帮忙就早点说。于丽芳既让苏荣安排请托的干部，又依仗苏荣的影响，直接给某些省市领导打招呼，提拔使用请托的干部，对于那些办得不得力的，还总向苏荣施加压力。于丽芳一次收受某领导干部钱款后，便让苏荣提拔其职务，苏荣也答应帮助解决，但最终未能如愿，随后于丽芳就同苏荣大吵大闹，无奈苏荣只好辩解，“我已经尽力了，别再闹了”。“于姐”的这些“事迹”让人既惊讶又感慨。亲情的眷顾，爱屋及乌，人皆有之，没有谁完全生活在真空中。但是问题的关键却在于，这种眷顾，究竟是花一己之费，还是慷公家之慨；是以群众身份，还是利用领导地位？景德镇当前正在努力宣传陶瓷文化，然而反腐脚步也未停留，已界六旬却有卓越风姿的“于姐”身影，却匆忙消失在景德镇的陶瓷圈之中。
成也“权位”、败也“权位”
苏荣无视诚信和职业道德，在人前假反腐，掩饰其人后真腐败。真正的两面派，是不少党员干部对这位省委书记的最终评价。初一到南昌，苏荣就在省直干部大会上说：“党派我到江西工作，是最后一站了，希望我离任时江西老百姓能说，苏荣这个官还行，还是做了一些实事，我就心满意足了。”苏荣还多次在全省会议上大讲特讲反腐倡廉，细数家人亲属的廉洁情况，信誓旦旦的保证，他没有亲戚在江西省做生意，要求党员群众对打着他的旗号的人不要去理会，可以说是将虚伪和狡诈演绎得登峰造极、淋漓尽致。虽然有人说，苏荣是“人前反腐、人后腐败”，但也有很多同志认为，苏荣其实连“人前反腐”也都算不上，自己都不干净，还能去反腐败？党中央认定他在抓主体责任方面严重失职，是一点都不冤的。一些老同志将苏荣的矛盾心态归结为，“一方面，自身搞腐败其实心里虚，很难管人；另一方面，又故意把水搅浑，既方便自己和亲属浑水摸鱼，又防止中纪委拔出萝卜带出泥”。2013年以来，中央纪委查处的赵智勇、姚木根、陈安众等省部级干部，江西省纪委查处的省某局原局长王某、本省某委原主任李某某、某市原市长丛某某、某市委原书记陈某某等厅级干部，其腐败行为大多发生在苏荣主政期间，并且都存在给苏荣送物送钱等问题。
苏荣带头巧取豪夺，加剧了江西省官商一体现象，严重影响了市场经济秩序和经济发展环境。苏家亲属四处插手工程建设、土地出让、招投标，凡是能搭上关系的商人无往而不利。很多经营者认为，产品质量好、企业实力强，不如搞定“于大姐”；于是许多干部，大胆建立“政商联盟”。当这种情况愈演愈烈时候，哪里还有社会公正、公平竞争可言？为官一任，当思造福一方。苏荣却巧取豪夺、利令智昏、无法无天，充分暴露了领导干部不受监督形成的疯狂。在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的情况下，我党必须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严惩腐败，抓住关键少数，下大气力治“病树”、拔“烂树”、正“歪树”，使领导干部受到警示、警醒、警戒。要努力把纪律挺在法律的前面，把严明党纪体现到对领导干部的日常监督管理中，发现苗头及时提醒，抓早抓小，咬咬耳朵、扯扯袖子；触犯纪律及时处理，动辄则咎，不要使小错误演变成大问题。尤其要加强对领导干部亲属的监管，以便防止他们成为不法人员“围猎”的“软肋”。
中国有古语说得好，“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友情亲情是最可宝贵的感情，在漫长人生旅途中，哪个人没有个三亲六故？在一个人功成名就后，又有谁不想好好回报亲朋？但是前提是不能违反党纪国法，要讲规矩。千万不能让纪律规矩上的松懈，让官商勾肩搭背有了可能，为权力变现大开绿灯，这将会把家庭的幸福推到铤而走险的悬崖。不可否认，就像费孝通老先生所言，在我们中华文明这个极为重视“差序格局”的社会中，来自家族亲朋好友乃至骨肉至亲的求助请托，非常容易碰到，在情与规、情与法的取舍上，难免遭遇“名不两立、行不两全”的两难，以及“亲情过不去”“面子过不去”的纠结。然而，价值选择上看似复杂，其实做好取舍并不艰难，关键就看领导干部能不能把握住法纪底线、坚守住党性立场。遵规守纪、奉公守法是基本的原则。如果一事当前，只看到亲疏远近不管原则有无，利益关口，只是顾人情长短而不管法纪规定，那么结果必会是：私利盘剥公益，亲情绑架公权，进而走上违法违纪之路。领导干部如果遇事不管原则先看关系，处理问题不按程序只管人情，有事只论亲疏不管对错，势必会置党纪国法于不顾，让亲情绑架公权。类似于苏荣这样的一些官员与妻子“并肩作战”，前者大开权力黑市，后者负责保管、转移赃款……她们或充当“批发商”，倒腾公共资源，进行权力寻租；或出演“经纪人”，为丈夫权力代言，明目张胆与人谈判开价；或热衷“二人转”，丈夫前台倡廉，妻子后台受贿。这些“贪内助”助长腐败的案例，无时无刻不警示我们党，权力的“后院”，也应当是防腐拒变的“前沿”和“火线”。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的要求，发人深省。正所谓“人不以规矩则废”，党员领导干部做政治上的明白人，必须管好自己的身边人，架设高压线、常打预防针。如果对身边人的胡来不加约束纠正，甚至打气撑腰，到头来的结果只有一个：身败名裂、同堂受审、追悔莫及。“一朝得势万人捧，一夕落魄众人唾”，权力可以成就一个人，也足以毁掉一家人，苏荣案件就是典型。千古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未完待续）
巡视“利剑”、剑指“巨虎”
做为权倾一方的封疆大吏，苏荣是如何一步步走到如此绝境呢？这还要从中央巡视组在江西的巡视工作谈起。2013年，江西省的夏日比往年来得更早一些，还未进入6月，南昌市已经变成了火炉。这个夏季，如同气温一样让南昌火辣辣的，就是中央巡视组的进驻。人们用热切的目光关注着这个省会都市，是想看看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央第一轮巡视工作在江西如何开局，巡视组究竟如何落实中纪委有关当好“顺风耳”“千里眼”，找出“老虎”“苍蝇”的根本要求。一时间，全省上下凝神屏息，群众似乎更关注的是，江西有没有“老虎”，巡视组能否找出来？压力也是在这儿。“来南昌之前，尽管我们按照巡视工作创新的要求，做了大量准备，但并没有特定的具体目标。”从2013年5月27日到8月27日，中共中央第八巡视组的联络员王女士清楚地记得那些进驻南昌的日日夜夜。“巡视组到江西后，分别与各级领导干部进行谈话，省委领导班子成员，特别是主要党政一把手是了解的重点。”小王回忆道。
在一些谈话中，有的领导干部反映的一个情况引起了中央巡视组领导重视：2012年底，苏荣在离开江西之前，江西有两次比较重要的选举，一是全国人大代表选举，二是党的十八大代表选举。作为省委一把手，苏荣在这两次选举中，得票排名都是倒数。作为省委主要领导，在如此重要的政治活动中，为什么会是这样一个结果？群众对苏荣反映最强烈、意见最大的是什么呢？“一定要搞清楚这其中的原因。”经验丰富的巡视组领导王鸿举、宁延令敏锐地意识到，问题的背后必定隐藏着重大线索，必须探究。于是在接下来的工作中，第八巡视组的同志们便开始寻找答案。最受群众非议的是，苏荣执政江西省时的发展思路。2008年苏荣刚到江西，就提出“一大四小”造林绿化工程。“一大”是指，必须确保2010年江西省森林覆盖率达到63%，“四小”分别为：县城和市政府驻地、乡镇政府驻地、农村自然村以及基础设施、工业园区和矿山裸露地都要绿化。其实早在2006年，江西省的森林覆盖率就已位居全国第二，仅低于福建。因而，一开始“一大四小”工程的必要性就充满了争议。在随后的几年里，江西省不仅上演了大搞“一夜成林、一夜成景”“脱离造林实际安排年度绿化任务”的荒诞剧，并且，巨大工程背后的利益，已成为公开的秘密。“江西本盛产绿化苗木，政府却舍近求远从兄弟省市大量调进苗木，耗费巨额纳税资金。”
巡视组同志听到了群众普遍诟病的如此种种问题，这还只是冰山一角。饱受干部非议的还有用人问题。据反映，苏荣提拔的领导有的口碑不佳，有的政绩平平，实在难以服众，而那些能干会干、勤政务实的却得不到提拔。选人用人的这些错误导向，致使江西省掀起拉选票、走关系、甚至跑官买官的歪风。干部选任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玄机呢？巡视组同志们顺藤摸瓜，一幕幕权钱交易的闹剧浮出水面，苏荣及其家人亲属进入巡视组视线。受理信访、调查谈话等情况发现，苏荣的家属活跃于当地的土地出让、矿产资源、工程项目、房产开发等诸多领域。反映最多的，当属苏荣的妻子“于姐”。这位在江西政商界素有“于姐”之称的官太太，苏荣主政期间非常活跃，介绍到江西来做生意的朋友不计其数。除此之外，苏荣的亲属还插手干部选任事宜，从中收受贿赂。而且他们“障眼法”令人眼花缭乱。“于姐”热衷艺术收藏，爱去瓷都景德镇“淘瓷器”。一些领导干部千方百计投其所好，从景德镇把价值高昂的瓷器借以各种名目送到“于姐”手上，好通过“于姐”实现官位晋升。“于姐”其子则通过当“代言人”前台收钱，再让父亲后台办事，进而完成权钱交易、买官卖官事项。一幕幕家庭腐败闹剧、丑剧，直指幕后主角：苏荣书记。
夫贵妻荣、妻贪夫祸
“于姐是谁？”2012年某一天，商人陈建男邀请江西新余人大常委会原主任周建华来考察企业，周建华问他。陈建男是主动提起，“于姐”非常重视这个项目。针对周建华的疑问，陈建男笑言，“于姐就是苏荣书记的夫人啊！”“于姐”大名于丽芳，桃花眼，柳叶眉，鹅蛋脸，将近60岁的她仍风姿绰约。坊间一度流传“于姐”为“少夫人”“70后”。其实“于姐”出生于1954年8月，比苏荣小6岁，吉林人。在苏荣主政期间，“于姐”在当地政商界流传颇广，事实上充当了苏荣的“代理人”，并频繁地为官商牵线搭桥，不仅参与“卖官”，还涉嫌插手工程建设和土地出让，从中收取巨额贿赂。2011年，于丽芳曾手术一次，然后在深圳疗养，许多江西厅级干部打“飞的”去探望，并送上特产和红包。以至于，哪个送了记不清了，哪个没送却清清楚楚。景德镇高档瓷器也成了送礼用的“土特产”，并且送收双方都拿这些“土特产”的幌子来当遮羞布，各得其所、心照不宣。中纪委专案组同志形象地说：“如果景德镇名贵瓷器都成了‘土特产’，那么在南非钻石岂不是就成了土特产。”后来，专案组从苏荣家共扣瓷板画200多块，瓷瓶和其他瓷器319件。苏荣在“忏悔录”中说，“我简直成了瓷器经销商”。
除了充当苏荣的掮客，于丽芳还有一套令自己沾沾自喜的“陶瓷经”。于丽芳曾担任景德镇陶瓷艺术文化研究所艺术顾问，并以顾问之名在景德镇的陶瓷圈游刃有余多年，认陶瓷艺术家作“哥哥”“弟弟”，轻易完成从上门拜访到拜师，进而合作创作瓷画的过程，最后与国家级陶瓷艺术大师共同落款署名以存佐证。她曾经谦虚自称“不会画画”，但是却跻身众多大师陶瓷成就展作品集之列。她经常去景德镇一知名窑口作画，与一些陶艺家关系十分密切，甚至在景德镇时不住酒店，而是直接住进这些陶艺家家里。景德镇市政府的一位领导，曾经通过于丽芳在景德镇的陶瓷工作室，赠送了很多工艺美术大师的高级陶瓷作品给她，仅仅用4年时间就实现了从副厅干部到副省高官的三级跳。于丽芳早期受赠陶瓷那是“来者不拒”，后来随着审美有所提升，就对“收礼“也开始挑剔，有时即使是著名大师作品，画得不好她也不会要了。 许多群众反映，苏荣多次说江西省是他的仕途“最后一站”，其家人更是将江西省视为最后捞一把的机会。于丽芳多次向不少干部、商人讲，苏书记快没权了，需要帮忙就早点说。于丽芳既让苏荣安排请托的干部，又依仗苏荣的影响，直接给某些省市领导打招呼，提拔使用请托的干部，对于那些办得不得力的，还总向苏荣施加压力。于丽芳一次收受某领导干部钱款后，便让苏荣提拔其职务，苏荣也答应帮助解决，但最终未能如愿，随后于丽芳就同苏荣大吵大闹，无奈苏荣只好辩解，“我已经尽力了，别再闹了”。“于姐”的这些“事迹”让人既惊讶又感慨。亲情的眷顾，爱屋及乌，人皆有之，没有谁完全生活在真空中。但是问题的关键却在于，这种眷顾，究竟是花一己之费，还是慷公家之慨；是以群众身份，还是利用领导地位？景德镇当前正在努力宣传陶瓷文化，然而反腐脚步也未停留，已界六旬却有卓越风姿的“于姐”身影，却匆忙消失在景德镇的陶瓷圈之中。
成也“权位”、败也“权位”
苏荣无视诚信和职业道德，在人前假反腐，掩饰其人后真腐败。真正的两面派，是不少党员干部对这位省委书记的最终评价。初一到南昌，苏荣就在省直干部大会上说：“党派我到江西工作，是最后一站了，希望我离任时江西老百姓能说，苏荣这个官还行，还是做了一些实事，我就心满意足了。”苏荣还多次在全省会议上大讲特讲反腐倡廉，细数家人亲属的廉洁情况，信誓旦旦的保证，他没有亲戚在江西省做生意，要求党员群众对打着他的旗号的人不要去理会，可以说是将虚伪和狡诈演绎得登峰造极、淋漓尽致。虽然有人说，苏荣是“人前反腐、人后腐败”，但也有很多同志认为，苏荣其实连“人前反腐”也都算不上，自己都不干净，还能去反腐败？党中央认定他在抓主体责任方面严重失职，是一点都不冤的。一些老同志将苏荣的矛盾心态归结为，“一方面，自身搞腐败其实心里虚，很难管人；另一方面，又故意把水搅浑，既方便自己和亲属浑水摸鱼，又防止中纪委拔出萝卜带出泥”。2013年以来，中央纪委查处的赵智勇、姚木根、陈安众等省部级干部，江西省纪委查处的省某局原局长王某、本省某委原主任李某某、某市原市长丛某某、某市委原书记陈某某等厅级干部，其腐败行为大多发生在苏荣主政期间，并且都存在给苏荣送物送钱等问题。
苏荣带头巧取豪夺，加剧了江西省官商一体现象，严重影响了市场经济秩序和经济发展环境。苏家亲属四处插手工程建设、土地出让、招投标，凡是能搭上关系的商人无往而不利。很多经营者认为，产品质量好、企业实力强，不如搞定“于大姐”；于是许多干部，大胆建立“政商联盟”。当这种情况愈演愈烈时候，哪里还有社会公正、公平竞争可言？为官一任，当思造福一方。苏荣却巧取豪夺、利令智昏、无法无天，充分暴露了领导干部不受监督形成的疯狂。在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的情况下，我党必须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严惩腐败，抓住关键少数，下大气力治“病树”、拔“烂树”、正“歪树”，使领导干部受到警示、警醒、警戒。要努力把纪律挺在法律的前面，把严明党纪体现到对领导干部的日常监督管理中，发现苗头及时提醒，抓早抓小，咬咬耳朵、扯扯袖子；触犯纪律及时处理，动辄则咎，不要使小错误演变成大问题。尤其要加强对领导干部亲属的监管，以便防止他们成为不法人员“围猎”的“软肋”。
中国有古语说得好，“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友情亲情是最可宝贵的感情，在漫长人生旅途中，哪个人没有个三亲六故？在一个人功成名就后，又有谁不想好好回报亲朋？但是前提是不能违反党纪国法，要讲规矩。千万不能让纪律规矩上的松懈，让官商勾肩搭背有了可能，为权力变现大开绿灯，这将会把家庭的幸福推到铤而走险的悬崖。不可否认，就像费孝通老先生所言，在我们中华文明这个极为重视“差序格局”的社会中，来自家族亲朋好友乃至骨肉至亲的求助请托，非常容易碰到，在情与规、情与法的取舍上，难免遭遇“名不两立、行不两全”的两难，以及“亲情过不去”“面子过不去”的纠结。然而，价值选择上看似复杂，其实做好取舍并不艰难，关键就看领导干部能不能把握住法纪底线、坚守住党性立场。遵规守纪、奉公守法是基本的原则。如果一事当前，只看到亲疏远近不管原则有无，利益关口，只是顾人情长短而不管法纪规定，那么结果必会是：私利盘剥公益，亲情绑架公权，进而走上违法违纪之路。领导干部如果遇事不管原则先看关系，处理问题不按程序只管人情，有事只论亲疏不管对错，势必会置党纪国法于不顾，让亲情绑架公权。类似于苏荣这样的一些官员与妻子“并肩作战”，前者大开权力黑市，后者负责保管、转移赃款……她们或充当“批发商”，倒腾公共资源，进行权力寻租；或出演“经纪人”，为丈夫权力代言，明目张胆与人谈判开价；或热衷“二人转”，丈夫前台倡廉，妻子后台受贿。这些“贪内助”助长腐败的案例，无时无刻不警示我们党，权力的“后院”，也应当是防腐拒变的“前沿”和“火线”。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的要求，发人深省。正所谓“人不以规矩则废”，党员领导干部做政治上的明白人，必须管好自己的身边人，架设高压线、常打预防针。如果对身边人的胡来不加约束纠正，甚至打气撑腰，到头来的结果只有一个：身败名裂、同堂受审、追悔莫及。“一朝得势万人捧，一夕落魄众人唾”，权力可以成就一个人，也足以毁掉一家人，苏荣案件就是典型。千古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