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4日，浙江奉化一幢只有20年楼龄的居民楼倒塌，且是触目惊心的粉碎性倒塌，用居民的话形容，就像推麻将，哗啦就倒了。
　　这起塌楼悲剧绝非孤立个案，2009年，石家庄一座1980年代的二层楼雨中倒塌，17人遇难。同年，宁波一座五层居民楼倒塌。2012年，宁波使用二十余年的两幢楼倒塌。2013年，浙江绍兴建于1990年代初期的四层楼倒塌。
　　塌楼事件引发了人们普遍的恐惧感，一个叫做“质量报复周期”的词汇开始出现，住建部一位负责人在一次会议上称，中国的建筑寿命只能持续25到30年。按照这个说法，中国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大兴土木，这个周期真的要来了。
　　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有一种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的紧迫感。全国建筑行业都在进行速度比赛，1984年，深圳曾创下“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速度成为发展的标志。所以，人们为“质量报复周期”担心，肯定不是杞人忧天。
　　实际上对于中国的楼房来说，近十几年来的隐患也许更大。新世纪以后，速度被赋予了金钱的意义。建筑商从银行贷到巨款，买下一块地皮，由于利息的沉重压力，就要开始跟时间赛跑。政府审批速度要快，拆迁旧房速度要快，楼房建筑速度要快，销售速度更要快，这样才能有更多的利润。地产狂潮也是各类腐败的重灾区，银行违规贷款、政府违规审批、暴力拆迁居民、建筑偷工减料、克扣农民工工资等大量问题出现，房地产业成了一条野蛮生长的产业链，成为官员暴富、商人原始积累的基地，也成为社会矛盾发生的冲突带。各个环节的寻租，侵蚀了大量建筑的质量与使用寿命。
　　几年前我曾去昌平一家建筑工地，去帮干建筑工的老乡们讨薪，中午一起吃饭时，老乡用筷子指着他们正在盖的别墅群说：“你可千万别买这一片别墅啊。”我问为什么不能买，他们七嘴八舌讲起各种偷工减料，以及人们的敷衍了事，柱子倾斜得用眼都能看出来，还没完工墙就有了裂缝，工头让人把缝抹上应付工程监理。一个老乡说：“我只能保证它现在不会塌。工头整天扣工人的钱，工人给他好好干活才怪。”
　　老乡轻描淡写的话使我感到恐惧，肯定不会所有建筑都如此施工，但那片别墅肯定不是个案。从建筑工到建筑商，仿佛都有各种怨气与不满，楼房反倒成了出气筒，最重要的是人的生命，少有人真正在乎。对规则的遵守，对生命的敬畏，对职责的尊重，在这里是淡漠的。
　　中国的《民用建筑设计通则》规定，一般性建筑的耐久年限为50年到100年，如今这个底线竟然成了奢侈的标准。法律规定中国的房屋产权为70年，照目前这个倒塌“速度”，房产证没过期房子塌了，也并非天方夜谭。
　　有资料说，英国建筑的平均寿命达132年，美国为74年。我在英国居住时，看到建筑工们慢腾腾地干活，一次楼房表面维修几个月完不了工，还曾跟中国朋友嘲笑他们的速度。我居住的那座城市，老城区建筑平均年龄六七百岁，新城区也有了两三百年，房子依然栉风沐雨，忠诚地守护着城市里的居民。比起中国速度的快餐楼房，我承认他们盖的才是真正的房子。
　　浙江奉化的楼房倒塌，应该使我们吸取教训，重新确立建筑责任终身制，启动庞大的维修基金，对已建房屋全面排查，亡羊补牢尤未迟晚。但更重要的，是反思以往的盖楼模式，把速度降下来，把房子盖坚固，为房子注入灵魂，做到心中有人。
　　让国民有免于居住的恐惧，这是政府的基本职责。真正的发展，是让民众有追求幸福的权利，有免于恐惧的自由。
　　有一则墨西哥寓言说，一群人急匆匆赶路，突然一个人停了下来，旁边的人问：为什么不走了？停下的人说：“走得太快，灵魂落在了后面，我要等等它。”中国，你走得太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