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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德意志新教改革，受到以奥斯曼威胁为表征的奥斯曼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冲突的影响。作为德意志新教改革的重要国际背景，奥斯曼威胁牵制了神圣罗马帝国的大量兵力，限制了基督教内部宗教冲突的发生，并使德意志新教诸侯不断同帝国政府讨价还价，终使路德教取得合法地位。
关键词 查理五世，德意志新教改革，奥斯曼威胁
中图分类号 K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09)20—0076—06
德意志新教改革是世界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长期以来，国内史学界一直将其同文艺复兴、大航海运动一道视为导引西方(欧洲)文明走出中世纪的时代潮流之一，并对其进行了相当深入的研究。然而，在对国内新教改革史研究状况的梳理和分析之后，笔者发现有以下三个现象值得进一步关注与深入思考：其一，国内研究所关注的重心主要集中在一个节点之上，即集中在对这场运动所具有的时代功用和历史意义的认知层面之上。其二，对这场运动为何能够获得成功的缘由的分析与认识则远远不够深入透彻。其三，就目前为数不多的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而言，其考察的视阈也仅限于马丁·路德本人、新教自身和西方世界内部。至于当时欧洲重大的政治现实——“奥斯曼威胁”与此运动之间的关联，并未得到充分论述。本文试结合西方学界近些年来的相关研究成果，就奥斯曼威胁对德意志新教改革进程的影响，以及前者如何同基督教欧洲内部因素相互作用共同影响后者等问题进行说明和分析。
16世纪20年代，当新教改革进一步加剧基督教世界内部分裂与冲突的时候，奥斯曼帝国正向西扩张，征服了大半个匈牙利，威胁奥地利和德意志；其海军进入西地中海，洗劫意大利和西班牙沿海，对基督教欧洲构成巨大威胁。严重的奥斯曼威胁同基督教世界内部复杂的军事冲突相联系，极大地影响了德意志新教改革运动。根据这种威胁的强度及其对后者影响程度的变化，可将这种影响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521至1529年，奥斯曼威胁由弱变强，德意志新教改革由相互独立的事情逐渐联系起来；同时，新教领导人开始逐渐认识到奥斯曼威胁之于新教事业的重要性。尽管“1521年的沃姆斯(Worms)宗教会议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所面临的各种复杂性集聚到一处”，但奥斯曼军队对匈牙利重镇贝尔格莱德的围攻，并没有影响德意志人对宗教问题的全神贯注和查理对同法国作战的全力准备。查理此后十年一直忙于同法国作战，把德意志和奥地利的事务交给其弟弟费迪南。1526年夏，奥斯曼军队进攻中欧，费迪南强烈呼吁紧急援助匈牙利，而天主教代表和路德教代表要求首先解决宗教问题。作为妥协结果之一的《斯拜耶休会决议》规定：在宗教会议或国民会议召开之前，所有选侯、诸侯、帝国各阶层和大使，“同他们的臣民一起生活、治理和维持下去，如同各人希望和相信能对上帝和皇帝陛下负责那样”。妥协结果之二是德意志向匈牙利派出援军，但莫哈奇战役的灾难(匈牙利国王及2万多将士阵亡)已无法挽回。路德教领导人趁机利用休会决议逐渐建立起邦君教会统治权。至此，在奥斯曼威胁的影响下，新教改革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开始主要取决于新旧教诸侯军事力量的对比与斗争中的成败；奥斯曼威胁也开始强有力地影响新教改革的进程，其造成的援助匈牙利的需要也已经不经意间成为新教诸侯要求帝国在宗教上让步的筹码。
1529年，奥斯曼军队向奥地利的推进强烈地震动了在斯拜耶(Speyer)召开的帝国议会。对于会上费迪南的援助呼吁，天主教徒和路德教徒“都不希望把宗教问题和政治问题割裂开来，因为他们都认识到它们间联系的战术优势”。他们表示：在找到解决宗教问题的满意方案之前，不会考虑长期援助问题。当费迪南与会上占优势的天主教代表一起，使会议通过决议，规定恢复天主教的特权，停止一切变革的时候，新教徒撤回先前的紧急援助承诺。尽管后来新教徒在皇帝的恐吓和压力下参与了战争，解除了奥斯曼人对维也纳的围攻，“但是，这是他们在没有获得宗教问题上让步的条件下，最后一次参与反土耳其人的行动”。自此之后，新教徒开始有意识地利用奥斯曼威胁创造的机会取得查理和费迪南的宗教让步，促进新教的巩固与发展。
第二阶段，1530至1545年，奥斯曼威胁极其严重且呈阶段性与间歇性特征，新教诸侯积极地把其造成的援助需要同新教的巩固、扩张和取得合法地位联系起来，大大推动了新教的发展。在1530年的帝国议会上，查理在天主教徒的支持下通过决议，要求新教徒在1531年4月15日前必须重归天主教会。面对威胁，新教徒于1531年2月组成施马尔卡登同盟，拒绝为反对奥斯曼人提供援助，除非查理保证在宗教会议召开之前不会威胁他们。有学者认为这意味着新教徒“无让步就没援助”信条的明确表达。当帝国政府准备对新教徒采取强硬措施甚至军事镇压时，奥斯曼威胁再次增强的消息使查理于1532年1月向新教徒表示愿意让步。1532年苏丹大军的推进使皇帝同新教徒达成了对于新教发展至关重要的《纽伦堡宗教和约》。和约规定：在召开宗教会议之前各等级维持和平；新教军队参与抵抗奥斯曼人。“这个法律上的宽容被恢复了十年多，因此变成了新教扩张的保护伞”。到1534年，安哈尔特—德绍、汉诺威、法兰克福、奥格斯堡等地成为新教的领地。
1532年后，新教诸侯多次利用奥斯曼威胁间歇性增强所创造的帝国需要援助的机会，扩大《纽伦堡宗教和约》的条款。当1533年费迪南同苏丹进行和平谈判的时候，新教诸侯菲利普伯爵攻占了费迪南控制下的符腾堡(wnrttemberg)公国，此后还利用费迪南的援助需要而同他签订《卡丹(cadan)协定》，使他和查理默认现状。1536年，新教徒利用奥斯曼人入侵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的机会，请求查理把1532年授予路德教徒的特权也授予所有新的皈依者。1537年费迪南进犯奥斯曼帝国的势力范围和1538年春他同匈牙利王扎波利亚(John Zapolyai)的谈判这两件事激怒了苏丹，苏丹反击的可能性使费迪南请求新教徒援助。新教徒重申1536年的要求，并要求停止帝国法院反对新教皈依者的行动。1539年春，查理派出使臣同新教徒谈判，而后者进一步提出了正式并永久地承认路德教派的要求。经过激烈争论，双方达成《法兰克福协定》：作为新教徒援助费迪南的回报，《纽伦堡宗教和约》的规定也将适用于1532--1539年间皈依路德教的所有人，直到普遍的或民族的宗教会议(A Coueil，General or National)召开；帝国法院的活动也将暂停至那一刻。5月中旬，新教徒在沃姆斯撤回给予援助金的承诺，希望用长期援助来换取查理批准该协定。查理不满意，但他主持的1540年的谈判也没有实现和解。
当1541年因费迪南攻占布达而招致苏丹报复的时候，奥斯曼威胁的再次增强促使皇帝考虑 新教徒提出的援助条件。结果，双方签署的《雷根斯堡宣言》解除了路德教扩张的限制(除了诱惑或强制性掠夺任何天主教邦国的臣民)，也清除了路德教徒进入帝国法院的障碍。1542年初，新教徒利用援助作为条件同费迪南签订了《斯拜耶休会协定》。该协定使费迪南同意将《雷根斯堡宣言》延期五年，新教徒在不久的将来可以进入帝国法院。在查理进攻阿尔及尔失败和费迪南忙于进攻匈牙利奥芬边界的时候，新教徒兼并了布伦兹维克一乌尔芬布特(Brunswick-Wolfenb tittel)的领地。这引起了天主教徒的强烈反对，但费迪南没有什么反对行动。因为1542年皇帝同法国的战火重起，来自法国盟友奥斯曼帝国的军事威胁很可能再次增强。1543年和1544年，费迪南和查理都愿意通过再次确认《斯拜耶休会协定》来换取新教徒援助他们抗击奥斯曼人。
第三阶段，1546至1555年，尽管最初因奥斯曼威胁的减弱和暂时消退，使查理和天主教势力借机击败了新教军队，新教事业受挫，但当法国干涉和奥斯曼威胁再次增强时，新教诸侯借机使路德教取得合法地位。查理1544年同法国国王停战、1545年同苏丹休战，他借机集中全力在镇压新教的施马尔卡登战争(1546-1547年)中击败新教军队，并囚禁其领导人。似乎查理“一举而摆脱了‘15年来最折磨他”的事务，即施马尔卡登同盟这个所有信奉新教的德意志的诸侯的组织，这个向罗马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造反的组织”，但他要求新教徒参加特伦特宗教会议和重回天主教会的目标没能实现，哪怕采用武力镇压也不能如愿，因为“宗教改革运动在普通老百姓中扎下的根子比统治当局的一切控制和没完没了的调节谈判使人推测到的还要深”。
在奥斯曼海军洗劫马耳他岛(1551年7月18日)，并攻占的黎波里的同时，新教领导人同法国国王秘密结盟，并于1552年3月开始进攻查理。查理狼狈逃走，急切地让费迪南同新教诸侯谈判。此时，苏丹军队正向奥地利进发，5月底到达布达；苏丹的舰队击败了查理的舰队。奥斯曼威胁的增强再次推动了谈判中的费迪南向新教诸侯让步。双方签署了“民族宗教会议召开前路德教可以在德意志自由传播”的《帕绍条约》。1555年9月25日，费迪南代表皇帝同新教诸侯达成《奥格斯堡宗教和约》，承认路德教在帝国内的合法地位。在这里，“尽管《奥格斯堡宗教和约》与土耳其对哈布斯堡王朝的军事行动没有直接关系，但奥斯曼对费迪南在匈牙利利益的挑战极大地影响了新教徒为在德意志实现合法地位的斗争的最终结果”。
从奥斯曼威胁影响德意志新教改革的过程可以看出，这种影响有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奥斯曼同法国结盟、合作，共同与神圣罗马帝国作战，构成德意志新教改革的主要国际背景，大大转移了新教的敌对力量。奥斯曼军队从1521年开始进攻匈牙利，威胁神圣罗马帝国的东部边界，使查理的弟弟费迪南用毕生精力抵御奥斯曼威胁；而同时期的法国为了突破神圣罗马帝国对其北、东、南三个方向的包围，国王法兰西斯一世从1520年开始就发动了同查理五世的战争，牵制了后者一生大部分精力。而且，法兰西斯从1525年开始寻求与奥斯曼苏丹结盟。“奥斯曼人也认为法国盟友是防止仅一个国家支配欧洲的工具”，并于1536年同其签订友好条约，结成同盟。此后不久，奥斯曼—法国同盟开始对哈布斯堡王朝联合作战。1536年法军袭击萨伏依和都灵公国，苏丹率军来到阿尔巴尼亚海岸并在意大利沿海登陆；1538年，一支法国舰队参与了奥斯曼舰队同查理舰队作战的行动1543年，法军同查理作战，苏丹大军再次进入匈牙利，同时法国—奥斯曼联合舰队洗劫了勒佐(Reggio)和尼斯(Nice)，并攻击了加泰罗尼亚(catalonia)海岸㈣㈣，之后联合舰队还在法国土伦港过冬；1551年，法军和奥斯曼军队再次联合进攻哈布斯堡帝国。几十年间，该同盟与查理和费迪南的战争构成德意志新教改革的主要国际背景。这一同盟在匈牙利、地中海和西欧三条战线上牵制了哈布斯堡家族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如1552年，它们就牵制了神圣罗马帝国14万8千军队。正是这种牵制，转移了新教的敌对力量，使路德教减少了来自皇帝、天主教派的威胁和压力。“当他(查理五世)耗费大量的时间、资源抗击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威胁，捍卫自己的帝国时，新教势力却在大肆地集聚力量”。查理自己也承认，奥斯曼威胁迫使他把宗教问题放在一边。即使1547年查理对路德派的值得注意的唯一一次胜利也是在知道苏丹忙于同波斯战争的情况下实现的。因此，“诸侯们得益于皇帝的世界性义务和费迪南对东方土耳其威胁的专注，他们巩固自己的地位并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处理宗教改革问题”。
第二，严重的奥斯曼威胁在减少新旧教派之间军事冲突的同时，还增强了哈布斯堡王室对新教徒援助的需要，给新教徒提供了与帝国政府讨价还价的机会，成为新教改革的重要外部推动力量。从1521年开始，“……土耳其人对帝国边界的接近，以及他们宣布长期与哈布斯堡王朝在匈牙利的利益为敌，对于查理与路德教徒的任何军事冲突来说，是一个威慑因素。这些因素也影响了奥格斯堡休会决议的执行”。而且，奥斯曼人侵入欧洲的程度越深，他们对减少欧洲内部斗争上的影响就越大㈣。此外，奥斯曼威胁也使查理和费迪南为了对付苏丹那支令人恐怖、难以战胜的庞大军队，迫切需要路德派战士的支援，这又反而使新教诸侯获得了同帝国讨价还价的筹码。在德意志新教改革的过程中，奥斯曼军队至少对基督徒进行过九次大规模的进攻，这种“持续威胁影响了皇帝对福音派诸侯的让步以获得他们的支持”。新教诸侯有目的、有意识、有计划地利用奥斯曼威胁所创造的帝国政府需要援助的机会，利用哈布斯堡王室为保护帝国和实现在匈牙利利益的目标对他们的依赖，同查理和费迪南讨价还价，以促进他们自己的事业。他们一再提高自己的要求，“无让步就没援助”这一战略原则也屡试不爽。费迪南为了获得新教徒的帮助，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在宗教问题上让步，同新教代表签订了一系列协定，为新教最终取得合法地位铺垫了道路。可以肯定的是：“1526年以来哈布斯堡家族所作出的几乎所有的主要让步都与奥斯曼在东欧和西欧的行动有关，且路德教徒为在德意志获得合法地位的首要策略利用了哈布斯堡—奥斯曼在匈牙利不能解决的冲突。”
第三，德意志的分裂割据与内部矛盾等诸因素，为奥斯曼威胁促进新教发展提供了内部条件。16世纪初德意志内部分裂和皇权虚弱的特征，因新教改革的爆发而更加突出。新教和天主教诸侯都希望在巩固自己世俗权力的同时，确立牢固的邦君教会统治权，而查理五世的任务和目标是一统宇内的皇权建设和保护基督教世界的一统性。他们之间目标与利益的差异导致帝国名等级无法一致对外。这种状况有利于奥斯曼威胁对帝国内政发生影响。奥斯曼威胁的持续存在，使帝国政府迫切需要新教徒的军事援助。而新教诸侯不仅不希望因提供军事援助而增强皇帝的力量，以防查理把抵御外敌的军队指向自己，而且还巧妙地利用帝国需要援助的机会，同帝国讨价还价，促进新教的发展和巩固。因此，奥斯曼威胁不但没有促进内部团结，反而进一步促进新教的发展和德意志分裂状态的加剧。
概言之，这种影响的特征在于：作为诸种外因之一的奥斯曼威胁，通过与德意志内部因素其他外部因素相互作用，为新教诸侯提供了利用帝国援助需要来促进新教发展的筹码，推动新教改革走向成功，从而成为“欧洲宗教改革运动的一份极有价值的资产”。
综上所述，奥斯曼威胁是德意志新教改革的重要外部推动力量。作为后者的重要国际背景，奥斯曼威胁牵制了神圣罗马帝国的大量兵力，限制了基督教内部宗教冲突的发生，并使德意志新教诸侯不断同帝国政府讨价还价，终使路德教取得合法地位。这一事实成为“当时的东方诸文明尤其是伊斯兰文明对西方的发展变革施加了诸种深刻而巨大的影响”的一大例证。正因如此，有学者认为奥斯曼威胁是“新教确立其合法地位的主要杠杆”，甚至“与其他任何一个因素相比，路德教在德意志的巩固、扩张和到1555年的合法化更应该归因于奥斯曼帝国主义”。尽管这种观点可能有所夸大，但它的确表明了奥斯曼威胁作为德意志新教改革中“外部助推器”的重要性。
责任编辑：柳文全
关键词 查理五世，德意志新教改革，奥斯曼威胁
中图分类号 K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09)20—0076—06
德意志新教改革是世界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长期以来，国内史学界一直将其同文艺复兴、大航海运动一道视为导引西方(欧洲)文明走出中世纪的时代潮流之一，并对其进行了相当深入的研究。然而，在对国内新教改革史研究状况的梳理和分析之后，笔者发现有以下三个现象值得进一步关注与深入思考：其一，国内研究所关注的重心主要集中在一个节点之上，即集中在对这场运动所具有的时代功用和历史意义的认知层面之上。其二，对这场运动为何能够获得成功的缘由的分析与认识则远远不够深入透彻。其三，就目前为数不多的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而言，其考察的视阈也仅限于马丁·路德本人、新教自身和西方世界内部。至于当时欧洲重大的政治现实——“奥斯曼威胁”与此运动之间的关联，并未得到充分论述。本文试结合西方学界近些年来的相关研究成果，就奥斯曼威胁对德意志新教改革进程的影响，以及前者如何同基督教欧洲内部因素相互作用共同影响后者等问题进行说明和分析。
16世纪20年代，当新教改革进一步加剧基督教世界内部分裂与冲突的时候，奥斯曼帝国正向西扩张，征服了大半个匈牙利，威胁奥地利和德意志；其海军进入西地中海，洗劫意大利和西班牙沿海，对基督教欧洲构成巨大威胁。严重的奥斯曼威胁同基督教世界内部复杂的军事冲突相联系，极大地影响了德意志新教改革运动。根据这种威胁的强度及其对后者影响程度的变化，可将这种影响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521至1529年，奥斯曼威胁由弱变强，德意志新教改革由相互独立的事情逐渐联系起来；同时，新教领导人开始逐渐认识到奥斯曼威胁之于新教事业的重要性。尽管“1521年的沃姆斯(Worms)宗教会议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所面临的各种复杂性集聚到一处”，但奥斯曼军队对匈牙利重镇贝尔格莱德的围攻，并没有影响德意志人对宗教问题的全神贯注和查理对同法国作战的全力准备。查理此后十年一直忙于同法国作战，把德意志和奥地利的事务交给其弟弟费迪南。1526年夏，奥斯曼军队进攻中欧，费迪南强烈呼吁紧急援助匈牙利，而天主教代表和路德教代表要求首先解决宗教问题。作为妥协结果之一的《斯拜耶休会决议》规定：在宗教会议或国民会议召开之前，所有选侯、诸侯、帝国各阶层和大使，“同他们的臣民一起生活、治理和维持下去，如同各人希望和相信能对上帝和皇帝陛下负责那样”。妥协结果之二是德意志向匈牙利派出援军，但莫哈奇战役的灾难(匈牙利国王及2万多将士阵亡)已无法挽回。路德教领导人趁机利用休会决议逐渐建立起邦君教会统治权。至此，在奥斯曼威胁的影响下，新教改革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开始主要取决于新旧教诸侯军事力量的对比与斗争中的成败；奥斯曼威胁也开始强有力地影响新教改革的进程，其造成的援助匈牙利的需要也已经不经意间成为新教诸侯要求帝国在宗教上让步的筹码。
1529年，奥斯曼军队向奥地利的推进强烈地震动了在斯拜耶(Speyer)召开的帝国议会。对于会上费迪南的援助呼吁，天主教徒和路德教徒“都不希望把宗教问题和政治问题割裂开来，因为他们都认识到它们间联系的战术优势”。他们表示：在找到解决宗教问题的满意方案之前，不会考虑长期援助问题。当费迪南与会上占优势的天主教代表一起，使会议通过决议，规定恢复天主教的特权，停止一切变革的时候，新教徒撤回先前的紧急援助承诺。尽管后来新教徒在皇帝的恐吓和压力下参与了战争，解除了奥斯曼人对维也纳的围攻，“但是，这是他们在没有获得宗教问题上让步的条件下，最后一次参与反土耳其人的行动”。自此之后，新教徒开始有意识地利用奥斯曼威胁创造的机会取得查理和费迪南的宗教让步，促进新教的巩固与发展。
第二阶段，1530至1545年，奥斯曼威胁极其严重且呈阶段性与间歇性特征，新教诸侯积极地把其造成的援助需要同新教的巩固、扩张和取得合法地位联系起来，大大推动了新教的发展。在1530年的帝国议会上，查理在天主教徒的支持下通过决议，要求新教徒在1531年4月15日前必须重归天主教会。面对威胁，新教徒于1531年2月组成施马尔卡登同盟，拒绝为反对奥斯曼人提供援助，除非查理保证在宗教会议召开之前不会威胁他们。有学者认为这意味着新教徒“无让步就没援助”信条的明确表达。当帝国政府准备对新教徒采取强硬措施甚至军事镇压时，奥斯曼威胁再次增强的消息使查理于1532年1月向新教徒表示愿意让步。1532年苏丹大军的推进使皇帝同新教徒达成了对于新教发展至关重要的《纽伦堡宗教和约》。和约规定：在召开宗教会议之前各等级维持和平；新教军队参与抵抗奥斯曼人。“这个法律上的宽容被恢复了十年多，因此变成了新教扩张的保护伞”。到1534年，安哈尔特—德绍、汉诺威、法兰克福、奥格斯堡等地成为新教的领地。
1532年后，新教诸侯多次利用奥斯曼威胁间歇性增强所创造的帝国需要援助的机会，扩大《纽伦堡宗教和约》的条款。当1533年费迪南同苏丹进行和平谈判的时候，新教诸侯菲利普伯爵攻占了费迪南控制下的符腾堡(wnrttemberg)公国，此后还利用费迪南的援助需要而同他签订《卡丹(cadan)协定》，使他和查理默认现状。1536年，新教徒利用奥斯曼人入侵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的机会，请求查理把1532年授予路德教徒的特权也授予所有新的皈依者。1537年费迪南进犯奥斯曼帝国的势力范围和1538年春他同匈牙利王扎波利亚(John Zapolyai)的谈判这两件事激怒了苏丹，苏丹反击的可能性使费迪南请求新教徒援助。新教徒重申1536年的要求，并要求停止帝国法院反对新教皈依者的行动。1539年春，查理派出使臣同新教徒谈判，而后者进一步提出了正式并永久地承认路德教派的要求。经过激烈争论，双方达成《法兰克福协定》：作为新教徒援助费迪南的回报，《纽伦堡宗教和约》的规定也将适用于1532--1539年间皈依路德教的所有人，直到普遍的或民族的宗教会议(A Coueil，General or National)召开；帝国法院的活动也将暂停至那一刻。5月中旬，新教徒在沃姆斯撤回给予援助金的承诺，希望用长期援助来换取查理批准该协定。查理不满意，但他主持的1540年的谈判也没有实现和解。
当1541年因费迪南攻占布达而招致苏丹报复的时候，奥斯曼威胁的再次增强促使皇帝考虑 新教徒提出的援助条件。结果，双方签署的《雷根斯堡宣言》解除了路德教扩张的限制(除了诱惑或强制性掠夺任何天主教邦国的臣民)，也清除了路德教徒进入帝国法院的障碍。1542年初，新教徒利用援助作为条件同费迪南签订了《斯拜耶休会协定》。该协定使费迪南同意将《雷根斯堡宣言》延期五年，新教徒在不久的将来可以进入帝国法院。在查理进攻阿尔及尔失败和费迪南忙于进攻匈牙利奥芬边界的时候，新教徒兼并了布伦兹维克一乌尔芬布特(Brunswick-Wolfenb tittel)的领地。这引起了天主教徒的强烈反对，但费迪南没有什么反对行动。因为1542年皇帝同法国的战火重起，来自法国盟友奥斯曼帝国的军事威胁很可能再次增强。1543年和1544年，费迪南和查理都愿意通过再次确认《斯拜耶休会协定》来换取新教徒援助他们抗击奥斯曼人。
第三阶段，1546至1555年，尽管最初因奥斯曼威胁的减弱和暂时消退，使查理和天主教势力借机击败了新教军队，新教事业受挫，但当法国干涉和奥斯曼威胁再次增强时，新教诸侯借机使路德教取得合法地位。查理1544年同法国国王停战、1545年同苏丹休战，他借机集中全力在镇压新教的施马尔卡登战争(1546-1547年)中击败新教军队，并囚禁其领导人。似乎查理“一举而摆脱了‘15年来最折磨他”的事务，即施马尔卡登同盟这个所有信奉新教的德意志的诸侯的组织，这个向罗马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造反的组织”，但他要求新教徒参加特伦特宗教会议和重回天主教会的目标没能实现，哪怕采用武力镇压也不能如愿，因为“宗教改革运动在普通老百姓中扎下的根子比统治当局的一切控制和没完没了的调节谈判使人推测到的还要深”。
在奥斯曼海军洗劫马耳他岛(1551年7月18日)，并攻占的黎波里的同时，新教领导人同法国国王秘密结盟，并于1552年3月开始进攻查理。查理狼狈逃走，急切地让费迪南同新教诸侯谈判。此时，苏丹军队正向奥地利进发，5月底到达布达；苏丹的舰队击败了查理的舰队。奥斯曼威胁的增强再次推动了谈判中的费迪南向新教诸侯让步。双方签署了“民族宗教会议召开前路德教可以在德意志自由传播”的《帕绍条约》。1555年9月25日，费迪南代表皇帝同新教诸侯达成《奥格斯堡宗教和约》，承认路德教在帝国内的合法地位。在这里，“尽管《奥格斯堡宗教和约》与土耳其对哈布斯堡王朝的军事行动没有直接关系，但奥斯曼对费迪南在匈牙利利益的挑战极大地影响了新教徒为在德意志实现合法地位的斗争的最终结果”。
从奥斯曼威胁影响德意志新教改革的过程可以看出，这种影响有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奥斯曼同法国结盟、合作，共同与神圣罗马帝国作战，构成德意志新教改革的主要国际背景，大大转移了新教的敌对力量。奥斯曼军队从1521年开始进攻匈牙利，威胁神圣罗马帝国的东部边界，使查理的弟弟费迪南用毕生精力抵御奥斯曼威胁；而同时期的法国为了突破神圣罗马帝国对其北、东、南三个方向的包围，国王法兰西斯一世从1520年开始就发动了同查理五世的战争，牵制了后者一生大部分精力。而且，法兰西斯从1525年开始寻求与奥斯曼苏丹结盟。“奥斯曼人也认为法国盟友是防止仅一个国家支配欧洲的工具”，并于1536年同其签订友好条约，结成同盟。此后不久，奥斯曼—法国同盟开始对哈布斯堡王朝联合作战。1536年法军袭击萨伏依和都灵公国，苏丹率军来到阿尔巴尼亚海岸并在意大利沿海登陆；1538年，一支法国舰队参与了奥斯曼舰队同查理舰队作战的行动1543年，法军同查理作战，苏丹大军再次进入匈牙利，同时法国—奥斯曼联合舰队洗劫了勒佐(Reggio)和尼斯(Nice)，并攻击了加泰罗尼亚(catalonia)海岸㈣㈣，之后联合舰队还在法国土伦港过冬；1551年，法军和奥斯曼军队再次联合进攻哈布斯堡帝国。几十年间，该同盟与查理和费迪南的战争构成德意志新教改革的主要国际背景。这一同盟在匈牙利、地中海和西欧三条战线上牵制了哈布斯堡家族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如1552年，它们就牵制了神圣罗马帝国14万8千军队。正是这种牵制，转移了新教的敌对力量，使路德教减少了来自皇帝、天主教派的威胁和压力。“当他(查理五世)耗费大量的时间、资源抗击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威胁，捍卫自己的帝国时，新教势力却在大肆地集聚力量”。查理自己也承认，奥斯曼威胁迫使他把宗教问题放在一边。即使1547年查理对路德派的值得注意的唯一一次胜利也是在知道苏丹忙于同波斯战争的情况下实现的。因此，“诸侯们得益于皇帝的世界性义务和费迪南对东方土耳其威胁的专注，他们巩固自己的地位并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处理宗教改革问题”。
第二，严重的奥斯曼威胁在减少新旧教派之间军事冲突的同时，还增强了哈布斯堡王室对新教徒援助的需要，给新教徒提供了与帝国政府讨价还价的机会，成为新教改革的重要外部推动力量。从1521年开始，“……土耳其人对帝国边界的接近，以及他们宣布长期与哈布斯堡王朝在匈牙利的利益为敌，对于查理与路德教徒的任何军事冲突来说，是一个威慑因素。这些因素也影响了奥格斯堡休会决议的执行”。而且，奥斯曼人侵入欧洲的程度越深，他们对减少欧洲内部斗争上的影响就越大㈣。此外，奥斯曼威胁也使查理和费迪南为了对付苏丹那支令人恐怖、难以战胜的庞大军队，迫切需要路德派战士的支援，这又反而使新教诸侯获得了同帝国讨价还价的筹码。在德意志新教改革的过程中，奥斯曼军队至少对基督徒进行过九次大规模的进攻，这种“持续威胁影响了皇帝对福音派诸侯的让步以获得他们的支持”。新教诸侯有目的、有意识、有计划地利用奥斯曼威胁所创造的帝国政府需要援助的机会，利用哈布斯堡王室为保护帝国和实现在匈牙利利益的目标对他们的依赖，同查理和费迪南讨价还价，以促进他们自己的事业。他们一再提高自己的要求，“无让步就没援助”这一战略原则也屡试不爽。费迪南为了获得新教徒的帮助，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在宗教问题上让步，同新教代表签订了一系列协定，为新教最终取得合法地位铺垫了道路。可以肯定的是：“1526年以来哈布斯堡家族所作出的几乎所有的主要让步都与奥斯曼在东欧和西欧的行动有关，且路德教徒为在德意志获得合法地位的首要策略利用了哈布斯堡—奥斯曼在匈牙利不能解决的冲突。”
第三，德意志的分裂割据与内部矛盾等诸因素，为奥斯曼威胁促进新教发展提供了内部条件。16世纪初德意志内部分裂和皇权虚弱的特征，因新教改革的爆发而更加突出。新教和天主教诸侯都希望在巩固自己世俗权力的同时，确立牢固的邦君教会统治权，而查理五世的任务和目标是一统宇内的皇权建设和保护基督教世界的一统性。他们之间目标与利益的差异导致帝国名等级无法一致对外。这种状况有利于奥斯曼威胁对帝国内政发生影响。奥斯曼威胁的持续存在，使帝国政府迫切需要新教徒的军事援助。而新教诸侯不仅不希望因提供军事援助而增强皇帝的力量，以防查理把抵御外敌的军队指向自己，而且还巧妙地利用帝国需要援助的机会，同帝国讨价还价，促进新教的发展和巩固。因此，奥斯曼威胁不但没有促进内部团结，反而进一步促进新教的发展和德意志分裂状态的加剧。
概言之，这种影响的特征在于：作为诸种外因之一的奥斯曼威胁，通过与德意志内部因素其他外部因素相互作用，为新教诸侯提供了利用帝国援助需要来促进新教发展的筹码，推动新教改革走向成功，从而成为“欧洲宗教改革运动的一份极有价值的资产”。
综上所述，奥斯曼威胁是德意志新教改革的重要外部推动力量。作为后者的重要国际背景，奥斯曼威胁牵制了神圣罗马帝国的大量兵力，限制了基督教内部宗教冲突的发生，并使德意志新教诸侯不断同帝国政府讨价还价，终使路德教取得合法地位。这一事实成为“当时的东方诸文明尤其是伊斯兰文明对西方的发展变革施加了诸种深刻而巨大的影响”的一大例证。正因如此，有学者认为奥斯曼威胁是“新教确立其合法地位的主要杠杆”，甚至“与其他任何一个因素相比，路德教在德意志的巩固、扩张和到1555年的合法化更应该归因于奥斯曼帝国主义”。尽管这种观点可能有所夸大，但它的确表明了奥斯曼威胁作为德意志新教改革中“外部助推器”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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