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刚探讨了以儒家伦理为中心的礼法名教的发展脉络。他认为,作为先秦时期百家中的一家,历经汉代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儒家经典被内化为士大夫风操,士族之家各有家法。唐代以来,士族开始与官爵脱钩,礼法文化也为更多的社会阶层所接受。随后兴起的理学,则是针对业已下移普及的礼法文化完成了一次理论化重建。牟发松对唐代＂山人＂作了考论,他认为,唐代＂山人＂大抵可分为为皇室神圣化、王朝正当化提供宗教论证型,身在山林、心在朝阙、走终南捷径型,参与政治又与政治保持一定距离型,以服食、医药等致长术之术为主的专业型。不过就＂山人＂身份的本来意义而言,应该是处山林之远,以在野的身份与朝廷之士相对。杜文玉根据《刘中礼墓志铭》等资料对唐代内诸司使中的牛羊使、武德使、客省使等使职职能作了补充研究,并对威远军的设置与罢废以及威远军使的设置情况作了详尽考述,指出了威远军使与监威远军使的区别。孙继民认为,社会史观与唯物史观是陈寅恪、唐长孺解读《桃花源记》的两个维度,在解读《桃花源记》过程中,陈寅恪是开拓者,并给后来者以启示;而唐长孺则是踵继者,自质疑始,又在质疑中继承,同时蕴涵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