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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战略中的“尺蠖效应”
中国历来是一个负福利国家，现在也是。中国的进步就表现在负福利的降低上，即向“零福利”渐渐靠扰，并通过二次分配不加剧社会分化。现在更多是高收入者高福利，低收入者低福利。这样的福利安排，反映的还是讨价还价权利的缺失。近年来改革政策、乃至改革战略不是没有调整，甚至可以说是调整之频繁举世罕见。但好像怎么调整都不对劲，这就是所谓的“尺蠖效应”：就像那一放一缩却只朝着一个方向移动的尺蠖，政策一“左”，老百姓的自由就减少，但福利却难以增加；政策一“右”，老百姓的福利就收缩，但自由却难以扩大。一讲“小政府”官员就推卸责任，但权力却依然难以限制；一讲“大政府”官员就扩大权力，但责任却仍旧难以追问。向右，公共资产就快速“流失”，但老百姓的私产并无多少保障：向左，老百姓的私产就受到侵犯，但公共财富仍然看守不住。(据秦晖 文)
地方政府公司化的危害
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及其官员之所以被民众普遍不信任，很大程度上与这些年来地方政府的所作所为表现出赤裸裸的以逐利为目的的公司化倾向高度相关。地方政府的公司化及其竞争被国内外一些学者解释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决定性因素。然而，以追求经济增长特别是财政收入为最高动力的政府逐利化或公司化，在社会治理方面更多带来的是灾难。这已从最近十多年越来越严重的官员腐败和頻繁出现的群体性事件中得到证明。政府与一般的公司不同，公司要受到一系列的合约和规则的制约，而政府则几乎不受限制。从而势必出现下述现象：假如政府和民众的利益具有暂时一致性，政府公司化或能给民众带来福利的改善；但假如政府跟民众的利益不一致，那么，政府公司化的结果首先是要保证政府这个公司利益的最大化。在多数情况下，政府呈现给社会的是后者，因为政府是由不同的官员构成的，官员的利益不完全等同于政府的利益，因而在政府公司化的倾向中，官员可以更好地把自己的利益置换成政府的利益。(据邓聿文 文)
不宜再追求高速度的经济发展
我国经济今后的发展不宜再追求高速，而要以潜在增长速度为目标。目前我国潜在增速大约为7％～8％左右，这在中国是一个“中速”，但在世界却是一个“高速”。我们应当珍惜这个速度。不要再以两位数以上的速度为正常现象和实际追求的目标，就是说不要使经济走向V或U的右部顶端。当然，小幅的锯齿形波动W形，即紧贴围绕中速或潜在增速水平线上下摆动，是不可避免的。中国今后一段时期如能以潜在增速或中速为准来安排经济发展，就可以从容地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发展方式，这样就可能得到长期的较快平稳发展，而不是大起大落，跟着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率转。(据刘国光 文)
改革机遇也是中国改革走向成功的最后机会
是否能够从根本上长期、有力、充分地扩大内需，事实上已经成为了决定中国命运的一个中心环节。目前，我国扩大公民消费需求的最大障碍是体制性障碍，我国扩大公民消费需求的最大关键也正是深化改革。过去搭便车式的繁荣所缓解和掩盖起来的各种深层次的重大问题现在已经越来越无法缓解和掩盖，因而现在也就到了必须通过深化改革正面解决这些重大问题的时候了。否则，这些重大问题的继续积累和激化就将在并不遥远的将来导致大动荡和大崩溃。现在的改革机遇几乎就是中国改革走向成功的最后机会。(据王占阳 文)
中国的初次分配出现结构性问题
为什么那么多年过去了，中产阶级不仅没有壮大，其生存环境反而越来越糟糕了呢?原因在于初次分配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在很长时间里，初次分配强调效率，二次分配强调公平是政府所坚持的原则。但是实际上的情形是，如果初次分配不能达到基本的社会公平和正义，那么二次分配怎么进行也很难促成社会公平。
那么中国的初次分配出现了什么样的结构性问题呢?在众多的因素中，有两个互为关联的因素显得特别重要，即国家企业垄断和中小企业的不发达。如果比较一下亚洲几个非常成功的经济体即日本和四小龙，就可以看到中国所存在的结构性问题。较之早期西方经济发展，日本和四小龙经济体可以说都是学界所说的“国家资本主义”，即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但是，这些经济体中非国有部门尤其是中小企业是经济发展的主体。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韩国和台湾等经济体中，私营企业占有超过四分之三的资本，也就是说政府企业只占四分之一的资本。中小企业的壮大也为日本和四小龙造就了比较公平的社会财富的分配。但现在的中国则不一样。研究表明，中国的国有企业占有了四分之三的资本，但其产出只占全部企业产出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据郑永年 文)
“后危机时代”经济战略应如何调整
根据产业发展的“微笑曲线”理论，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活力和可持续性取决于它重点发展的产业定位：对上游产业而言。具有控制生产要素的威力，比如OPEC等国家的石油资源优势，欧美国家拥有无形资产的垄断优势。处于中游产品制造环节的国家只能拿到其中微不足道的部分。值得注意的是，制造业主导的国家，比如东亚，为保证投资成本的可控性，发挥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常常采取金融抑制战略，即通过控制利率和汇率水平来保证企业旺盛的生产能力和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从而获得可观的收入效应。尽管这种金融压制战略牺牲了金融体系所带来的财富效应，却在最大程度上避免了“缺乏国内市场购买力和金融体系发展缓慢”对本国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当然，产品制造出来后又会进入一个高价值创造环节，处于这种产业下游的国家。因为是创造最后财富和保管财富的关键环节，同样能够在产品价值链中获得更多财富分配。许多西欧和北欧的国家都处于产业的下游，而美国因为拥有强大的国际金融市场。发挥着管理全球财富的功能，自然就处在了全球价值链的最后端，这也是美元主导国际货币体系的一个重要原因。为此，“后危机时代”中国应探索“制造强国”和“金融强国”双向发展战略。(据孙立坚 文)
新语录
我们有的GDP数字很好看，但并不是增加了社会财富，是浪费了社会财富。比如，建大桥，这是GDP，让大桥塌了、拆了又是GDP，再建一次大桥还是GDP，这样干了三次GDP，浪费了大量的社会财富。
——广东省委书记汪
现在，政府信息公开是“公开的群众不关心，群众关心的不公开”。
——某评论指出，到一些政府网站去看，最应公开的各类公共信息，比如政府采购、公共财政资金、土地出让等，都没有公开。
从“要求学生就业”到“学生被就业”，高校的就业率造假日益疯狂。高校的“创新”能力远被低估，“被就业”已经超出了简单的就业率造假范畴，而走向明目张胆的就业欺诈。
——上海交大教授熊丙奇
中国当下的社会舆论，时常在简单的是非判断上陷于混乱和模糊，而忽视了法律本身的是非对错。
——有评论者认为当下社会，由于是非判断上的含糊不清和暧昧不明，舆论易于被情绪所左右，易于受多数人暴力的诱引，根据身份而不是原则作出是非判断。
必须承认，习惯质疑、怀疑一切显然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一大症候。
——有媒体评论感叹，到底是信息发布者缺乏公信力还是民众患上了怀疑臆想症。
中国历来是一个负福利国家，现在也是。中国的进步就表现在负福利的降低上，即向“零福利”渐渐靠扰，并通过二次分配不加剧社会分化。现在更多是高收入者高福利，低收入者低福利。这样的福利安排，反映的还是讨价还价权利的缺失。近年来改革政策、乃至改革战略不是没有调整，甚至可以说是调整之频繁举世罕见。但好像怎么调整都不对劲，这就是所谓的“尺蠖效应”：就像那一放一缩却只朝着一个方向移动的尺蠖，政策一“左”，老百姓的自由就减少，但福利却难以增加；政策一“右”，老百姓的福利就收缩，但自由却难以扩大。一讲“小政府”官员就推卸责任，但权力却依然难以限制；一讲“大政府”官员就扩大权力，但责任却仍旧难以追问。向右，公共资产就快速“流失”，但老百姓的私产并无多少保障：向左，老百姓的私产就受到侵犯，但公共财富仍然看守不住。(据秦晖 文)
地方政府公司化的危害
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及其官员之所以被民众普遍不信任，很大程度上与这些年来地方政府的所作所为表现出赤裸裸的以逐利为目的的公司化倾向高度相关。地方政府的公司化及其竞争被国内外一些学者解释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决定性因素。然而，以追求经济增长特别是财政收入为最高动力的政府逐利化或公司化，在社会治理方面更多带来的是灾难。这已从最近十多年越来越严重的官员腐败和頻繁出现的群体性事件中得到证明。政府与一般的公司不同，公司要受到一系列的合约和规则的制约，而政府则几乎不受限制。从而势必出现下述现象：假如政府和民众的利益具有暂时一致性，政府公司化或能给民众带来福利的改善；但假如政府跟民众的利益不一致，那么，政府公司化的结果首先是要保证政府这个公司利益的最大化。在多数情况下，政府呈现给社会的是后者，因为政府是由不同的官员构成的，官员的利益不完全等同于政府的利益，因而在政府公司化的倾向中，官员可以更好地把自己的利益置换成政府的利益。(据邓聿文 文)
不宜再追求高速度的经济发展
我国经济今后的发展不宜再追求高速，而要以潜在增长速度为目标。目前我国潜在增速大约为7％～8％左右，这在中国是一个“中速”，但在世界却是一个“高速”。我们应当珍惜这个速度。不要再以两位数以上的速度为正常现象和实际追求的目标，就是说不要使经济走向V或U的右部顶端。当然，小幅的锯齿形波动W形，即紧贴围绕中速或潜在增速水平线上下摆动，是不可避免的。中国今后一段时期如能以潜在增速或中速为准来安排经济发展，就可以从容地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发展方式，这样就可能得到长期的较快平稳发展，而不是大起大落，跟着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率转。(据刘国光 文)
改革机遇也是中国改革走向成功的最后机会
是否能够从根本上长期、有力、充分地扩大内需，事实上已经成为了决定中国命运的一个中心环节。目前，我国扩大公民消费需求的最大障碍是体制性障碍，我国扩大公民消费需求的最大关键也正是深化改革。过去搭便车式的繁荣所缓解和掩盖起来的各种深层次的重大问题现在已经越来越无法缓解和掩盖，因而现在也就到了必须通过深化改革正面解决这些重大问题的时候了。否则，这些重大问题的继续积累和激化就将在并不遥远的将来导致大动荡和大崩溃。现在的改革机遇几乎就是中国改革走向成功的最后机会。(据王占阳 文)
中国的初次分配出现结构性问题
为什么那么多年过去了，中产阶级不仅没有壮大，其生存环境反而越来越糟糕了呢?原因在于初次分配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在很长时间里，初次分配强调效率，二次分配强调公平是政府所坚持的原则。但是实际上的情形是，如果初次分配不能达到基本的社会公平和正义，那么二次分配怎么进行也很难促成社会公平。
那么中国的初次分配出现了什么样的结构性问题呢?在众多的因素中，有两个互为关联的因素显得特别重要，即国家企业垄断和中小企业的不发达。如果比较一下亚洲几个非常成功的经济体即日本和四小龙，就可以看到中国所存在的结构性问题。较之早期西方经济发展，日本和四小龙经济体可以说都是学界所说的“国家资本主义”，即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但是，这些经济体中非国有部门尤其是中小企业是经济发展的主体。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韩国和台湾等经济体中，私营企业占有超过四分之三的资本，也就是说政府企业只占四分之一的资本。中小企业的壮大也为日本和四小龙造就了比较公平的社会财富的分配。但现在的中国则不一样。研究表明，中国的国有企业占有了四分之三的资本，但其产出只占全部企业产出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据郑永年 文)
“后危机时代”经济战略应如何调整
根据产业发展的“微笑曲线”理论，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活力和可持续性取决于它重点发展的产业定位：对上游产业而言。具有控制生产要素的威力，比如OPEC等国家的石油资源优势，欧美国家拥有无形资产的垄断优势。处于中游产品制造环节的国家只能拿到其中微不足道的部分。值得注意的是，制造业主导的国家，比如东亚，为保证投资成本的可控性，发挥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常常采取金融抑制战略，即通过控制利率和汇率水平来保证企业旺盛的生产能力和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从而获得可观的收入效应。尽管这种金融压制战略牺牲了金融体系所带来的财富效应，却在最大程度上避免了“缺乏国内市场购买力和金融体系发展缓慢”对本国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当然，产品制造出来后又会进入一个高价值创造环节，处于这种产业下游的国家。因为是创造最后财富和保管财富的关键环节，同样能够在产品价值链中获得更多财富分配。许多西欧和北欧的国家都处于产业的下游，而美国因为拥有强大的国际金融市场。发挥着管理全球财富的功能，自然就处在了全球价值链的最后端，这也是美元主导国际货币体系的一个重要原因。为此，“后危机时代”中国应探索“制造强国”和“金融强国”双向发展战略。(据孙立坚 文)
新语录
我们有的GDP数字很好看，但并不是增加了社会财富，是浪费了社会财富。比如，建大桥，这是GDP，让大桥塌了、拆了又是GDP，再建一次大桥还是GDP，这样干了三次GDP，浪费了大量的社会财富。
——广东省委书记汪
现在，政府信息公开是“公开的群众不关心，群众关心的不公开”。
——某评论指出，到一些政府网站去看，最应公开的各类公共信息，比如政府采购、公共财政资金、土地出让等，都没有公开。
从“要求学生就业”到“学生被就业”，高校的就业率造假日益疯狂。高校的“创新”能力远被低估，“被就业”已经超出了简单的就业率造假范畴，而走向明目张胆的就业欺诈。
——上海交大教授熊丙奇
中国当下的社会舆论，时常在简单的是非判断上陷于混乱和模糊，而忽视了法律本身的是非对错。
——有评论者认为当下社会，由于是非判断上的含糊不清和暧昧不明，舆论易于被情绪所左右，易于受多数人暴力的诱引，根据身份而不是原则作出是非判断。
必须承认，习惯质疑、怀疑一切显然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一大症候。
——有媒体评论感叹，到底是信息发布者缺乏公信力还是民众患上了怀疑臆想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