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刚买了一本最新的法拉奇传——《从不妥协》，号称“迄今关于法拉奇的最权威传记”。随手一翻，就翻到了这样的细节——法拉奇的妈妈告诉她，甚至是哭着告诉她：不要像我这样！不要变成你丈夫和孩子的奴隶！要学习，去看看整个世界，要学习！
　　我的父母也曾经多次告诉我，要学习，要离开村庄，要去看外面的世界，不要像他们一样活着。于是，喜欢爬树和下井的我渐渐收敛，乖乖上了重点中学，乖乖考了211院校。毕业的时候，我的男朋友说：来青岛吧。可是当时青岛只有晚报，晚报只有8个版，还是让他回济南吧。
　　上个世纪租住在老东门附近，常常听到市井叫卖：蜂窝！蜂窝！鲜蛋儿！鲜蛋儿！清理油烟机、电子打火灶！总能等来这样的时刻：晚报、时报、生活报、下周电视报，齐鲁周刊！当然，你如果叫住这个自行车报人，他可以给你提供至少10家本地报刊。
　　创刊之初，那是一个报人的幸福时代，没听说过什么媒体的冬天，我的同事都很年轻，20多岁，以指点江山为己任，以拍碎酒瓶伴少年狂，人人相信有能量改变世界。于是整天泡在单位里开会、讨论选题，在单位过个夜很正常。一个人写上6个版，再编上6个版也很正常。那时编辑部只有一台电脑，很多人都是手写。有一晚我在单位写稿，老公来帮我打字，忽然发现天亮了。我老公说：老婆，你要记着我来帮你加班一夜，要对我好。可是那时我每个周都是这样度过：上半周在单位熬夜写稿编版，下半个周坐着长途车出去采访。回到济南，常常把稿子改来改去，自己被领导熊来熊去，带着一肚子气回家就爆发。。
　　我去采访东平湖遇洪，去调查被村支书毒打成疯的村民，去面谈把学生打成精神病的老师，去女子监狱采访卖淫女，一个下午跑了六个部门做《争议泰山索道》，去报道青岛一味精厂拆迁真相，然后被有关部门告上法庭。领导安慰我：在周刊，没上过被告席的记者不是好记者。我们那时都相信，《齐鲁周刊》会成为北方的南方周末。我那时最痛恨的是，所有新闻部的记者都可以去走56个民族，只有唯一的女记者我除外。我哭着抗议：歧视女性。女老总神回复：错，我歧视男人。
　　我看到的世界重新解构了我。我目睹警察搂着刚抓到的妓女从我眼前亲密耳语走过，我听到同行去勒索支书还收疯子弟弟的好处费，我写了高校的教授们如何丑陋……《从不妥协》红色的封底上是法拉奇的话：做一名记者，对我来说，意味着做一个不听话的人；而做一个不听话的人，对我来说，又意味着站在了主流观点的对立面。但我必须要讲述真相，因为真相往往站在了主流观点的对立面。
　　在周刊，非主流视角是一条生命线。每一次选题会，都有棒喝；有什么新角度？所有人被逼着与乖决绝，渐渐打磨出一种独特。曾有一同事开选题会时要躺在长沙发上，手里玩着铅笔从容道来。还有两名女同事，买鞋子喜欢同款不同色的来两双，一脚一色昭显不走寻常路的追求。
　　我们头儿是这么一个牛人，有同事迟到，解释路远，头儿丢来一句：你要是住在日本，上个月就该出发了。有同事给足疗专题配上脚丫，头儿斥之：要是做痔疮选题，还给我上个屁股？跟着这样的头儿呆久了，张嘴就是刻薄词儿，还美其名曰：精准。你要是采访一艺术家，说他德艺双馨，头儿准把稿子扔回来：有这么骂人的吗？！所以，才会有“被亲情绑架”、“将朋友淘汰到底”试图突破伦理专制的观点出炉。所以，放着好好的男人不做、愣改做女人的金星上了三次封面，您别有意见。所以，奔到北京去见“二”出质感的杨二车娜姆，您别咧嘴。
　　其实，我们不是一定要做金星和杨二们，我们只是想说，这世界丰富的可能性，愿您都能欣赏。
　　这其实是周刊人共同的D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