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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当前中国经济转型，由主要依靠外需向外需内需共同拉动转变，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向东中西部协调共进转变，这必然会在内陆地区形成中国经济的第四个增长极。
高者在腹
乍暖还寒的午后，带着暖意的阳光透过落地窗，洒在武汉东湖高新区一栋办公楼的会议室里。屋内，陈晓强正和同事下着围棋。
陈晓强是温州人，去年初他还是浙江先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营销总监，年中就被公司派到武汉任华中地区总经理，负责湖南、湖北、江西等中部省份的销售。
“围棋有谚，高者在腹。实际上中国经济，跟围棋的道理是相通的。”陈晓强用棋语作比，改革开放以来，先知先觉的企业家跑到东部沿海地区布局，这算是围棋的序盘，很多人都喜欢占角占边，称之为“金角银边”。
如今，“角”和“边”都占得差不多了，能下棋的空间不大，人们又把目光投向中腹，希望在广大的内陆地区抢占先机。
陈晓强所在的公司，以前工厂设在浙江，销售也主要面向广东、上海等发达地区及欧美国家，“因为他们有钱，消费能力强。”
近几年，公司逐渐感觉到工厂人力、材料等成本越来越高，公司利润呈下降趋势。去年，公司到内陆考察后，觉得中部发展的机遇来了，便在华中设分公司，车间也搬到中部，并在当地组建新的销售团队。
“市场就是这样，不是人所能操控得了的，要懂得顺势而为。”陈晓强隔几天就往湖南、江西等地跑市场，“虽然很忙，但市场行情很好，销售额每月都创新高。公司决战中部这一着棋算是走对了！”
重构“多极驱动”
陈晓强的语言体系很独特。他正在炒股，突然又用股市术语转移了话题。
如果把每个国家的经济看作是一只股票，那么全球经济在2012年的表现就相当不尽如人意，整个板块还处于“下降通道”。
2012年，德国经济增速明显放缓，GDP增幅只有0.7%，远低于2011年的3.0%。德国联邦统计局分析说，增速下滑主要受欧元区衰退加深的影响。世界银行预测，欧元区2012年GDP将萎缩0.4%。
美国预计2012年经济增长约为1.7%-1.8%，基本与上一年持平。日本经济继续“失落”，世行将日本今年的经济增速预期下调至0.8%。
新兴经济体也面临挑战。巴西2012年预计降至1.03%。印度也将2012至2013财政年经济增长率下调至5.8%，这是印度经济10年来增长率最低的一年。
中国“破八”：2012年经济增长7.8%，创了近13年来的最低纪录。不过，这个成绩依旧大大高于发达经济体——中国仍是全球最受关注的经济体。
金融危机已步入第五个年头，全球经济格局正在加紧重构，由原来西方单极驱动向多极驱动转变。
去年底，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NIC）发布了展望2030年世界局势的报告，指出随着全球化发展以及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陷入衰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政治和经济领域的美国单极格局将终结。全球经济重心将进一步东移，未来全球经济若要谋求健康增长，将越来越依赖于发展中国家，而非像以前那样西方国家作为世界经济的“发动机”。
报告还指出，到2030年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而欧洲、日本和俄罗斯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将缓慢下降。
中国需要“第四极”
西方国家并非一味地“唱颂”中国。世界银行在评估报告中也提出警告，称中国也面临自身的挑战，包括经济增长放缓、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等。
受欧、美、日等全球主要经济体增长放缓的影响，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立下赫赫战功的“出口拉动型”经济遭受重创，传统增长模式在中国越来越走不通了。
“从经济地理角度来说，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主要由三个增长极拉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徐逢贤表示，在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政策推动下，中国逐渐形成了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湾这三个增长极。在它们的带动下，我国东部地区发展明显加快，也拉大了与中西部地区的差距。
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这三个增长极能否继续成为引领中国经济的火车头？徐逢贤说，这三个增长极都分布在东部地区，而东部地区经过30多年的发展，无论是产业规模还是基础设施建设都相对较成熟，资源承载量有限，再加之受海外市场需求萎缩的影响，其发展空间反而没有中西部地区大。
“中国经济必须要有新的增长极。”徐逢贤认为，当前中国经济要转型，由主要依靠外需向外需内需共同拉动转变，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向东中西部协调共进转变，这必然会在内陆地区形成中国经济的第四个增长极。
“后30年对内开放”
“从大的方向看，中国经济新的增长极最有可能在中部地区产生。”硅谷天堂资产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乐荣军认为，当前无论是天时、地利还是人和，都对中部地区的发展极为有利。
沿海地区高速发展30多年后，面临劳动力成本上升、要素资源紧张等压力越来越大，必须要对产业进行调整，该转的转，该升级的升级。
乐荣军表示，从承接产业转移的规律来看，东部地区产业向内陆转移，不可能一步转移到西部，应有一个梯度转移的过程。从中国的实际情况看，需要中部地区作为“东西对接”的平台与支点。在这一过程中，中部地区会因产业结构和技术升级而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
市场经济追求利润最大化。过去，中国经济外贸依存度较高，现在强调扩内需，国内市场越来越被重视。面对庞大的内需市场，企业会选择到成本相对较低的地区发展，中部地区在工业基础、交通设施、人才科技等软硬环境上的成本优势对内需型企业具有相当的吸引力。乐荣军认为这是中部地区的第二个支点功能。
事实上，中部地区正在暗暗发力。2012年，湖北省经济总量超2.2万亿元，增速11.3%；湖南省增速11.3%，安徽省增速为12.1%——增速超过部分沿海地区，如上海市经济增速为7.5%，江苏省增速为8%，广东省为10.2%。 陈晓强说：“中国地域差距很大，市场需求也很大，头30年我们抓住对外开放的机遇在沿海地区生根发芽，后30年要抓住对内开放的机遇在中部地区发展壮大。”
中部也要有“增长极”
“中部地区对承接产业转移和扩内需来说是战略支点，不过中部地区内部也需要有战略支点。”德意志银行中国投行部董事、总经理秦靖提出，从国内外经济发达地区看，根据各地资源禀赋的不同，一个大的区域内经济不可能齐头并进发展，而是某些地方发展得更快些，如长三角的上海，珠三角的广州、深圳等地。
这些城市能成为当地经济的龙头，并非偶然。早在上世纪50年代，法国经济学家佩鲁就提出增长极理论，他认为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内，增长并非出现在所有地方，而是以不同强度首先出现在一些增长点或增长极上，这些点或极通过不同的渠道向外扩散，形成辐射效应。
“从当前的发展来看，沿江的长江中游城市群最有可能形成中部地区的增长极。”秦靖分析，无论是承接产业转移还是企业自身发展需要，企业家首先会在中部地区寻找交通基础设施较完备、市场开放度较高的大城市落户。
在秦靖的印象中，近几年他接触的一些大企业家，凡是愿意到中部地区投资的，大多会选择武汉、长沙、南昌、九江、芜湖、合肥等长江中游城市，“他们说得最多的理由是，这些城市基础好，交通便利。”
近5年来，随着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环鄱阳湖城市群、皖江经济带等一批城市圈的崛起，长江沿岸一批大城市脱颖而出，经济发展迅猛，成为各自城市群的“领头雁”。
对此，前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林毅夫提醒，中部一些城市因交通便利具有发展潜力，但还没有形成像东部长三角一样的城市群，还只是“点”，不是“面”。
市场范围决定分工水平，也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经济发展的动能。
参照长三角、珠三角等发达城市群的经验，所谓的产业转移并不是说只吸引几个龙头企业落户这般简单，而是要有围绕产业的上下游配套服务的综合产业链。比如食品业，既要有上游的面粉等制造业，也有中间的食品加工业，还要有下游的分销业，“一条龙”的产业分工才能助推经济发展。
但若多条产业链的上下游都集中到某几个大城市，也是不合理的。“单座城市的资源有限，承载能力有限，产业太过于集中容易增加城市内的交易成本，反而会削弱这座城市的竞争力。”秦靖认为，长江中游沿岸的这几座城市因水相连，水运、高铁、高速公路四通八达，只要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做好分工协作，延伸产业链，其潜力将是无限的。
长江中游不甘“中游”
潜力再大，也只是潜力。要把潜力转化成真正的动力，长江中游城市群还得自身发力。
这是陈晓强面对采访时说得最多的一句话，也是他到中部一些地方后的真实感悟。
以前在浙江，他到当地政府办事，即便哪位官员外出，办公室的门上也会贴着该官员的手机号码，找不到人可当即拨打电话。但在中部一些地市，有时找政府官员太难，不仅看不到手机号码，有时甚至一连几天都办不了事。
专家学者提出，长江中游要不甘“中游”，超越“上游”。
“长江中游要想发挥出‘第四极’的效应，必须要加大改革开放的力度。”秦靖说，沿海地区为什么能率先发展，除先天优势外，很重要一点是勇于改革，敢于开放，特别是政府职能的转变，政府不是高高在上的，而是重在服务。
面对历史机遇，中部地区能否抓得住，要看当地政府部门是否有改革开放的魄力。秦靖建议，长江中游地区要敢于打破不合理的行政壁垒和市场分割，尊重市场经济规律，培育建立统一的大市场，使要素流动跟着市场规律走，通过硬件设施和软环境的改善吸引更多的产业和企业家。
乐荣军也提出，一些地方政府喜欢扶持单个企业，实际上这种理念很狭隘。政府与其花钱支持分散的企业，还不如对资本模式进行创新，通过设立引导基金来撬动民间资本，让更多的资金服务于更多的企业，这将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高者在腹
乍暖还寒的午后，带着暖意的阳光透过落地窗，洒在武汉东湖高新区一栋办公楼的会议室里。屋内，陈晓强正和同事下着围棋。
陈晓强是温州人，去年初他还是浙江先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营销总监，年中就被公司派到武汉任华中地区总经理，负责湖南、湖北、江西等中部省份的销售。
“围棋有谚，高者在腹。实际上中国经济，跟围棋的道理是相通的。”陈晓强用棋语作比，改革开放以来，先知先觉的企业家跑到东部沿海地区布局，这算是围棋的序盘，很多人都喜欢占角占边，称之为“金角银边”。
如今，“角”和“边”都占得差不多了，能下棋的空间不大，人们又把目光投向中腹，希望在广大的内陆地区抢占先机。
陈晓强所在的公司，以前工厂设在浙江，销售也主要面向广东、上海等发达地区及欧美国家，“因为他们有钱，消费能力强。”
近几年，公司逐渐感觉到工厂人力、材料等成本越来越高，公司利润呈下降趋势。去年，公司到内陆考察后，觉得中部发展的机遇来了，便在华中设分公司，车间也搬到中部，并在当地组建新的销售团队。
“市场就是这样，不是人所能操控得了的，要懂得顺势而为。”陈晓强隔几天就往湖南、江西等地跑市场，“虽然很忙，但市场行情很好，销售额每月都创新高。公司决战中部这一着棋算是走对了！”
重构“多极驱动”
陈晓强的语言体系很独特。他正在炒股，突然又用股市术语转移了话题。
如果把每个国家的经济看作是一只股票，那么全球经济在2012年的表现就相当不尽如人意，整个板块还处于“下降通道”。
2012年，德国经济增速明显放缓，GDP增幅只有0.7%，远低于2011年的3.0%。德国联邦统计局分析说，增速下滑主要受欧元区衰退加深的影响。世界银行预测，欧元区2012年GDP将萎缩0.4%。
美国预计2012年经济增长约为1.7%-1.8%，基本与上一年持平。日本经济继续“失落”，世行将日本今年的经济增速预期下调至0.8%。
新兴经济体也面临挑战。巴西2012年预计降至1.03%。印度也将2012至2013财政年经济增长率下调至5.8%，这是印度经济10年来增长率最低的一年。
中国“破八”：2012年经济增长7.8%，创了近13年来的最低纪录。不过，这个成绩依旧大大高于发达经济体——中国仍是全球最受关注的经济体。
金融危机已步入第五个年头，全球经济格局正在加紧重构，由原来西方单极驱动向多极驱动转变。
去年底，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NIC）发布了展望2030年世界局势的报告，指出随着全球化发展以及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陷入衰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政治和经济领域的美国单极格局将终结。全球经济重心将进一步东移，未来全球经济若要谋求健康增长，将越来越依赖于发展中国家，而非像以前那样西方国家作为世界经济的“发动机”。
报告还指出，到2030年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而欧洲、日本和俄罗斯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将缓慢下降。
中国需要“第四极”
西方国家并非一味地“唱颂”中国。世界银行在评估报告中也提出警告，称中国也面临自身的挑战，包括经济增长放缓、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等。
受欧、美、日等全球主要经济体增长放缓的影响，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立下赫赫战功的“出口拉动型”经济遭受重创，传统增长模式在中国越来越走不通了。
“从经济地理角度来说，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主要由三个增长极拉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徐逢贤表示，在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政策推动下，中国逐渐形成了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湾这三个增长极。在它们的带动下，我国东部地区发展明显加快，也拉大了与中西部地区的差距。
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这三个增长极能否继续成为引领中国经济的火车头？徐逢贤说，这三个增长极都分布在东部地区，而东部地区经过30多年的发展，无论是产业规模还是基础设施建设都相对较成熟，资源承载量有限，再加之受海外市场需求萎缩的影响，其发展空间反而没有中西部地区大。
“中国经济必须要有新的增长极。”徐逢贤认为，当前中国经济要转型，由主要依靠外需向外需内需共同拉动转变，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向东中西部协调共进转变，这必然会在内陆地区形成中国经济的第四个增长极。
“后30年对内开放”
“从大的方向看，中国经济新的增长极最有可能在中部地区产生。”硅谷天堂资产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乐荣军认为，当前无论是天时、地利还是人和，都对中部地区的发展极为有利。
沿海地区高速发展30多年后，面临劳动力成本上升、要素资源紧张等压力越来越大，必须要对产业进行调整，该转的转，该升级的升级。
乐荣军表示，从承接产业转移的规律来看，东部地区产业向内陆转移，不可能一步转移到西部，应有一个梯度转移的过程。从中国的实际情况看，需要中部地区作为“东西对接”的平台与支点。在这一过程中，中部地区会因产业结构和技术升级而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
市场经济追求利润最大化。过去，中国经济外贸依存度较高，现在强调扩内需，国内市场越来越被重视。面对庞大的内需市场，企业会选择到成本相对较低的地区发展，中部地区在工业基础、交通设施、人才科技等软硬环境上的成本优势对内需型企业具有相当的吸引力。乐荣军认为这是中部地区的第二个支点功能。
事实上，中部地区正在暗暗发力。2012年，湖北省经济总量超2.2万亿元，增速11.3%；湖南省增速11.3%，安徽省增速为12.1%——增速超过部分沿海地区，如上海市经济增速为7.5%，江苏省增速为8%，广东省为10.2%。 陈晓强说：“中国地域差距很大，市场需求也很大，头30年我们抓住对外开放的机遇在沿海地区生根发芽，后30年要抓住对内开放的机遇在中部地区发展壮大。”
中部也要有“增长极”
“中部地区对承接产业转移和扩内需来说是战略支点，不过中部地区内部也需要有战略支点。”德意志银行中国投行部董事、总经理秦靖提出，从国内外经济发达地区看，根据各地资源禀赋的不同，一个大的区域内经济不可能齐头并进发展，而是某些地方发展得更快些，如长三角的上海，珠三角的广州、深圳等地。
这些城市能成为当地经济的龙头，并非偶然。早在上世纪50年代，法国经济学家佩鲁就提出增长极理论，他认为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内，增长并非出现在所有地方，而是以不同强度首先出现在一些增长点或增长极上，这些点或极通过不同的渠道向外扩散，形成辐射效应。
“从当前的发展来看，沿江的长江中游城市群最有可能形成中部地区的增长极。”秦靖分析，无论是承接产业转移还是企业自身发展需要，企业家首先会在中部地区寻找交通基础设施较完备、市场开放度较高的大城市落户。
在秦靖的印象中，近几年他接触的一些大企业家，凡是愿意到中部地区投资的，大多会选择武汉、长沙、南昌、九江、芜湖、合肥等长江中游城市，“他们说得最多的理由是，这些城市基础好，交通便利。”
近5年来，随着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环鄱阳湖城市群、皖江经济带等一批城市圈的崛起，长江沿岸一批大城市脱颖而出，经济发展迅猛，成为各自城市群的“领头雁”。
对此，前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林毅夫提醒，中部一些城市因交通便利具有发展潜力，但还没有形成像东部长三角一样的城市群，还只是“点”，不是“面”。
市场范围决定分工水平，也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经济发展的动能。
参照长三角、珠三角等发达城市群的经验，所谓的产业转移并不是说只吸引几个龙头企业落户这般简单，而是要有围绕产业的上下游配套服务的综合产业链。比如食品业，既要有上游的面粉等制造业，也有中间的食品加工业，还要有下游的分销业，“一条龙”的产业分工才能助推经济发展。
但若多条产业链的上下游都集中到某几个大城市，也是不合理的。“单座城市的资源有限，承载能力有限，产业太过于集中容易增加城市内的交易成本，反而会削弱这座城市的竞争力。”秦靖认为，长江中游沿岸的这几座城市因水相连，水运、高铁、高速公路四通八达，只要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做好分工协作，延伸产业链，其潜力将是无限的。
长江中游不甘“中游”
潜力再大，也只是潜力。要把潜力转化成真正的动力，长江中游城市群还得自身发力。
这是陈晓强面对采访时说得最多的一句话，也是他到中部一些地方后的真实感悟。
以前在浙江，他到当地政府办事，即便哪位官员外出，办公室的门上也会贴着该官员的手机号码，找不到人可当即拨打电话。但在中部一些地市，有时找政府官员太难，不仅看不到手机号码，有时甚至一连几天都办不了事。
专家学者提出，长江中游要不甘“中游”，超越“上游”。
“长江中游要想发挥出‘第四极’的效应，必须要加大改革开放的力度。”秦靖说，沿海地区为什么能率先发展，除先天优势外，很重要一点是勇于改革，敢于开放，特别是政府职能的转变，政府不是高高在上的，而是重在服务。
面对历史机遇，中部地区能否抓得住，要看当地政府部门是否有改革开放的魄力。秦靖建议，长江中游地区要敢于打破不合理的行政壁垒和市场分割，尊重市场经济规律，培育建立统一的大市场，使要素流动跟着市场规律走，通过硬件设施和软环境的改善吸引更多的产业和企业家。
乐荣军也提出，一些地方政府喜欢扶持单个企业，实际上这种理念很狭隘。政府与其花钱支持分散的企业，还不如对资本模式进行创新，通过设立引导基金来撬动民间资本，让更多的资金服务于更多的企业，这将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