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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房价格不断上涨早已成为热议的话题。2010年政府工作报告把“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势头”列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工作重点。几年以后，经过政府多方政策的调控后，我国城市房价虽然放缓了上涨的速度，却依然保持着上涨的态势。
保障型住房社会公平调控政策国家统计局近日公布的10月份新建商品住宅售价变动情况显示，与上月相比，10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价格下降的城市有17个，持平的城市有18个，上涨的城市有35个。中国指数研究院发布的《2012年10月中国房地产指数系统百城价格指数报告》也显示，2012年10月，全国100个城市（新建）住宅平均价格为8768元/平方米，环比9月上涨0.17%，自2012年6月止跌后连续第5个月环比上涨。
我国房价上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去房地产开发商的炒作和一些投资商的投资性购买外，其根本原因是“供不应求”我国现在处于城市化进程快速发展时期，一方面，是向城市集聚的新居民需要住房，另一方面，随着城市居民生活水平快速提高，居民改善住房条件的要求极其迫切。建设跟不上快速上升的需求，按市场经济规律其价格上涨是必然的。但是当前在我国的一些大中城市，房价收入比已远远高出世界银行的权威认定水平。中国高房价的现实和由此引发的问题，让人们认识到了住房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民生问题和一个社会问题。当城市政府试图将居民的集体消费模式转变为个人消费模式时，即将原来属于政府、企业处理住房问题的责任转移到市民自己身上时，必然会产生各种利益冲突和社会不满情绪，导致不同社会阶层居民对政府住房制度的态度分化。所以在此阶段，我国把保障型住房的建设、分配、监管等提上了重要日程。
保障性住房，是与商品性住房（简称“商品房”）相对应的一个概念，保障性住房是指政府为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所提供的限定标准、限定价格或租金的住房，由廉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和政策性租赁住房构成。我国在取消计划经济的福利分房制度之后，把解决住房的责任全部交给市场，直到近几年才开始真正重视最低收入阶层保障住房的建设。但忽略了社会上既没有资格承租廉租房，又没有能力购买商品房的中间层居民住房问题。而且此部分人群又占大多数，使他们不得不牺牲其他消费攒钱去购买经济适用房或商品房，不但加大了商品房供不应求的程度，也引起较为普遍的不满情绪。
在社会学视角下，住房对个人的影响力和功能性是非常强的。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认为，生存需要是最基本的需要，而住房是满足基本生存的重要条件之一，只有在社会成员基本生存条件满足之下，社会成员才能真正的融入社会，进行平等的互动，社会成员才能对社会环境认可。如果没有健全的住房保障政策，在目前房价居高不下的情况下，就会使很大一部分城市中低收入群体没有适当的居住场所，就会长期被排除在主流社会之外，与其他社会成员处于“隔离状态”，造成“社会排斥”，成为社会的边缘群体，长期的边缘状况会形成群体意识，在一定的条件下会产生一些群体行为。如果很难通过有效的途径去改变自己的不利状况，这种情况下自然会导致一部分人社会失衡就容易产生对社会的不满，进而引发一些反社会的行为，从而对现有的社会秩序起到破坏作用。我国目前的住房问题，已经成为了社会问题，随着经济等其他因素的影响，房价上涨的过快，普通工薪阶层已经无力承担购买住房的费用，而且在目前阶段，保障型住房和其他关于住房的保障措施有没有及时有力的落实，保障型住房监管也存在很多问题，所以造成了较广泛的社会积怨。保障型住房在许多发达国家的发展阶段同样是存在很多问题，如房源的短缺、监管机制的准入和退出原则不明确等。在亚洲一些发展中国家，保障型住房面临着更多的资金短缺、监管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在住房问题上，如若处理不得当会面临的不仅仅是住房问题，而是更大的社会问题，如在印度，由于保障型住房问题所引起的，贫民区的形成，造成了贫民区亚文化，进而造成了居住再次的人群不能进入社会主流的文化，形成了社会阶层更大的分化和落差，这已经是事实的形成，如果在今后的一段时间不能解决，那么也许会造成更大社会问题，乃至整个的社会动荡。
我国现行阶段的保障型住房政策制度只能以低水平、广覆盖为目标；中国的住房保障体系需要保障70%以上的中低收入家庭。第一层级是不足10%的极低收入的家庭、老人、病人等进入政府提供的廉租屋，通过这种方式来保证最弱势民众的居住生存权。而其他的多数以住房公积金、经济适用方来保障。对于我们有稳定收入却又不足以支付目前商品房总支出的群体来讲，住房公积金是我们最熟悉也是唯一的保障体系。但是住房公积金制度对中低收入家庭的保障作用没有完全体现。截止到2011年末，全国住房公积金缴存人数过亿，但相比全国几亿的在岗职工人数来说，住房公积金覆盖范围仍然很小。在公积金政策中，不同个人之间、不同群体之间、不同单位之间缺乏同一性。住房公积金政策并没有给每一个社会成员公平的对待，相反由于这种政策的执行使得收入差别本来就较大的群体差异变得更大。所以此种制度，在改善小部分人群（加入住房公积金体系，而收入价高群体的居住环境同时，也加大了其与大部分人群的住房公积金差额，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弱势群体的居住问题。住房保障政策的目的是协调社会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分配，维护中低收入居民的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状态，保证社会成员在一个社会当中所应当具有的生存底线——“人人有房住”，促进社会整体福利的不断增进。而目前种种保障型住房政策并没有真正体现此公平性。
另外，从保障型住房补贴形式来看，也有政策的缺失，也容易造成社会问题。
目前，中国经济适用房建设是政府的暗补（减免税费和划拨土地）交给开发商运作的（人们称为“补砖头”）。这种“补砖头”的形式，本身就存在致命的缺陷：一是划拨的土地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农民有抵触情绪，由征地引发的“群发性事件”频发就说明这点；二是影响地方政府土地出让金的收入。地方政府在农民手里几万元征来的土地，经初步开发，就可以在市场上出让几十万到上百万元，这样大的差价让地方政府哪还有开发经济适用房的积极性所以，“小产权房”久禁不止，越演越烈；三是补贴目标抽象，经济适用房所谓有资格购房的中低收入者，难以科学划分，没有监管机构提供准确的收入证明，又没有进人和退出机制，很多经济适用房被有钱人买走后出租或出卖，造成经济适用房房源短缺，没有保障真正需要的人群，反而为占有社会资源更多的人服务，进一步加剧了社会阶层的差距和社会矛盾。 其次，从保障型住房的保障范围来看，以实物补贴政策为例，主要分为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政策。这些政策的实施范围是城市的并拥有户籍的人口并且居住达2年以上（有的要求时间更长）。在这种条件设定下，农民工群体以及刚毕业参加工作的大学生都被排除在保障范围之外。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批的农民工为城市的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他们的生存权并没有得到保障，他们居住的大都是简易的工棚，或自己租住的房屋，设施极为简陋。农民工市民化是历史发展的趋势，如果不把农民工群体包括在住房政策之内，社会的和谐发展问题就永远得不到解决。刚毕业的大学生，收入水平较低，无力购买商品房，但是对于住房保障政策来说，他们处于夹心层，被排除在外。有的因为工作不固定，户籍不在城市，有的虽在城市还不能算常住人口，这种情况下，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政策均把他们排除在外。这就造成了社会大批年轻劳动力被动的丧失了保障的权力，在其刚步入社会阶段不能更好的融入社会主流文化和人群当中。会造成其心理等一系列消极因素，进而酝酿成社会问题。如目前北京已经形成“蚁族”群体，其大部分为非本市高校毕业生，长期租住在城市的边缘，由于地域等限制，也正在从事城市中较为低端行业。他们已经处于“隔离状态”，造成“社会排斥”。
从总体来看我国住房改革没有把住房和房地产、市场和保障予以有效区别。政府只想到通过房地产的繁荣拉动消费、促进国民经济发展，而忽视了普通民众最基本的住房需求，住房保障职责缺位，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建设滞后，在土地供应、市场监管、住房金融政策等诸多方面，政府所应发挥的功能也严重缺失，在我国住房保障政策的制定者主要是政府，其作为社会公平与公正的代言人，在制定相关房产政策时候，首先，应考虑到社会整体的利益，而不是权威者的利益，更不能只顾短期的经济效益，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并重，协调各个阶层的利益，关注弱势群体的生存，把体现社会公正作为社会政策的首要目标。
以下为针对保障型住房造成的社会问题的相关政策建议：
首先，在住房保障方面，我国政策补贴可以借鉴西方需求方补贴方式。需求方补贴政策旨在根据不同住户的收入水平和实际需要来决定补贴力度和补贴方式，进一步减免保障型住房保障从投入到实施过程中政府的运营成本和房屋开发商的利润，以提高需求方在市场上获取适当住房的经济能力，保障中低收入和弱势群体获得体面的住宅而不必承受过重的经济负担。
其次，灵活选择多种补贴的形式。应根据不同的实施对象（不同地区、住房紧缺程度、住户社会结构特点等）灵活采用，确定合适的人群得到合适的补贴，努力避免出现“贫困陷阱”，并使有限的公共资源尽可能多地向低收入家庭和各类弱势群体（特殊类型家庭）倾斜。
最后，民间组织协助政府管理。如英国住房协会出租住房。住房协会是民间非营利团体。二战后，住房大量短缺，民间自助组织的住房协会迅速成立，共同兴建出租住房，自行解决住房问题。政府住房公司协助管理。民间组织会定期访问，租住或购买廉租房的人群，调查与其相关的收入、就业等相关信息，建立了较为健全的准入与退出机制；另一方面通过对自有住房者的税收优惠、向建筑协会提供购屋贷款资金，通过私有化政策将公共住房出售给承租户等。从而改变了不同经济状况和收入人群的住房问题。
参考文献：
[1]李晓龙.低收入家庭住房保障政策分析与设计.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
[2]景娟，刘志林，满燕云.低收入住房政策的国际经验借鉴：需求方补贴.城市发展研究，2010，（6）.
[3]李莉，王旭.美国公共住房政策的演变与启示.东南学术，2007，（5）.
[4]张毅，李放.我国城镇中低收入群体住房保障研究综述.法制与社会，2008，（27）：275-277.
[5]吴忠民.从平均到公正：中国社会政策的演进.社会学研究，2004，（1）：75.
[6]殷世渡.我国中低收人家庭住房金融支持研究——从美国次贷危机的源头说起.浙江金融，2009，（7）.
[7]粱绍连，杜德斌.我国住房保障政策公平性的缺失口.城市问题，2007，（11）.
[8]朱亚鹏.中国住房保障政策分析——社会政策视角.公共行政评论，2008，（4）.
[9]刘维新.论房改中的问题与建立特色社会主义房地产住房供给体系.中国房地产金融，2010，（1）.
[10]付启林.国外住房保障法律制度之比较研究.南方论刊，2010，（9）.
保障型住房社会公平调控政策国家统计局近日公布的10月份新建商品住宅售价变动情况显示，与上月相比，10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价格下降的城市有17个，持平的城市有18个，上涨的城市有35个。中国指数研究院发布的《2012年10月中国房地产指数系统百城价格指数报告》也显示，2012年10月，全国100个城市（新建）住宅平均价格为8768元/平方米，环比9月上涨0.17%，自2012年6月止跌后连续第5个月环比上涨。
我国房价上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去房地产开发商的炒作和一些投资商的投资性购买外，其根本原因是“供不应求”我国现在处于城市化进程快速发展时期，一方面，是向城市集聚的新居民需要住房，另一方面，随着城市居民生活水平快速提高，居民改善住房条件的要求极其迫切。建设跟不上快速上升的需求，按市场经济规律其价格上涨是必然的。但是当前在我国的一些大中城市，房价收入比已远远高出世界银行的权威认定水平。中国高房价的现实和由此引发的问题，让人们认识到了住房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民生问题和一个社会问题。当城市政府试图将居民的集体消费模式转变为个人消费模式时，即将原来属于政府、企业处理住房问题的责任转移到市民自己身上时，必然会产生各种利益冲突和社会不满情绪，导致不同社会阶层居民对政府住房制度的态度分化。所以在此阶段，我国把保障型住房的建设、分配、监管等提上了重要日程。
保障性住房，是与商品性住房（简称“商品房”）相对应的一个概念，保障性住房是指政府为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所提供的限定标准、限定价格或租金的住房，由廉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和政策性租赁住房构成。我国在取消计划经济的福利分房制度之后，把解决住房的责任全部交给市场，直到近几年才开始真正重视最低收入阶层保障住房的建设。但忽略了社会上既没有资格承租廉租房，又没有能力购买商品房的中间层居民住房问题。而且此部分人群又占大多数，使他们不得不牺牲其他消费攒钱去购买经济适用房或商品房，不但加大了商品房供不应求的程度，也引起较为普遍的不满情绪。
在社会学视角下，住房对个人的影响力和功能性是非常强的。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认为，生存需要是最基本的需要，而住房是满足基本生存的重要条件之一，只有在社会成员基本生存条件满足之下，社会成员才能真正的融入社会，进行平等的互动，社会成员才能对社会环境认可。如果没有健全的住房保障政策，在目前房价居高不下的情况下，就会使很大一部分城市中低收入群体没有适当的居住场所，就会长期被排除在主流社会之外，与其他社会成员处于“隔离状态”，造成“社会排斥”，成为社会的边缘群体，长期的边缘状况会形成群体意识，在一定的条件下会产生一些群体行为。如果很难通过有效的途径去改变自己的不利状况，这种情况下自然会导致一部分人社会失衡就容易产生对社会的不满，进而引发一些反社会的行为，从而对现有的社会秩序起到破坏作用。我国目前的住房问题，已经成为了社会问题，随着经济等其他因素的影响，房价上涨的过快，普通工薪阶层已经无力承担购买住房的费用，而且在目前阶段，保障型住房和其他关于住房的保障措施有没有及时有力的落实，保障型住房监管也存在很多问题，所以造成了较广泛的社会积怨。保障型住房在许多发达国家的发展阶段同样是存在很多问题，如房源的短缺、监管机制的准入和退出原则不明确等。在亚洲一些发展中国家，保障型住房面临着更多的资金短缺、监管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在住房问题上，如若处理不得当会面临的不仅仅是住房问题，而是更大的社会问题，如在印度，由于保障型住房问题所引起的，贫民区的形成，造成了贫民区亚文化，进而造成了居住再次的人群不能进入社会主流的文化，形成了社会阶层更大的分化和落差，这已经是事实的形成，如果在今后的一段时间不能解决，那么也许会造成更大社会问题，乃至整个的社会动荡。
我国现行阶段的保障型住房政策制度只能以低水平、广覆盖为目标；中国的住房保障体系需要保障70%以上的中低收入家庭。第一层级是不足10%的极低收入的家庭、老人、病人等进入政府提供的廉租屋，通过这种方式来保证最弱势民众的居住生存权。而其他的多数以住房公积金、经济适用方来保障。对于我们有稳定收入却又不足以支付目前商品房总支出的群体来讲，住房公积金是我们最熟悉也是唯一的保障体系。但是住房公积金制度对中低收入家庭的保障作用没有完全体现。截止到2011年末，全国住房公积金缴存人数过亿，但相比全国几亿的在岗职工人数来说，住房公积金覆盖范围仍然很小。在公积金政策中，不同个人之间、不同群体之间、不同单位之间缺乏同一性。住房公积金政策并没有给每一个社会成员公平的对待，相反由于这种政策的执行使得收入差别本来就较大的群体差异变得更大。所以此种制度，在改善小部分人群（加入住房公积金体系，而收入价高群体的居住环境同时，也加大了其与大部分人群的住房公积金差额，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弱势群体的居住问题。住房保障政策的目的是协调社会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分配，维护中低收入居民的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状态，保证社会成员在一个社会当中所应当具有的生存底线——“人人有房住”，促进社会整体福利的不断增进。而目前种种保障型住房政策并没有真正体现此公平性。
另外，从保障型住房补贴形式来看，也有政策的缺失，也容易造成社会问题。
目前，中国经济适用房建设是政府的暗补（减免税费和划拨土地）交给开发商运作的（人们称为“补砖头”）。这种“补砖头”的形式，本身就存在致命的缺陷：一是划拨的土地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农民有抵触情绪，由征地引发的“群发性事件”频发就说明这点；二是影响地方政府土地出让金的收入。地方政府在农民手里几万元征来的土地，经初步开发，就可以在市场上出让几十万到上百万元，这样大的差价让地方政府哪还有开发经济适用房的积极性所以，“小产权房”久禁不止，越演越烈；三是补贴目标抽象，经济适用房所谓有资格购房的中低收入者，难以科学划分，没有监管机构提供准确的收入证明，又没有进人和退出机制，很多经济适用房被有钱人买走后出租或出卖，造成经济适用房房源短缺，没有保障真正需要的人群，反而为占有社会资源更多的人服务，进一步加剧了社会阶层的差距和社会矛盾。 其次，从保障型住房的保障范围来看，以实物补贴政策为例，主要分为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政策。这些政策的实施范围是城市的并拥有户籍的人口并且居住达2年以上（有的要求时间更长）。在这种条件设定下，农民工群体以及刚毕业参加工作的大学生都被排除在保障范围之外。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批的农民工为城市的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他们的生存权并没有得到保障，他们居住的大都是简易的工棚，或自己租住的房屋，设施极为简陋。农民工市民化是历史发展的趋势，如果不把农民工群体包括在住房政策之内，社会的和谐发展问题就永远得不到解决。刚毕业的大学生，收入水平较低，无力购买商品房，但是对于住房保障政策来说，他们处于夹心层，被排除在外。有的因为工作不固定，户籍不在城市，有的虽在城市还不能算常住人口，这种情况下，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政策均把他们排除在外。这就造成了社会大批年轻劳动力被动的丧失了保障的权力，在其刚步入社会阶段不能更好的融入社会主流文化和人群当中。会造成其心理等一系列消极因素，进而酝酿成社会问题。如目前北京已经形成“蚁族”群体，其大部分为非本市高校毕业生，长期租住在城市的边缘，由于地域等限制，也正在从事城市中较为低端行业。他们已经处于“隔离状态”，造成“社会排斥”。
从总体来看我国住房改革没有把住房和房地产、市场和保障予以有效区别。政府只想到通过房地产的繁荣拉动消费、促进国民经济发展，而忽视了普通民众最基本的住房需求，住房保障职责缺位，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建设滞后，在土地供应、市场监管、住房金融政策等诸多方面，政府所应发挥的功能也严重缺失，在我国住房保障政策的制定者主要是政府，其作为社会公平与公正的代言人，在制定相关房产政策时候，首先，应考虑到社会整体的利益，而不是权威者的利益，更不能只顾短期的经济效益，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并重，协调各个阶层的利益，关注弱势群体的生存，把体现社会公正作为社会政策的首要目标。
以下为针对保障型住房造成的社会问题的相关政策建议：
首先，在住房保障方面，我国政策补贴可以借鉴西方需求方补贴方式。需求方补贴政策旨在根据不同住户的收入水平和实际需要来决定补贴力度和补贴方式，进一步减免保障型住房保障从投入到实施过程中政府的运营成本和房屋开发商的利润，以提高需求方在市场上获取适当住房的经济能力，保障中低收入和弱势群体获得体面的住宅而不必承受过重的经济负担。
其次，灵活选择多种补贴的形式。应根据不同的实施对象（不同地区、住房紧缺程度、住户社会结构特点等）灵活采用，确定合适的人群得到合适的补贴，努力避免出现“贫困陷阱”，并使有限的公共资源尽可能多地向低收入家庭和各类弱势群体（特殊类型家庭）倾斜。
最后，民间组织协助政府管理。如英国住房协会出租住房。住房协会是民间非营利团体。二战后，住房大量短缺，民间自助组织的住房协会迅速成立，共同兴建出租住房，自行解决住房问题。政府住房公司协助管理。民间组织会定期访问，租住或购买廉租房的人群，调查与其相关的收入、就业等相关信息，建立了较为健全的准入与退出机制；另一方面通过对自有住房者的税收优惠、向建筑协会提供购屋贷款资金，通过私有化政策将公共住房出售给承租户等。从而改变了不同经济状况和收入人群的住房问题。
参考文献：
[1]李晓龙.低收入家庭住房保障政策分析与设计.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
[2]景娟，刘志林，满燕云.低收入住房政策的国际经验借鉴：需求方补贴.城市发展研究，2010，（6）.
[3]李莉，王旭.美国公共住房政策的演变与启示.东南学术，2007，（5）.
[4]张毅，李放.我国城镇中低收入群体住房保障研究综述.法制与社会，2008，（27）：275-277.
[5]吴忠民.从平均到公正：中国社会政策的演进.社会学研究，2004，（1）：75.
[6]殷世渡.我国中低收人家庭住房金融支持研究——从美国次贷危机的源头说起.浙江金融，2009，（7）.
[7]粱绍连，杜德斌.我国住房保障政策公平性的缺失口.城市问题，2007，（11）.
[8]朱亚鹏.中国住房保障政策分析——社会政策视角.公共行政评论，2008，（4）.
[9]刘维新.论房改中的问题与建立特色社会主义房地产住房供给体系.中国房地产金融，2010，（1）.
[10]付启林.国外住房保障法律制度之比较研究.南方论刊，20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