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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嘉译，擅演地下党也擅演黑老大，“书卷气”和“江湖气”并存。
吴秀波，有时是正义凛然的军人，有时是背信弃义的叛徒，亦正亦邪。
2011年，国内评选“最美50人”，他们双双中选，分获“扎实之美”与“真诚之美”。
在大型医患题材连续剧《心术》中，张嘉译是完美稳重的“大师兄”刘晨曦，吴秀波是肆意招摇的“二师兄”霍思邈。放下枪械，拿起手术刀，他们一同大步流星迈入三甲医院神经外科……
大家来“潜伏”
《心术》的主要拍摄地是位于浦东红枫路上的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与沪上某知名三甲医院毗邻。非但六六在写作小说前已经在该医院“潜伏”体验数月，就连剧中多位主角，也少不了实地学习。
“大师兄”张嘉译印象最深的是医生查房的过程：“去的正是神经外科，患者非常多，医生对待每一位病人的耐心和关怀，我们都看在眼里。他们的表情可能并不总是和颜悦色，但是对每一个病例，都会进行讨论，甚至争执，直到最终确定。”
相比“大师兄”的人性视角，“二师兄”吴秀波对技术层面的描述临场感十足：“我很正常很安静地看完了大手术。看到锯开颅骨，看到脑组织，看到他们从脑组织里找到肿瘤把它取出来，也看到最后缝合。当颅骨被掀开之后，周边虽然做了很多的卡子，血仍然不停地流出来，医生拿管子插进去不停地吸，就像你吸可乐的声音一样，但吸的全都是鲜血。”
对于这样的经历，吴秀波坦言：“其实就是演员这个行业里特别常见的一件事：体验生活。”但今时今日，曾经司空见惯的事情却显得奢侈：“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看到纪实风格的电视剧了。这个体验生活的过程是有成本的，不单单是制片方的行为成本，也涉及到经济成本和演员的时间成本。但是这个成本，下得很值得。”
然而，短短几天或数周的学习，对于演好资深职业医生而言，仍然是不够的。为此，剧组方面特别请来专职医生从旁指导。据导演杨阳说，大伙“恨不得抓住每一分钟的机会向医生提问，不懂的实在太多”。
“完美”遇见“肆意”
早在2010年小说《心术》出版之际，腰封上的广告词“据守医院数月，零距离见证现场”，就试图让读者相信，这是一部以“真实”作为主要卖点的作品。如今又是潜伏又是现场指导，貌似誓将“真实”进行到底。
然而在剧本讨论过程中，张嘉译却对六六说：“忽略掉真实，就让刘晨曦做一个完美医生吧！不要有任何缺点。”
许多演员对“高大全”的荧屏形象避之唯恐不及，巴不得多来些“心有千千结”的角色供自己发挥，张嘉译却不以为然：“真实不真实并不重要，我想用他给人们带来希望，而不是绝望。我不怕观众说他‘高大全’，生活本来就不轻松，何必再让大家难受呢？”
其实张嘉译早在2001年的电视剧《帕米尔医生》里已经演过一个感人的支边医生。据说当年剧本还未成型，看了编导拿来的素材，张嘉译就问一个问题：这些都是真的吗？得到肯定的回答后，被真人真事打动，立即拍板来演。“支边医生和《心术》里的医生，尽管医疗条件天差地别，但剧中反映出的仁爱之心，却是每个医生都必须要有的。”
有了稳重内敛的“大师兄”，自然需要再来个外向型的“二师兄”互相辉映。吴秀波对接演霍思邈这一角色感到十分快乐：“我曾经塑造的大多数角色是隐忍的，比如刘新杰，比如程婴，他们在某种程度上都是要隐藏自己生命的方向的。而霍思邈，他是阳光下的植物，肆意绽放。你在他身上看得见油滑，看不到隐忍，这是我从未感觉过的自由。”
和原著相似，电视剧中霍思邈被塑造成一个个性鲜明的人，嘻嘻哈哈，风流外露，时不时“眉毛一挑”、“嚣张得意”，生气起来对着病人嚷：“我叫霍思邈，欢迎投诉。我的医生编号是1082……”用吴秀波自己的话来形容：“走到哪里，他都是亮的。”
尽管性格迥异，两人还是在高明的医术和高度的责任心方面达到一致。为了表达“信、望、爱”的主题，两位主角就像田野里的向日葵，有些形状偏圆，有些偏椭圆，却都脱不了向阳的本性。
“神性”与“人性”
按字面理解，“心术”意即“仁心仁术”。张嘉译在本意之上又补充一句：“心在前，术在后。”六六在书里写：“开刀就是打仗，开刀的目的就为了取出一个瘤子，就好像打仗的目的是为了占领一座城池。也许一场关键战役只打了一天，前期的准备要做一年。为接近那座城池，你要排兵布阵，你要修渠挖壕，你要有充足的粮草供给，你还要培养奸细。”张嘉译对此说法非常赞同，他演的刘晨曦“一定要打有准备之仗”。
另一边，霍思邈却会在“做手术的时候讲个段子缓解一下紧张情绪”。吴秀波体验生活时的感触之一，便是“看到病人躺在手术台上，就像凳子躺在木匠台上一样”。在他看来，“每每当我们生病需要求医的时候，心里的天平已经发生倾斜。一开始你会将医生当作能拯救自己生命的神，但当他一旦不能完成预期的神职，又会对他失望，将他看成一个有可能危害你生命的元素。所以身为患者去看医生，永远会存在误读。其实医生就是人，不应该将他神化。”
他曾经也以病患的身份去看待医生：“突然发现，我的身体、我的器官对我来说意味着生命，但在那个手术台上，意味着一种工作。就像雕塑家手上的石头，工人手里的机床，战士握着的枪。手术是巨大的创作，有巨大的风险，医生把它看得太重或太轻，都会失去执行这件工作的准确性。”
这也和张嘉译的观察吻合：“最难演的还是手术室里的戏。穿上手术服戴上口罩，全身上下能露在外面的只有隔着护目镜的两只眼睛，神态方面无能为力。本来以为眼神还能发挥，结果发现真正的医生在动手术时眼睛里几乎没有多余的东西，都是常态。”
而对于原著中提到的“医生三重境界”，张嘉译感叹：“即使是刘晨曦这样的‘完美医生’，也只能做到前两重：治病救人、人文关怀，并努力向第三重‘进入病人的灵魂’迈进。”在他看来，能做到前两重已经很了不起，“如果大部分的医生都能做到前两重，对患者来说，就是莫大的福气。”
“医者”“患者”期待换位思考
演完医生，两位主角都更能体会这份职业的不易：“手机24小时不能关机”，“一台手术一做就是十几个小时”，“外边热，手术室里冷，几个月拍下来，剧组一半以上的人都病倒了”，“有一次吃了感冒药在房间里小睡片刻，结果助理怎么拍门都醒不过来，后来去打了点滴”……
相比体力上的辛苦，精神上的压抑、萦绕心头的阴霾更难消散。谈到近年来不时见诸报端的医患纠纷，乃至危及医生人身安全的暴力袭击，张嘉译一脸沉重：“实在太不应该了。”《心术》中，他扮演的刘晨曦既是德高望重的医生，也是一个肾衰竭孩子的父亲。医生和患者家属的双重身份让他对医患问题的认识更为深刻：“在很多时候，比起其他医生更能换位思考，更能为患者解决问题，也更感同身受。”
在这方面，吴秀波本人有过惨痛的经历：17岁那年，他被医生误诊为肠癌，切除了40厘米的直肠。若发生在现在，公民维权意识普遍较强，定要讨个说法。但在当年，恐怕也只能不了了之。而即使如今，遇到小问题，碍于维权成本太高、過程太过繁琐，大多数时候，也只有自认倒霉的份。
与此同时，专业医闹的存在和小部分过于冲动的病人，也将医生和医院推向两难的处境。《心术》的一位观众本身也是护士，据说她所在的医院，专为医护人员设立了一个“委屈奖”，凡是为了医院利益忍受病人辱骂，或者遭遇殴打不还手的，能拿到几百元奖金。有人认为这笔钱受之无愧，有人却觉得人格受到了侮辱。
对此，张嘉译的看法是：“这个奖也可以叫作‘无奈奖’吧。在大家的观念里，普遍觉得患者是弱势群体，大多数时候也的确如此；但医生、医院也有无奈的时候，不能说更同情哪方面，只希望大家彼此间能多些理解，多些换位思考。这也是《心术》这部电视剧最想传达给观众的东西。”
吴秀波，有时是正义凛然的军人，有时是背信弃义的叛徒，亦正亦邪。
2011年，国内评选“最美50人”，他们双双中选，分获“扎实之美”与“真诚之美”。
在大型医患题材连续剧《心术》中，张嘉译是完美稳重的“大师兄”刘晨曦，吴秀波是肆意招摇的“二师兄”霍思邈。放下枪械，拿起手术刀，他们一同大步流星迈入三甲医院神经外科……
大家来“潜伏”
《心术》的主要拍摄地是位于浦东红枫路上的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与沪上某知名三甲医院毗邻。非但六六在写作小说前已经在该医院“潜伏”体验数月，就连剧中多位主角，也少不了实地学习。
“大师兄”张嘉译印象最深的是医生查房的过程：“去的正是神经外科，患者非常多，医生对待每一位病人的耐心和关怀，我们都看在眼里。他们的表情可能并不总是和颜悦色，但是对每一个病例，都会进行讨论，甚至争执，直到最终确定。”
相比“大师兄”的人性视角，“二师兄”吴秀波对技术层面的描述临场感十足：“我很正常很安静地看完了大手术。看到锯开颅骨，看到脑组织，看到他们从脑组织里找到肿瘤把它取出来，也看到最后缝合。当颅骨被掀开之后，周边虽然做了很多的卡子，血仍然不停地流出来，医生拿管子插进去不停地吸，就像你吸可乐的声音一样，但吸的全都是鲜血。”
对于这样的经历，吴秀波坦言：“其实就是演员这个行业里特别常见的一件事：体验生活。”但今时今日，曾经司空见惯的事情却显得奢侈：“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看到纪实风格的电视剧了。这个体验生活的过程是有成本的，不单单是制片方的行为成本，也涉及到经济成本和演员的时间成本。但是这个成本，下得很值得。”
然而，短短几天或数周的学习，对于演好资深职业医生而言，仍然是不够的。为此，剧组方面特别请来专职医生从旁指导。据导演杨阳说，大伙“恨不得抓住每一分钟的机会向医生提问，不懂的实在太多”。
“完美”遇见“肆意”
早在2010年小说《心术》出版之际，腰封上的广告词“据守医院数月，零距离见证现场”，就试图让读者相信，这是一部以“真实”作为主要卖点的作品。如今又是潜伏又是现场指导，貌似誓将“真实”进行到底。
然而在剧本讨论过程中，张嘉译却对六六说：“忽略掉真实，就让刘晨曦做一个完美医生吧！不要有任何缺点。”
许多演员对“高大全”的荧屏形象避之唯恐不及，巴不得多来些“心有千千结”的角色供自己发挥，张嘉译却不以为然：“真实不真实并不重要，我想用他给人们带来希望，而不是绝望。我不怕观众说他‘高大全’，生活本来就不轻松，何必再让大家难受呢？”
其实张嘉译早在2001年的电视剧《帕米尔医生》里已经演过一个感人的支边医生。据说当年剧本还未成型，看了编导拿来的素材，张嘉译就问一个问题：这些都是真的吗？得到肯定的回答后，被真人真事打动，立即拍板来演。“支边医生和《心术》里的医生，尽管医疗条件天差地别，但剧中反映出的仁爱之心，却是每个医生都必须要有的。”
有了稳重内敛的“大师兄”，自然需要再来个外向型的“二师兄”互相辉映。吴秀波对接演霍思邈这一角色感到十分快乐：“我曾经塑造的大多数角色是隐忍的，比如刘新杰，比如程婴，他们在某种程度上都是要隐藏自己生命的方向的。而霍思邈，他是阳光下的植物，肆意绽放。你在他身上看得见油滑，看不到隐忍，这是我从未感觉过的自由。”
和原著相似，电视剧中霍思邈被塑造成一个个性鲜明的人，嘻嘻哈哈，风流外露，时不时“眉毛一挑”、“嚣张得意”，生气起来对着病人嚷：“我叫霍思邈，欢迎投诉。我的医生编号是1082……”用吴秀波自己的话来形容：“走到哪里，他都是亮的。”
尽管性格迥异，两人还是在高明的医术和高度的责任心方面达到一致。为了表达“信、望、爱”的主题，两位主角就像田野里的向日葵，有些形状偏圆，有些偏椭圆，却都脱不了向阳的本性。
“神性”与“人性”
按字面理解，“心术”意即“仁心仁术”。张嘉译在本意之上又补充一句：“心在前，术在后。”六六在书里写：“开刀就是打仗，开刀的目的就为了取出一个瘤子，就好像打仗的目的是为了占领一座城池。也许一场关键战役只打了一天，前期的准备要做一年。为接近那座城池，你要排兵布阵，你要修渠挖壕，你要有充足的粮草供给，你还要培养奸细。”张嘉译对此说法非常赞同，他演的刘晨曦“一定要打有准备之仗”。
另一边，霍思邈却会在“做手术的时候讲个段子缓解一下紧张情绪”。吴秀波体验生活时的感触之一，便是“看到病人躺在手术台上，就像凳子躺在木匠台上一样”。在他看来，“每每当我们生病需要求医的时候，心里的天平已经发生倾斜。一开始你会将医生当作能拯救自己生命的神，但当他一旦不能完成预期的神职，又会对他失望，将他看成一个有可能危害你生命的元素。所以身为患者去看医生，永远会存在误读。其实医生就是人，不应该将他神化。”
他曾经也以病患的身份去看待医生：“突然发现，我的身体、我的器官对我来说意味着生命，但在那个手术台上，意味着一种工作。就像雕塑家手上的石头，工人手里的机床，战士握着的枪。手术是巨大的创作，有巨大的风险，医生把它看得太重或太轻，都会失去执行这件工作的准确性。”
这也和张嘉译的观察吻合：“最难演的还是手术室里的戏。穿上手术服戴上口罩，全身上下能露在外面的只有隔着护目镜的两只眼睛，神态方面无能为力。本来以为眼神还能发挥，结果发现真正的医生在动手术时眼睛里几乎没有多余的东西，都是常态。”
而对于原著中提到的“医生三重境界”，张嘉译感叹：“即使是刘晨曦这样的‘完美医生’，也只能做到前两重：治病救人、人文关怀，并努力向第三重‘进入病人的灵魂’迈进。”在他看来，能做到前两重已经很了不起，“如果大部分的医生都能做到前两重，对患者来说，就是莫大的福气。”
“医者”“患者”期待换位思考
演完医生，两位主角都更能体会这份职业的不易：“手机24小时不能关机”，“一台手术一做就是十几个小时”，“外边热，手术室里冷，几个月拍下来，剧组一半以上的人都病倒了”，“有一次吃了感冒药在房间里小睡片刻，结果助理怎么拍门都醒不过来，后来去打了点滴”……
相比体力上的辛苦，精神上的压抑、萦绕心头的阴霾更难消散。谈到近年来不时见诸报端的医患纠纷，乃至危及医生人身安全的暴力袭击，张嘉译一脸沉重：“实在太不应该了。”《心术》中，他扮演的刘晨曦既是德高望重的医生，也是一个肾衰竭孩子的父亲。医生和患者家属的双重身份让他对医患问题的认识更为深刻：“在很多时候，比起其他医生更能换位思考，更能为患者解决问题，也更感同身受。”
在这方面，吴秀波本人有过惨痛的经历：17岁那年，他被医生误诊为肠癌，切除了40厘米的直肠。若发生在现在，公民维权意识普遍较强，定要讨个说法。但在当年，恐怕也只能不了了之。而即使如今，遇到小问题，碍于维权成本太高、過程太过繁琐，大多数时候，也只有自认倒霉的份。
与此同时，专业医闹的存在和小部分过于冲动的病人，也将医生和医院推向两难的处境。《心术》的一位观众本身也是护士，据说她所在的医院，专为医护人员设立了一个“委屈奖”，凡是为了医院利益忍受病人辱骂，或者遭遇殴打不还手的，能拿到几百元奖金。有人认为这笔钱受之无愧，有人却觉得人格受到了侮辱。
对此，张嘉译的看法是：“这个奖也可以叫作‘无奈奖’吧。在大家的观念里，普遍觉得患者是弱势群体，大多数时候也的确如此；但医生、医院也有无奈的时候，不能说更同情哪方面，只希望大家彼此间能多些理解，多些换位思考。这也是《心术》这部电视剧最想传达给观众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