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峻是中国电信浙江分公司维护管理团队的一个普通工程师，刚染上了抽烟的恶习。他现在有个习惯，开始做一件事前，做一件事的间歇，做完一件事后，就得点一支烟。
　　他说他并不享受抽烟的身体体验过程，但是享受抽烟的仪式感。就在打火机点亮的时刻开始，到灭烟之前，这段时间就像交通红色信号灯亮了一样，赵告诉自己，好了，你可以停一下了，现在脑子放空吧，这是一个合理的停滞时间，就像周末是法定节假日一样，他的“法定节假日”从一天半包发展到一天一包半。
　　一看就知道，赵的拖延症又加重了。比如他要维修一个公安监控，他会点一支，然后一边告诉自己，抽完就开工了。抽完后，他研究了一下设备，想了想这个维修问题该如何解决，思路厘清后，他正准备着手修理。但是他又想，刚刚确定了方案是个不小的成就，问题等于解决了一半，现在是不是该再来一支了？
　　至于年度计划，赵想过几个，比如换份工作、学会基本的吉他弹奏、看完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一个都没有完成，他的业余时间埋葬在了微信微博的碎片信息里、美剧里、《中国好声音》里，即使有精力最旺盛的时候，也会因为一个莫名其妙的手淫的冲动而陷入沮丧之中……
　　很多人都没能完成自己2013年的年度计划，其中一部分是自己主观上的性格原因，还有一些是困顿在大环境下的客观因素本身与自我计划的矛盾之中。
　　2014年来临了，对于没有完成年度计划的人来说，是一个下决心痛改前非的好时间。但是，2013年的失败者们要注意了，经过了大年三十到元宵节的通宵庆祝，何况电视上还在直播大型综艺晚会，李敏镐又到中国来了，《纸牌屋》最新的一季也推出了……你还能集中注意力，对自己的2014认真负责吗？

未来折扣

　　在网上，有很多热门的拖延小组，像“拖延症吧”、“我们都是拖延症小组”……小组成员用文字宣泄着拖延带给他们的痛苦、悲伤、忏悔、无助和绝望。很多人纷纷上传自己的“战拖日记”，也有人呼吁微信互粉，相互监督，奇招百出。
　　大部分拖延者都喜欢“时间是幻觉”这种概念。他们生活在主观时间和客观时间的严重冲突中，并一直在其中挣扎。
　　轻视未来就是时间感知失去平衡的一个例子，行为经济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都观察到这样一个现象：当一件事或一个目标其时间设定在很远的将来（比如为自己创建一个适当的养老金账户），那么它就给人一种不真实的感觉，从而使这件事看上去没有它实际上那么重要。
　　相反，一些时间很近的目标（比如周末看阿森纳和利物浦的比赛需要购买一台大屏幕电视机）则看上去更清晰和紧迫。因此，即便现有的目标没有长期目标重要，人们往往去做即时的事情，而不做对未来很重要的事情。这被心理学家称作“未来折扣”。
　　在微软上海公司工作的朱拯，就陷入到了“未来折扣”之中。他在2013年的时候，曾有过非常宏伟的创业设想，他的“卡酷”手机App创意获得了同事们一致的肯定，他也在起初的一两个月内，细致地找很多投资人聊过自己的想法。
　　但当最初的热情退却之后，对于创业本身成功的可能性的质疑开始慢慢增加。而“现在的工作都忙得不可开交”，“公司又给我加薪了，生活得挺安逸”，这样的想法开始在他的心中蔓延。
　　“大公司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并酝酿着大的变化，每一个个体在这样的洪流中总显得渺小。在一家大公司里，你会不自觉地放低自己的姿态，做得谦卑，说得谨慎，这有点不太像以前学校里的我。”朱拯说：“大概生活需要有个变数，才会期待一个突破”。
　　蒋方舟2013年也没有完成她的长篇小说计划，那是一个在她心里已经酝酿了两年的故事。她觉得在这个过程中有两个最大的敌人，一个是诱惑，一个是怀疑。大陆的创作环境，在蒋方舟看来，不是太坏了，而是太好了，“在这里获得名气和拥趸并不是困难的事，而这些可以轻易兑换成收入更多的事务：编剧、写电视脚本、做主持、做软广告。”
　　一位自由撰稿人的话非常具有代表性，他甚至并不怨恨自己的拖延，反而感激它挽救了自己凄惨的命运：“如果我在截稿日期的三个星期之前开始工作，我得实打实地工作三个星期。我宁愿等到只剩三天时间，这样我至少有另外两周半可以过自己的生活。”
　　有时拖延者在将事情拖到最后一刻的时候，具有一种冒险享受。他们将事情置于极端，以至于自己的生活都处于崩溃的危险之中，这就像 “走在悬崖边上的一条非常狭窄的走道上，你想要看看在摔下去之前到底可以靠近到边缘的什么程度。”如果你足够幸运，你就会幸存下来，并欣喜若狂。

拖延总会抓住你

　　很多没能完成自己的年度计划的人，往往没有意识到他们是完美主义者，为了证明他们足够优秀，他们力求做到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并因为最终的力所不逮而变得手足无措。
　　韩国人尹汝杰在去年初为自己在上海的创业项目——比价网站“帮5买”，定下“一年内让30%的中国消费者熟知”的目标。
　　对尹汝杰来说，这本不是一个很难的创业项目，14年前，当他从斯坦福大学毕业不久，就曾创办过一个类似的网站“Mysimon”，后来这家公司以7亿美元的高价出售。此后，他先后迅速在日本、韩国复制了自己的成功。
　　但尹汝杰认识到，自己的完美主义在中国不能通行。中国互联网是大公司统治的世界，百度、腾讯、阿里巴巴和360做所有他们擅长和不擅长的项目，但人们仍然趋之若鹜。在中国，人们不喜欢“小而美”的东西，只相信大公司才会“真心为用户好”。
　　原《中国周刊》的总编辑朱学东的完美主义体现在自己在采编专业领域的“洁癖”，“我可以跟企业家喝酒，但不愿谈钱。”现在的很多媒体已经把企业关系稿的潜规则摆上了台面，而朱学东的洁癖却把《中国周刊》带进了死胡同。
　　对于有些完美主义者来说，一个真正出色的人，事情即便再困难也应该手到擒来，学习应该是纯粹理智上的享受，以这样不可能实现的标准，并且还要花一个人一部分甚至全部的精力才能把事情做完，面对这样的处境，他多半会感到自卑。 　　王莉是杭州一家会计事务所的行政职员，她曾希望通过报考会计从业资格，来转换自己的工作部门，但是当繁琐的财务知识和法律条文搅得她心烦意乱之后，她的努力戛然而止了。王莉对自己必须很努力才能通过这场低级别考试的事实感到失望，相反，她通过拖延来回避努力。
　　表面上看，王莉并不是争强好胜的，她始终不在状态。然而事实上，完美主义者憎恨在竞争中失败，所以他们尽量避免参与到直接竞争中，或者就以“自残”的方式去竞争。比如故意穿着皮鞋去打羽毛球赛，以至于他们可以让失败“万无一失”。同时他们还是可以幻想，如果我尽力，那我就能赢。
　　宁愿承受拖延所带来的痛苦后果，也不愿意承受努力之后却没有如愿以偿所带来的羞辱。对王莉来说，责备自己懒惰和不协作比把自己看成无能要容易忍受得多。而拖延就让这种恐惧有所缓和。
　　完美主义者还有一个喜欢的观念是事情总有一个正确的解决方法，而找到这个办法就是他们的职责所在，在发现正确的解决方法之前，他们不愿意采取任何行动。因为，与其冒着做出错误决定的风险，不如什么也不做。只要推迟，他们就能继续生活在这样一个幻觉中：总有一个完美方案，他们总能做出一个完美的决定。

他们生活在主观时间和客观时间的严重冲突中，并一直在其中挣扎。

　　张蔚和他的老公已经结婚很久了，他们一直在考虑要不要卖掉现在的房子，搬到一个远一点的，但更大一点的地方。但是他们这个计划一直迟迟没有实行，直到房价开始变得出人意料。现在，她有更多的理由去拖延了，因为房价总会有一个相对理性的时刻。事实上，没有变卖自己现在的房产始终让她自我感觉良好，因为她觉得自己总有一个可能的选项等着她随时作出评估。
　　科幻作家刘慈欣在2013年也没有写什么新的小说，他说他一直在坐等最好的灵感到来。“就好像有人瞬间把它植入体内。”其间，刘慈欣虽然一直在看相关的书，在路上，在车上，会一直想，却是徒劳。
　　刘慈欣还有另一份工程师的工作，所以他并不具备大块的写作时间。“我习惯于把长篇从头到尾，不光框架，甚至细节，想好了才动笔。”这个习惯也导致他迟迟没有勇气写新的小说，也让《三体》的粉丝们望穿秋水。
　　无论是寂寂无名的普通人，还是一些公众人物，其实30岁到40岁都是一个重大的分水岭，到了这个年纪，你不再是一个怀着许多未来梦想的年轻人了，你被期待着在自己的潜能上有所表现。
　　在此后的中年人生中，当人们发现自己一直以为会在某一天实现的目标在人到中年的时候依然没有实现的时候，人们震惊了。很多人在中年期一直在跟抑郁做抗争，因为那时一切都尘埃落定了。
　　例如，他将不会有孩子了，他也不可能创办一家身价亿元的公司了，他也不再有机会赢得奥斯卡大奖了。拖延几乎总会设法在某一个人生阶段抓住我们。20多岁的时候是否要出国要跳槽，30多岁的时候是否要个孩子是否该辞职去创业，40多岁的时候是否该买个医疗保险？
　　南都周刊的这个专题，选取了很多名人，普通人，他们都度过了一个“未完成”的2013年，带着许多未完成的计划，希望这些故事，可以点亮读者们的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