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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丽·德克斯今年49岁，跟其他荷兰女人一样，她人高马大，1.75米的个头，一头红发，没有化妆。很随意的打扮，套头毛衣，披肩，牛仔裤，高筒靴。如果不是被介绍，我绝对想不到她就是纪录片界赫赫有名的爱丽女士。20年前，在荷兰电影协会(NFI)的支持下， 爱丽和另外两个人一起创办了IDFA。1988年的观众只有2000人，电影不到100部，20年后，在爱丽的一手操办下，IDFA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纪录片节，去年观众人数达到130万人，邀请了来自荷兰以外的国际人士2300人(今年这个数字是3000人)。今年是IDFA20年庆典，10日内，将有322部电影在12家电影院上映，预计观众将达到145000人。
爱丽很忙。我一到电影节就开始给她的秘书打电话。虽然一周内几乎在所有的活动场合上我都看到了她的身影，但她就是腾不出时间。终于在电影节还有两天就要结束的时候约到了她。即使这样，在我采访她的时候，旁边还等着两个人，而我得到的时间也只有半小时。
我们在阿姆斯特丹最著名的Shella饭店咖啡厅见面。一落座，我即告诉她这将是中国媒体第一次全面报道这个电影节，她听了很高兴。但是没有时间聊别的，我们的谈话马上进入到纪录片节的事情上。
电影节开支庞大，但收支平衡
记者：举办这样的一个大型活动，收支大概多少?
爱丽：整个电影节的预算是320万欧元，资金的主要来源是荷兰外交部，文化部和阿姆斯特丹市。我们按照320万计划，所有钱都用在电影节上，没有任何剩余，也保证不会有超支发生。当然预算一直在增长。我记得1989年我们第一次举办的时候，当时还是荷兰盾，我们只花了相当于现在的20万欧元。
记者：那些票房收入会归组委会吗?
爱丽：票房收入归组委会所有，但它只是整个资金来源的一部分，大概有50万欧元，当然这取决于上座率。我还没有去很多电影院现场看，不知道今年的观众情况如何。
(电影节期间，10天内共放映了322部电影，在12个剧场。记者去看了30多部电影，电影厅大多是五六百人座位的小厅，几乎每次上座率都在7成以上)
记者：对于组委会邀请的客人。特别嘉宾和导演，你们负责他们的费用吗?我昨天看见彼得·温托尼克(Peter Wintonick)(加拿大著名电影制片人，组委会的特邀嘉宾)甚至骑着自行车从一个会场赶往另一个会场。
爱丽：(笑)他当然不需要汽车，连我都是走着。阿姆斯特丹不大，走着比开车还快。但回到嘉宾费用上，我们的原则是对于组委会邀请的嘉宾和导演，我们只支付3天的酒店费用。至于他们怎么到，花多少钱，都是他们自己负责。但如果是第三世界来的导演，比如非洲、亚洲国家，如果有经济困难，经过申请，我们可以支付他们的返程机票和酒店费用。
我必须强调一点。对于在电影节上放映的电影的电影导演，如果他们来阿姆斯特丹，我们一定会支付他们的住宿费用。我的原则是这个电影节的核心是电影和电影导演，我们希望观众和导演交流，没有导演，电影节就没有意义。而且我们需要导演到这来，和观众交流。所以我们邀请所有的导演来。我们在这方面的预算是9万欧元。
记者：那电影节最大的预算开支是什么呢?
爱丽：是我们的办公开支，如工资、办公场地租金等。但是我们电影节的场地是赞助的。我们把剧场的经理请到组委会里。很聪明吧。这样他们就会几乎无偿支持我们场地。当然他们也愿意支持IDFA，毕竟这是我们荷兰电影界的大事。
Jury评委
IDFA有7个竞赛单元和6个非竞赛单元，非竞赛单元仅是放映片子。
记者：关于评委会，你们是如何挑选评委会的成员的?我看到kids DOC(儿童纪录片)的评委是5个15～19岁的孩子?
爱丽：Kids DOC的评委要求是15岁到20岁的青少年。所以阿姆斯特丹当地报纸搞了一个竞赛活动，邀请这个年龄段的青少年报名参加。最后经过竞争、筛选，挑出了这5个孩子，他们都还是学生。
本界IDFA是20周年纪念。所以我们请来了很多以前的评委或者导演参加评选活动，他们是我的朋友。他们之间也是同行，我们想让大家借此机会欢聚交流。但通常情况下，评委人员是由我来定。我在这个位置上做了20年，我知道电影节需要什么样的电影，需要什么样的工作人员，我对这个事情负责。为了保证电影节的多元化和国际性，我强调评委不仅仅来自荷兰，一般来说每个评委会中只有一人来自荷兰，其他人则来自别的国家，巴西、俄罗斯、美国等。非洲比较困难，我们还没有找到很好的非洲导演。但是有一点必须考虑到的就是评委必须能听说英语。因为我们的电影全部是英文对白或者英文字幕，如果评委不能说英语，他既看不懂电影。也不能和其他评委进行交流。
Forum 新片预售会
Forum(新片预售会)是IDFA的一大亮点。每年来自欧洲各地的导演带着自己的创意参加这个会议，希望得到电视台和制作公司的认可和经费支持。会议通常持续4天，从早上9点到下午3点，每个导演有15分钟的时间演示他的样片和解释他的创作主旨，和导演一起在现场进行推广的一般还有他的制片和一个资深业内人士，通常是以前和该导演合作的电视台的选片主管，后者的出现是对导演的一个有力支持，借此可提高他的资历亮点。
记者：审听故事的委员会是由谁组成的呢?
爱丽：每年我们都收到两三百个故事方案，我们一般会设置一个预审委员会，由7个人组成，大多是欧洲人、法国人、丹麦人、瑞典人，因为最终拍摄的经费是欧洲电视台或者电影机构出。他们在两个月内看完所有的提案，然后挑出四五十个，拿到IDFA Forum上进行最后的审听。无论是预审委员会还是Forum上的审评委员会都是由我们邀请来。这些未来电影方案多是欧洲导演的选题，但大概有15％的人来自欧洲以外地区，主要的是美国、加拿大等。
Award评奖
记者：如何决定上演时间表?如果我是一个制片人，我当然希望我的电影放在黄金时间上映，然后再重映上五次、六次，他们怎么说服你?
爱丽：我们不会接受任何制片人或片商的讨价还价的。比方说，有一年，迈克·摩尔(Michael Moore)的片商要求我们把他的电影《Sicko》做为首映片，我们就没有答应，尽管迈克·摩尔是大腕导演，但我们有我们的标准，那就是影片的质量决定了其上映的时间和再映的次数。我可以很自信地说，我知道观众的口味，我知道什么是好片子。电影节放映的电影除了Para Docs和Top 10我没看过，其余的我都看过，每年大概要看900多部电影，这由我和另外一两个人定。荷兰观众是很挑剔甚至可以说是非常无礼的。如果他们不喜欢某个电影，中途就会退场。
确实，在一次放映时，我看到52分钟的电影才演了15分钟，观众已经开始退场，那个导演就站在入口处，看着人离去，到电影结束时，位子已经空了一半，之后他还要接受观众的提问，那种当众被人评判的感觉很不好受。
记者：另一个问题是，显然有的电影被排了五六次上映时间，是不是他们在竞选最佳观众 奖时就一定有优势?毕竟上演的次数越多、看过的人也越多?
爱丽：你错了。关于这个奖项的评选。我们有一套很复杂的计算方法。具体说来就是，并不是所有的选票我们都计算在内，我们不考虑首映式的选票，我们只计算从第二场开始的两场观众的投票，而且每个电影只收集100张选票。 虽然我的父亲是数学家，但我的数学糟透了，不过你可以放心，这个奖的评选绝对是公正的。
机构精简，志愿者是电影节的主力军
IDFA有一个最佳志愿者奖，目的在于奖励志愿者对电影节的贡献。这是因为志愿者是电影节期间的主要工作人员。电影节持续10天，电影院12家，来宾和观众众多，光靠组委会的人员显然不够。志愿者在电影节开始前半年招募。两周前上岗。今年获得最佳志愿者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来自英国，一个是荷兰人。
记者：IDFA组委会有多少工作人员?我听说光志愿者就有350人。
爱丽：我们组委会全职工作人员有20人。临近电影节前的两个月，我们会再临时聘用三十几个人到组委会工作。
记者：这么少?
爱丽：已经很多了。电影节开始前两个星期，我们开始使用志愿者。是的，我们有一只三四百人的志愿者队伍，来自社会的各个方面，他们出现在各个部门：接待中心、On-line desk、电影节每日快讯的记者，还有电影院剪票。他们完全没有工资，每天工作6小时，他们得到的唯一补偿就是工作之后可以免费看电影。
记者：什么时候你感到最紧张?
爱丽：开幕式那天。因为你准备了一年，但是你不知道还有什么没做好，也许投影机会出问题，或者麦克风不响了。开幕式上有很多重要人物到场，我怕技术上出故障，但是一旦开幕式过关了，我想就没问题了。今年我们第一次使用Tuschinski和Munt的场地，我心里也没谱。但现在看起来，一切正常。我对我的工作人员很满意。
记者：我没有在任何地方看到维持秩序的保安或者警察?你们不需要吗?
爱丽：(笑)不需要。阿姆斯特丹是一个开放的城市，相对来说，这里很安全，我想能发生的最糟糕的事情可能就是偷窃了。我想我们的客人不需要有什么保安在身边，他们喜欢能随意走走，自由地和观众交谈。这正是我们想营造的气氛。我们自己的志愿者足以维持正常的秩序。
大胆尝试，动漫纪录片首次进入IDFA
尽管纪录片种类众多，但是传统上仍然是使用摄像机纪录生活。今年以来，动漫技术和技巧越来越多地被应用到了纪录片里。替代摄像机不能拍出的内容，说出真实人物不能表达的话语。即使像大牌导演、传奇人物德国电影大师威纳·郝佐格(WernerHorzog)都在他最新的南极纪录片《在世界的尽头》里使用了动漫画面。做为世界上最大的纪录片节，IDFA一向以保守著称，但是爱丽却在今年做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决定，第一次将动漫纪录片做为一个单元加入IDFA，并且让一部“不伦不类”的动漫纪录片——来自荷兰的《电子秩序》(《OrderElectrus》)作为IDFA开幕式的首映片。本届电影节上共有45部动漫片上映。
记者：怎么想到把动漫做为纪录片的一个形式加了进来?
爱丽：其实几年前，我们就开始收到动漫形式的纪录片了，但有时是一部，有时是几部。不能构成一个群体。去年是动漫电影节25周年，我去参加了。我告诉他们，也许他们可以整出一组片子拿到IDFA上来。而且动漫技术被用在纪录片上还是比较不为人熟悉，所以我想在这方面做点什么，鼓励动漫在纪录片中的应用。恰巧今年是IDFA 20周年纪念，我想做一件特别的事，所以就选择了这个方式，这是IDFA第一次把动漫纪录片做为一个单元推出来，但也是最后一次，明年不会有了，因为这样做，电影节就越搞越大了。明年我们会推出一个新内容，也许是中国主题年，因为明年是奥运会。
记者：那您觉得动漫纪录片是一种纪录片形式吗?
爱丽：一直是。在冷战期间，动漫被用在了政治宣传片上，所以动漫纪录片不是什么新鲜事。动漫有它的有用之处，在讲述故事时。对不能再现的画面场景，动漫可以给与生动的描绘。还有时人物不便在镜头中出现，这时也可以用动漫把他／她画出来。有一个直观的表现。另外我们都知道为了拍摄一个镜头，有时你要等上很久，几小时，几天，即使这样，你也未必能拍成。所以使用动漫，在不影响表现力的情况下，可以节约很多时间和成本。
关于中国
记者：您去过中国吗?对中国的纪录片有什么印象?
爱丽：我今年去了上海，应邀参加了上海电影节。每年我们都收到100多部来自中国的电影，我都会看，但是老实说，特别好的还不多。我认为主要问题是片子太长，讲一个故事用太长的时间，有的纪录片长达三四个小时，太长了。另外讲故事的技巧也需要提高。
记者：我同意您的说法。我的另一个感觉是中国电影总是试图用主题赢得观众，而不是拍摄技术。可能片子的主题是当下时髦的话题，但是拍出来的东西无论从美感还是从讲故事的能力来说都不够成熟和专业，您觉得呢?
爱丽：是有这个问题。西方观众对中国非常不了解。这需要一个长时间的过程，有时候他们看电影也是一个接受再教育的过程，很多人完全靠电影了解中国或者一个陌生的地区。我想说的另一个问题是，我也做了一些妥协。尽管有的来自亚洲地区的电影质量不高，也许它的故事在欧洲算不了什么，但在亚洲是，所以为了保证主题的多样性，我们仍然让它上演，我们希望观众知道这是发生在亚洲某个地区的事情，是那里的人关心的问题。
当然我们还是以电影质量做为选择的主要标准。如果有60个中国电影都是出色的，我们肯定会都选，放在不同的单元里上映。
记者：在中国，现在有很多年轻人，或者普通的公众拿起自己的DV机拍摄身边的故事，有的很有意思，这好像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公民纪录片运动。
爱丽：很好呀。或许未来我们会推出on-line纪录片单元，到时我们欢迎中国公众把他们自己拍摄的片子拿到网上来和其他人分享。爱丽在IDFA的开幕式上引用了毛泽东的话：“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但是她所说的枪是摄像机。“权力不一定来自暴力或武装。纪录片可以激发人们的思想和灵魂，从这点上说，我们电影人是有权力的，而且这个权力可以改变世界。”
一个人花20年做了一件事，看着它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当年的电影学院的毕业生如今成了一个电影节的经营官。“什么感想?”“很多美好的回忆。20年前的第一届我们只在一家小电影院放映了不到100部电影，观众只有区区几千人，没有外界的关注；今天我们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纪录片节，观众数量达到14万人。放映的电影是322部。邀请外国导演500人，光是荷兰以外的业界人士就来了3000人。我很高兴，也很骄傲，但是更多的是感谢。”
半小时的采访时间已经超过了，旁边还有两家媒体在等她，我不得不起身告辞。从酒店出来的时候，天空开始下起小雨，这是周五的下午，Tuschinski电影院前又出现了买票的长队和等待入场的攒动人头。我想起了爱丽刚才说过的话：“我们很高兴人们相信我们，加入我{门当中，我们带给了这个世界权力，用我们的摄像机的镜头。”她做到了，这些来看电影的人就是证明。
爱丽很忙。我一到电影节就开始给她的秘书打电话。虽然一周内几乎在所有的活动场合上我都看到了她的身影，但她就是腾不出时间。终于在电影节还有两天就要结束的时候约到了她。即使这样，在我采访她的时候，旁边还等着两个人，而我得到的时间也只有半小时。
我们在阿姆斯特丹最著名的Shella饭店咖啡厅见面。一落座，我即告诉她这将是中国媒体第一次全面报道这个电影节，她听了很高兴。但是没有时间聊别的，我们的谈话马上进入到纪录片节的事情上。
电影节开支庞大，但收支平衡
记者：举办这样的一个大型活动，收支大概多少?
爱丽：整个电影节的预算是320万欧元，资金的主要来源是荷兰外交部，文化部和阿姆斯特丹市。我们按照320万计划，所有钱都用在电影节上，没有任何剩余，也保证不会有超支发生。当然预算一直在增长。我记得1989年我们第一次举办的时候，当时还是荷兰盾，我们只花了相当于现在的20万欧元。
记者：那些票房收入会归组委会吗?
爱丽：票房收入归组委会所有，但它只是整个资金来源的一部分，大概有50万欧元，当然这取决于上座率。我还没有去很多电影院现场看，不知道今年的观众情况如何。
(电影节期间，10天内共放映了322部电影，在12个剧场。记者去看了30多部电影，电影厅大多是五六百人座位的小厅，几乎每次上座率都在7成以上)
记者：对于组委会邀请的客人。特别嘉宾和导演，你们负责他们的费用吗?我昨天看见彼得·温托尼克(Peter Wintonick)(加拿大著名电影制片人，组委会的特邀嘉宾)甚至骑着自行车从一个会场赶往另一个会场。
爱丽：(笑)他当然不需要汽车，连我都是走着。阿姆斯特丹不大，走着比开车还快。但回到嘉宾费用上，我们的原则是对于组委会邀请的嘉宾和导演，我们只支付3天的酒店费用。至于他们怎么到，花多少钱，都是他们自己负责。但如果是第三世界来的导演，比如非洲、亚洲国家，如果有经济困难，经过申请，我们可以支付他们的返程机票和酒店费用。
我必须强调一点。对于在电影节上放映的电影的电影导演，如果他们来阿姆斯特丹，我们一定会支付他们的住宿费用。我的原则是这个电影节的核心是电影和电影导演，我们希望观众和导演交流，没有导演，电影节就没有意义。而且我们需要导演到这来，和观众交流。所以我们邀请所有的导演来。我们在这方面的预算是9万欧元。
记者：那电影节最大的预算开支是什么呢?
爱丽：是我们的办公开支，如工资、办公场地租金等。但是我们电影节的场地是赞助的。我们把剧场的经理请到组委会里。很聪明吧。这样他们就会几乎无偿支持我们场地。当然他们也愿意支持IDFA，毕竟这是我们荷兰电影界的大事。
Jury评委
IDFA有7个竞赛单元和6个非竞赛单元，非竞赛单元仅是放映片子。
记者：关于评委会，你们是如何挑选评委会的成员的?我看到kids DOC(儿童纪录片)的评委是5个15～19岁的孩子?
爱丽：Kids DOC的评委要求是15岁到20岁的青少年。所以阿姆斯特丹当地报纸搞了一个竞赛活动，邀请这个年龄段的青少年报名参加。最后经过竞争、筛选，挑出了这5个孩子，他们都还是学生。
本界IDFA是20周年纪念。所以我们请来了很多以前的评委或者导演参加评选活动，他们是我的朋友。他们之间也是同行，我们想让大家借此机会欢聚交流。但通常情况下，评委人员是由我来定。我在这个位置上做了20年，我知道电影节需要什么样的电影，需要什么样的工作人员，我对这个事情负责。为了保证电影节的多元化和国际性，我强调评委不仅仅来自荷兰，一般来说每个评委会中只有一人来自荷兰，其他人则来自别的国家，巴西、俄罗斯、美国等。非洲比较困难，我们还没有找到很好的非洲导演。但是有一点必须考虑到的就是评委必须能听说英语。因为我们的电影全部是英文对白或者英文字幕，如果评委不能说英语，他既看不懂电影。也不能和其他评委进行交流。
Forum 新片预售会
Forum(新片预售会)是IDFA的一大亮点。每年来自欧洲各地的导演带着自己的创意参加这个会议，希望得到电视台和制作公司的认可和经费支持。会议通常持续4天，从早上9点到下午3点，每个导演有15分钟的时间演示他的样片和解释他的创作主旨，和导演一起在现场进行推广的一般还有他的制片和一个资深业内人士，通常是以前和该导演合作的电视台的选片主管，后者的出现是对导演的一个有力支持，借此可提高他的资历亮点。
记者：审听故事的委员会是由谁组成的呢?
爱丽：每年我们都收到两三百个故事方案，我们一般会设置一个预审委员会，由7个人组成，大多是欧洲人、法国人、丹麦人、瑞典人，因为最终拍摄的经费是欧洲电视台或者电影机构出。他们在两个月内看完所有的提案，然后挑出四五十个，拿到IDFA Forum上进行最后的审听。无论是预审委员会还是Forum上的审评委员会都是由我们邀请来。这些未来电影方案多是欧洲导演的选题，但大概有15％的人来自欧洲以外地区，主要的是美国、加拿大等。
Award评奖
记者：如何决定上演时间表?如果我是一个制片人，我当然希望我的电影放在黄金时间上映，然后再重映上五次、六次，他们怎么说服你?
爱丽：我们不会接受任何制片人或片商的讨价还价的。比方说，有一年，迈克·摩尔(Michael Moore)的片商要求我们把他的电影《Sicko》做为首映片，我们就没有答应，尽管迈克·摩尔是大腕导演，但我们有我们的标准，那就是影片的质量决定了其上映的时间和再映的次数。我可以很自信地说，我知道观众的口味，我知道什么是好片子。电影节放映的电影除了Para Docs和Top 10我没看过，其余的我都看过，每年大概要看900多部电影，这由我和另外一两个人定。荷兰观众是很挑剔甚至可以说是非常无礼的。如果他们不喜欢某个电影，中途就会退场。
确实，在一次放映时，我看到52分钟的电影才演了15分钟，观众已经开始退场，那个导演就站在入口处，看着人离去，到电影结束时，位子已经空了一半，之后他还要接受观众的提问，那种当众被人评判的感觉很不好受。
记者：另一个问题是，显然有的电影被排了五六次上映时间，是不是他们在竞选最佳观众 奖时就一定有优势?毕竟上演的次数越多、看过的人也越多?
爱丽：你错了。关于这个奖项的评选。我们有一套很复杂的计算方法。具体说来就是，并不是所有的选票我们都计算在内，我们不考虑首映式的选票，我们只计算从第二场开始的两场观众的投票，而且每个电影只收集100张选票。 虽然我的父亲是数学家，但我的数学糟透了，不过你可以放心，这个奖的评选绝对是公正的。
机构精简，志愿者是电影节的主力军
IDFA有一个最佳志愿者奖，目的在于奖励志愿者对电影节的贡献。这是因为志愿者是电影节期间的主要工作人员。电影节持续10天，电影院12家，来宾和观众众多，光靠组委会的人员显然不够。志愿者在电影节开始前半年招募。两周前上岗。今年获得最佳志愿者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来自英国，一个是荷兰人。
记者：IDFA组委会有多少工作人员?我听说光志愿者就有350人。
爱丽：我们组委会全职工作人员有20人。临近电影节前的两个月，我们会再临时聘用三十几个人到组委会工作。
记者：这么少?
爱丽：已经很多了。电影节开始前两个星期，我们开始使用志愿者。是的，我们有一只三四百人的志愿者队伍，来自社会的各个方面，他们出现在各个部门：接待中心、On-line desk、电影节每日快讯的记者，还有电影院剪票。他们完全没有工资，每天工作6小时，他们得到的唯一补偿就是工作之后可以免费看电影。
记者：什么时候你感到最紧张?
爱丽：开幕式那天。因为你准备了一年，但是你不知道还有什么没做好，也许投影机会出问题，或者麦克风不响了。开幕式上有很多重要人物到场，我怕技术上出故障，但是一旦开幕式过关了，我想就没问题了。今年我们第一次使用Tuschinski和Munt的场地，我心里也没谱。但现在看起来，一切正常。我对我的工作人员很满意。
记者：我没有在任何地方看到维持秩序的保安或者警察?你们不需要吗?
爱丽：(笑)不需要。阿姆斯特丹是一个开放的城市，相对来说，这里很安全，我想能发生的最糟糕的事情可能就是偷窃了。我想我们的客人不需要有什么保安在身边，他们喜欢能随意走走，自由地和观众交谈。这正是我们想营造的气氛。我们自己的志愿者足以维持正常的秩序。
大胆尝试，动漫纪录片首次进入IDFA
尽管纪录片种类众多，但是传统上仍然是使用摄像机纪录生活。今年以来，动漫技术和技巧越来越多地被应用到了纪录片里。替代摄像机不能拍出的内容，说出真实人物不能表达的话语。即使像大牌导演、传奇人物德国电影大师威纳·郝佐格(WernerHorzog)都在他最新的南极纪录片《在世界的尽头》里使用了动漫画面。做为世界上最大的纪录片节，IDFA一向以保守著称，但是爱丽却在今年做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决定，第一次将动漫纪录片做为一个单元加入IDFA，并且让一部“不伦不类”的动漫纪录片——来自荷兰的《电子秩序》(《OrderElectrus》)作为IDFA开幕式的首映片。本届电影节上共有45部动漫片上映。
记者：怎么想到把动漫做为纪录片的一个形式加了进来?
爱丽：其实几年前，我们就开始收到动漫形式的纪录片了，但有时是一部，有时是几部。不能构成一个群体。去年是动漫电影节25周年，我去参加了。我告诉他们，也许他们可以整出一组片子拿到IDFA上来。而且动漫技术被用在纪录片上还是比较不为人熟悉，所以我想在这方面做点什么，鼓励动漫在纪录片中的应用。恰巧今年是IDFA 20周年纪念，我想做一件特别的事，所以就选择了这个方式，这是IDFA第一次把动漫纪录片做为一个单元推出来，但也是最后一次，明年不会有了，因为这样做，电影节就越搞越大了。明年我们会推出一个新内容，也许是中国主题年，因为明年是奥运会。
记者：那您觉得动漫纪录片是一种纪录片形式吗?
爱丽：一直是。在冷战期间，动漫被用在了政治宣传片上，所以动漫纪录片不是什么新鲜事。动漫有它的有用之处，在讲述故事时。对不能再现的画面场景，动漫可以给与生动的描绘。还有时人物不便在镜头中出现，这时也可以用动漫把他／她画出来。有一个直观的表现。另外我们都知道为了拍摄一个镜头，有时你要等上很久，几小时，几天，即使这样，你也未必能拍成。所以使用动漫，在不影响表现力的情况下，可以节约很多时间和成本。
关于中国
记者：您去过中国吗?对中国的纪录片有什么印象?
爱丽：我今年去了上海，应邀参加了上海电影节。每年我们都收到100多部来自中国的电影，我都会看，但是老实说，特别好的还不多。我认为主要问题是片子太长，讲一个故事用太长的时间，有的纪录片长达三四个小时，太长了。另外讲故事的技巧也需要提高。
记者：我同意您的说法。我的另一个感觉是中国电影总是试图用主题赢得观众，而不是拍摄技术。可能片子的主题是当下时髦的话题，但是拍出来的东西无论从美感还是从讲故事的能力来说都不够成熟和专业，您觉得呢?
爱丽：是有这个问题。西方观众对中国非常不了解。这需要一个长时间的过程，有时候他们看电影也是一个接受再教育的过程，很多人完全靠电影了解中国或者一个陌生的地区。我想说的另一个问题是，我也做了一些妥协。尽管有的来自亚洲地区的电影质量不高，也许它的故事在欧洲算不了什么，但在亚洲是，所以为了保证主题的多样性，我们仍然让它上演，我们希望观众知道这是发生在亚洲某个地区的事情，是那里的人关心的问题。
当然我们还是以电影质量做为选择的主要标准。如果有60个中国电影都是出色的，我们肯定会都选，放在不同的单元里上映。
记者：在中国，现在有很多年轻人，或者普通的公众拿起自己的DV机拍摄身边的故事，有的很有意思，这好像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公民纪录片运动。
爱丽：很好呀。或许未来我们会推出on-line纪录片单元，到时我们欢迎中国公众把他们自己拍摄的片子拿到网上来和其他人分享。爱丽在IDFA的开幕式上引用了毛泽东的话：“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但是她所说的枪是摄像机。“权力不一定来自暴力或武装。纪录片可以激发人们的思想和灵魂，从这点上说，我们电影人是有权力的，而且这个权力可以改变世界。”
一个人花20年做了一件事，看着它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当年的电影学院的毕业生如今成了一个电影节的经营官。“什么感想?”“很多美好的回忆。20年前的第一届我们只在一家小电影院放映了不到100部电影，观众只有区区几千人，没有外界的关注；今天我们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纪录片节，观众数量达到14万人。放映的电影是322部。邀请外国导演500人，光是荷兰以外的业界人士就来了3000人。我很高兴，也很骄傲，但是更多的是感谢。”
半小时的采访时间已经超过了，旁边还有两家媒体在等她，我不得不起身告辞。从酒店出来的时候，天空开始下起小雨，这是周五的下午，Tuschinski电影院前又出现了买票的长队和等待入场的攒动人头。我想起了爱丽刚才说过的话：“我们很高兴人们相信我们，加入我{门当中，我们带给了这个世界权力，用我们的摄像机的镜头。”她做到了，这些来看电影的人就是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