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于经济发展所采取的基本套路是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模式，取得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我们也饱食着以生态破坏为代价求发展的恶果。环境保护、生态治理的呼吁愈益强烈。地方政府，作为地方公共事务的处理者、群众利益的维护者，在生态治理过程中起着领导和带头作用。但当前，地方政府在生态治理过程中角色意识缺失、职能缺位，没有确切履行其生态治理的职责义务。因此，研究地方政府在生态治理中的角色定位将为地方政府生态治理提供理论依据，进一步指导并完善地方政府在生态治理中的作为，使得地方政府在生态治理中有所建树，推动我国生态治理的进一步发展。
关键词：地方政府;生态治理;角色
Abstract： After implementing the reform and opening policy， our country still follows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usual practice of “pollution first， governance later”. While achieving rapid economic growth， we also suffer from the consequences of ecological destruction as the cost of development. Calls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ecological governance are increasingly strong. Local government is the administrator of local public affairs and the maintainer of people’s interests. Studying local government’s role in the ecological governance will provide theoretical basis for its work， guide and improve local government’s performance in the ecological governance， which is advantageous to the local government in promoting further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governance in our country， building a harmonious socialist society， and realizing the comprehensiv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Key Words： local government; ecological governance; roles
一、明確地方政府生态治理角色定位的意义
党的十七大首次将“生态文明”写进政治报告，党的十八大报告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生态问题日益成为密切关系人们生活状况的问题，也日益成为党和国家制定方针政策的重点关注领域。加强生态治理，不仅体现了党和政府一切从实际出发，科学执政的理念，也为解决当前生态破坏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更有利于贯彻可持续发展观实现代际公平，还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提高人们生活质量。
生态治理涉及到政治、经济、价值观的变化，涉及到整个国家与各地域的协调关系。当前，中国生态治理仍旧处在碎片化阶段，没有完善的相关生态治理体制和制度。地方政府，作为地方公共事务的处理者、群众利益的维护者，在生态治理过程中起着领导和带头作用。生态治理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决策组织和管理。由于生态环境具有整体性、区域性、不确定性和长期性等特点，使得生态治理与以往政府管理的经济社会事件性质不同。这就要求政府不单单是行使传统意义上的管制、服务职能，而是应更多地承担起生态治理的任务，在生态治理过程中明确自己的角色定位，履行相应的职责义务，为生态治理取得有效进展铺平道路。
二、当前地方政府生态治理角色定位的困境
生态治理涉及到政治、经济、价值观的巨大变化，涉及到整个国家与各地域的协调关系。当前，中国生态治理仍旧处在碎片化阶段，没有完善的相关生态治理体制和制度。且当前绝大多数地方政府仍旧按照其传统的行政管理方式来管理本地区事务，盲目追求经济增长，甚至不惜以牺牲本地生态和环境为代价，以追求政绩最大化;为了获得本地民众的支持而致力于减少政府行政开支，在生态治理方面的投入尽可能削减或根本无所为;对于缺乏量化和评价标准的生态治理与环境保护，国家虽然出台了相关的政策法规，但地方政府则有选择地进行规避。
首先，地方政府过于迷恋追求高GDP的困境。作为绩效考核指标的GDP是导致地方政府生态治理能力滞后的直接原因。当前地方政府生态管理的道德意识淡薄，很多部门只注重经济发展，盲目追求 GDP 增长，忽视了生态环境保护，“先污染后治理”观念严重，“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现象相当严重。加之生态考核指标难以量化，没有一个客观的生态指标衡量标准。对于不能反映地方政府业绩的生态治理，地方政府就倾向于少作为乃至无作为。此外，受地方政府领导任期影响，大多地方政府领导都只考虑自己的短期利益，加之生态治理往往收效缓慢，地方政府就较少或几乎不会在自己任期内投入较多资金精力到受益较低或在其任期内没有收益的生态治理中去。此外，多数地方领导为了追求高政绩即高经济增长，往往选择高回报的短期项目，而这些高回报的项目往往是只追求经济增长而忽视环境生态的项目。为了追求高经济增长和高GDP，地方政府领导常以牺牲当地的环境为代价获取较高的经济增长。 其次，地方政府在生态治理中面临着职责不明确困境。我国政府部门林立，内部职能交叉，权责并不清晰。部门条块分割造成环境治理难以发挥整体效应。而生态治理是对整个系统的治理，需要政府多个部门的协调与合作，涉及到环保、国土、水利等诸多机构，需要统筹规划、科学调度、通力配合，才能确保治理工作的顺利推进。 但由于对环境的管理仍然分属不同部门，导致环境政策的制定既缺乏整体性又缺乏连贯性，同时各个部门还会出现不互相配合，出了问题互相推诿扯皮现象。以水资源为例，地下水归国土资源部管理，水污染防治归国家环保总局管理，城市和工业用水归建设部门管理，农林牧渔业供水归又农业部和国家林业局。一旦出现农业用水污染治理，问题也就来了：到底该归环保局还是农业部来管？生态治理离不开政府各个部门的配合协调，也离不开地方政府的具体职责划分。否则，具体到生态治理工作中，就易出现治理主体不清晰，权责不明确，各个部门一出问题相互推诿现象。
同时，地方政府在生态治理中，也面临跨流域、跨地区性引发的集体行动、不合作困境。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中指出，除非一个集团中人数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强制或其他某些特殊手段以使个人按照他们的共同利益行事，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由于生态的区域性，在生态治理中，就需要邻近地方政府一起参与到区域性生态治理中。再比如对水资源的治理，就需要所有水域内地方政府来共同治理。然而，由于人是自利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各地方政府也是如此。在治理过程中，他们也都会倾向于作出对本地区有利的选择。尤其是，当有些政府意识到区域生态治理中哪怕自己不付出努力，投入较少或根本不采取任何治理措施卻能获取由区域内其他政府投入进行治理而带来的收益时，就会在治理过程中不作为，出现“搭便车”现象，陷入集体行动的困境。再以水资源治理为例，上游流域内地方政府的治理同样会使下游流域内群众受益，而下游流域内政府为节省治理费用就可能会选择不治理。流域内地方政府在生态治理上的不合作进一步增加了生态治理的难度。
再次，监督体系不完善的困境。在我国，一直存在着重管理、轻监督的问题。虽然，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及时公布环境信息，健全举报制度，加强社会监督。”但是在生态治理中，监督并没有落实到位。首先，政府作为生态治理的政策方针制定者，又是生态治理的政策执行者，还是生态治理的动员督促者，并没有相对独立的监督机构来对政府的生态治理活动进行监督。其次，社会大众生态环保观念意识薄弱，从根本上并没有意识到要对政府的生态工作进行监督。并且，公众还秉持这样一种观念：出了问题，政府应该采取措施去解决。只要政府出手去做了，自己就没什么事了。公众对于参与生态治理及对政府生态治理的监督态度冷漠。再次，监督的评价参照指标模糊不清，量化性较弱。生态治理，环境保护，不像经济发展那样，一组数字就说明一切。无论是政府还是公众，都不确切知道对生态治理监督的好坏标准究竟是什么。
三、地方政府生态治理中的角色定位
生态治理中，地方政府一定要清晰自己的角色定位。只有科学合理的定位，明确自己的职责权限，才能在生态治理中科学恰当地发挥作用，取得有效进展。
首先，地方政府是生态治理中的主导者。对于中国政治体制来说，政府对社会资源掌控能力远远高于西方国家，社会发展道路选择也主要取决于政府。这一客观状况也决定了在生态治理过程中，政府必然充当着主导者的角色。对于地方政府而言，本地区、本区域的生态治理的重任也就落在其肩上。地方政府的主导者角色首先体现在贯彻国家总的生态治理理念的基础上，依据本地客观实际情况，制定本地区的生态治理、环境保护的政策方针;其次，在生态治理过程中，政府要切实发挥主导者的作用，针对生态破坏严重、环境污染严峻的地方，要加大资金技术人才投入，对造成污染的原因进行分析并追究污染源的责任，对污染地区进行治理;再次，要加强环境保护理念的宣传和教育，教育民众要爱护环境，树立保护生态的意识。
其次，地方政府应充当生态治理中市场机制的引导者。十八大提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市场的灵活性使得资源配置率较高，可以实现效益的最大化。此外，我国的生态破坏，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市场上的企业快速发展，只注重经济增长而忽视环境保护导致的。所以，鉴于其效率性及对生态破坏的负责性，生态治理也不能将市场及企业排除在外。但由于市场在提供公共物品时会出现失灵及产生负的外部性，这也需要政府对市场机制进行规避。在政府的引导下，使市场机制在生态治理中发挥优势。当政府制订了一系列有利于生态治理的经济政策后，市场机制的作用就体现了出来，市场会引导市场主体更多地投资于少污染、低碳排放的可持续发展的产业。但由于市场的盲目性和自发性等缺点，政府也要制定相应的规则来健全市场体系。同时，地方政府要积极引导相关企业进行结构转型，降低排污量，实现清洁环保生产，与市场一起发挥作用。
再次，政府要成为多元主体治理的推动者。生态治理是治理理论的重要构成部分。治理理论于上世纪90年代产生与西方，我国著名学者俞可平最先将其引入我国。治理理论提倡政府与企业、非政府公共组织、社区乃至个人的合作，以实现社会效益，达到“善治”的目的。生态问题与我们息息相关。生态治理过程中，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都应该承认一定的责任，履行相应的义务。第三部门因其具有非营利性、公共性等特点，在生态治理中也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因此，无论是发挥公共需求形成的 “压力”作用，还是发挥 “公共参与”的助力作用，都离不开作为组织载体的第三部门的有效运作。 鉴于有些情况下政府会产生“失败”和市场会产生“失灵”，生态治理中也可能如此，这就需要充分发挥公众团体、民间社会组织等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社会力量的作用，形成“政府主导、企业拉动、公众参与”的态势，使生态环境治理形成全民参与、全民治理的良好局面。
此外，地方政府也要扮演着区域生态治理中协同治理的参与者角色。不仅在本地政府各个部门之间明确职责权限，而且要与同一流域内的其他地方政府处理好治理关系。以大气、海洋、江河、森林等为基本载体的生态环境具有不可忽视的整体性，这必然需要生态环境治理的横向政府合作。 就区域生态保护与治理而言，涉及到区域内的每个政府，更多的需要依靠制度，只有制度健全，严格规定了各个地方政府区域生态治理的职能权责，明确各个政府的责任义务，激励地方政府投入到区域生态治理中，才会避免区域生态治理过程中有些政府不参与、无作为导致的集体行动的困境。在地方政府区域生态治理中，应该建立政府间的协同机制，使各地方政府在生态治理中加强政府间的合作，将区域生态治理视为大家的共同目标，流域内各地方政府都参与到生态治理中去，就区域生态治理达成一致共识，成立专门的区域生态治理小组，共同协商解决区域生态治理所面临的问题。
最后，政府应发挥生态治理过程中的监督者和评估者作用。由于生态治理过程监督的缺失，最终不能保证治理结果的优劣，也就意味着没有实现最初生态治理的初衷。地方政府，作为生态治理的主导者、参与者，必须要加强对自身生态治理的监督，确定科学客观的生态治理考核指标，对自己在生态治理过程中的每一个行为进行监督，对自己在生态治理过程中的表现全程监督。同时，要积极推动第三方考核，地方政府应邀请一些研究所、高校生态环保相关专业学者组成政府生态治理能力考核评估小组，对自身的生态治理能力进行监督和考核，以确定政府的生态治理行动是否有效。此外，政府也要积极呼吁大众、媒体对自身生态治理能力的监督。
参考文献：
[1] 梁莹. 可持续发展中的地方政府生态管理困境演进与展拓[J]. 探索， 2013， （1）： 70-75.
[2] 高启达，毕于建. 城镇化进程中生态治理困境之破解[J]. 人民论坛， 2014， （5）： 37-39.
[3] 杨平. 加快推进生态型政府建设[J]. 辽宁行政学院学报， 2013， （8）： 13-16， 18.
[4] 李峰，秦铁铮. 生态政府的构建研究[J]. 沈阳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 （6）： 776-779.
[5] 张劲松. 生态治理政府主导与市场补充[J]. 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 （5）： 5-12.
[6] 沈承诚. 政府生态治理能力的影响因素分析[J]. 社会科学战线（政治学）， 2011， （7）： 173-178.
[7] 徐婷婷，沈承诚. 论政府生态治理的三重困境理念差异利益博弈与技术障碍[J]. 江海学刊， 2012， （3）： 228-233.
作者简介：雷诗情（1991-），女，河南驻马店人，云南民族大学生2014级行政管理研究生，研究方向：地方治理，非政府公共组织。
关键词：地方政府;生态治理;角色
Abstract： After implementing the reform and opening policy， our country still follows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usual practice of “pollution first， governance later”. While achieving rapid economic growth， we also suffer from the consequences of ecological destruction as the cost of development. Calls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ecological governance are increasingly strong. Local government is the administrator of local public affairs and the maintainer of people’s interests. Studying local government’s role in the ecological governance will provide theoretical basis for its work， guide and improve local government’s performance in the ecological governance， which is advantageous to the local government in promoting further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governance in our country， building a harmonious socialist society， and realizing the comprehensiv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Key Words： local government; ecological governance; roles
一、明確地方政府生态治理角色定位的意义
党的十七大首次将“生态文明”写进政治报告，党的十八大报告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生态问题日益成为密切关系人们生活状况的问题，也日益成为党和国家制定方针政策的重点关注领域。加强生态治理，不仅体现了党和政府一切从实际出发，科学执政的理念，也为解决当前生态破坏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更有利于贯彻可持续发展观实现代际公平，还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提高人们生活质量。
生态治理涉及到政治、经济、价值观的变化，涉及到整个国家与各地域的协调关系。当前，中国生态治理仍旧处在碎片化阶段，没有完善的相关生态治理体制和制度。地方政府，作为地方公共事务的处理者、群众利益的维护者，在生态治理过程中起着领导和带头作用。生态治理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决策组织和管理。由于生态环境具有整体性、区域性、不确定性和长期性等特点，使得生态治理与以往政府管理的经济社会事件性质不同。这就要求政府不单单是行使传统意义上的管制、服务职能，而是应更多地承担起生态治理的任务，在生态治理过程中明确自己的角色定位，履行相应的职责义务，为生态治理取得有效进展铺平道路。
二、当前地方政府生态治理角色定位的困境
生态治理涉及到政治、经济、价值观的巨大变化，涉及到整个国家与各地域的协调关系。当前，中国生态治理仍旧处在碎片化阶段，没有完善的相关生态治理体制和制度。且当前绝大多数地方政府仍旧按照其传统的行政管理方式来管理本地区事务，盲目追求经济增长，甚至不惜以牺牲本地生态和环境为代价，以追求政绩最大化;为了获得本地民众的支持而致力于减少政府行政开支，在生态治理方面的投入尽可能削减或根本无所为;对于缺乏量化和评价标准的生态治理与环境保护，国家虽然出台了相关的政策法规，但地方政府则有选择地进行规避。
首先，地方政府过于迷恋追求高GDP的困境。作为绩效考核指标的GDP是导致地方政府生态治理能力滞后的直接原因。当前地方政府生态管理的道德意识淡薄，很多部门只注重经济发展，盲目追求 GDP 增长，忽视了生态环境保护，“先污染后治理”观念严重，“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现象相当严重。加之生态考核指标难以量化，没有一个客观的生态指标衡量标准。对于不能反映地方政府业绩的生态治理，地方政府就倾向于少作为乃至无作为。此外，受地方政府领导任期影响，大多地方政府领导都只考虑自己的短期利益，加之生态治理往往收效缓慢，地方政府就较少或几乎不会在自己任期内投入较多资金精力到受益较低或在其任期内没有收益的生态治理中去。此外，多数地方领导为了追求高政绩即高经济增长，往往选择高回报的短期项目，而这些高回报的项目往往是只追求经济增长而忽视环境生态的项目。为了追求高经济增长和高GDP，地方政府领导常以牺牲当地的环境为代价获取较高的经济增长。 其次，地方政府在生态治理中面临着职责不明确困境。我国政府部门林立，内部职能交叉，权责并不清晰。部门条块分割造成环境治理难以发挥整体效应。而生态治理是对整个系统的治理，需要政府多个部门的协调与合作，涉及到环保、国土、水利等诸多机构，需要统筹规划、科学调度、通力配合，才能确保治理工作的顺利推进。 但由于对环境的管理仍然分属不同部门，导致环境政策的制定既缺乏整体性又缺乏连贯性，同时各个部门还会出现不互相配合，出了问题互相推诿扯皮现象。以水资源为例，地下水归国土资源部管理，水污染防治归国家环保总局管理，城市和工业用水归建设部门管理，农林牧渔业供水归又农业部和国家林业局。一旦出现农业用水污染治理，问题也就来了：到底该归环保局还是农业部来管？生态治理离不开政府各个部门的配合协调，也离不开地方政府的具体职责划分。否则，具体到生态治理工作中，就易出现治理主体不清晰，权责不明确，各个部门一出问题相互推诿现象。
同时，地方政府在生态治理中，也面临跨流域、跨地区性引发的集体行动、不合作困境。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中指出，除非一个集团中人数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强制或其他某些特殊手段以使个人按照他们的共同利益行事，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由于生态的区域性，在生态治理中，就需要邻近地方政府一起参与到区域性生态治理中。再比如对水资源的治理，就需要所有水域内地方政府来共同治理。然而，由于人是自利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各地方政府也是如此。在治理过程中，他们也都会倾向于作出对本地区有利的选择。尤其是，当有些政府意识到区域生态治理中哪怕自己不付出努力，投入较少或根本不采取任何治理措施卻能获取由区域内其他政府投入进行治理而带来的收益时，就会在治理过程中不作为，出现“搭便车”现象，陷入集体行动的困境。再以水资源治理为例，上游流域内地方政府的治理同样会使下游流域内群众受益，而下游流域内政府为节省治理费用就可能会选择不治理。流域内地方政府在生态治理上的不合作进一步增加了生态治理的难度。
再次，监督体系不完善的困境。在我国，一直存在着重管理、轻监督的问题。虽然，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及时公布环境信息，健全举报制度，加强社会监督。”但是在生态治理中，监督并没有落实到位。首先，政府作为生态治理的政策方针制定者，又是生态治理的政策执行者，还是生态治理的动员督促者，并没有相对独立的监督机构来对政府的生态治理活动进行监督。其次，社会大众生态环保观念意识薄弱，从根本上并没有意识到要对政府的生态工作进行监督。并且，公众还秉持这样一种观念：出了问题，政府应该采取措施去解决。只要政府出手去做了，自己就没什么事了。公众对于参与生态治理及对政府生态治理的监督态度冷漠。再次，监督的评价参照指标模糊不清，量化性较弱。生态治理，环境保护，不像经济发展那样，一组数字就说明一切。无论是政府还是公众，都不确切知道对生态治理监督的好坏标准究竟是什么。
三、地方政府生态治理中的角色定位
生态治理中，地方政府一定要清晰自己的角色定位。只有科学合理的定位，明确自己的职责权限，才能在生态治理中科学恰当地发挥作用，取得有效进展。
首先，地方政府是生态治理中的主导者。对于中国政治体制来说，政府对社会资源掌控能力远远高于西方国家，社会发展道路选择也主要取决于政府。这一客观状况也决定了在生态治理过程中，政府必然充当着主导者的角色。对于地方政府而言，本地区、本区域的生态治理的重任也就落在其肩上。地方政府的主导者角色首先体现在贯彻国家总的生态治理理念的基础上，依据本地客观实际情况，制定本地区的生态治理、环境保护的政策方针;其次，在生态治理过程中，政府要切实发挥主导者的作用，针对生态破坏严重、环境污染严峻的地方，要加大资金技术人才投入，对造成污染的原因进行分析并追究污染源的责任，对污染地区进行治理;再次，要加强环境保护理念的宣传和教育，教育民众要爱护环境，树立保护生态的意识。
其次，地方政府应充当生态治理中市场机制的引导者。十八大提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市场的灵活性使得资源配置率较高，可以实现效益的最大化。此外，我国的生态破坏，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市场上的企业快速发展，只注重经济增长而忽视环境保护导致的。所以，鉴于其效率性及对生态破坏的负责性，生态治理也不能将市场及企业排除在外。但由于市场在提供公共物品时会出现失灵及产生负的外部性，这也需要政府对市场机制进行规避。在政府的引导下，使市场机制在生态治理中发挥优势。当政府制订了一系列有利于生态治理的经济政策后，市场机制的作用就体现了出来，市场会引导市场主体更多地投资于少污染、低碳排放的可持续发展的产业。但由于市场的盲目性和自发性等缺点，政府也要制定相应的规则来健全市场体系。同时，地方政府要积极引导相关企业进行结构转型，降低排污量，实现清洁环保生产，与市场一起发挥作用。
再次，政府要成为多元主体治理的推动者。生态治理是治理理论的重要构成部分。治理理论于上世纪90年代产生与西方，我国著名学者俞可平最先将其引入我国。治理理论提倡政府与企业、非政府公共组织、社区乃至个人的合作，以实现社会效益，达到“善治”的目的。生态问题与我们息息相关。生态治理过程中，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都应该承认一定的责任，履行相应的义务。第三部门因其具有非营利性、公共性等特点，在生态治理中也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因此，无论是发挥公共需求形成的 “压力”作用，还是发挥 “公共参与”的助力作用，都离不开作为组织载体的第三部门的有效运作。 鉴于有些情况下政府会产生“失败”和市场会产生“失灵”，生态治理中也可能如此，这就需要充分发挥公众团体、民间社会组织等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社会力量的作用，形成“政府主导、企业拉动、公众参与”的态势，使生态环境治理形成全民参与、全民治理的良好局面。
此外，地方政府也要扮演着区域生态治理中协同治理的参与者角色。不仅在本地政府各个部门之间明确职责权限，而且要与同一流域内的其他地方政府处理好治理关系。以大气、海洋、江河、森林等为基本载体的生态环境具有不可忽视的整体性，这必然需要生态环境治理的横向政府合作。 就区域生态保护与治理而言，涉及到区域内的每个政府，更多的需要依靠制度，只有制度健全，严格规定了各个地方政府区域生态治理的职能权责，明确各个政府的责任义务，激励地方政府投入到区域生态治理中，才会避免区域生态治理过程中有些政府不参与、无作为导致的集体行动的困境。在地方政府区域生态治理中，应该建立政府间的协同机制，使各地方政府在生态治理中加强政府间的合作，将区域生态治理视为大家的共同目标，流域内各地方政府都参与到生态治理中去，就区域生态治理达成一致共识，成立专门的区域生态治理小组，共同协商解决区域生态治理所面临的问题。
最后，政府应发挥生态治理过程中的监督者和评估者作用。由于生态治理过程监督的缺失，最终不能保证治理结果的优劣，也就意味着没有实现最初生态治理的初衷。地方政府，作为生态治理的主导者、参与者，必须要加强对自身生态治理的监督，确定科学客观的生态治理考核指标，对自己在生态治理过程中的每一个行为进行监督，对自己在生态治理过程中的表现全程监督。同时，要积极推动第三方考核，地方政府应邀请一些研究所、高校生态环保相关专业学者组成政府生态治理能力考核评估小组，对自身的生态治理能力进行监督和考核，以确定政府的生态治理行动是否有效。此外，政府也要积极呼吁大众、媒体对自身生态治理能力的监督。
参考文献：
[1] 梁莹. 可持续发展中的地方政府生态管理困境演进与展拓[J]. 探索， 2013， （1）： 70-75.
[2] 高启达，毕于建. 城镇化进程中生态治理困境之破解[J]. 人民论坛， 2014， （5）： 37-39.
[3] 杨平. 加快推进生态型政府建设[J]. 辽宁行政学院学报， 2013， （8）： 13-16， 18.
[4] 李峰，秦铁铮. 生态政府的构建研究[J]. 沈阳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 （6）： 776-779.
[5] 张劲松. 生态治理政府主导与市场补充[J]. 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 （5）： 5-12.
[6] 沈承诚. 政府生态治理能力的影响因素分析[J]. 社会科学战线（政治学）， 2011， （7）： 173-178.
[7] 徐婷婷，沈承诚. 论政府生态治理的三重困境理念差异利益博弈与技术障碍[J]. 江海学刊， 2012， （3）： 228-233.
作者简介：雷诗情（1991-），女，河南驻马店人，云南民族大学生2014级行政管理研究生，研究方向：地方治理，非政府公共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