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五十个春秋，饱经沧桑，山河巨变，换了人间。
　　回首新中国的科学技术事业，历经1949年～1955年的草创时期，1956年～1966年的攀登“两弹一星”科学高峰时期，1966年～1976年的大破坏时期，又迎来了开放改革的新时期，也是历经曲折，终于彻底摆脱了旧中国科学事业寥若晨星而又抱残守缺的局面，出现了繁花似锦，沿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轨道前进的崭新景象。


　　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之后，我即奉命从财经工作岗位转业到科技部门，负责中国科学院党组的领导工作，从此同中国的科技事业、同科技界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踏上科技岗位的第一项任务就是组织制订十二年（1956—1968）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通过这一工作，我初步学习了不少现代科学的知识，同许许多多的科学家、技术专家成了知交。我从他们那种无私报国的赤子之心和不懈地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中，看到了中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希望，也看到了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希望。
　　1957年反右派斗争开始之后，一些优秀的著名学者被卷入漩涡。我和中国科学院党组的同志深深为此忧虑。经过再三考虑，我们决定坦率直言，晋谒毛主席和周总理，希望保护科学家。在得到他们的同意后，我们代中央起草了保护自然科学家的特殊政策的文件，使大批科学家幸免于难。可是尽管如此，还是有少数科学家受到不应有的伤害，回想起来，也深感痛心。
　　从1956～1966年，中国的科技事业获得了巨大发展。中国科学院从几千人发展到八万多人。产业部门的研究院所更是林林总总。旧中国屈指可数的科学研究机构和有限的科研工作，主要集中在地质调查、天文观测、生物资源调查与分类。数理化方面与现代科学技术的研究真是凤毛麟角。经过十年发展，我国的科学工作者为“两弹一星”的升天做了大量的创造性工作，取得巨大成就。自此，当代科学技术领域的一系列学科的研究都在我国奠定了根基。
　　可是，在那个年代里，没有市场机制，没有竞争，工业缺乏开发新产品的动力和压力，科学技术同经济的结合是十分艰难的。不少科技专家深感报效无门。冶金学家叶诸沛曾经为发展我国冶金业提出过二十多项创造性的建议，但是不仅没有得到应有的支持，反而屡遭批判，什么“反苏”、“脱离实际”、“崇拜西方”等等不一而足，以至这位杰出的冶金学家抱憾终身。这不能不引以为训。
　　三年大跃进时期，我们在领导工作中也发生了不少的偏差和失误。1960年底，我们开始总结经验，调整政策。在向科学家们征求批评建议时，他们都以与人为善的态度，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使得科技界纠正偏差、端正方向的工作走在前面。当时钱学森同志等一些老科学家都异口同声地说：大跃进的错误，你们没有经验。我们对大规模发展科学事业也缺乏经验。看到你们一是勤奋工作，二是不谋私利，三是认真总结经验，还能有什么苛求呢？我和科学院党组的同志都为科学家们与党风雨同舟的精神所感动。
　　“文革”开始之后，眼看一场巨大的冲击将波及科技界。1966年6月，我和院党组仍想仿效反右派斗争那样，代中央起草一个保护科学家的政策意见。这主意得到了周总理和聂荣臻副总理的支持，我们立即组织力量起草文件。但是墨迹未干，“文革”风暴席卷而来。科学院首当其冲，文件遂成泡影。
　　十年“文革”，十年破坏。老科学家遭受各种非人磨难，几乎无一幸免。许多学习好、工作好的优秀中青年人才，被诬为“走白专道路”的“修正主义苗子”。一时间科学院是非颠倒，人妖混淆，斯文扫地。
　　那段时间，我身陷牛棚，但并不为自己所受的不白之冤和折磨而后悔，只是为中国科技事业受到的严重摧残，为广大科技人员受到的残酷迫害而心碎不已，担心如此下去，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无望，甚至国将不国，我日夜忧心如焚，备受煎熬。
　　1975年1月，我复出后转回财经岗位。不时有科学院朋友来访，大家谈起胡耀邦同志到科学院后，对整顿科学工作决心极大，对科技人员又爱护备至，我也感到十分高兴。可惜不久又来了批判所谓的右倾翻案风，整顿不了了之，反成“罪名”。
　　平地一声春雷，“四人帮”被粉碎了，改革开放的时代开始了。全国科学大会顺利召开，中国科学事业的又一个春天来临了。
　　二十年来，在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和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中国科学事业又走上了复兴之路，创造了新的辉煌。
　　今天，我们即将跨入新的世纪，面临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这就要加倍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大力发展科学教育事业。在我国，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作用日益显著，科学精神日益深入人心，科技界人才辈出，后继有人，科学技术的创新成就不断涌现，科学技术工作与经济建设越来越紧密结合，同国际的交往与合作日益发展，我国的科学技术事业正沿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阔步前进。看到这一切，我感到由衷的欣慰！我曾写了一首诗，表达我内心的喜悦和信心！“长江之水势激流，日夜奔腾那肯休？纵有关山拦去路，不到东海不回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