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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东部時间2012年10月1日傍晚。范立欣打好领带。从酒店出来，走进正值下班高峰期的纽约地铁站。他要前往第33届新闻及纪录片艾美奖颁奖典礼现场。他执导的纪录片。关于中国农民工的《归途列车》（以下简称《归》）获得两个提名。
2009年10月在加拿大首映后，《归》在全球收获了至少50个以上奖项。作为一部无中国官方背景、中加合拍的社会现实题材独立纪录片，《归》在2011年初拿到公映许可证，才得以正式回国。
那年，拿到公映许可证的纪录片有26部，其中绝大多数有官方背景。
从地下到地上
1998年大学毕业后，范立欣先后在武汉电视台和央视工作。在武汉电视台時他在一档介绍国外优秀纪录片的栏目负责倒带子，那時他发现原来纪录片可以很好看。
在央视做摄像记者時，他经常去农村采访，不过基本都是快去快回，穿越中国的赤贫与奢靡。回到城市，霓虹灯、高楼大厦向他扑来，他想，经济繁荣面前，有一群人——农民工被落下了。
2006年底，离开央视、移民加拿大的范立欣开始拍自己的第一部纪录长片，即关于农民工的《归》。
为了拿到第一笔资金，他找了央视的朋友。作为交换，《归》开头的故事被编辑进了讲述三个家庭春节归家故事的《开往春天的列车》，在央视播出。
但这次合作没有继续下去。当時乃至现在，电视台和独立导演合作的模式都未成熟，投入一大笔钱让导演跟拍一两年的可能性很小。
这一点，从选题上看就知不易。2005年起纪录片出现了一次小火爆，盘点热点片子，《故宫》、《颐和园》都是大制作，但都不是范立欣想拍的那种反映中国社会现状的纪录长片。去年央视纪录片频道开播，大热的《舌尖上的中国》在范立欣看来，也只是表达手法变化了。在国内纪录片市场变暖的今天，从电视台拿钱拍自己想拍的片，范立欣心里还是没底。
他想拍的《归》最后呈现出这样的故事：2007年，来自四川农村的张昌华、陈素琴夫妇已经三年没回家，好不容易才买到回家的火车票。他们离家16年到广东打工，生活节俭，以支持老家的一双儿女上学，希望孩子用读书改变命运，但女儿还是选择在年后辍学去城里打工，成了“农民工二代”，让张昌华夫妇很失望。2008年春运，张昌华夫妇把女儿带回家，矛盾也在年夜爆发，父女两人扭打在一起。2009年春运，陈素琴失业，决定回家照顾儿子读书，留丈夫一人在外打工，影片结尾就是张昌华送妻子上车，转身默默离开的场景。2008年春运里因雪灾而拥挤异常的广州火车站、2009年的工厂倒闭潮让片子的层次更丰富。
一个家庭的迁徙和困境，触及了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留守儿童等伴随中国从农业社会转变到全球化的工业社会产生的问题。
片子完成后，范立欣带着它参加各种国际电影节，收获了不少奖项，还迎来一个意外：电影局的人找过来了。
“方不方便请你来局里一趟，有些事想和你聊一聊。”
接到这个电话的時候，范立欣很紧张，胡思乱想了一通，“多半想的是坏事”。
第二天范立欣一早就去赴约，结果领导们很客气，说他们在澳大利亚的一个电影节看到了这片，觉得挺好的，“内容也符合時代的程律”，建议如果没有公映许可证就办一个至少让它不是一个地下电影。
于是范立欣补办了程序，四个月后顺利拿到了公映许可证，一刀未剪。
范立欣之前的确没想到《归》可以上中国的大屏幕。他努力同想了一下，没有在脑海中搜到独立纪录片进影院的先例。《归》一开始就没有申请拍摄许可，也没有送审。之前在国内的放映只是在沙龙或小型放映会，现在这趟“列车”可以从地下开到地上了。
受《归》拿公映许可证的鼓舞，范立欣作为制片人之一的纪录片《千锤百炼》一开始就申请了公映许可证，但从去年8月至今杳无音讯。范立欣纳闷，“这是一部挺有娱乐性的纪录片呀，讲山里的孩子学拳击的，也入围了金马奖，怎么就要等一年多。”
为了让更多国内观众看到片子，他的下一部作品还会走程序。“至少这样观众就会少点说我揭伤疤了吧”——对《归》的批评中，有一种声音认为这是揭中国的伤疤给外国人看。
从国外到国内
拿公映许可证让范立欣有些乐观，当艺术影院北京当代MOMA百老汇电影中心（以下简称北京MOMA）的选片人碰到他時，他坚持要先和市场上的发行商谈。
选片人对他意味深长地说“祝你好运”。
范立欣真的就去找了好几个发行商的高层经理看片。“大家都看得很感动”，却也显露无奈：“不是我们不想帮你，拍电影就像赌博，没人保证能卖钱，大家都会赌胜算大的”，纪录片明显不在此列。
这些对《归》市场回报不看好的话，和范立欣当年为它在国内“找钱”的時候听到的类似。到了《千锤百炼》，情况也大同小异，拿到的国内资金只占十分之一。
于是范立欣回头去找北京MOMA。作为国内少有的艺术影院，它有稳定的文艺电影铁杆会员，邮件宣传对象准确并且费用低。
2011年7月16日，北京。和《归》的开场一样，下雨了。北京MOMA《归》的首次商业公映，近200座的放映厅里坐满了人。票卖光了，有些观众买了站票。还有些人买不到票，说就像买不上春运火车票。
在北京一家新闻网站工作的张哉仔记得那天的雨下了好一阵。他们在《归》上映一周前就买了票，电影结束后，掌声响起前，全场有一段静默，他记得当時思考了许多：这是一个面对种种问题的农民工家庭的故事，但这样的家庭还有千千万万。
“现实题材的纪录片不是属于档案馆的，而是一种可以走进影院，让人思考，从而获得智慧的娱乐方式。商业大片的观众总会溢出，部分受过高等教育的中产会选择不一样的产品来消费，电影的消费也会多元化。而纪录片就是他们的一个选择”，范立欣坚信会有更多哉仔这样的观众。
之后，百老汇继续小厅放映，每周一场，放映半年。比起普通影片短期大火力宣传放映。这种细水长流的方式更适合宣传成本有限、靠口碑传播的纪录片和文艺电影。 2011年11月中旬的一个晴天，北京MOMA正在放映《归》，这5个月来，上座率一直不错。平均有80％。实际上，《归》的后期制作精良，影院放映的效果不错，第一次进影院看纪录片的沈阳网友“氧气”就被2008年春运人潮汹涌的氛围震撼了。
《归》的后期制作是讲究的。国内融资无果，自掏腰包拍了两年后，范立欣把《归》带进了国际融资轨道，和全世界的纪录片导演竞争资金，虽被拒绝无数次，但终于拉到100万美金，其中包括几家外国电视台的预购、政府资金和私人基金会的支持。
有了钱，就能精致起来。剪辑由法国著名新浪潮导演侯麦的御用剪辑师薛美莲操刀，故事完整紧凑，无旁白，全靠沉静的镜头和人物对白推进。87分钟内，观众看到的，是一个有起有伏的故事。
一城一映
在《归途列车》的播放间隙，范立欣、制片人韩轶和独立电影入水怪在MOMA的咖啡馆聊天，几个人一拍即合。计划做“一城一映”：在全国找城市，每一个城市找一个影院的一个小厅。把百老汇的方式复制进商业电影院，建立艺术院线。水怪负责将各地艺术电影沙龙和电影院联系起来：艺术电影沙龙能找来观众，而电影院则提供场地和宣传资源。原来各地各自在做艺术电影放映的力量，借着这个契机串联了起来。
上海联和院线的顾敏和范立欣也不谋而合：纪录片和文艺电影其实是帮助影院脱离同质化的利器。今年年初“艺术电影放映联盟”在上海联和院线的牵头下形成，如今上海、南京、合肥、沈阳等城市都有影院加入联盟，“一城一映”在长三角的放映主要就是与其合作。
另一方面，和视频网站的合作也相对顺利。视频网站高速发展，搜狐、爱奇艺、CNTV都加大对纪录片频道的投入，纪录片也是竞争激烈争夺对象。几乎和“一城一映”同時，《归》在爱奇艺独家播出。
拿下艾美奖最佳纪录片和最佳长篇商业报道两项大奖的同時，“一城一映”正以《归》为支点，为纪录片和小成本文艺片撬开登上电影院大银幕的空间。
目前，全国已有20个城市参与“一城一映”。今年1月起《归》就在这些城市巡回放映。
之后，范立欣想把《千锤百炼》也带进“一城一映”，那時已累积了一些观众和资源，“应该会容易一些的”，他的信心又冒了上来。
在这一切发生之前，范立欣花费了很长時间。关于艾美奖，他有一个一直未为人道出的励志小故事——
有一天，地铁到达纽约65街，范立欣下车。他听见地铁站里的艺人拉起了二胡，是《射雕英雄传》里的曲子。地铁呼啸而过。发出类似拍摄《归》時总要听到的车轮碰撞铁轨的声立，人潮汹涌，这混杂着二胡的“乡音”，使范立欣突然激昂起来。他迫切想要拿到艾美奖，这是一个中国观众熟悉的奖项，不能放过。
后来，当他穿着新西装去领奖時，情绪却在状况外：他不觉得有多激越或紧张，取而代之的是焦虑——《归》是3年前就完成的片子了，他不知道该怎么动手拍新作品。
在国内，尽管这两年纪录片市场变暖，作为一个拍摄中国当下社会现实的独立纪录片导演，能获取的国内资金和发行渠道依然有限；在国外，又要面对国际纪录片市场上的厮杀。他想三思而后行。
2009年10月在加拿大首映后，《归》在全球收获了至少50个以上奖项。作为一部无中国官方背景、中加合拍的社会现实题材独立纪录片，《归》在2011年初拿到公映许可证，才得以正式回国。
那年，拿到公映许可证的纪录片有26部，其中绝大多数有官方背景。
从地下到地上
1998年大学毕业后，范立欣先后在武汉电视台和央视工作。在武汉电视台時他在一档介绍国外优秀纪录片的栏目负责倒带子，那時他发现原来纪录片可以很好看。
在央视做摄像记者時，他经常去农村采访，不过基本都是快去快回，穿越中国的赤贫与奢靡。回到城市，霓虹灯、高楼大厦向他扑来，他想，经济繁荣面前，有一群人——农民工被落下了。
2006年底，离开央视、移民加拿大的范立欣开始拍自己的第一部纪录长片，即关于农民工的《归》。
为了拿到第一笔资金，他找了央视的朋友。作为交换，《归》开头的故事被编辑进了讲述三个家庭春节归家故事的《开往春天的列车》，在央视播出。
但这次合作没有继续下去。当時乃至现在，电视台和独立导演合作的模式都未成熟，投入一大笔钱让导演跟拍一两年的可能性很小。
这一点，从选题上看就知不易。2005年起纪录片出现了一次小火爆，盘点热点片子，《故宫》、《颐和园》都是大制作，但都不是范立欣想拍的那种反映中国社会现状的纪录长片。去年央视纪录片频道开播，大热的《舌尖上的中国》在范立欣看来，也只是表达手法变化了。在国内纪录片市场变暖的今天，从电视台拿钱拍自己想拍的片，范立欣心里还是没底。
他想拍的《归》最后呈现出这样的故事：2007年，来自四川农村的张昌华、陈素琴夫妇已经三年没回家，好不容易才买到回家的火车票。他们离家16年到广东打工，生活节俭，以支持老家的一双儿女上学，希望孩子用读书改变命运，但女儿还是选择在年后辍学去城里打工，成了“农民工二代”，让张昌华夫妇很失望。2008年春运，张昌华夫妇把女儿带回家，矛盾也在年夜爆发，父女两人扭打在一起。2009年春运，陈素琴失业，决定回家照顾儿子读书，留丈夫一人在外打工，影片结尾就是张昌华送妻子上车，转身默默离开的场景。2008年春运里因雪灾而拥挤异常的广州火车站、2009年的工厂倒闭潮让片子的层次更丰富。
一个家庭的迁徙和困境，触及了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留守儿童等伴随中国从农业社会转变到全球化的工业社会产生的问题。
片子完成后，范立欣带着它参加各种国际电影节，收获了不少奖项，还迎来一个意外：电影局的人找过来了。
“方不方便请你来局里一趟，有些事想和你聊一聊。”
接到这个电话的時候，范立欣很紧张，胡思乱想了一通，“多半想的是坏事”。
第二天范立欣一早就去赴约，结果领导们很客气，说他们在澳大利亚的一个电影节看到了这片，觉得挺好的，“内容也符合時代的程律”，建议如果没有公映许可证就办一个至少让它不是一个地下电影。
于是范立欣补办了程序，四个月后顺利拿到了公映许可证，一刀未剪。
范立欣之前的确没想到《归》可以上中国的大屏幕。他努力同想了一下，没有在脑海中搜到独立纪录片进影院的先例。《归》一开始就没有申请拍摄许可，也没有送审。之前在国内的放映只是在沙龙或小型放映会，现在这趟“列车”可以从地下开到地上了。
受《归》拿公映许可证的鼓舞，范立欣作为制片人之一的纪录片《千锤百炼》一开始就申请了公映许可证，但从去年8月至今杳无音讯。范立欣纳闷，“这是一部挺有娱乐性的纪录片呀，讲山里的孩子学拳击的，也入围了金马奖，怎么就要等一年多。”
为了让更多国内观众看到片子，他的下一部作品还会走程序。“至少这样观众就会少点说我揭伤疤了吧”——对《归》的批评中，有一种声音认为这是揭中国的伤疤给外国人看。
从国外到国内
拿公映许可证让范立欣有些乐观，当艺术影院北京当代MOMA百老汇电影中心（以下简称北京MOMA）的选片人碰到他時，他坚持要先和市场上的发行商谈。
选片人对他意味深长地说“祝你好运”。
范立欣真的就去找了好几个发行商的高层经理看片。“大家都看得很感动”，却也显露无奈：“不是我们不想帮你，拍电影就像赌博，没人保证能卖钱，大家都会赌胜算大的”，纪录片明显不在此列。
这些对《归》市场回报不看好的话，和范立欣当年为它在国内“找钱”的時候听到的类似。到了《千锤百炼》，情况也大同小异，拿到的国内资金只占十分之一。
于是范立欣回头去找北京MOMA。作为国内少有的艺术影院，它有稳定的文艺电影铁杆会员，邮件宣传对象准确并且费用低。
2011年7月16日，北京。和《归》的开场一样，下雨了。北京MOMA《归》的首次商业公映，近200座的放映厅里坐满了人。票卖光了，有些观众买了站票。还有些人买不到票，说就像买不上春运火车票。
在北京一家新闻网站工作的张哉仔记得那天的雨下了好一阵。他们在《归》上映一周前就买了票，电影结束后，掌声响起前，全场有一段静默，他记得当時思考了许多：这是一个面对种种问题的农民工家庭的故事，但这样的家庭还有千千万万。
“现实题材的纪录片不是属于档案馆的，而是一种可以走进影院，让人思考，从而获得智慧的娱乐方式。商业大片的观众总会溢出，部分受过高等教育的中产会选择不一样的产品来消费，电影的消费也会多元化。而纪录片就是他们的一个选择”，范立欣坚信会有更多哉仔这样的观众。
之后，百老汇继续小厅放映，每周一场，放映半年。比起普通影片短期大火力宣传放映。这种细水长流的方式更适合宣传成本有限、靠口碑传播的纪录片和文艺电影。 2011年11月中旬的一个晴天，北京MOMA正在放映《归》，这5个月来，上座率一直不错。平均有80％。实际上，《归》的后期制作精良，影院放映的效果不错，第一次进影院看纪录片的沈阳网友“氧气”就被2008年春运人潮汹涌的氛围震撼了。
《归》的后期制作是讲究的。国内融资无果，自掏腰包拍了两年后，范立欣把《归》带进了国际融资轨道，和全世界的纪录片导演竞争资金，虽被拒绝无数次，但终于拉到100万美金，其中包括几家外国电视台的预购、政府资金和私人基金会的支持。
有了钱，就能精致起来。剪辑由法国著名新浪潮导演侯麦的御用剪辑师薛美莲操刀，故事完整紧凑，无旁白，全靠沉静的镜头和人物对白推进。87分钟内，观众看到的，是一个有起有伏的故事。
一城一映
在《归途列车》的播放间隙，范立欣、制片人韩轶和独立电影入水怪在MOMA的咖啡馆聊天，几个人一拍即合。计划做“一城一映”：在全国找城市，每一个城市找一个影院的一个小厅。把百老汇的方式复制进商业电影院，建立艺术院线。水怪负责将各地艺术电影沙龙和电影院联系起来：艺术电影沙龙能找来观众，而电影院则提供场地和宣传资源。原来各地各自在做艺术电影放映的力量，借着这个契机串联了起来。
上海联和院线的顾敏和范立欣也不谋而合：纪录片和文艺电影其实是帮助影院脱离同质化的利器。今年年初“艺术电影放映联盟”在上海联和院线的牵头下形成，如今上海、南京、合肥、沈阳等城市都有影院加入联盟，“一城一映”在长三角的放映主要就是与其合作。
另一方面，和视频网站的合作也相对顺利。视频网站高速发展，搜狐、爱奇艺、CNTV都加大对纪录片频道的投入，纪录片也是竞争激烈争夺对象。几乎和“一城一映”同時，《归》在爱奇艺独家播出。
拿下艾美奖最佳纪录片和最佳长篇商业报道两项大奖的同時，“一城一映”正以《归》为支点，为纪录片和小成本文艺片撬开登上电影院大银幕的空间。
目前，全国已有20个城市参与“一城一映”。今年1月起《归》就在这些城市巡回放映。
之后，范立欣想把《千锤百炼》也带进“一城一映”，那時已累积了一些观众和资源，“应该会容易一些的”，他的信心又冒了上来。
在这一切发生之前，范立欣花费了很长時间。关于艾美奖，他有一个一直未为人道出的励志小故事——
有一天，地铁到达纽约65街，范立欣下车。他听见地铁站里的艺人拉起了二胡，是《射雕英雄传》里的曲子。地铁呼啸而过。发出类似拍摄《归》時总要听到的车轮碰撞铁轨的声立，人潮汹涌，这混杂着二胡的“乡音”，使范立欣突然激昂起来。他迫切想要拿到艾美奖，这是一个中国观众熟悉的奖项，不能放过。
后来，当他穿着新西装去领奖時，情绪却在状况外：他不觉得有多激越或紧张，取而代之的是焦虑——《归》是3年前就完成的片子了，他不知道该怎么动手拍新作品。
在国内，尽管这两年纪录片市场变暖，作为一个拍摄中国当下社会现实的独立纪录片导演，能获取的国内资金和发行渠道依然有限；在国外，又要面对国际纪录片市场上的厮杀。他想三思而后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