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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锡山自1931年至1950年曾有日记。1948年前之日记，在其逃离太原时，曾遗有副本，按照中共山西省委指示，1983年在我任山西省政协六届文史委员会主任时曾组织熟悉此段历史之专人，对其日记进行了整理与注释，当时曾送北京请戎子和、薄一波同志先后审阅。1960年阎在台病故后，其1949年赴穗组阁，及至1950年在台辞阁，其间9个月的日记，则由台湾“阎伯川先生研究会”于1997年5月以阎之《随想录》名称，将其在广州、重庆、成都、台湾是段经历之大事，及其杂感、论述之日记录之于内。史界友人咸以阎离晋此段史实社会知者甚少，盼余整理综述，作为史料，提供近史研究参考。兹据阎担任国民党“行政院长”9个多月期间日记，摘要分项述略。
一、关于接李宗仁电邀由太原去南京、奉化、广州之记载
阎1949年3月29日记：“李代总统电召赴京。‘商决党国大事’。晚8时抵南京。”4月11日记：“去奉化。蒋总裁云：‘太原固重要，太原是国家一隅，若国家不保，太原亦无法保存，望你多留南京，做团结工作。’”4月12日记：“返京。参加和谈会议。李代总统亦一再嘱多留京。”4月18日记：“中国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及政治委员会委员于广州联席会议，电邀赴穗，同谋挽救危亡。”
阎1949年4月19日记：“太原飞机场不能降落。接太原梁代主席化之电称，请勿再图返省，解救危急，只有大量空军，希望能使飞虎队用国家空军名义大量出动。”4月21日记：“复接梁代主席化之电话，共军增加炮兵部队甚多，恐城陷在即，目前已经应处理之人及事，处理完毕。职一定遵命集体自杀，并本尸体不见敌人面之昭示，一切准备妥当。复接阎慧卿电话云：一定遵命率家人自杀，并焚其家屋，请勿为念。”4月22日记：“由京到沪，以无线电话，继续指挥作战，并勉励全体文武干部，成功是国家民族的需要，成仁是自己的收获。所愧者，不能与大家共同牺牲，惟我—定要对得起大家。”4月23日记：“十点后，与太原联络中断。于联络中断之前，太原表示：一定巷战到底。”4月24日记：“太原失守。又接在穗中委全体电促速往穗，共商国事。原拟先飞溪口再飞穗，后因机场不易降落，改定先行飞穗。”
二、关于奔走蒋介石、李宗仁矛盾调停之间的记载
阎1949年4月26日记：“由沪到穗，经多方接头，以欲团结必须先请李代总统来穗。”5月3日记：“由穗飞桂林，以真诚之心情，恳挚之言辞，与李代总统谈，请早日莅穗，安慰人民，交代历史。成败是常事，我们应本人定胜天之旨，至低亦应尽人事听天命。如代总统不莅穗，失败后无以交代国人，代总统允考虑一晚，明日再作决定。”5月4日记：“晨代总统莅住室，拟写一备忘录。余以备忘录内容如何，虽尚不知，但觉此系外交词令，纸片上一问一答，中间人不宜为力。午间复谒代总统，拿出一谈话记录，认为刺激性太大，尽力打消，未蒙允纳，提议修改，亦坚决不认，自己不得已声明，我来看代总统，系以私人资格来的，无可交代的对象，后居正先生说明李文范先生是代表党部，应由他带回。临行时不得已分别向白长官健生、黄主席旭初附耳低言谓：‘兄等考虑后果，并说明以前的失败蒋总统负责，今后的失败是代总统负责。’白长官说再尽一度努力。盖白长官健生、黄主席旭初、李主任品仙均主张代总统来穗。当日返穗，过珠江桥有感而赋曰：钢骨水泥兮合则坚牢；劳燕分飞兮孤鸣啾啾，大川利涉兮赖此宏桥。”
阎1949年5月7日记：“四日由桂林返穗后，由何院长将谈话记录送上海，蒋总裁复函，何院长召集元老会议，仍主张我同朱家骅、陈济棠再飞桂林迎李代总统。当时我说，去一定去，但感此行可能撕破最后一页历史，特别有感于怀，当请何院长代为电达汉口白长官，务请同时到桂林，借重周旋。即日飞抵桂林机场后，李代总统、白长官均在机场迎迓。李代总统欲同车回城，当时特请白长官同车，盖欲在车中说明总裁之函，免发生误会。上车后，即说明代总统要求六事，总裁已承认五事半，不过发点牢骚，尤其对兄有所责备。总裁是我们的党魁，当发点牢骚，今已承认五事半，对我们发牢骚，比不发牢骚还觉得安心。对你的责备，不免你受些冤屈，你一定能不介意。白长官健生说，党魁对同志，长官对部下，不要说责备，就是骂一顿亦无碍，骂得对不对，我们也不介意。到代总统官邸后，先向在场的左右说明六条已承认五条半，不过发点牢骚，并说发牢骚较应允不发牢骚还好。李代总统阅毕总裁函后，稍加思索，即应允明日一同赴穗。大家均表非常愉快。遂即电话告知何院长，明日午前十时起飞，请准备欢迎。午后心中无事，驱车游风洞山、独秀峰，感地理上说桂林山水甲天下，两次飞桂，果见山势特别俊秀，陪从欲请写数字刻石留念，遂于此时题书：“跟不上地球自转的表是废表，跟不上时代进步的人是废人。”5月8日记：“上午十时，与李代总统同机赴穗。”
三、关于在广州任国民党行政院长之记载
阎1949年6月13日记：“于广州就任中华民国行政院院长兼国防部部长。副院长朱家骅、秘书长贾景德、内政部长李汉魂、外交部长胡适(叶公超代)、财政部长徐堪、经济部长刘航琛、交通部长端木杰、教育部长杭立武、司法行政部长张知本、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关吉玉、侨务委员会委员长戴愧生、政务委员吴铁城、徐永昌、陈立夫、万鸿图、王师曾。”
阎任职后之多天日记，曾述在广州之观感。6月16日记：“到穗之初，见多人，其所言所为，皆有助于共，谁肯打匪，毁谤谁；谁不能打匪，袒护谁；谁可靠，不用谁；谁不可靠，重用谁；感到由首至脚，皆为双料共产党。继思脚共也尚可，首共也何能？遂哑然自笑，但不解其故。久之乃知为私之一字所造成。盖由私所发出来之言行，皆利于个人及小圈子，而不利于整体；不利于整体，即利于自己的敌人。利于敌人，即谓之曰：双料敌人，亦甚允宜。……病与命相连之后，不治，病必致命，治，须病命皆去，真所谓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
阎1949年6月18日记：“代总统问：‘这几天处理的国事如何？’我说：‘束手无策，坐以待毙’八字，是描写历史的陈绩，我以为尽合此八字。我们今日一切无数字，一切无专责，认识纷歧，主张各异；军事影响了财政；财政累倒了金融；金融减低了收入；财政又影响了军事，及一切庶政；中央地方一切脱节，指挥不灵；解款扣留，要款无度；军队命令不行，作战无法布置；整理无法执行；总裁未来，非常会议政策未定；处事无法贯彻，真感到束手无策，坐以待毙。锡山既蒙依畀，不惜一切牺牲……，必须谋其事之当为，尽其力之所能为，不成而后自杀，方对得起国人，交代了历史。此段话对国务会议及全体阁员复述之。”
阎1949年6月20、21日记：“向中央党部常务委员会报告保卫华南之决心与计划；下令全面封锁沦陷区港口。”6月24日记：“北伐成功，国民党可能有五百年的基业，到穗以来，始知国事日非，由于党内有派系争，有小组织争，有地域争；地域有南北争，西北争，东北争，东南争；有学派争，有留学国派系争，争起来无理由的说人坏，无理由的说己好。不说事怎么做，只说人怎么用。掌权之后，不惜无理的违法，擅自批款要款，监察委虽指名算出，妄款支出较正式开支多。自私上眼小如豆，妄为上胆大包天。养成此风纯系是非颠倒。处个人之恩怨应宽，处国家之纲纪应严。已过国家毫无纲纪，个人毫无忌惮。部分高级人员保命护财，早接新朝以冀悻免，成了乐其所以亡的局面。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以致造成今日不可收拾的境地。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深感痛苦。”7月1日记：“健谈亡国感——健谈之养成，不是做实事养成的，且不是自修自责养成的。因之健谈的精神作用，在自矜自用，精神是浮的，愈健谈的人，愈不乐于做实事，多系以说代做。所以到广州来，很有健谈亡国之感。”
阎1949年8月26日记：“我感到现在各种会议，多呈下列现象：一、背诵图书目录的会议。二、老鼠会议。三、小孩说故事会议。四、逞能会议。五、报复会议。六、矜功会议。七、泻愤会议。遂致发言多离开议题；决议多不依据发言，演至儿戏加深，仇恨加大，造成分崩的恶果。这种会议真是煞人情绪，增人厌心，白废时间，滥费人力，此一端即造成灭亡而有余，真令人不知何者结成此果。古人说：无主乃乱，制度使然，抑领导失当所致，令人不解。健谈亡国，此感在未到广州前，心脑中毫无此观念。来到广州之后，虽感到诐词淫词不适理国，但亦说不出一个名词来。一日忽然感出‘健谈亡国’四字。但何以造成此习尚，思索多日，未得端倪，或为革命尚说，以说动人之遗风乎？！”
阎1949年7、8月间日记，因蒋介石7月14日至广州，李宗仁亦在广州，故其“行政院”曾制订诸种所谓方案送蒋、李阅裁。7月4日记：“出席中央党部及粤、穗、省市党部联合纪念周，作就职之首次施政报告。”7月16日记：“拟定保卫华南西北大陆作战方略，缮呈蒋总裁及李代总统。”7月17日记：“在黄埔面谒蒋总裁后，复将报告要点即日缮呈。”7月18日记：“将台湾保卫案及海南岛保卫案送呈蒋总裁。”7月20日记：“中央党部非常委员会，总裁亲自主持，通过扭转时局方案。”8月3日记：“（一）非常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对保卫华南西北案原则通过；（二）行政院第八十次会议，通过处理西藏地方当局迫使中央驻藏人员撤退案。”8月5日记：“行政院第八十一次院会，奉李代总统令通缉程潜归案究办；并决定对陈明仁撤职通缉；任命黄杰为湖南省主席。”8月12日记：“对美国白皮书发表郑重声明。”
四、关于新疆撤兵，胡宗南贻误战机，马鸿逵、郭寄峤相互倾轧之记载
阎1949年8月18日记：“今日院会提出新疆撤兵案。主撤者认为不撤久则溃变，撤则增兵内地，有补于军事。”
不主撤者谓边疆与内地人心不同，撤兵即须连带地将政治撤退，即系抛弃领土，将来很难恢复。且新疆400万人民中，汉民20万，回民20万，馀皆为新疆原有各民族，撤兵以后，这40万人很难存在，必遭残杀。但撤兵须汽车500辆，需时8个月，方能撤回，经费除已拨200万外，尚需600万。据说，实际上在那里成家的人很多，搬回来亦不过两三万人。会议中撤否未决，众议我考虑两日后，自行决定，不必提会。我以为考虑无用，必须尽两日会见知新疆情形者，了解事实后决定。”8月21日记：“八月十八日行政院会议提出新疆撤守问题案，众议此事关系太大，撤守即是放弃国土，超出一般行政院会议职责之上，不便讨论，应由院长考虑后与代总统及总裁秘密审慎决定处理之。经我两日来考察了解结果，得到三种方案，但均与新疆军事当局陶峙岳司令主张绝对相反。陶之意，无论撤与不撤，必须与苏联签署协定，使苏联强占三区为合理化，此实等于签署卖国条约，撤与不撤，均不能签。于是派大员国防部次长秦德纯，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周昆田，前往与当地负责人慎密研商拟处。为集思广益，妥商规划，于本晚七时，除秦、周二位外，并邀请内政部长李汉魂，前国防部长徐永昌，国府参军长刘士毅，政院秘书长贾景德便餐磋商，十一时散会，决定由秦、周携带方案，明日先飞西安，再飞哈密，转赴迪化。”8月20日记：“义无返顾的事，是从人定胜天的观点发出来的。尽人事而听天命，脑筋中有一半的松懈。知其不可为，亦不够个饱满的精神。只有人定能胜天的精神，才能饱满无缺。某君第三次劝我考虑对共和战问题时，我告他说：我是坚决的反共，不能谈和。不能谈和的道理，假若天欲灭共，我可能先离开灭共的立场。假若天不灭共，我必不因天不灭共而自杀，我还做人定胜天的努力。”
“李代总统问，贪污成风，列举数大员贪污巨款，将如何查明严办？李并云，恐办不胜办。余答：由办到克服不胜其办。李复云：我们应当不顾一切。余曰：前曾向蒋总裁言，为国牺牲一切不惜，若为贪污者作傀儡，敢告不敏。代总统有闻，即交，山必严办也。”
阎1949年8月21日记：“青海兵团、宁夏兵团、陇南兵团与西安绥靖主任胡宗南，在西北作战方面指挥上不统一，致有误战机，减低战斗效率。为统一并加强，决定设立国防部长西北战区指挥所，派大员前往指挥，并决定派前国防部长徐永昌任指挥。徐预定明日前往，与秦德纯、周昆田同行。”8月22日记：“甘肃主席马鸿逵任命之经过。最初一方为郭寄峤争留任，郭、马不相容，欲分城驻节，此主张太不成事体。另一方为留任省主席，马亦不同情。多数立委为马鸿逵争，一日立委代表九人来访，希望以责任内阁之权能处理。余答：我譬如一开汽车者，你们为坐汽车者，你们希望我快达目的地，我何尝不愿，不过我要注意到路上障碍，顾虑翻车。翻车后不只车坏人伤，且亦达不到目的地。余言罢，立委九人齐声响应曰：我们清楚了，不再催。国事无公道，无是非到极点了。余遂循立委之意见，任命马鸿逵为甘肃省主席。盖立委无私见，其他争执者，则所抱各有不同也。”
五、关于阎拒辞所兼国防部长、调解蒋李之争的记载
阎1949年9月4日记：“李代总统希望(我)辞兼国防部长，拟以白崇禧接替，未表同意。”9月9日记：“致徐政务委员永昌函：兄昨之言，关系国运隆替，睡醒后颇觉萦系。我意：不只我兼国防部长必灭亡，换人或灭亡或不灭亡，我愿意辞。即使我兼亦亡，换人亦亡，或是我兼或可不亡，换人亦或可不亡，我亦愿意。假如我兼亡的慢，换人亡的快，我就不辞。我认为今天我们是病与命相连在一块，治病必致命，不治病必丧命，若不设法使病命分离，恐无下手之法。今欲转危为安，必须变各是其是各非其非为同是其是同非其非，方能意志集中，力量集中。按今日我们的自身，由人上说易于各是其是各非其非；若从事上说，无人不愿国家好，定能同是其是，同非其非，应决定何利必兴，何弊必除，规定进度，实行考核，作为我们首脑部救国约法，共同遵守，完成者奖励，贻误者严惩，则意志集中，力量集中，向挽救危亡目标迈进，未始不可有为。此致次宸兄。”9月30日记：“国家需要不去，应即不去。国家不需要留时，自应不留。去留应以国家需要不需要决定。与国家有益，虽手枪吓我，我也不辞。与国家有害，虽万人挽我，我亦不留。”10月2日记：“(与吴忠信谈话)不接受辞兼国防部长之要求，有破裂之可能。接受辞兼国防部长之要求，有毁灭之顾虑。接受而毁灭，为众怨所归；不接受而破裂，亦为众怨所归。”吴说：‘两害权行取其轻。如何？’我说：两害取其轻，当然。但一害已知，一害未知，无从比较，如何定取舍？”
阎1949年10月2日记：“吴礼卿(忠信)问我，蒋李之争，究应怎样办？我答：讲亦悔，不讲亦悔。此事关键非干部所当主张，应由最高领袖自决之，因此事无论怎样办，均有咎戾，故主张怎样办均难见谅于将来，故须由最高领袖决之。”10月4日记：“会见立法委员梁栋时，梁说：希望院长能长作蒋李之桥梁，使蒋李能密切合作。现在有人说院长一面倒了，究竟如何？我说：在组阁之前，对蒋、李曾提出四句话：‘中间赤诚匡济，但不从井救人，亦不卷入漩涡，更不义气愤事。’我一切处置均以国家为前提，我也意料到到一时期，一定有一方或两方感到不痛快，对我不满意。但我绝不偏倚，绝不作那一方面之屏护。举例言之，如有人提议保卫台湾，我想台湾为中国领土，自应保卫，但非为蒋而保卫台湾。又如有人提议保卫西南大陆，我想西南大陆为我们反共基地，一定应保卫。但保卫西南亦非为李。我只问心为国，什么批评我也能接受，我也不感觉痛苦，因既作中间，当然就有不说之话。”
（责编 东曙）
一、关于接李宗仁电邀由太原去南京、奉化、广州之记载
阎1949年3月29日记：“李代总统电召赴京。‘商决党国大事’。晚8时抵南京。”4月11日记：“去奉化。蒋总裁云：‘太原固重要，太原是国家一隅，若国家不保，太原亦无法保存，望你多留南京，做团结工作。’”4月12日记：“返京。参加和谈会议。李代总统亦一再嘱多留京。”4月18日记：“中国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及政治委员会委员于广州联席会议，电邀赴穗，同谋挽救危亡。”
阎1949年4月19日记：“太原飞机场不能降落。接太原梁代主席化之电称，请勿再图返省，解救危急，只有大量空军，希望能使飞虎队用国家空军名义大量出动。”4月21日记：“复接梁代主席化之电话，共军增加炮兵部队甚多，恐城陷在即，目前已经应处理之人及事，处理完毕。职一定遵命集体自杀，并本尸体不见敌人面之昭示，一切准备妥当。复接阎慧卿电话云：一定遵命率家人自杀，并焚其家屋，请勿为念。”4月22日记：“由京到沪，以无线电话，继续指挥作战，并勉励全体文武干部，成功是国家民族的需要，成仁是自己的收获。所愧者，不能与大家共同牺牲，惟我—定要对得起大家。”4月23日记：“十点后，与太原联络中断。于联络中断之前，太原表示：一定巷战到底。”4月24日记：“太原失守。又接在穗中委全体电促速往穗，共商国事。原拟先飞溪口再飞穗，后因机场不易降落，改定先行飞穗。”
二、关于奔走蒋介石、李宗仁矛盾调停之间的记载
阎1949年4月26日记：“由沪到穗，经多方接头，以欲团结必须先请李代总统来穗。”5月3日记：“由穗飞桂林，以真诚之心情，恳挚之言辞，与李代总统谈，请早日莅穗，安慰人民，交代历史。成败是常事，我们应本人定胜天之旨，至低亦应尽人事听天命。如代总统不莅穗，失败后无以交代国人，代总统允考虑一晚，明日再作决定。”5月4日记：“晨代总统莅住室，拟写一备忘录。余以备忘录内容如何，虽尚不知，但觉此系外交词令，纸片上一问一答，中间人不宜为力。午间复谒代总统，拿出一谈话记录，认为刺激性太大，尽力打消，未蒙允纳，提议修改，亦坚决不认，自己不得已声明，我来看代总统，系以私人资格来的，无可交代的对象，后居正先生说明李文范先生是代表党部，应由他带回。临行时不得已分别向白长官健生、黄主席旭初附耳低言谓：‘兄等考虑后果，并说明以前的失败蒋总统负责，今后的失败是代总统负责。’白长官说再尽一度努力。盖白长官健生、黄主席旭初、李主任品仙均主张代总统来穗。当日返穗，过珠江桥有感而赋曰：钢骨水泥兮合则坚牢；劳燕分飞兮孤鸣啾啾，大川利涉兮赖此宏桥。”
阎1949年5月7日记：“四日由桂林返穗后，由何院长将谈话记录送上海，蒋总裁复函，何院长召集元老会议，仍主张我同朱家骅、陈济棠再飞桂林迎李代总统。当时我说，去一定去，但感此行可能撕破最后一页历史，特别有感于怀，当请何院长代为电达汉口白长官，务请同时到桂林，借重周旋。即日飞抵桂林机场后，李代总统、白长官均在机场迎迓。李代总统欲同车回城，当时特请白长官同车，盖欲在车中说明总裁之函，免发生误会。上车后，即说明代总统要求六事，总裁已承认五事半，不过发点牢骚，尤其对兄有所责备。总裁是我们的党魁，当发点牢骚，今已承认五事半，对我们发牢骚，比不发牢骚还觉得安心。对你的责备，不免你受些冤屈，你一定能不介意。白长官健生说，党魁对同志，长官对部下，不要说责备，就是骂一顿亦无碍，骂得对不对，我们也不介意。到代总统官邸后，先向在场的左右说明六条已承认五条半，不过发点牢骚，并说发牢骚较应允不发牢骚还好。李代总统阅毕总裁函后，稍加思索，即应允明日一同赴穗。大家均表非常愉快。遂即电话告知何院长，明日午前十时起飞，请准备欢迎。午后心中无事，驱车游风洞山、独秀峰，感地理上说桂林山水甲天下，两次飞桂，果见山势特别俊秀，陪从欲请写数字刻石留念，遂于此时题书：“跟不上地球自转的表是废表，跟不上时代进步的人是废人。”5月8日记：“上午十时，与李代总统同机赴穗。”
三、关于在广州任国民党行政院长之记载
阎1949年6月13日记：“于广州就任中华民国行政院院长兼国防部部长。副院长朱家骅、秘书长贾景德、内政部长李汉魂、外交部长胡适(叶公超代)、财政部长徐堪、经济部长刘航琛、交通部长端木杰、教育部长杭立武、司法行政部长张知本、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关吉玉、侨务委员会委员长戴愧生、政务委员吴铁城、徐永昌、陈立夫、万鸿图、王师曾。”
阎任职后之多天日记，曾述在广州之观感。6月16日记：“到穗之初，见多人，其所言所为，皆有助于共，谁肯打匪，毁谤谁；谁不能打匪，袒护谁；谁可靠，不用谁；谁不可靠，重用谁；感到由首至脚，皆为双料共产党。继思脚共也尚可，首共也何能？遂哑然自笑，但不解其故。久之乃知为私之一字所造成。盖由私所发出来之言行，皆利于个人及小圈子，而不利于整体；不利于整体，即利于自己的敌人。利于敌人，即谓之曰：双料敌人，亦甚允宜。……病与命相连之后，不治，病必致命，治，须病命皆去，真所谓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
阎1949年6月18日记：“代总统问：‘这几天处理的国事如何？’我说：‘束手无策，坐以待毙’八字，是描写历史的陈绩，我以为尽合此八字。我们今日一切无数字，一切无专责，认识纷歧，主张各异；军事影响了财政；财政累倒了金融；金融减低了收入；财政又影响了军事，及一切庶政；中央地方一切脱节，指挥不灵；解款扣留，要款无度；军队命令不行，作战无法布置；整理无法执行；总裁未来，非常会议政策未定；处事无法贯彻，真感到束手无策，坐以待毙。锡山既蒙依畀，不惜一切牺牲……，必须谋其事之当为，尽其力之所能为，不成而后自杀，方对得起国人，交代了历史。此段话对国务会议及全体阁员复述之。”
阎1949年6月20、21日记：“向中央党部常务委员会报告保卫华南之决心与计划；下令全面封锁沦陷区港口。”6月24日记：“北伐成功，国民党可能有五百年的基业，到穗以来，始知国事日非，由于党内有派系争，有小组织争，有地域争；地域有南北争，西北争，东北争，东南争；有学派争，有留学国派系争，争起来无理由的说人坏，无理由的说己好。不说事怎么做，只说人怎么用。掌权之后，不惜无理的违法，擅自批款要款，监察委虽指名算出，妄款支出较正式开支多。自私上眼小如豆，妄为上胆大包天。养成此风纯系是非颠倒。处个人之恩怨应宽，处国家之纲纪应严。已过国家毫无纲纪，个人毫无忌惮。部分高级人员保命护财，早接新朝以冀悻免，成了乐其所以亡的局面。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以致造成今日不可收拾的境地。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深感痛苦。”7月1日记：“健谈亡国感——健谈之养成，不是做实事养成的，且不是自修自责养成的。因之健谈的精神作用，在自矜自用，精神是浮的，愈健谈的人，愈不乐于做实事，多系以说代做。所以到广州来，很有健谈亡国之感。”
阎1949年8月26日记：“我感到现在各种会议，多呈下列现象：一、背诵图书目录的会议。二、老鼠会议。三、小孩说故事会议。四、逞能会议。五、报复会议。六、矜功会议。七、泻愤会议。遂致发言多离开议题；决议多不依据发言，演至儿戏加深，仇恨加大，造成分崩的恶果。这种会议真是煞人情绪，增人厌心，白废时间，滥费人力，此一端即造成灭亡而有余，真令人不知何者结成此果。古人说：无主乃乱，制度使然，抑领导失当所致，令人不解。健谈亡国，此感在未到广州前，心脑中毫无此观念。来到广州之后，虽感到诐词淫词不适理国，但亦说不出一个名词来。一日忽然感出‘健谈亡国’四字。但何以造成此习尚，思索多日，未得端倪，或为革命尚说，以说动人之遗风乎？！”
阎1949年7、8月间日记，因蒋介石7月14日至广州，李宗仁亦在广州，故其“行政院”曾制订诸种所谓方案送蒋、李阅裁。7月4日记：“出席中央党部及粤、穗、省市党部联合纪念周，作就职之首次施政报告。”7月16日记：“拟定保卫华南西北大陆作战方略，缮呈蒋总裁及李代总统。”7月17日记：“在黄埔面谒蒋总裁后，复将报告要点即日缮呈。”7月18日记：“将台湾保卫案及海南岛保卫案送呈蒋总裁。”7月20日记：“中央党部非常委员会，总裁亲自主持，通过扭转时局方案。”8月3日记：“（一）非常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对保卫华南西北案原则通过；（二）行政院第八十次会议，通过处理西藏地方当局迫使中央驻藏人员撤退案。”8月5日记：“行政院第八十一次院会，奉李代总统令通缉程潜归案究办；并决定对陈明仁撤职通缉；任命黄杰为湖南省主席。”8月12日记：“对美国白皮书发表郑重声明。”
四、关于新疆撤兵，胡宗南贻误战机，马鸿逵、郭寄峤相互倾轧之记载
阎1949年8月18日记：“今日院会提出新疆撤兵案。主撤者认为不撤久则溃变，撤则增兵内地，有补于军事。”
不主撤者谓边疆与内地人心不同，撤兵即须连带地将政治撤退，即系抛弃领土，将来很难恢复。且新疆400万人民中，汉民20万，回民20万，馀皆为新疆原有各民族，撤兵以后，这40万人很难存在，必遭残杀。但撤兵须汽车500辆，需时8个月，方能撤回，经费除已拨200万外，尚需600万。据说，实际上在那里成家的人很多，搬回来亦不过两三万人。会议中撤否未决，众议我考虑两日后，自行决定，不必提会。我以为考虑无用，必须尽两日会见知新疆情形者，了解事实后决定。”8月21日记：“八月十八日行政院会议提出新疆撤守问题案，众议此事关系太大，撤守即是放弃国土，超出一般行政院会议职责之上，不便讨论，应由院长考虑后与代总统及总裁秘密审慎决定处理之。经我两日来考察了解结果，得到三种方案，但均与新疆军事当局陶峙岳司令主张绝对相反。陶之意，无论撤与不撤，必须与苏联签署协定，使苏联强占三区为合理化，此实等于签署卖国条约，撤与不撤，均不能签。于是派大员国防部次长秦德纯，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周昆田，前往与当地负责人慎密研商拟处。为集思广益，妥商规划，于本晚七时，除秦、周二位外，并邀请内政部长李汉魂，前国防部长徐永昌，国府参军长刘士毅，政院秘书长贾景德便餐磋商，十一时散会，决定由秦、周携带方案，明日先飞西安，再飞哈密，转赴迪化。”8月20日记：“义无返顾的事，是从人定胜天的观点发出来的。尽人事而听天命，脑筋中有一半的松懈。知其不可为，亦不够个饱满的精神。只有人定能胜天的精神，才能饱满无缺。某君第三次劝我考虑对共和战问题时，我告他说：我是坚决的反共，不能谈和。不能谈和的道理，假若天欲灭共，我可能先离开灭共的立场。假若天不灭共，我必不因天不灭共而自杀，我还做人定胜天的努力。”
“李代总统问，贪污成风，列举数大员贪污巨款，将如何查明严办？李并云，恐办不胜办。余答：由办到克服不胜其办。李复云：我们应当不顾一切。余曰：前曾向蒋总裁言，为国牺牲一切不惜，若为贪污者作傀儡，敢告不敏。代总统有闻，即交，山必严办也。”
阎1949年8月21日记：“青海兵团、宁夏兵团、陇南兵团与西安绥靖主任胡宗南，在西北作战方面指挥上不统一，致有误战机，减低战斗效率。为统一并加强，决定设立国防部长西北战区指挥所，派大员前往指挥，并决定派前国防部长徐永昌任指挥。徐预定明日前往，与秦德纯、周昆田同行。”8月22日记：“甘肃主席马鸿逵任命之经过。最初一方为郭寄峤争留任，郭、马不相容，欲分城驻节，此主张太不成事体。另一方为留任省主席，马亦不同情。多数立委为马鸿逵争，一日立委代表九人来访，希望以责任内阁之权能处理。余答：我譬如一开汽车者，你们为坐汽车者，你们希望我快达目的地，我何尝不愿，不过我要注意到路上障碍，顾虑翻车。翻车后不只车坏人伤，且亦达不到目的地。余言罢，立委九人齐声响应曰：我们清楚了，不再催。国事无公道，无是非到极点了。余遂循立委之意见，任命马鸿逵为甘肃省主席。盖立委无私见，其他争执者，则所抱各有不同也。”
五、关于阎拒辞所兼国防部长、调解蒋李之争的记载
阎1949年9月4日记：“李代总统希望(我)辞兼国防部长，拟以白崇禧接替，未表同意。”9月9日记：“致徐政务委员永昌函：兄昨之言，关系国运隆替，睡醒后颇觉萦系。我意：不只我兼国防部长必灭亡，换人或灭亡或不灭亡，我愿意辞。即使我兼亦亡，换人亦亡，或是我兼或可不亡，换人亦或可不亡，我亦愿意。假如我兼亡的慢，换人亡的快，我就不辞。我认为今天我们是病与命相连在一块，治病必致命，不治病必丧命，若不设法使病命分离，恐无下手之法。今欲转危为安，必须变各是其是各非其非为同是其是同非其非，方能意志集中，力量集中。按今日我们的自身，由人上说易于各是其是各非其非；若从事上说，无人不愿国家好，定能同是其是，同非其非，应决定何利必兴，何弊必除，规定进度，实行考核，作为我们首脑部救国约法，共同遵守，完成者奖励，贻误者严惩，则意志集中，力量集中，向挽救危亡目标迈进，未始不可有为。此致次宸兄。”9月30日记：“国家需要不去，应即不去。国家不需要留时，自应不留。去留应以国家需要不需要决定。与国家有益，虽手枪吓我，我也不辞。与国家有害，虽万人挽我，我亦不留。”10月2日记：“(与吴忠信谈话)不接受辞兼国防部长之要求，有破裂之可能。接受辞兼国防部长之要求，有毁灭之顾虑。接受而毁灭，为众怨所归；不接受而破裂，亦为众怨所归。”吴说：‘两害权行取其轻。如何？’我说：两害取其轻，当然。但一害已知，一害未知，无从比较，如何定取舍？”
阎1949年10月2日记：“吴礼卿(忠信)问我，蒋李之争，究应怎样办？我答：讲亦悔，不讲亦悔。此事关键非干部所当主张，应由最高领袖自决之，因此事无论怎样办，均有咎戾，故主张怎样办均难见谅于将来，故须由最高领袖决之。”10月4日记：“会见立法委员梁栋时，梁说：希望院长能长作蒋李之桥梁，使蒋李能密切合作。现在有人说院长一面倒了，究竟如何？我说：在组阁之前，对蒋、李曾提出四句话：‘中间赤诚匡济，但不从井救人，亦不卷入漩涡，更不义气愤事。’我一切处置均以国家为前提，我也意料到到一时期，一定有一方或两方感到不痛快，对我不满意。但我绝不偏倚，绝不作那一方面之屏护。举例言之，如有人提议保卫台湾，我想台湾为中国领土，自应保卫，但非为蒋而保卫台湾。又如有人提议保卫西南大陆，我想西南大陆为我们反共基地，一定应保卫。但保卫西南亦非为李。我只问心为国，什么批评我也能接受，我也不感觉痛苦，因既作中间，当然就有不说之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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