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期)
　　创业维艰，守成不易。现代帝王学或可说是守成时代针对领导者特别关心之问题所作的回答，学习《贞观政要》此其时也。
　　《贞观政要》开卷第一篇“君道“中即有”“创守”之论。贞观十年，太宗谓侍臣曰：“帝王之业，草创与守成孰难?”房玄龄对曰：“草创为难。”魏征对曰：“守成则难。”太宗作结论曰：“玄龄营从我定天下，备尝艰苦……所以见草创之难也，魏征与我安天下，虑生骄逸之端，必践危亡之地，所以见守成之难也。今草创之难，既已往矣，守成之难，当恩与公等慎之。”(《君道》)由此也可见太宗的远大目光和宽广胸怀，后世概括为“创业维艰，守成不易”。贞观十五年，太宗又谓侍臣曰：“守天下难、易?”魏征对曰：“观自古帝王，在于忧危之间，则任贤受谏。及至安乐，必怀宽怠，言事者惟令兢惧(陈奏事情者战战兢兢，诚惶诚恐)，日陵月替(国势日衰)，以至危亡。圣人所以居安思危，正为此也。安而能惧，岂不为难?”(《君道》)因而实际上是“创业难，守成更难”。守成说到底是个“居安思危”的问题。太宗曾云：“安不忘危，理不忘乱，虽知今日无事，亦须思其终始。”(《慎终》)“自古人君为善者，多不能坚守其事……朕所以不敢恃天下之安，每思危亡之事以自戒惧，用保其终。”(《慎终》)魏征也曾上疏曰：“人君当神器(指帝位)之重，居域中之大(一国之尊)……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德不处其厚，情不胜其欲，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也。”(《君道》)
　　率先垂范，修己安人
　　伊藤肇在其所著的《现代帝王学》一书中认为，帝王学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智慧工具。是修己安人的领导哲学。孔子所言甚众，如：“修己以安人……修日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从修身出发，做到“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行仁政于天下，恐怕尧舜都未必能做到，可见其至难：又如：“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苟其身正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无怪儒家“修齐治平”之道，“修”居其首。太宗亦深明其义，贞观初即云：“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理而下乱者。”(《君道》)
　　帝王身系一国之安危兴亡，明君自贤，国乃可治。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也。贞观六年，太宗谓侍臣曰：“朕闻周、秦得天下，其事不异。然周则唯善是务，积功累德，所以能保八百之基。秦乃恣其奢淫，好行刑罚，不过二世而灭……桀、纣，帝王也，以匹夫比之，则以为辱；颜、阂(孔子弟子颜回、闵损)匹夫也，以帝王比之，则以为荣。此亦帝王深耻也。朕每将此事以为鉴戒，常恐不逮，为人所笑。”魏征对曰：“愿陛下每以此为虑，免后人笑!”(《鉴戒》)
　　至于安人之道，太宗曰：“凡事皆须务本，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本。”王珪对曰：“昔秦皇、汉武，外则穷极兵戈，内则崇侈宫室，人力既竭，祸难遂兴。彼岂不欲安人乎?失所以安人之道也。亡隋之辙，殷鉴不远”。太宗日：“公言是也，夫安人宁国，惟在于君。君无为则人乐：君多欲则人苦。朕所以抑情损欲，克己自励耳。”(《务农》)由“安人之道”，太宗又进一步提出了“为君之道”。他说：“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君道》)，“君富而国亡”。如果违反这一原理，人民就会起来造反。贞观君臣反复引用荀子“载舟覆舟”之说，如《政体》中所载，“臣(魏征)又闻古云：“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鉴戒》中更直引“荀卿子曰：‘君，舟也。民，水也，水所以载舟，亦以覆舟。’”太宗云：“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政体》)“民者，国之本也；国者，君之本也。”(《淮南子》)“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尚书》)(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