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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晓云寫作的重点既非衣锦还乡也不是落叶归根的欢畅，而是写后“田园将芜胡不归”时代的绝唱，所谓归根其实就是去直面死亡
《桃花井》是台湾作家蒋晓云复归文坛完成的第一部作品，也是她的第一本长篇小说。讲了1949年随国民党到台湾的李谨洲老先生经历大半生离乱颠沛后，晚年回到家乡的故事。老人寻回了失散的长子，更进一步找了个桃花井的寡妇董婆续弦，打算在老家重新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然而城乡的差距、父子的代沟、个性的冲突、利益的挤压等问题交相上演。老人需要重新收拾一切，在荒谬的命运与平衡真情的过程中，遂其所愿，落叶归根。
“杨敬远避开人多的地方，净拣僻静巷弄绕着走。他穿蓝布长袍，帽檐压得很低，他最不愿意遇见熟人，人家跟他打招呼，或是装了不认识，一样教他心烦。他一直低头匆匆走着，到要转弯了才就势一瞥大街上那欲行又止、弄了半天还差不多在原地的秧歌队伍，入眼的却是队伍最前面一幅红布大旗，上面的镰刀锄头被风一展，竟像就要破空向他飞来，他心中一懔，赶紧走了开去。”这是《桃花井》开篇里写舞秧歌的一个片段。
读到舞秧歌的锣鼓，我恍然间想起张爱玲的《秧歌》。生情并茂的句子的确有张爱玲之风，可貌似神不似。《秧歌》的开头写的是：“一到了这小镇上，第一眼先看见长长的一排茅厕。”张爱玲要写平静下的暗涌，蒋晓云想写喧闹后的平静。亦静亦动，我们读者在茫然不知中仿佛一步就踏进了文学的河流。
聂华苓说，在台湾我是外省人，在台湾的外省人里我还是外省人。我的根在大陆，我的干在台湾，我的枝叶在美国。身份的认同，始终困惑了从大陆漂泊到台湾的人以及后代。颠沛流离的滋味，只有他们才真正懂得。
《桃花井》写的是老少三代怀着不同的心情与姿态归乡寻根的故事，这样的题材在两岸三地的小说里平常得要命。可蒋晓云写作的重点既非衣锦还乡也不是落叶归根的欢畅，而是写后“田园将芜胡不归”时代的绝唱，所谓归根其实就是去直面死亡。
蒋晓云的际遇与前辈聂华苓有共通之处。不同的是凭写作少年成名的她，赴美后投身商业，三十年后卷土重来，一鸣惊人地写下《百年好合》和《桃花井》，惊艳四座。
小说的第一章《去乡》真好看，写杨敬远离家，与妻子秉德和大哥道别。此处无声胜有声。世间所有的离别都是寂静的，如果有喧闹，那都是假装。独在异乡为异客，《桃花井》是写给那些没有根的人的。
“他们听说，台湾四季如春，物产丰隆，于是许多人变卖家产，携带家眷，挤上这艘航向南方的船舶，寻找一生的太平岁月”。就像当年乘坐太平轮远渡台湾的大陆客一样，杨敬远便怀揣一个岁月静好的梦，抛家弃子遁去台湾，以为那里有新生活。可在本省外省各种意识的对抗下，坠入冤狱数年。待有机会返回大陆时，却命丧归途。
由于离别的情节写得凄苦动人，我每读到欲落泪时都感叹蒋晓云的落笔不凡。谁知蒋氏是一个创造视野如此开阔的人，她笔锋一转，弃了杨敬远的故事转去写一个他在狱里相识的叫李谨洲的人。我真的被蒋晓云打败了，没想到她将小说里的转承启合用得如此洒脱。
萨义德说，流亡是人类最悲惨的命运之一。而蒋晓云笔下的李谨洲的归乡便是流亡之后的流亡。归去来兮，说得轻巧。
小说沿着李谨洲的归乡之旅描摹了一条清晰的脉络。当年的一县之长携妻和小儿子逃走，留下大儿子寄人篱下地在家乡生活。年近80的李老与近60岁的儿子面面相觑时，我们见到的是“这个又干又瘦的小老头是小孩向父亲撒娇”的场景。时间打败了人世间所有的情感，可李谨洲要做的就是倾尽所有力气向有温度的人间讨回冰冷时间。李老娶了“桃花井”的董婆，一个从小为妓，解放后从良，算上李老，一生嫁过五回的小老太太。
桃花井可不是桃花源，在这里，多年以外省人身份客居台湾的李谨洲又一次体会到了人间冷暖。这次的冷与台湾的冷大不相同。李谨洲，在亲人们的眼里俨然一副千面佛的样貌。原乡族人瞧他是归侨大富豪； 大陆儿子慎思认为他是不负责任的爹； 台湾儿子慎行更觉得他是不顾家的难民爸爸； 两个孙女认为在台湾的爷爷和大陆的爷爷好像不是一个人； 董婆呀，想着他是一个有情义的男人； 可在董婆的儿子媳妇眼里，他是个只等榨干的摇钱树。而在李谨洲自己眼里，他就是一个死也要死在四十年前仓皇逃离的土地上的糟老头。
蒋晓云在小说里几乎写遍了家庭亲属关系里的情份，包括夫妻、儿女、兄弟、续弦和侄男甥女等。我觉得她有种举重若轻的本事，故事写得四平八稳，波澜不惊，就像算好了人的宿命似的。可读者又得吊着一颗心，眼睁睁地看着李谨洲一点点地靠近死亡，而那颗在外游荡已久的灵魂又在他的操纵下慢慢地扎向故乡的土地。阅读的伤心与苦痛完全无处投递，反而一切尘埃落定以后， 我们心里有了一丝宽裕。
《桃花井》宛如一部现代的归去来辞，可惜现代人流离的感伤，辞官的陶渊明怎能体会。
《桃花井》是台湾作家蒋晓云复归文坛完成的第一部作品，也是她的第一本长篇小说。讲了1949年随国民党到台湾的李谨洲老先生经历大半生离乱颠沛后，晚年回到家乡的故事。老人寻回了失散的长子，更进一步找了个桃花井的寡妇董婆续弦，打算在老家重新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然而城乡的差距、父子的代沟、个性的冲突、利益的挤压等问题交相上演。老人需要重新收拾一切，在荒谬的命运与平衡真情的过程中，遂其所愿，落叶归根。
“杨敬远避开人多的地方，净拣僻静巷弄绕着走。他穿蓝布长袍，帽檐压得很低，他最不愿意遇见熟人，人家跟他打招呼，或是装了不认识，一样教他心烦。他一直低头匆匆走着，到要转弯了才就势一瞥大街上那欲行又止、弄了半天还差不多在原地的秧歌队伍，入眼的却是队伍最前面一幅红布大旗，上面的镰刀锄头被风一展，竟像就要破空向他飞来，他心中一懔，赶紧走了开去。”这是《桃花井》开篇里写舞秧歌的一个片段。
读到舞秧歌的锣鼓，我恍然间想起张爱玲的《秧歌》。生情并茂的句子的确有张爱玲之风，可貌似神不似。《秧歌》的开头写的是：“一到了这小镇上，第一眼先看见长长的一排茅厕。”张爱玲要写平静下的暗涌，蒋晓云想写喧闹后的平静。亦静亦动，我们读者在茫然不知中仿佛一步就踏进了文学的河流。
聂华苓说，在台湾我是外省人，在台湾的外省人里我还是外省人。我的根在大陆，我的干在台湾，我的枝叶在美国。身份的认同，始终困惑了从大陆漂泊到台湾的人以及后代。颠沛流离的滋味，只有他们才真正懂得。
《桃花井》写的是老少三代怀着不同的心情与姿态归乡寻根的故事，这样的题材在两岸三地的小说里平常得要命。可蒋晓云写作的重点既非衣锦还乡也不是落叶归根的欢畅，而是写后“田园将芜胡不归”时代的绝唱，所谓归根其实就是去直面死亡。
蒋晓云的际遇与前辈聂华苓有共通之处。不同的是凭写作少年成名的她，赴美后投身商业，三十年后卷土重来，一鸣惊人地写下《百年好合》和《桃花井》，惊艳四座。
小说的第一章《去乡》真好看，写杨敬远离家，与妻子秉德和大哥道别。此处无声胜有声。世间所有的离别都是寂静的，如果有喧闹，那都是假装。独在异乡为异客，《桃花井》是写给那些没有根的人的。
“他们听说，台湾四季如春，物产丰隆，于是许多人变卖家产，携带家眷，挤上这艘航向南方的船舶，寻找一生的太平岁月”。就像当年乘坐太平轮远渡台湾的大陆客一样，杨敬远便怀揣一个岁月静好的梦，抛家弃子遁去台湾，以为那里有新生活。可在本省外省各种意识的对抗下，坠入冤狱数年。待有机会返回大陆时，却命丧归途。
由于离别的情节写得凄苦动人，我每读到欲落泪时都感叹蒋晓云的落笔不凡。谁知蒋氏是一个创造视野如此开阔的人，她笔锋一转，弃了杨敬远的故事转去写一个他在狱里相识的叫李谨洲的人。我真的被蒋晓云打败了，没想到她将小说里的转承启合用得如此洒脱。
萨义德说，流亡是人类最悲惨的命运之一。而蒋晓云笔下的李谨洲的归乡便是流亡之后的流亡。归去来兮，说得轻巧。
小说沿着李谨洲的归乡之旅描摹了一条清晰的脉络。当年的一县之长携妻和小儿子逃走，留下大儿子寄人篱下地在家乡生活。年近80的李老与近60岁的儿子面面相觑时，我们见到的是“这个又干又瘦的小老头是小孩向父亲撒娇”的场景。时间打败了人世间所有的情感，可李谨洲要做的就是倾尽所有力气向有温度的人间讨回冰冷时间。李老娶了“桃花井”的董婆，一个从小为妓，解放后从良，算上李老，一生嫁过五回的小老太太。
桃花井可不是桃花源，在这里，多年以外省人身份客居台湾的李谨洲又一次体会到了人间冷暖。这次的冷与台湾的冷大不相同。李谨洲，在亲人们的眼里俨然一副千面佛的样貌。原乡族人瞧他是归侨大富豪； 大陆儿子慎思认为他是不负责任的爹； 台湾儿子慎行更觉得他是不顾家的难民爸爸； 两个孙女认为在台湾的爷爷和大陆的爷爷好像不是一个人； 董婆呀，想着他是一个有情义的男人； 可在董婆的儿子媳妇眼里，他是个只等榨干的摇钱树。而在李谨洲自己眼里，他就是一个死也要死在四十年前仓皇逃离的土地上的糟老头。
蒋晓云在小说里几乎写遍了家庭亲属关系里的情份，包括夫妻、儿女、兄弟、续弦和侄男甥女等。我觉得她有种举重若轻的本事，故事写得四平八稳，波澜不惊，就像算好了人的宿命似的。可读者又得吊着一颗心，眼睁睁地看着李谨洲一点点地靠近死亡，而那颗在外游荡已久的灵魂又在他的操纵下慢慢地扎向故乡的土地。阅读的伤心与苦痛完全无处投递，反而一切尘埃落定以后， 我们心里有了一丝宽裕。
《桃花井》宛如一部现代的归去来辞，可惜现代人流离的感伤，辞官的陶渊明怎能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