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土樂悠悠十五《风》

　　现存《诗经》包括二《南》（《周南》《召南》）和《邶风》《鄘风》《卫风》《王风》《郑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陈风》《桧风》《曹风》及《豳风》，合称十五国《风》，计160篇。
　　1.风的形象和风情的世界
　　对于《风》，《毛诗序·大序》说：“《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这段话的意思是说：《风》是王者的教化（郑玄《周礼注》说，《风》是“言贤圣治道之遗化”，即风教），它就像大自然的风一样，风吹过处，人心拂动，受到感化。王者以风来教育臣下，臣下以风来劝谏王者。君臣上下都借用带音律的诗来表达意见，互相批评。批评者无罪，被批评者则以此警戒自己，这就是风。
　　从《大序》的阐释，我们知道它给《风》下的定义包括三个层次：其一，是带音律的诗（郑玄《毛诗传笺》注释说：“主文，主与乐之宫商相应也”，指将诗纳入宫、商、角、徵、羽的音律，使之能歌）。其二是用比喻方式的婉转批评（郑玄注说：“风化、风刺皆谓譬喻，不斥言也。”“谲谏，咏歌，依违不直谏。”）。其三是政治教化（既是手段，也是过程）。对此，法国学者弗朗索瓦·于连在《迂回与进入》（中文版，三联书店1998年版）一书里予以了西方眼光的现代诠释。他写道：
　　中国诗人以诗迂回表达自身的效果的名义要求批评的迂回表达。这种间接交流的丰富内涵“难以穷尽”，理论思考通过中国最古老的形象之一——不真正是一个概念，而毋宁说是一种那样不断向我们的想象说话的动机：那就是“风”的形象。因为风使大地上所有的洞穴轰鸣，它是悠悠乐曲的源泉（参见《庄子》第2章）。再者，风在自身中是不能感知的，人们不能直接感受它，但它在通过的所有地方留下明显的影响：风过之处，“草上之风，必偃。”（参见《论语》Ⅻ，19）唯有风在外部激起的震动能向我们揭示它的经过。最后，因为风不可捉摸，它能深入到所有地方;它弥漫在我们周围，迂回穿行直至诸物的内部（参见《易经·巽卦》）。中国古代思想在以不同方式挖掘风的动机的过程中，不断使我们遐想风的无限能力：它的无形的渴求在穿越自然景致时摇撼着直至最细微物并使之颤抖，风之物质性的固定存在，从不中止侵占和推动。
　　……《诗经》的第一部分自以这象征性的题目为名：国风。在风的形象之下，被提及的是散发君主人格的道德影响，这种影响扩展到每一个诸侯国并显示各自的特点。最后，在帝国之初，当伟大历史学家（司马迁）致力于为每一部经书定义时，他仍然参照了“风”来概述其中代表诗的创造力的《诗经》的优美动人之处。

　　……间接表达的价值，正是依循诗言语的曲折迂回在我们开始阅读的《诗经》序言中被理解的。风起风落，风于是能够在一个或另一个方向上伴随不同等级的关系。比如王公与其臣民的关系，王公的典范“先依违讽谕以动之，民渐开悟，乃后明教”。《诗经》中的诗歌随后表现的正是这种影响——但也可能是反面的影响，这些诗歌似从每个诸侯国中搜集来用以反映各国的风俗，而这些诗分别被列在《国风》名下的不同栏目下。臣民向着他们的君主，这个主题在探寻作为诗文“主要”支柱的“音乐和谐”，同时“主文而诡谏”（还是以风的形象：风刺）。因为，与风相同，如此进行的批评唯有在它用以曲折推动并引发活动的方法中才露头。这种批评不可直接被感知，但却更具穿透力。而因为它不能被准确定向，也不能定位、限定，其影响不能界定：它能不知疲倦出没于内在性之中，并且强烈地使内在性转变方向。
　　说实在话，进入文明社会的中国文化系统（包括文学、历史、哲学与艺术），从最初开始，就一直担负着极为沉重的政治教化的功能，——倘从这个角度看问题，中国知识分子在长达4000年的历史岁月中活得确实不轻松。好在中华民族同时又是一个充满智慧和乐观精神的民族，中国知识分子同时也具有“文质彬彬”与“温柔敦厚”的特质（这是儒家的一个特征）。这便使得他们即使在严肃的政治氛围里，在考虑重大的政治问题时，在进行认真的政治批评之际，也显露出善解人意的机锋与迂回进入的艺术。这一特点，突出地体现在《诗经》中，体现在《国风》中，体现在“风”的比喻与教化中。而由于有了这一特点，我们在读《诗经》的大多数篇章时，在欣赏《国风》的大多数诗行时，并未直接触及到政治教化那冷峻的面孔，并未直接感受到政治批评通常该显示出的剑拔弩张。换言之，在《国风》的多数篇章里，人们（包括当时的人们）是在一种比较浪漫轻松、比较调侃幽默的氛围里不知不觉地受到政治教化与政治批评的。这真是“润物细无声”啊！所以说，以《风》来为这占到《诗经》二分之一以上的诗篇冠名，这本身便具有重大的美学意义。《诗经》的这一艺术成功，对于当今担负着政治宣传任务与思想教育工作的某些文艺门类、某些文艺作品来说，当属难能珍贵的启迪。
　　不过，笔者的这一番体悟，是建立在认可《毛诗序·大序》为《风》所下定义的基础上的。而在事实上，自宋代以降，有许多《诗经》研究者对《大序》的这一定义并不以为然，且诘难多多。他们从各自所处的政治环境与文化氛围出发，以自己的理解提出了大量的修正意见。最具代表性的是朱熹在《诗集传·序》里的议论：
　　吾闻之：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
　　朱熹所论，可谓对在此之前关于“风”的定说的一个重大突破。它使读者不仅从感性上，而且也从理性上看到了《诗经》里的那么一大片痴男怨女起伏缠绵的风情世界。比朱熹稍前一点的南宋史学家郑樵在其名著《通志·诗》里，则从《风》歌的乐调高度对“风”赋予了另一层新义：“风土之音曰风”。现代研究者多将朱熹之论与郑樵之言予以璧合，认为《国风》其实是周初至春秋中叶各地的配乐民歌，即所谓“土乐”“土风”。这样的定义，摆脱了自《诗序》以来的“诗教”的束缚，让诗歌特别是土乐、土风重新回归自然，回归民间（诗歌之根，原本就由此生出），这在《诗经》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但是，如果于此强调过头，津津乐道，完全沉缅于对《国风》的男女风情的考察与鼓吹，而丝毫无视《国风》所生成的历史背景、政治环境，将十五国《风》说成是“周代十五种男女风情的类型”，将它们的全部160首诗统统视作为“男女风情，是男女风情的世界，里面的所谓‘劳动’‘战争’‘徭役’等，只不过是男女风情用来‘比方于物’‘切类指事’的生活背景材料而已，是‘赋、比、兴’艺术手法所借用的事物”;甚至还“发现”整个《周南》11首诗，“描写的是一对青年男女从恋爱到结婚、生孩子的爱情故事”，又“发现”全部《齐风》11首诗，“描写的是一对男女私通的风情”（冯耀初：《国风——男女风情的世界》，载《学术论坛》1996年第4期）——则也不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其实《国风》里有不少篇章是与政治有关，与国家及民族命运有关，与人民的生存、生活环境（指一般农奴、奴隶生活的苦难，生存与政治权利的被剥夺）有关，或者说就是直接以此为主题的。《国风》所展示与揭示的，并非仅仅是卿卿我我、儿女情长，甚至是虽通奸乱伦，却感到“既快活又更美妙”（同上）的风流天地或云风流得昏天黑地。我们读《鄘风·载驰》（那是一首充满着强烈忧患意识的爱国诗篇）、读《魏风·硕鼠》（那是一篇愤怒控诉奴隶主或农奴主的血泪文字）、《豳风·七月》（那是一部全面反映没有人身自由的依附奴隶或依附农奴的生产劳动并兼及庄园生活的农业史诗）……难道竟不能感受到这一点么？诚然，如《毛传》《郑笺》《孔疏》那样纯以政治教化注诗不可取，像以朱熹为代表的宋儒纯以理学之道来解诗不可法，像过去的几十年间纯以阶级斗争为纲来读诗不可行;但像前举如当代某些研究者那样怀着闲逸美好的心情加上高倍“色镜”去观诗，亦不足为训。总之，任何偏执一端而不及其余，受障一叶而不见森林的读诗法、解诗法都应该摒弃。现在，像《诗序》那样执迷于一理一念而不惜牵强附会，恣意曲解诗义的时代已过去两千多年了，难道站在无数前人肩膀上的我们这些具有现代意识、拥有科学方法的新人却不能吸取教训，不但没有长进，反倒落入到旧《诗序》的窠臼中去了？ 　　2.汉人的误置与二《南》的独立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十五国《风》各自的含义问题，首先碰到的该是二《南》问题。二《南》为《周南》（11篇）《召南》（14篇）的合称，计诗25篇。何为《周南》《召南》？我们看看《毛诗序·大序》的解释：
　　然则《关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风，故系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鹊巢》《驺虞》之德，诸侯之风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系之召公。

　　这里有两层意思：其一是二《南》生成于西周初期，属周公、召公时代。其二是二《南》是来自南方地域的教化诗篇。而之所以在“南”前分置“周”与“召”，则是因其内容与地域（高亨在《诗经今注》里说“周南当是在周公统治下的南方地域，召南当是在召公统治下的南方地域”）并联系到周、召二公的地位（周公辅佐成王，采邑在周，当属王者之列;召公采邑在召，分封于燕，为燕国始祖，属诸侯之列）。对此，朱熹《诗集传》及郑樵《通志·诗》予以了进一步的说明。朱熹说：“周既徙丰，分岐周故地以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邑，德化大成于内而南方诸侯之国，江、沱、汝、汉之间莫不从化。及周公相成王，采诗作乐，其得之国中者杂以南国之诗而谓之‘周南’，其得之南国者则直谓之‘召南’。”郑樵说：“周谓河洛，其南濒江，召为岐雍，其南濒汉，江、汉之间，二《南》之地，为诗之所由起。
　　但是，苏辙的《诗集传》则提出“南”当为南方乐歌。因为《诗经·小雅·鼓钟》有“以雅以南”之说，“南”“雅”对举，所以“南”也当为乐歌。近人梁启超在《诗经解题》里坚决地支持苏辙之解。他还举出《毛传·鼓钟》“南夷之乐曰南”之解为据，认为：“南似为一种合唱的音乐，于乐终时歌之。”今人蒋伯潜、蒋祖怡（文见《经与经学》）及李壮鹰（文见《诗歌与音乐》）等还列举出《吕氏春秋·季夏纪·音初》所记“南音”来加强梁启超的论证。《吕氏春秋》说：“禹行功，见涂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涂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待禹于涂山之阳，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实始作南音，周公召公取风焉，以为周南、召南。”这里，笔者再补充一段资料，其见载于《左传·襄公十八年》：
　　晋人闻有楚师，师旷曰：“不害。吾骤歌北风，又歌南风，南风不竞，多死声，楚必无功。”
　　这段话讲楚在晋的南面，师旷歌南、北风来判断晋、楚的强弱。南风声调低沉微弱，和律声不相应，故称“不竞”。这里以此喻楚军士气低落，没有战斗力，必无功而返，对晋无大害。成语“南风不竞”则由此出。而由此亦可说明：二《南》应解为来自南方的乐歌为当。当然，在“南风”里，“南”系“风”（乐歌）的限制词，以说明地域。而在《周南》《召南》的“南”，则可视为“南方”与“乐歌”的合义，即“南”同时身兼“风”之义。
　　又据《辞海》“二南”条，现代研究者中还有提出“南”本系钟镈一类的乐器，当为由乐器衍变而来的乐曲的。这样来看，二《南》是南方乐歌，当没有多大问题。
　　不过，虽然二《南》在《毛诗》里被归入十五国《风》，列为首、次两卷，写作“周南之国”与“召南之国”，可是进入宋代以后，则先是遭到苏辙，紧接着是王质与程大昌的反对。他们三人均属有宋一代疑古思潮与反《诗序》论争的勇士。苏辙在《诗集传》里最早提出“二《南》独立”说，继而在南宋王质、程大昌那里得到有力阐释。王质的《诗总闻》分《诗》三百为《南》《风》《雅》《颂》四部分，以“闻《南》”“闻《风》”“闻《雅》”“闻《颂》”详论各部分义例。程大昌的《诗论》则在前人的基础上提出《南》《雅》《颂》为乐歌，《风》则为徒歌，指出：“若夫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此十三國者，诗皆可采而声不入乐，则直以徒诗著之本土。”
　　苏辙、王质、程大昌之后，还有清初顾炎武以及崔述、梁启超等赞成“二《南》独立”说，而陈启源、魏源、胡承珙、方玉润等则坚持二《南》属十五国《风》之列。今人高亨在《诗经今注》里也写道：
　　《周礼》作者、《乐记》作者和荀卿都认为《诗经》只有风、雅、颂三类，南属于风，不是自为一类。先秦人对于三百篇的类别，不致弄错。因此，我们说二《南》也是风诗。
　　朱自清则在《经典常谈》（三联书店1991年版）里视二《南》的独立为既成事实。他写道：
　　风雅颂之外，其实还该有个“南”。南是南音或南调，《诗经》中《周南》《召南》的诗，原是相当于在河南、湖北一带地方的歌谣。《国风》旧有十五，分出二南，还剩十三。
　　陆侃如、冯沅君更在《中国诗史》里坚决地支持“二《南》独立”说。他俩认为：
　　《二南》的独立是可以成定论的。只因汉人传诗，误以“国风”二字置于“周南”之前，《二南》便成了《国风》的一部分了。但若拿“周南”“召南”的标题来与“邶风”“鄘风”“大雅”“小雅”“鲁颂”对看，岂不显然下一字为诗体，上一字为区别字？我们可以断定：《诗经》内分南、风、雅、颂四类，而六义、四始之无稽也是显而易见的了。
　　高亨与陆侃如、冯沅君之说，在现代《诗经》学界可谓两种有代表性的观点。他们都是中国《诗》学的大家，所持论证都甚坚强充分，而且都有所承续，因而很难说孰是孰非。不过，就目前而论，仍以十五国《风》说为《诗》学主流;至于普及方面，则更难、也不宜将“二《南》独立”说端到桌面上来，写入中小学课本，使之与主流说相颉颃的。
　　关于二《南》生成的时代与地域，陆侃如、冯沅君在《中国诗史》里认为：《南》是东周时期“长江流域的土乐”;“《南》的起来大约在东迁以后，因为长江流域之渐渐开发，是前8世纪以后的事”。高亨《诗经今注》则略有不同：“周南疆域北到汝水，南到江汉合流即武汉地带。”“召南南到武汉以上长江流域地带。二南的地域应该包括当时一些国家，如楚、申、吕、随等都在内。二南诗中有东周作品，也可能有西周作品。” 　　3.《邶》《鄘》之无诗及《卫风》的输入
　　按照《毛诗·国风》顺序，接下来我们应该介绍《邶风》《鄘风》《卫风》了。可是翻开《毛诗》在《邶风》《鄘风》各篇目下的《小序》，我们就会发现，此二《风》说的均是卫国之事。如《邶风》开篇《柏舟》之《小序》：“《柏舟》，言仁而不遇也。卫顷公之时，仁人不遇，小人在侧。”次篇《绿衣》之《小序》：“《绿衣》，卫庄姜伤己也。”……《鄘风》开篇《柏舟》之《小序》：“《柏舟》，共姜自誓也。卫世子蚤死，其妻守义，父母欲夺而嫁之，誓而弗许，故作是诗以绝之。”次篇《墙有茨》之《小序》：“《墙有茨》，卫人刺其上也。”……
　　名义上为《邶》《鄘》之属，何以实说卫事？我们还是看看王国维在《观堂集林·北伯鼎跋》里的解释吧——
　　北盖古之邶国也。自来说邶国者，虽以为在殷之北，然皆于朝歌左右求之。今则殷之故虚得于洹水，“大且”“大父”“大兄”三戈出于清苑，则邶之故地自不得不更于其北求之。余谓邶即燕，鄘即鲁也。邶之为燕，可以北伯诸器出土地证之。邶既远在殷北，则鄘亦不当求之殷境内。余谓“鄘”与“奄”声相近。……奄地在鲁。……而太师采诗之目尚存其故名，谓之“邶”“鄘”，然皆有目无诗。季札观鲁乐，为之歌《邶鄘卫》，时犹未分为三。后人以卫诗独多，遂分录之于《邶》《鄘》。
　　王国维在这里提出了两个观点。第一，邶国在燕地，鄘国有鲁地。问题的起因是：“从前的学者因《邶》《鄘》二风多叙卫事，便以邶、鄘为卫的属国”（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如郑玄《诗谱·邶鄘卫谱》说：“自纣城而北谓之邶，南谓之鄘，东曰卫，在汲郡朝歌县。时康叔封于卫，其末子孙稍并兼彼二国，混其地而名之。”像郑玄这样的认识，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其证据是季札请观周乐时，“为之歌《邶》《鄘》《卫》”，他却将其通目之为《卫风》。（参见《左传·襄公二十九年》）但到了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人们在河北涞水县张家洼发现刻有“邶伯”字样的数种青铜礼器。王国维据此认为不应该在朝歌（在今河南淇县，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之弟康叔受封卫时，以此为都）一带去寻找邶、鄘故地。邶当在燕地，而鄘更远在鲁地（“鄘”“奄”声相近）。第二，《邶》《鄘》二风当为《卫风》所分出。之所以分出，是因《卫风》篇目太多，而周太师采诗时虽曾考虑过邶、鄘二地，但终究“有目无诗”（或未采到，或后散佚），遂分《卫风》诗篇输入《邶》《鄘》目下。这大致是《毛诗》派的开创者及传人所为，时间可能在汉初或战国至秦、汉间。
　　对王国维的第一个观点，当代学者颇有异议，但对第二个观点则多表赞同。只是今本《诗经》系《毛诗》所传，故不得不依从《毛诗》面目，以免造成研究与普及时的概念混乱。
　　现在大家已很清楚，《邶风》19篇，《鄘风》10篇，《卫风》10篇，谈的都是卫地之事。卫在西周时是一个大国，进入东周以后国势式微。《邶》《鄘》《卫》三《风》所述之事，涉及今河北的磁县和河南的安阳、淇县、滑县、汲县、开封、中牟、濮阳等地。就生成时代而言，三《风》多属东周时期的作品。
　　4.其他《风》诗所涉地域和时代
　　下面，我们仍按《毛诗·国风》顺序介绍《卫风》以下的各《风》所涉地域。
　　《王风》10篇，是发生在平王东迁（公元前770年）以后的王都（洛邑）及其周边地区的《风》诗，涉及今河南洛阳、孟县、沁阳、偃师、巩县、温县等地。
　　《郑风》21篇，是郑武公（公元前770—公元前744年在位）建国以后的作品，涉及今河南郑州、新郑、荥阳、密县等地。郑的先祖为周宣王之弟郑桓公，原封在棫林（一作咸林，在今陕西华县）。公元前769年，郑武公攻灭在今河南中部的郐和东虢，建立郑国，建都新郑（今河南新郑）。
　　《齐风》11篇，西周至春秋时期的作品，涉及今山东北部、东部、中部地区。齐国是公元前11世紀周分封的诸侯国，开国君主是吕尚（即姜太公），都城荣丘（后称临淄，在今山东淄博东北）。
　　《魏风》7篇，西周至春秋早期的作品，涉及今山西芮城地区。魏也是武王克商后封的姬姓国，都城大约在今芮城县北，公元前661年被晋献公攻灭。
　　《唐风》12篇，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说“时代无考”，高亨《诗经今注》说“可能都是东周的作品”;涉及今山西翼城、曲沃、绛县、闻喜等地。唐属公元前11世纪周分封的诸侯国，开国君主是周成王之弟叔虞，都城即唐（在今翼城西）;后改称晋。春秋早期晋武公迁都曲沃（今闻喜东北），以后晋献公迁都绛（今翼城东南），再后景公迁新田（今曲沃西北）。
　　《秦风》10篇。东周时期的作品，涉及今陕西中部地区。先祖嬴非子在西周孝王时被封于秦（在今甘肃张家川东）;到秦襄公时因护送平王东迁有功，被封为诸侯国。春秋早期德公建都于雍（今陕西凤翔东南），占有今陕西中部和甘肃东南端。
　　《陈风》10篇，可能属西周至春秋中叶的作品，涉及今河南淮阳、柘城和安徽亳县。陈的开国君主是胡公（名满），周武王克商后封为诸侯国，都城宛丘（今河南淮阳），拥有今河南东部和安徽西北部。
　　《桧风》4篇，均为西周作品，涉及今河南密县等地。桧亦作郐等，西周分封的诸侯国，妘姓，都城在今河南密县东南，公元前769年为郑武公攻灭。
　　《曹风》4篇，据《毛诗序·小序》，除其中1篇不能确定外，其余3篇可能都属春秋早期至中期的作品，涉及今山东曹县、菏泽、定陶一带。曹为西周初分封的姬姓诸侯国，开国君主为周武王之弟叔振铎，都城陶丘（今山东定陶西南）。
　　《豳风》7篇，《毛诗序·小序》称所述皆周公时代之事。高亨《诗经今注》认为：“都是西周作品。”徐中舒则认为属春秋时期作品（参见《豳风说》，《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六本第四分册），涉及今陕西旬邑、彬县等地。“豳”同“邠”。据《诗经·大雅·公刘》，周族始祖公刘由邰（在今陕西武功西南）迁族于豳（在今陕西旬邑西），活动于渭水流域。西周时其是否为诸侯国，不甚清楚。平王东迁以后豳地渐为秦所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