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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毛泽东哲学思想在抗日战争时期达到成熟，可以说是多种合力的结果。从理论准备这一方面来说，有一批特殊的革命理论工作者不辞辛劳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和宣传。这不仅为毛泽东学习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搭建了桥梁、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料，也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全面成熟奠定了文化背景。他们通过实际工作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进程，积极促成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全面成熟。
[关键词] 革命理论工作者 毛泽东哲学思想 成熟
恩格斯说：“每一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材料作为前提。”[1]p485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历史发展的必然。毛泽东哲学思想在抗日战争时期达到成熟，可以说是多种合力的结果。单从理论准备这一方面来说，革命理论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和宣传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成熟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一、革命理论工作者翻译出版的马列主义哲学著作为毛泽东学习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搭建了桥梁
毛泽东到陕北前，很难接触到很多马列主义哲学著作。当到了陕北后，有了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面对“山沟里没有马克思主义”的讥讽，毛泽东发奋读书，认真阅读并研究了所搜集的各种马列哲学著作。而这时国统区思想文化界出现了很多宣传研究辩证唯物主义的革命理论工作者。在国民党白色恐怖的环境下，他们不畏艰险、想法设法冲破国民党的文化专制主义政策，翻译出版马列哲学原著，介绍苏联哲学教科书，向人们全面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
就拿国民党统治的上海来说，在白色恐怖之下，反而成了全国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中心。这自然要归功于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学习和运用作出突出贡献的革命理论工作者。像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的李达、艾思奇、柯柏年、杜囯庠、吴黎平等理论工作者，“在党的领导下辛勤地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翻译介绍工作”[2]p80，翻译出版了大量的马列哲学原著。如恩格斯的《反杜林论》（1930年吴黎平翻译出版），还有《自然辩证法》，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等。此外，他们还翻译出版了20世纪30年代苏联的一批新的哲学著作。这不仅大大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也为毛泽东研究哲学提供了丰富的哲学思想资料，这些在后来出版的《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也不难看出。
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广泛传播，使得辩证唯物主义有了很大发展，艾思奇、陈唯实、沈志远、胡绳等一批较有影响的理论工作者，十分注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创造出大众化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写出许多通俗易懂的哲学读物。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陈唯实的《通俗辩证法讲话》《通俗唯物论讲话》《新哲学体系讲话》和胡绳的《哲学漫谈》等。这些通俗化的哲学读物不仅扩大了唯物辩证法的影响，还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广泛传播。
毛泽东也非常注意这批通俗的哲学读物，尤其是艾思奇的《大众哲学》。1936年10月，毛泽东在给西安做统战工作的叶剑英、刘鼎的信中说要他们买一批“经过选择真正是通俗的而又有价值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哲学书”[1]时，就提到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和柳湜的《街头讲话》。另外李达的《社会学大纲》在吸收了苏联20世纪30年代哲学成果的基础上，第一次比较全面的向国人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作了很大贡献。毛泽东说这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列主义哲学教科书”[3]p23。
二、革命理论工作者翻译出版的马列哲学原著及其哲学著作方面的大众化写作风格为毛泽东哲学思想在内容上、形式上提供了借鉴
标志毛泽东哲学思想开始成熟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既继承发展了当时翻译的马列哲学原著中的不少思想，又吸收利用了革命理论工作者翻译的20世纪30年代苏联哲学教科书以及他们所著的哲学通俗读物中的一些积极成果。
《矛盾论》中毛泽东直接引的马恩列原著中的话有十多处，也吸收了列宁的辩证法思想。在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基本观点的阐述上，“两论”还吸收了苏联哲学教科书中的一些思想。毛泽东给抗大讲授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明显受了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的影响，整个提纲分为物质论、时空论等七个部分，只是后来写作“两论”时改造了这个旧体系，把七个部分都包括了进去。[4]p12但不能否认“两论”的确吸收了其中的一些观点和书中的事例。
“两论”也在一定程度上受了革命理论工作者所著的通俗哲学读物的启发，吸收并发展了这些读物中有价值的理论。像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中有关认识论的结构问题、关于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关于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关系问题以及对认识过程规律的总结概括等，在毛泽东的《实践论》中都有借鉴或是不同程度的反映。“可以说，《大众哲学》是《实践论》的一个理论来源。”[5]p122它对于辩证法矛盾规律的阐释，紧紧围绕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这一基本思想，进行了深刻的阐述。这在《矛盾论》中也有体现，甚至像鸡蛋变为鸡子的例子，也是与《大众哲学》里的一致，只是受的影响相对前者少一些。当然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是在结合中国革命实际的基础上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超越了当时的苏联哲学著作及国内的哲学通俗读物，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系统化、理论化的集中体现和精华所在。
此外，革命理论工作者在介绍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时，运用通俗易懂的方式、人们喜闻乐见的语言，把深刻难懂的哲理通俗化、大众化，使看似神秘的哲学走到人民群众中间。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这本书从题目到内容的表述，都很注意通俗化。它以“卓别林和希特勒”和“七十二变”等引人入胜的小标题，向人们介绍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在当时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一个成功的典型例子。他们的这种写作风格，不仅推动了马克思主义通俗化、大众化，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在毛泽东的哲学论著中也采用了这种风格，尤其是在“两论”中，运用了很多革命实践中或是历史上的事例来论证哲学道理。 三、到延安后，革命理论工作者通过实际工作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进程，积极促成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全面成熟
随着抗战局势的发展，国统区很多革命理论工作者纷纷到达延安，与延安的理论工作者融为一体，进一步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与研究同中国革命实际运动结合起来，共同致力于哲学理论问题的研究。加上他们与毛泽东密切的哲学交往，可以说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全面成熟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他们翻译出版了很多质量高的马列著作。有10卷本的《马克思恩格斯丛书》、18卷的《列宁选集》及斯大林的著作。还重新翻译校对了马列经典哲学著作的译本，像《反杜林论》《共产党宣言》和《哥达纲领批判》。哲学著作在翻译出版的所有著作中占了一定的比重。另外，革命理论工作者还根据实际革命斗争需要编译了专题文集，写出许多理论论著。如艾思奇、张仲实、吴亮平（吴黎平）、柯柏年等理论工作者参加编译的《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在他们写出的许多理论论著中，既有出版量很大的通俗哲学读物，如艾思奇的《实践与理论》和《哲学选辑》等，也有对中国古代哲学问题的研究。[3]p151-152
毛泽东认真阅读并批注了他们的大量论著。1937年9月间，毛泽东读了艾思奇的《哲学与生活》后，写了19页的批注共约3000余字。对《研究提纲》毛泽东也作了2600多字的批注，有33条，既有作的补充矫正也有创新。陈伯达对古代哲学研究较有影响。他的《墨子的哲学思想》一文引起了毛泽东很大兴趣。他认真读完后还专门给陈伯达回了一封很长的信，这表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也是毛泽东思索的热点。
在革命理论工作者的积极努力下，延安逐渐形成一种重视学习和研究的理论氛围，这无疑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全面成熟“提供了理论上的合力”[6]p37。而这些理论工作者正是这些合力的积极促成者，他们也为中国共产党完整准确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提供了有利条件。
在《毛泽东书信选集》中也不难看出，毛泽东在这时期不但读这些理论工作者的哲学论著，还常通过书信与他们进行交流，向他们“请教”。他写给艾思奇的一封信中说：“你的《哲学与生活》是你著作中更深刻的书，我读了得益很多，抄录了一些，送请一看是否有抄错的。其中有一个问题略有疑点（不是基本的不同），请你再考虑一下，详情当面告诉。今日何时有暇，我来看你。”[2]p112这简短的一封信，不但可以看出毛泽东的谦虚、勤奋，也可以从中体会出这些革命理论工作者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影响的确不容忽视。
此外，毛泽东也参加了革命理论工作者发起并参与组织的各种哲学研究会、读书会，进行交流讨论。其中毛泽东亲自组织了一个哲学研究小组，参加的理论工作者有艾思奇、何思敬、陈伯达、和培元、杨超，每个月活动一次。由毛泽东先提出《实践论》《矛盾论》中的一些问题让大家准备，然后再讨论。讨论不拘形式，可以各抒己见，也可以一起反复斟酌、推敲、提出意见。此外，艾思奇、何思敬等许多革命理论工作者在毛泽东的提议下，还负责筹建并于1938年9月成立了延安新哲学会。这个哲学会在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果，提高了广大干部的哲学水平。他们还经常到各大学校上课或定期举行讲座，讲授哲学。如艾思奇在抗大期间讲授哲学，陈伯达在延安举行中国古代哲学讲座，每次讲座毛泽东都去听。
因此，这一批理论工作者，在20世纪30年代初，在白色恐怖的国统区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与研究；后来，随着抗战局势的发展，他们又纷纷到了革命圣地延安，与那里的理论工作者合作继续进行哲学的宣传与研究。在整个20世纪三四十年代革命理论工作者对毛泽东哲学思想成熟的贡献是不容忽视的。○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
[2]毛泽东书信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12）.
[3]徐素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应用形态前景[M].北京出版社：2002，（11）.
[4]杨超.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础和核心[C].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12）.
[5]卢国英.智慧之路：一代哲人艾思奇[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3）.
[6]覃正爱.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成熟及其影响[J].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08，（7）.
责任编辑 冷 波
[关键词] 革命理论工作者 毛泽东哲学思想 成熟
恩格斯说：“每一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材料作为前提。”[1]p485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历史发展的必然。毛泽东哲学思想在抗日战争时期达到成熟，可以说是多种合力的结果。单从理论准备这一方面来说，革命理论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和宣传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成熟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一、革命理论工作者翻译出版的马列主义哲学著作为毛泽东学习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搭建了桥梁
毛泽东到陕北前，很难接触到很多马列主义哲学著作。当到了陕北后，有了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面对“山沟里没有马克思主义”的讥讽，毛泽东发奋读书，认真阅读并研究了所搜集的各种马列哲学著作。而这时国统区思想文化界出现了很多宣传研究辩证唯物主义的革命理论工作者。在国民党白色恐怖的环境下，他们不畏艰险、想法设法冲破国民党的文化专制主义政策，翻译出版马列哲学原著，介绍苏联哲学教科书，向人们全面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
就拿国民党统治的上海来说，在白色恐怖之下，反而成了全国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中心。这自然要归功于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学习和运用作出突出贡献的革命理论工作者。像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的李达、艾思奇、柯柏年、杜囯庠、吴黎平等理论工作者，“在党的领导下辛勤地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翻译介绍工作”[2]p80，翻译出版了大量的马列哲学原著。如恩格斯的《反杜林论》（1930年吴黎平翻译出版），还有《自然辩证法》，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等。此外，他们还翻译出版了20世纪30年代苏联的一批新的哲学著作。这不仅大大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也为毛泽东研究哲学提供了丰富的哲学思想资料，这些在后来出版的《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也不难看出。
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广泛传播，使得辩证唯物主义有了很大发展，艾思奇、陈唯实、沈志远、胡绳等一批较有影响的理论工作者，十分注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创造出大众化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写出许多通俗易懂的哲学读物。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陈唯实的《通俗辩证法讲话》《通俗唯物论讲话》《新哲学体系讲话》和胡绳的《哲学漫谈》等。这些通俗化的哲学读物不仅扩大了唯物辩证法的影响，还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广泛传播。
毛泽东也非常注意这批通俗的哲学读物，尤其是艾思奇的《大众哲学》。1936年10月，毛泽东在给西安做统战工作的叶剑英、刘鼎的信中说要他们买一批“经过选择真正是通俗的而又有价值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哲学书”[1]时，就提到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和柳湜的《街头讲话》。另外李达的《社会学大纲》在吸收了苏联20世纪30年代哲学成果的基础上，第一次比较全面的向国人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作了很大贡献。毛泽东说这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列主义哲学教科书”[3]p23。
二、革命理论工作者翻译出版的马列哲学原著及其哲学著作方面的大众化写作风格为毛泽东哲学思想在内容上、形式上提供了借鉴
标志毛泽东哲学思想开始成熟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既继承发展了当时翻译的马列哲学原著中的不少思想，又吸收利用了革命理论工作者翻译的20世纪30年代苏联哲学教科书以及他们所著的哲学通俗读物中的一些积极成果。
《矛盾论》中毛泽东直接引的马恩列原著中的话有十多处，也吸收了列宁的辩证法思想。在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基本观点的阐述上，“两论”还吸收了苏联哲学教科书中的一些思想。毛泽东给抗大讲授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明显受了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的影响，整个提纲分为物质论、时空论等七个部分，只是后来写作“两论”时改造了这个旧体系，把七个部分都包括了进去。[4]p12但不能否认“两论”的确吸收了其中的一些观点和书中的事例。
“两论”也在一定程度上受了革命理论工作者所著的通俗哲学读物的启发，吸收并发展了这些读物中有价值的理论。像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中有关认识论的结构问题、关于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关于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关系问题以及对认识过程规律的总结概括等，在毛泽东的《实践论》中都有借鉴或是不同程度的反映。“可以说，《大众哲学》是《实践论》的一个理论来源。”[5]p122它对于辩证法矛盾规律的阐释，紧紧围绕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这一基本思想，进行了深刻的阐述。这在《矛盾论》中也有体现，甚至像鸡蛋变为鸡子的例子，也是与《大众哲学》里的一致，只是受的影响相对前者少一些。当然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是在结合中国革命实际的基础上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超越了当时的苏联哲学著作及国内的哲学通俗读物，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系统化、理论化的集中体现和精华所在。
此外，革命理论工作者在介绍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时，运用通俗易懂的方式、人们喜闻乐见的语言，把深刻难懂的哲理通俗化、大众化，使看似神秘的哲学走到人民群众中间。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这本书从题目到内容的表述，都很注意通俗化。它以“卓别林和希特勒”和“七十二变”等引人入胜的小标题，向人们介绍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在当时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一个成功的典型例子。他们的这种写作风格，不仅推动了马克思主义通俗化、大众化，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在毛泽东的哲学论著中也采用了这种风格，尤其是在“两论”中，运用了很多革命实践中或是历史上的事例来论证哲学道理。 三、到延安后，革命理论工作者通过实际工作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进程，积极促成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全面成熟
随着抗战局势的发展，国统区很多革命理论工作者纷纷到达延安，与延安的理论工作者融为一体，进一步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与研究同中国革命实际运动结合起来，共同致力于哲学理论问题的研究。加上他们与毛泽东密切的哲学交往，可以说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全面成熟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他们翻译出版了很多质量高的马列著作。有10卷本的《马克思恩格斯丛书》、18卷的《列宁选集》及斯大林的著作。还重新翻译校对了马列经典哲学著作的译本，像《反杜林论》《共产党宣言》和《哥达纲领批判》。哲学著作在翻译出版的所有著作中占了一定的比重。另外，革命理论工作者还根据实际革命斗争需要编译了专题文集，写出许多理论论著。如艾思奇、张仲实、吴亮平（吴黎平）、柯柏年等理论工作者参加编译的《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在他们写出的许多理论论著中，既有出版量很大的通俗哲学读物，如艾思奇的《实践与理论》和《哲学选辑》等，也有对中国古代哲学问题的研究。[3]p151-152
毛泽东认真阅读并批注了他们的大量论著。1937年9月间，毛泽东读了艾思奇的《哲学与生活》后，写了19页的批注共约3000余字。对《研究提纲》毛泽东也作了2600多字的批注，有33条，既有作的补充矫正也有创新。陈伯达对古代哲学研究较有影响。他的《墨子的哲学思想》一文引起了毛泽东很大兴趣。他认真读完后还专门给陈伯达回了一封很长的信，这表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也是毛泽东思索的热点。
在革命理论工作者的积极努力下，延安逐渐形成一种重视学习和研究的理论氛围，这无疑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全面成熟“提供了理论上的合力”[6]p37。而这些理论工作者正是这些合力的积极促成者，他们也为中国共产党完整准确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提供了有利条件。
在《毛泽东书信选集》中也不难看出，毛泽东在这时期不但读这些理论工作者的哲学论著，还常通过书信与他们进行交流，向他们“请教”。他写给艾思奇的一封信中说：“你的《哲学与生活》是你著作中更深刻的书，我读了得益很多，抄录了一些，送请一看是否有抄错的。其中有一个问题略有疑点（不是基本的不同），请你再考虑一下，详情当面告诉。今日何时有暇，我来看你。”[2]p112这简短的一封信，不但可以看出毛泽东的谦虚、勤奋，也可以从中体会出这些革命理论工作者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影响的确不容忽视。
此外，毛泽东也参加了革命理论工作者发起并参与组织的各种哲学研究会、读书会，进行交流讨论。其中毛泽东亲自组织了一个哲学研究小组，参加的理论工作者有艾思奇、何思敬、陈伯达、和培元、杨超，每个月活动一次。由毛泽东先提出《实践论》《矛盾论》中的一些问题让大家准备，然后再讨论。讨论不拘形式，可以各抒己见，也可以一起反复斟酌、推敲、提出意见。此外，艾思奇、何思敬等许多革命理论工作者在毛泽东的提议下，还负责筹建并于1938年9月成立了延安新哲学会。这个哲学会在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果，提高了广大干部的哲学水平。他们还经常到各大学校上课或定期举行讲座，讲授哲学。如艾思奇在抗大期间讲授哲学，陈伯达在延安举行中国古代哲学讲座，每次讲座毛泽东都去听。
因此，这一批理论工作者，在20世纪30年代初，在白色恐怖的国统区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与研究；后来，随着抗战局势的发展，他们又纷纷到了革命圣地延安，与那里的理论工作者合作继续进行哲学的宣传与研究。在整个20世纪三四十年代革命理论工作者对毛泽东哲学思想成熟的贡献是不容忽视的。○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
[2]毛泽东书信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12）.
[3]徐素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应用形态前景[M].北京出版社：2002，（11）.
[4]杨超.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础和核心[C].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12）.
[5]卢国英.智慧之路：一代哲人艾思奇[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3）.
[6]覃正爱.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成熟及其影响[J].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08，（7）.
责任编辑 冷 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