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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北京的2013年12月3日，出现了一条非常小的民生热线消息。
市民刘先生向“中国经济网”投诉说：在3分钟内收到3条垃圾短信，查话费后发现，他根本没有定制短信所提示的业务，却被中国移动扣掉3元钱。当天，他致电中国移动客服电话10086，对方称会在48小时内给出答复，13天过去了，没有任何人理睬他。记者还向10086核实了投诉情况。
历史不会忘记垃圾短信。这条民生新闻虽然被互联网信息海洋淹没，但不表示它不存在。
作为当代公害，垃圾短信每一天都在侵扰我们的生活。到2013年三季度，中国手机用户已超过12亿。以本刊记者观察，每天收到5～10条垃圾短信是常态，以此估算，全国每天的垃圾短信规模，在10亿条与百亿条之间。
一条垃圾短信就是一个小罪恶。每天数亿到百亿个“小罪恶”不分昼夜地泛滥于中国，是多么可怕的情景！
何种“绝不姑息”？
历史不会忘记垃圾短信。对于它的揭露，已经是老“新闻”。
2013年10月21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播出“垃圾短信哪里来”：超过三分之二的垃圾短信其实都是移动、联通、电信三大公司自己发送的。他们不止为发送垃圾短信提供便利，还为相关企业出主意应付监管。一家小型的广告短信群发企业月发1000万条短信，每月获利不少于20万元，而移动公司则从中直接获利30万元左右。
报道之后，本刊《每周重要消费舆情报告》记载了中国移动的四条治理措施：一是坚决查处，立即整改。针对报道所反映的问题进一步核查，封堵管理漏洞，同时在全集团开展自查自纠活动，举一反三，对违规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二是坚决杜绝利用MAS业务发送端口类垃圾短信的行为。一经发现违规行为，立即予以关停处理。MAS业务仅限于集团客户在其内部群发短彩信，严禁将端口代码用作经营性业务。严禁各级公司对MAS业务设置考核指标，对纵容发送垃圾短信的行为将严肃查处；三是承诺坚决加大垃圾短信治理力度；四是坚决落实手机入网实名制，加强社会营销渠道管理，积极推动这项工作有序有效开展。
这一次的态度，和此前每次被媒体揭露之后一样诚恳。
但事实说明一切，我们仍然每天接到垃圾短信，而北京这位刘先生，意外发现自己还被中国移动为垃圾短信扣费，投诉竟然13天没人理睬。
这就是“坚决查处，立即整改”，这就是“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
早在2009年，央视315晚会就曝光垃圾短信问题，揭露中国移动山东济南、日照、德州等移动公司涉嫌违规向用户发送垃圾短信以及违法信息，并且出卖用户信息。
治理垃圾短信真有那么难？或许，我们要问：中国移动在垃圾短信上的表现，这是不是典型的“四风”问题？
何种“世界难题”？
历史不会忘记垃圾短信。在他们的面前，有诸多表演。
比如，2013年3月10日，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移动浙江公司总经理钟天华就在浙江代表团小组讨论中说：垃圾短信狂轰滥炸、个人信息被泄露，连他也不例外，“我最多时候，一天要收到十多条垃圾短信，真是很无奈。”
事实上，且不说垃圾短信就是移动公司自己发布的，即便不是移动公司发布的，那么，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垃圾短信基本绝迹，起码说明—清理垃圾短信绝非世界难题。
2012年，中国移动营业收入为5604亿元，净利润为1293亿元，这中间有多少来自垃圾短信的贡献，值得探究。
自卫反击战
历史不会忘记垃圾短信。它的可怕在于，数以十亿计的人居然经年累月容忍它每天侵扰多次。
极为个别的人除外。比如，北京通州的“李老伯”，就登上了2009年8月的《人民日报》。
这位李老伯夜里频繁收到骚扰短信，一气之下，花3000多元购买了“呼死你”设备，把自己手机里上百个短信广告的电话号码都输入了“呼死你”系统，只要对方手机一开机，就会一遍遍地接到老先生录制好的“警告”电话，后来老先生又从网上下载了“呼死你”软件。一年半的时间里，他“呼死”了近2000个电话号码，却没有一人报警。
李老伯打响了“垃圾短信自卫反击战”第一枪。但这“第一枪”消耗弹药不少，他也收到一张近千元的话费单。
“呼死你”不是新招数。在上海，早在2003年12月，市容管理部门就启用“呼死你”系统对付非法小广告。不过，据说，“呼死你”系统一年执法成本高达24万元，一度超过处罚所得，后来不得不改用他法。
也在2003年，广州城管启用“呼死你”清理城市“牛皮癣”，城管局的负责人在《广州日报》上介绍说，2008年一年，广州“呼死你”系统就处罚130多万个“牛皮癣”上的电话号码。
“走群众路线”也是反击战的一招。2012年3月28日，一位网民在新浪微博上发起了名为“一人曝光一条垃圾短信”的活动，很快成为当日微博话题榜第一名，40多万微博网友参与。
可惜，网民的凝聚无法持久，一个多月后，这种曝光微博就逐渐销声匿迹。
一个农民的抗争
历史不会忘记垃圾短信。这里有过一位青年农民的牢狱之灾，而且被幸运地纠正。
《瞭望东方周刊》曾经跟踪采访过湖南永州青年农民陈曙光，这是另一股“垃圾短信自卫反击战”力量的代表。其经历之曲折，堪称一个地方司法传奇。
2006年，陈曙光等人向工信部投诉欺诈短信，移动公司指其为“反黑联盟”，联合各省SP（内容/应用服务商），启动司法程序，将其以“敲诈勒索罪”判刑。是为全国首例投诉SP获刑案。受此重挫，各地针对移动公司和SP商欺诈短信的维权行动，一时偃旗息鼓。
永州移动统计说，陈曙光及其“团伙”通过10086投诉已经500余次，升级至集团公司、信产部的工单达40余个，“严重影响了我市通信企业发展环境”。 四年之后，经本刊调查报道，再经更高级别领导过问，其间还有永州法院三名法官遭枪击身亡事件，再经与移动公司协调，湖南省永州中级人民法院启动再审，承认判决错误，改判宣告陈曙光无罪。
即便就全国范围而言，改判无罪因为条件极为苛刻，也属罕见。
222天羁押、四年奔波中的等待之后，2011年9月14日，陈曙光来到湖南省永州市财政局，办理34597元国家赔偿金领取事宜，终于在与移动公司的“反黑”斗争中，扳回一局。
陈曙光打反击战的耗费，远远大于“通州李老伯”，他向本刊记者透露，被逮捕到无罪，他花费了13万元，其中大部分用于上下打点。好在，还了清白之身。只是，这一仗只能用惨胜来形容。代理律师罗秋林说：“这是一场被非正常因素左右的胜利，无法复制。”
刑罚似乎刺激了陈曙光的文学细胞，他写道：“每天都生活在一个黑暗无光的世界里，每时每刻都压着一个小小农民的心。它影响着我的整个家庭，让我每一个细胞每一个神经都倍感煎熬。”
“现实就是这样，得到的总是比失去的多。”这名1984年出生的年轻爸爸，偶尔语出沧桑。
陈曙光虽然改判无罪，但他所投诉的那些欺诈短信、黄色短信、垃圾短信，至今仍泛滥于全国用户的手机之中。
黑名单
历史不会忘记垃圾短信。这里有一份红名单，也有一份黑名单。
为什么有一些人，比如一些“重要人士”，很少接到这类欺诈短信，而一些农民却一天接到几十条呢？
熟悉移动公司内情的人士曾向本刊记者介绍说：当时，在SP公司群体中，流传着一个“活跃号码”单，这些号码都是使用过SP短信服务、投诉率又低的号码，一般由移动公司提供或者由SP公司整理。
这个名单可谓“黑名单”，上面都是待宰的羔羊。
欺诈的门类和手段层出不穷，大多数手机用户或多或少有遭遇欺诈短信的经历，但是大多数人没有精力去和移动公司或者SP商纠缠，更多的人不会查阅详单，甚至没有发现自己被扣了钱。
这是一个恶性循环：越是被短信欺诈者，就会接到越多的欺诈短信，被扣的钱越多。
另一个名单，是“红名单”。运营商，比如移动公司会设定一个号码单，这个号码或者是VIP客户，或者是重要人士的号段，对垃圾SP自动屏蔽。SP商也会主动对短信群发器进行设定，对一些号段不发这类短信，以避免惹怒具有决策影响力的人士。
2011年9月6日，在广东省的一次庭审中，运营商承认了“红名单”的存在。据当地媒体报道，广州市民杨先生由于不堪垃圾信息袭扰，将运营商告上法庭，要求认定对方侵犯个人隐私权，庭审中，中国电信广东公司代理人说，“运营商公司已经将原告列入一份‘红名单’”，接到法院的传票后，运营商公司通知全体代理商不得再向杨先生电话推销、发送广告短信。
“那份红名单基本都是省领导、市领导等级别的人，原告能受此等待遇，可以看出我们的诚意！”被告代理人说。
“红名单”的存在，也在《中国经济周刊》等媒体报道中得到验证。
毋庸置疑，运营商有足够的技术能力解决欺诈、垃圾短信问题。这个时候再看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移动浙江公司总经理钟天华在两会上的“无奈”之叹，恐怕更清楚其中滋味。
罪与罚的警示
历史不会忘记垃圾短信。这背后涉及一批人的罪行。
2010年3月，四川移动数据部原总经理、中国无线音乐运营中心总经理李向东在与审计部门的一次例行谈话后，携款外逃。李向东执掌四川移动数据部长达7年。有传言说，他潜逃时带出了约4亿元人民币，而这些钱，绝大多数由SP“供奉”。
2011年，中国移动半年之内8名高管落马，其中，与SP相关的数据部门最为刺眼。
2011年5月中旬，中国移动数据部副总经理马力涉嫌重大违纪接受调查；不久后，中国移动原数据部部长、原卓望控股CEO叶兵也被带走接受调查。据《财经国家周刊》报道，仅马力就牵出超过60名涉案人或案件知情人。
2012年3月2日，中国移动发布公告称，该公司副总经理、执行董事鲁向东因涉嫌经济问题被司法机关调查。
2013年11月15日，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了解到，鲁向东因受贿罪，一审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法院审理认为，鲁向东于2003年至2011年2月间，为他人谋取利益，单独或伙同孙某、其妻子王某收受他人贿赂款物8起，价值2500万余元。
鲁向东案发，并非源于垃圾短信，而是因为一套价值约200多万元的家具。鲁向东曾和妻子一起去广西，其妻子看中一套家具。最后，鲁向东的熟人买下，并赠送给他们。这成为鲁向东妻子被一审认定共同受贿的犯罪事实。
就一审判决，有媒体报道说，通信业界一直对鲁向东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夸赞者认为，中移动整个经营体系和数据业务模式都是在鲁向东的主导下架构起来的，移动梦网促使中移动数据业务获得极大发展，其功绩显赫；但贬之者则认为，移动梦网模式为SP创造了寻租空间，导致SP乱象重重。”
SP群体，增值业务服务商，就是垃圾短信、欺诈短信主要经手人。
何种“社会责任”？
历史不会忘记垃圾短信。移动运营商无法回避社会责任的考问。
2008年，国资委发布《关于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正式将央企社会责任履行纳入到企业的日常工作范畴，按照国资委的要求，央企在2012年底前，必须完成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发布工作。
在网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移动的社会责任宣传：“据中国移动发展战略部总经理王红梅介绍，依托中国移动慈善基金会，累积培训4.8万名中西部农村中小学校长，建设了674间多媒体教室，中国移动还创新将移动医疗与公益捐助相结合，启动开展中国移动爱‘心’行动，目前流动筛查车已经为超过万名儿童进行了免费的先天性心脏病筛查会诊。”
“在中国移动河南公司的大力推动和带领下，2012年，河南18个地市共15891名移动员工，华为中兴等社会爱心企业纷纷积极参与，形成了‘积小流以成江海、积小善以成大爱’的‘汇爱中原’景象。”
这些行动固然好，但是与数以亿计的移动手机用户每天遭遇的垃圾短信骚扰和个人信息泄露相比，可谓避重就轻。就中国移动、联通、电信这样基于垄断属性、国民基础通信服务的企业而言，干好自己的主业，营造良好的通信环境，保护用户隐私，才是最大的社会责任。
北京市消协律师团的邱宝昌介绍说：“治理垃圾短信，国外已经做出了很好的榜样。在韩国，未经用户同意发送垃圾短信最高将被处以约合人民币18万元的处罚金。在美国，违规发送垃圾短信者最高将被罚款600万美元，严重者甚至会被处以监禁。”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还会选择投诉吗？”在被拘禁222天后重获自由后，本刊记者问陈曙光。他回答说：“还会。移动公司乱扣我的钱，他必须还给我，如果我忍气吞声让他们踩着的话，那更没味。你说是不是？”
历史不会忘记垃圾短信。这个每天骚扰12亿人的罪恶，蔓延滋长这么多年。但是，在这个历史上，绝大多数被侵犯的人都没有名字，而绝大多数侵犯者，也都没有名字。
历史不会忘记垃圾短信。而这样的历史，能否终结于今天？
市民刘先生向“中国经济网”投诉说：在3分钟内收到3条垃圾短信，查话费后发现，他根本没有定制短信所提示的业务，却被中国移动扣掉3元钱。当天，他致电中国移动客服电话10086，对方称会在48小时内给出答复，13天过去了，没有任何人理睬他。记者还向10086核实了投诉情况。
历史不会忘记垃圾短信。这条民生新闻虽然被互联网信息海洋淹没，但不表示它不存在。
作为当代公害，垃圾短信每一天都在侵扰我们的生活。到2013年三季度，中国手机用户已超过12亿。以本刊记者观察，每天收到5～10条垃圾短信是常态，以此估算，全国每天的垃圾短信规模，在10亿条与百亿条之间。
一条垃圾短信就是一个小罪恶。每天数亿到百亿个“小罪恶”不分昼夜地泛滥于中国，是多么可怕的情景！
何种“绝不姑息”？
历史不会忘记垃圾短信。对于它的揭露，已经是老“新闻”。
2013年10月21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播出“垃圾短信哪里来”：超过三分之二的垃圾短信其实都是移动、联通、电信三大公司自己发送的。他们不止为发送垃圾短信提供便利，还为相关企业出主意应付监管。一家小型的广告短信群发企业月发1000万条短信，每月获利不少于20万元，而移动公司则从中直接获利30万元左右。
报道之后，本刊《每周重要消费舆情报告》记载了中国移动的四条治理措施：一是坚决查处，立即整改。针对报道所反映的问题进一步核查，封堵管理漏洞，同时在全集团开展自查自纠活动，举一反三，对违规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二是坚决杜绝利用MAS业务发送端口类垃圾短信的行为。一经发现违规行为，立即予以关停处理。MAS业务仅限于集团客户在其内部群发短彩信，严禁将端口代码用作经营性业务。严禁各级公司对MAS业务设置考核指标，对纵容发送垃圾短信的行为将严肃查处；三是承诺坚决加大垃圾短信治理力度；四是坚决落实手机入网实名制，加强社会营销渠道管理，积极推动这项工作有序有效开展。
这一次的态度，和此前每次被媒体揭露之后一样诚恳。
但事实说明一切，我们仍然每天接到垃圾短信，而北京这位刘先生，意外发现自己还被中国移动为垃圾短信扣费，投诉竟然13天没人理睬。
这就是“坚决查处，立即整改”，这就是“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
早在2009年，央视315晚会就曝光垃圾短信问题，揭露中国移动山东济南、日照、德州等移动公司涉嫌违规向用户发送垃圾短信以及违法信息，并且出卖用户信息。
治理垃圾短信真有那么难？或许，我们要问：中国移动在垃圾短信上的表现，这是不是典型的“四风”问题？
何种“世界难题”？
历史不会忘记垃圾短信。在他们的面前，有诸多表演。
比如，2013年3月10日，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移动浙江公司总经理钟天华就在浙江代表团小组讨论中说：垃圾短信狂轰滥炸、个人信息被泄露，连他也不例外，“我最多时候，一天要收到十多条垃圾短信，真是很无奈。”
事实上，且不说垃圾短信就是移动公司自己发布的，即便不是移动公司发布的，那么，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垃圾短信基本绝迹，起码说明—清理垃圾短信绝非世界难题。
2012年，中国移动营业收入为5604亿元，净利润为1293亿元，这中间有多少来自垃圾短信的贡献，值得探究。
自卫反击战
历史不会忘记垃圾短信。它的可怕在于，数以十亿计的人居然经年累月容忍它每天侵扰多次。
极为个别的人除外。比如，北京通州的“李老伯”，就登上了2009年8月的《人民日报》。
这位李老伯夜里频繁收到骚扰短信，一气之下，花3000多元购买了“呼死你”设备，把自己手机里上百个短信广告的电话号码都输入了“呼死你”系统，只要对方手机一开机，就会一遍遍地接到老先生录制好的“警告”电话，后来老先生又从网上下载了“呼死你”软件。一年半的时间里，他“呼死”了近2000个电话号码，却没有一人报警。
李老伯打响了“垃圾短信自卫反击战”第一枪。但这“第一枪”消耗弹药不少，他也收到一张近千元的话费单。
“呼死你”不是新招数。在上海，早在2003年12月，市容管理部门就启用“呼死你”系统对付非法小广告。不过，据说，“呼死你”系统一年执法成本高达24万元，一度超过处罚所得，后来不得不改用他法。
也在2003年，广州城管启用“呼死你”清理城市“牛皮癣”，城管局的负责人在《广州日报》上介绍说，2008年一年，广州“呼死你”系统就处罚130多万个“牛皮癣”上的电话号码。
“走群众路线”也是反击战的一招。2012年3月28日，一位网民在新浪微博上发起了名为“一人曝光一条垃圾短信”的活动，很快成为当日微博话题榜第一名，40多万微博网友参与。
可惜，网民的凝聚无法持久，一个多月后，这种曝光微博就逐渐销声匿迹。
一个农民的抗争
历史不会忘记垃圾短信。这里有过一位青年农民的牢狱之灾，而且被幸运地纠正。
《瞭望东方周刊》曾经跟踪采访过湖南永州青年农民陈曙光，这是另一股“垃圾短信自卫反击战”力量的代表。其经历之曲折，堪称一个地方司法传奇。
2006年，陈曙光等人向工信部投诉欺诈短信，移动公司指其为“反黑联盟”，联合各省SP（内容/应用服务商），启动司法程序，将其以“敲诈勒索罪”判刑。是为全国首例投诉SP获刑案。受此重挫，各地针对移动公司和SP商欺诈短信的维权行动，一时偃旗息鼓。
永州移动统计说，陈曙光及其“团伙”通过10086投诉已经500余次，升级至集团公司、信产部的工单达40余个，“严重影响了我市通信企业发展环境”。 四年之后，经本刊调查报道，再经更高级别领导过问，其间还有永州法院三名法官遭枪击身亡事件，再经与移动公司协调，湖南省永州中级人民法院启动再审，承认判决错误，改判宣告陈曙光无罪。
即便就全国范围而言，改判无罪因为条件极为苛刻，也属罕见。
222天羁押、四年奔波中的等待之后，2011年9月14日，陈曙光来到湖南省永州市财政局，办理34597元国家赔偿金领取事宜，终于在与移动公司的“反黑”斗争中，扳回一局。
陈曙光打反击战的耗费，远远大于“通州李老伯”，他向本刊记者透露，被逮捕到无罪，他花费了13万元，其中大部分用于上下打点。好在，还了清白之身。只是，这一仗只能用惨胜来形容。代理律师罗秋林说：“这是一场被非正常因素左右的胜利，无法复制。”
刑罚似乎刺激了陈曙光的文学细胞，他写道：“每天都生活在一个黑暗无光的世界里，每时每刻都压着一个小小农民的心。它影响着我的整个家庭，让我每一个细胞每一个神经都倍感煎熬。”
“现实就是这样，得到的总是比失去的多。”这名1984年出生的年轻爸爸，偶尔语出沧桑。
陈曙光虽然改判无罪，但他所投诉的那些欺诈短信、黄色短信、垃圾短信，至今仍泛滥于全国用户的手机之中。
黑名单
历史不会忘记垃圾短信。这里有一份红名单，也有一份黑名单。
为什么有一些人，比如一些“重要人士”，很少接到这类欺诈短信，而一些农民却一天接到几十条呢？
熟悉移动公司内情的人士曾向本刊记者介绍说：当时，在SP公司群体中，流传着一个“活跃号码”单，这些号码都是使用过SP短信服务、投诉率又低的号码，一般由移动公司提供或者由SP公司整理。
这个名单可谓“黑名单”，上面都是待宰的羔羊。
欺诈的门类和手段层出不穷，大多数手机用户或多或少有遭遇欺诈短信的经历，但是大多数人没有精力去和移动公司或者SP商纠缠，更多的人不会查阅详单，甚至没有发现自己被扣了钱。
这是一个恶性循环：越是被短信欺诈者，就会接到越多的欺诈短信，被扣的钱越多。
另一个名单，是“红名单”。运营商，比如移动公司会设定一个号码单，这个号码或者是VIP客户，或者是重要人士的号段，对垃圾SP自动屏蔽。SP商也会主动对短信群发器进行设定，对一些号段不发这类短信，以避免惹怒具有决策影响力的人士。
2011年9月6日，在广东省的一次庭审中，运营商承认了“红名单”的存在。据当地媒体报道，广州市民杨先生由于不堪垃圾信息袭扰，将运营商告上法庭，要求认定对方侵犯个人隐私权，庭审中，中国电信广东公司代理人说，“运营商公司已经将原告列入一份‘红名单’”，接到法院的传票后，运营商公司通知全体代理商不得再向杨先生电话推销、发送广告短信。
“那份红名单基本都是省领导、市领导等级别的人，原告能受此等待遇，可以看出我们的诚意！”被告代理人说。
“红名单”的存在，也在《中国经济周刊》等媒体报道中得到验证。
毋庸置疑，运营商有足够的技术能力解决欺诈、垃圾短信问题。这个时候再看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移动浙江公司总经理钟天华在两会上的“无奈”之叹，恐怕更清楚其中滋味。
罪与罚的警示
历史不会忘记垃圾短信。这背后涉及一批人的罪行。
2010年3月，四川移动数据部原总经理、中国无线音乐运营中心总经理李向东在与审计部门的一次例行谈话后，携款外逃。李向东执掌四川移动数据部长达7年。有传言说，他潜逃时带出了约4亿元人民币，而这些钱，绝大多数由SP“供奉”。
2011年，中国移动半年之内8名高管落马，其中，与SP相关的数据部门最为刺眼。
2011年5月中旬，中国移动数据部副总经理马力涉嫌重大违纪接受调查；不久后，中国移动原数据部部长、原卓望控股CEO叶兵也被带走接受调查。据《财经国家周刊》报道，仅马力就牵出超过60名涉案人或案件知情人。
2012年3月2日，中国移动发布公告称，该公司副总经理、执行董事鲁向东因涉嫌经济问题被司法机关调查。
2013年11月15日，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了解到，鲁向东因受贿罪，一审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法院审理认为，鲁向东于2003年至2011年2月间，为他人谋取利益，单独或伙同孙某、其妻子王某收受他人贿赂款物8起，价值2500万余元。
鲁向东案发，并非源于垃圾短信，而是因为一套价值约200多万元的家具。鲁向东曾和妻子一起去广西，其妻子看中一套家具。最后，鲁向东的熟人买下，并赠送给他们。这成为鲁向东妻子被一审认定共同受贿的犯罪事实。
就一审判决，有媒体报道说，通信业界一直对鲁向东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夸赞者认为，中移动整个经营体系和数据业务模式都是在鲁向东的主导下架构起来的，移动梦网促使中移动数据业务获得极大发展，其功绩显赫；但贬之者则认为，移动梦网模式为SP创造了寻租空间，导致SP乱象重重。”
SP群体，增值业务服务商，就是垃圾短信、欺诈短信主要经手人。
何种“社会责任”？
历史不会忘记垃圾短信。移动运营商无法回避社会责任的考问。
2008年，国资委发布《关于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正式将央企社会责任履行纳入到企业的日常工作范畴，按照国资委的要求，央企在2012年底前，必须完成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发布工作。
在网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移动的社会责任宣传：“据中国移动发展战略部总经理王红梅介绍，依托中国移动慈善基金会，累积培训4.8万名中西部农村中小学校长，建设了674间多媒体教室，中国移动还创新将移动医疗与公益捐助相结合，启动开展中国移动爱‘心’行动，目前流动筛查车已经为超过万名儿童进行了免费的先天性心脏病筛查会诊。”
“在中国移动河南公司的大力推动和带领下，2012年，河南18个地市共15891名移动员工，华为中兴等社会爱心企业纷纷积极参与，形成了‘积小流以成江海、积小善以成大爱’的‘汇爱中原’景象。”
这些行动固然好，但是与数以亿计的移动手机用户每天遭遇的垃圾短信骚扰和个人信息泄露相比，可谓避重就轻。就中国移动、联通、电信这样基于垄断属性、国民基础通信服务的企业而言，干好自己的主业，营造良好的通信环境，保护用户隐私，才是最大的社会责任。
北京市消协律师团的邱宝昌介绍说：“治理垃圾短信，国外已经做出了很好的榜样。在韩国，未经用户同意发送垃圾短信最高将被处以约合人民币18万元的处罚金。在美国，违规发送垃圾短信者最高将被罚款600万美元，严重者甚至会被处以监禁。”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还会选择投诉吗？”在被拘禁222天后重获自由后，本刊记者问陈曙光。他回答说：“还会。移动公司乱扣我的钱，他必须还给我，如果我忍气吞声让他们踩着的话，那更没味。你说是不是？”
历史不会忘记垃圾短信。这个每天骚扰12亿人的罪恶，蔓延滋长这么多年。但是，在这个历史上，绝大多数被侵犯的人都没有名字，而绝大多数侵犯者，也都没有名字。
历史不会忘记垃圾短信。而这样的历史，能否终结于今天？